摘要：文章对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中产阶级进行经济学分析方面的观点作了系统综述，介绍了从经济学角度对中产阶级进行定义的观点、中产阶级对拉动消费需求方面经济功能的论述以及中产阶级对拉动投资金融方面作用的观点。 
　　关键词：中产阶级；经济学；消费；投资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宏观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引起了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前所未有的变化。其中，曾经在解放后消失了的“中产阶级”的概念又悄然兴起，近些年在社会科学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西方发达国家200多年的中产阶级发展历史证明：中产阶级求稳定、求发展，是经济和社会安定的重要基础。而中国在20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社会转型的现实土壤的滋养下，中产阶级(通常以中等收入阶层或中间阶层等概念来替代)作为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器，业已得到广泛的认同。 
　　在当今党中央提出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收入的大背景下，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探讨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增长和经济稳定的重要作用，对于中产阶级理论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有着重要的意义。不过目前由于中产阶级多作为社会学界研究社会分层的概念被提及，关于此方面的研究在新闻媒体及相关学术文章中虽有所阐述，但多零星见诸于社会学方面的文章中，鲜有经济学方面深入系统的分析、总结和归纳。鉴于中产阶级经济学方面研究的重要性，本文通过文献搜集，集中此方面学界相关经济学观点并进行归纳，以期对未来此方面的深入研究有所裨益。 
　　由于目前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的障碍以及长期以来的概念混淆，本文将各文献中中间阶层以及中等收入阶层等概念均视为中产阶级相关概念。wwW.11665.cOM 
　　 
　　一、中产阶级经济学定义方面的观点综述 
　　 
　　关于中产阶级的定义内涵，从字面意思上便是一个从经济角度划分阶层的概念。此方面研究的社会学文献涉猎较多，内容庞杂，大致有以下几种： 
　　 
　　1.有以收入或财富作为衡量阶层的标准，将社会上具有中等收入水平的人定义为中产阶层： 
　　张宛丽认为，中产阶层的收入及财富水平就是社会中等水平者。如现阶段，以个人人均年收入及财富拥有量折合人民币应在2.5万元—3.5万元左右，家庭(以核心家庭的三口之家两位就业者为参照)年均收入在5万元—7万元为基准1(p270)。 
　　狄煌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达到中等收入水平的城乡居民。中等收入者收入的起点标准应比目前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略高一些，接近职工年平均工资水平，能保证人均食品消费支出比例低于25％，而且要适当贴近国际平均的中等收入标准线，因此，把标准定在10000元以上比较适当。近期，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全球中等收入层的人均收入起点标准为3470美元，经购买力平价调整后大约相当于14500元人民币。把我国中等收入者家庭人均收入起点标准定在其2／3左右的水平上比较合适。我国中等收入者人均年收入标准的高限宜确定为40000元左右2。 
　　萧灼基认为，作为中等收入阶层中的一员，必须要有自己的住房，即人均住房面积50平方米左右，有自备车，每年能够有全家在国内度假的费用。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有劳动收入，还要有投资3。 
　　除了以上对中产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有着较为具体的绝对数字标准，还有学者认为这个标准在不同的地域和不同的时期有着相对性。 
　　苏海南认为，中等收入者是指其收入水平处于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全体居民某个时期里平均收入水平上下一定区间的人群。这个概念首先具有经济规定性，以收入水平为确定中等收入者的首要条件。其次，具有相对性，中等收入水平不是一个绝对数，而是一个收入水平区间，且这一区间还是以一定地区、一定时期为条件的。再次，还具有社会规定性。稳定的中等收入者群体由于其财产拥有数量、生活水平、生活方式等一致或相似，形成了一个相互认可的社会阶层4。 
　　唐新林、陈文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因总体收入状况不同，应当有不同的标准和范围5。 
　　赵振华认为，中等收入是一个相对而不是绝对的标准，是一个动态标准而不是静态标准，是区间数量而不是固定数量，即是一个大体的区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量6。 
　　 
　　2.有以职业、收入、生活方式、价值观、教育等综合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将社会层次中位于中间位置的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 
　　张宛丽认为中间阶层的主体是指占有一定的专业知识资本及职业声望资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主要靠工资及薪金谋生，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能力，对其劳动、工作对象拥有一定的支配权，具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费能力及相应的闲暇生活质量，以其具有的专业知识，对社会公共事物形成权威评价，并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地位分层群体7。 
　　李春玲认为，确定一个人是否是中产阶层。基本上有四个方面的标准：一是职业的标准；二是收入的标准；三是消费及生活方式的标准；四是主观认同的标准8(p51—52)。 
　　不论是以单一的收入财富标准还是综合标准，收入水平都是其中的必要基本元素。可见，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他们在社会阶层中的位置。一定经济资源的占有决定了他们在经济发展中不可缺少的经济功能。 
　　就此，吉林大学的吉玉山就指出：就现阶段的中国而言，中等收入者的界定依据应主要从收入水平上考虑。 
　　其一，从我国目前的实际经济发展水平和所处的发展阶段来判断，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且地区发展不均衡，各地区、各行业的居民收入水平差别明显，人民生活并不富裕。在这样一个环境下，若过于强调中等收入者在文化心理、审美情趣等质的方面必须具备一定程度上稳定的、统一的标准，不仅不现实，而且会阻碍中等收入者的成长。 
