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是制度变迁的收益大于其成本，从而对行动集团和政府产生推动制度创新的激励。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宏观上体现为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在微观上体现为向“企业”属性的回归。
　　关键词：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动力；逻辑基础
　　
　　在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资产的运营与管理效率低下，改革开放之后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开始渐进调整，制度创新层出不穷，那么国有资本运营的制度创新何以会产生，其创新的动力何在，整个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是什么?这些都是关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重大问题。
　　
　　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诺斯模型阐述了制度创新的过程，分析了制度创新的经济学原因，也揭示了行动集团作为创新动力在制度变迁(创新)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制度变迁的成本和收益比较对于促进或推迟制度变迁起关键作用，只有在于其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情形下，行为主体才会去推动直至最终实现制度的变迁，反之亦反，这就是制度变迁的原则。”当这一原则得到满足时，创新者才有动力通过制度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使外部性内部化、规避风险和降低交易费用，才能使人们的总收入增加，创新者才能在不损害任何人利益的情况下获取收益。
　　制度变迁的一般过程可分为五个步骤：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提出有关制度变迁的方案，根据制度变迁的原则对方案进行评估和选择，形成推动制度变迁的第二行动集团，两个集团共同努力去实现制度变迁。www.11665.COm制度创新的主体分为三种不同的层次，即由个人、团体、政府来分别承担创新职责的制度创新。在创新动力的实施者方面，更为重要的研究来自林毅夫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在林毅夫的论述中，国家这一核心概念得到了强化，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这样的大事件很难由个人或组织完成，诱致性制度变迁本身有不可忽略的局限。他认为，“因为制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搭便车’问题又是创新过程中所固有的问题，所以如果诱致性创新式新制度安排的唯一来源，那么一个社会中制度安排的供给将少于社会最优。”他定义了诱致性制度变迁与强制性制度变迁，前者是指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或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个)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后者是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和实行。
　　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因是创新成本收益的经济学分析，只有在收益大于成本时，创新才有动力；并且，推动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相关行动集团是制度创新的首倡者，其创新的目的也是为了增加收益。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第一行动集团往往是来自各个基层的国有企业与国有资产管理部门，而制度创新的推广则由政府倡导完成。整个过程可按诺思模型细分为以下几个过程：第一，基层国有企业、国有资本运营管理部门形成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第一行动集团，要求对当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进行改革；第二，第一行动集团内的不同主体形成(可能互不相同的)制度变迁方案；第三，制度变迁要求引起政府重视，并且政府通过衡量成本收益对方案进行评估与选择；第四，政府通过试点推广等方式开始试行方案，从而使广大国有资产经营单位开始关注改革，并成为第二行动集团；第五，政府推动两个行动集团进一步推广方案的广泛实施。
　　由此可见，我国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因其自身“国有”的特殊性，加之整个经济体制历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因此，制度创新实际是从公有产权向混合产权或私有产权转化的过程，这一点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所区别。
　　
　　二、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
　　
　　(一)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的回归
　　计划经济条件下，国有资本运营大多表现为单一形态的简单再生产的特征，体制上的制度约束严重阻碍了国有资本实现自身价值的要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切资本都具备以盈利为目的的属性，资本的运动必然要求符合增值的经济规律，国有资本当然也不能例外。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有资本不仅单纯是资本运动，更表现为资本运营的特征，国有资本要实现保值增值，必须通过资本运营参与市场竞争，以资本运营取得收益进行再投资，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这样就必然要求国有资本运营向资本属性回归。资本本身拥有追求利润、实现价值、增值的特征，这是资本的经济职能(或功能)。国有资本向资本属性回归就是要向国有资本保值增值这一要求回归。在保值和增值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都需要实现自身价值，因此它们没有根本区别；在资本运动方面，国有资本和私人资本表现出资本积累、资本扩张的特征，因此它们也不存在根本区别。国有资本不能脱离其资本的本质要求而存在，它必须同私人资本一样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资本本身的属性，也是国有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最重要的属性。

　　(二)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的回归
　　国有资本运营的微观基础是具有国有经济成分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另一逻辑基础是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即尊重国有资本微观运营的“企业”属性。与向资本属性回归同样，企业能否搞好，与所有制没有必然联系。国有企业基本属性是企业，和其他所有制企业不同的是所有者是国家。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有其自身发展规律。搞好国有企业，必须遵循企业发展规律，通过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和管理创新，激发国有企业的活力和创造力，这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体现。国有资本的微观运营要依托企业来完成，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标的经济组织，国有资本微观层面的运营也是要保证投资与生产实现经济利益，从而也就保证了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有企业的企业属性不容忽视，企业作为一个经济体时刻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它的本质不会因为所有制的不同而改变，国有资本运营的经济目标与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保证实现经济效率，除非宏观制度扭曲了它的经济目标。但正如前所述，当制度约束降低了经济效率时，制度创新便开始酝酿。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改革开放以后，国有企业经历了放权让利(1979～1986)、转换经营机制(1987～1994)、现代企业制度目标确立(1994～2002)、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确立(2002～现在)等四个阶段。以上改革的目标即破除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对国有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制约，建立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现代企业制度，完