　　其二，从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经济背景来分析，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成为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重点的最大客观环境就是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各地区、行业的居民收入水平悬殊。在这种格局下，分配改革的重心无可争议应当放在收入水平上。 
　　其三，强调收入水平并不是摒弃了中等收入者的质的特征，而是认为质的形成，即中等收入者的政治见解、生活方式、文化心理、审美情趣、道德意识的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过程，收入水平提高 是其形成的根本前提条件。中等收入者阶层的形成并成为社会结构的主流群体，体现了社会阶层分化、社会转型的特征，而社会转型、社会变迁是“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社会是一个生产力发展及相关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变革的过程。在生产力不够发达、社会处于重要变革的历史阶段，只有集中力量提高居民收入水平才抓住了矛盾的主要方面9。 
　　 
　　二、中产阶级拉动消费需求经济功能的观点综述 
　　 
　　关于中产阶级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消费需求的作用，经济学界有着普遍一致看法，不过分析角度有所不同，下面从不同方面加以分类综述。 
　　李栓民、赵宗博从中等收入者的消费能力和空间角度认为：由于收入稳定且有一个刚性，中间阶层成为重要的经济主体和稳定的消费群体。同时由于中等收入者会保持消费水平稳步上升，因而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稳定增长的市场空间和前进动力。作为消费市场主体的中等收入者群体对保持我国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与结构升级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等收入者所包含的社会成员及其拥有的收入水平、所实现的消费层次与结构各不相同10。 
　　廖忠双、谈娅从中产阶层的消费行为和特征角度认为：从工作性质看，中产阶层人员的大多数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智力、脑力劳动来获得社会地位和比较高的收入。再加上个人综合素质比较高，具有进取精神和创造性，这样的人在当今社会是生产力发展的领头人。因此，扩大中产阶层会有利于生产力水平更大的提高。同时，他们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新中产阶层通过在公司或国家公务机构中工作获取薪水收入的人生模式就决定了他们的消费一般不会在生产资料领域，而只能在生活资料领域，所以，有房、有车常常是他们有“产”的重要标志。在外形打扮上不花哨，但重档次。由于他们多数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在消费方面还表现出明显地追求生活品味和格调的趋势。加之看重社会声望，同时又常常是时尚性传播媒介的主要受众，同其他阶层的群体相比，他们消费上的前卫性是十分明显的。因此，当中产阶层占社会的多数时，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有利于稳定和扩大消费市场，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内需拉动力，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地增长11。 
　　郑云则通过凯恩斯的消费函数，研究了中产阶层的消费倾向和消费结构，她认为：按照凯恩斯的消费函数c=co+mpcya，co为自主性消费，不受收入的影响，其一般稳定不变，mpc为边际消费倾向，y为可支配收入。消费需求受收入和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不同的收入群体其边际消费倾向不同，且收入差距越大总体边际消费倾向越小。目前，由于我国的收入分配体制、结构不合理，导致居民收入差距悬殊，为数不多的高收入阶层却拥有半数以上的居民储蓄。根据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小，收入越低其边际消费倾向越大。因此，高收入阶层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作用，使其中只有少数用于消费支出而大部分收入沉淀下来；对于低收入阶层，虽然其边际消费倾向大，但由于收入的分化，其实际消费能力又相对减弱，从而降低了对必需消费品的需求；介于这两者之间的中等收入阶层则属于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其边际消费倾向居中，正处于从小康型向富裕型、从讲求消费数量向讲求消费质量转变的阶段，加上多年储蓄积累，已构成最具当前消费能力的群体，是继高收入阶层之后最为活跃的、强有力的跟进力量。目前，这个阶层在我国已经逐步形成，但其人数比例并不是很大，与全国劳动者总数比起来更显得弱小。另外，近来的数据也显示，这些数量不多的中等收入阶层也在产生分化，即中等收入的上层与中下层普通白领职员的分化。中等收入的上层在消费时往往具有高收入阶层的特征，而中下层普通白领职员却由于自身收入的限制而无法充分消费，所以，真正能够纳入中等收入阶层的人数很少。上述情况说明，中国现阶段还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中等收入阶层，而只存在一个分化的中等收入阶层。这种状况难以使中等收入阶层形成一个庞大的消费团队，进而拉动我国的消费需求。 
　　中等收入阶层的消费不仅从总量上影响着我国的消费需求，而且从结构上也影响着我国的消费需求。根据需求函数q=f(p，y，消费者偏好，预期)可知，在价格p，收入y以及预期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与消费者偏好呈正相关；且不同层次的收入其需求偏好也不同。因此，市场需求结构将呈现不同的层次性。近年来，我国的消费结构正是受到收入层次结构的严重影响，如把当前我国城镇居民收入分为低、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高收入5个档次，则各层次人群比重分别为31.79、32.36、19.67、8.95、7.2。这是一种凸字型结构，表明中等偏下及低收入阶层比重很大，而中等收入阶层比重较小，因而也就必然使消费需求的扩张遇到障碍12。 
　　 
　　三、中产阶级拉动投资需求经济功能的观点综述 
　　 
　　关于中产阶级对拉动投资需求和金融方面的作用，相应的文献较为欠缺，主要以刘惠好和陈志武的文章为主。 
　　刘惠好指出，中产阶级的崛起不仅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也将刺激社会购买力增长与金融市场繁荣，提高金融业的规模经济效益，促进金融创新，有利于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保持金融体系的稳定，扩大民间资本积累和活跃民间投、融资。 

　　首先，中产阶层对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的需求量较大，其信用等级也较高。因此，金融机构普遍认为与中产阶层相关的金融业务具有较高的成长性和附加值，且风险相对容易控制。成长中的新兴中产阶层已拥有了相当数量的金融资产，这一阶层人士在投、融资业务以及理财业务上的共同需求已达到相当规模。随着中产阶层在中国社会结构中所占比重逐渐上升，信用卡『业务以及其他与中产阶层需求关联度较大的金融业务，不仅会出现快速的发展，而且还将给金融业带来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 

　　其次，中产阶层对金融服务需求的种类繁多且变化较快，金融机构为了取悦于中产阶层，必然会不断改善服务质量，竞相推出各种金融创新产品以保持或抢占市场份额。同时中产阶层参与金融交易活动的频率较高，对金融机构的服务质量和效率也比较挑剔，中产阶层的快速成长，将迫使金融机构改善服务质量和提高运行效率。 

　　再次，有利于形成“橄榄型”的金融结构。由于中产阶层持有大多数金融资源，且分布相对均匀，具有较强的“抗震”能力，不会因为局部的经济波动而使整个金融市场遭受剧烈的冲击。另外，中产阶层比较注重投资而不是投机，这一群体的投资占整个资本市场投资的比重增大，非常有利于改善投资文化和推动整个资本市场投资行为理性化，抑制因过度投机而造成的“泡沫经济”，对于资本市场稳健发展的效应也越来越明朗。 

 

　　最后，伴随着所有制改革大潮而崛起的当代中国中产阶层，与民间资本的积累呈正相关的态势：中产阶层成长的速度越快，意味着民间资本的积累速度越快；中产阶层群体的规模越大，意味着民间资本的规模越大。与中产阶层逐渐演变为主流公民的社会结构变迁基本同步，一个适应于各种形式产权交易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将在未来5—10年基本形成，在这一过程中，日益活跃的民间投、融资活动，将与中产阶层的迅速崛起形成“共振”效应13。 
　　陈志武则将侧重点转移到金融发展对中产阶级的形成上来。他指出，证券市场的发展，将会通过金融创新使更多家庭拥有股权，从而创造出更多的中等收入者，避免贫富差距的扩大。对于任何社会，多数人有从事“小本生意”的致富机会，且这种机会人人平等，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是培育并维持一个足够大的“中等收入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必要条件。一旦中产阶级占多数，社会稳定就是很自然的事。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现代技术的发展会创造出许多规模企业，而这些企业会挤占人们从事“小本生意”的机会，在经济快速增长时，剥夺人们通过经营性产权的增殖值来提高收入的机会，这至少是拉大贫富差距的部分原因，不利于中产阶级的形成。而股份的证券化则可以避免这样的局面．使工薪阶层也能以股东身份享受企业增长的好处，从而避免中等收入家庭朝低收入家庭靠拢，创造出更多的中产阶级，保持社会稳定，实现经济民主14。 
　　 
　　四、评论 
　　 
　　通过以上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当前关于中产阶层经济学分析方面的文章虽然已有所涉及，但仍有不少问题，普遍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缺乏实证分析的缺陷。 
　　 
　　1.角度更偏向于中产阶级的社会学研究，直接通过探讨中产阶级的群体特征而涉及其对，经济的推动作用，而从经济角度入手研究的较少。 

　　2.在研究方法上，以描述性语言泛泛而谈的偏多，严谨的理论和实证经济分析偏少。理论基础略显薄弱，同时，实证数据较少，当然这与中产阶层本身的概念模糊有关，也与缺乏此方面的经济权威调查数据有关。 
　　 
　　3.在研究中产阶级的群体特征时，忽视了我国中产阶级与西方中产阶级在形成路径和面临经济环境的特殊性，从而导致的经济行为上的异质性。比如根据西方的中产阶级的研究直接认定中产阶层的消费能力强大，然而有调查表明，由于我国医疗、保险、教育、住房等各项改革尚未完善，加大了未来支出预期，同时汽车、住房等消费相对于中产阶层的收入而言门槛仍然偏高，因此，中产阶层的消费欲望反而保守，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强大。 
　　总之，我国经济学界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仍然停留在较为初浅的表面直观分析阶段，关于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仍然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有利的实证数据支持。在目前我国提出大力增加中等收入者比重的背景下，针对我国特定历史阶段的中产阶级的经济学研究将是一门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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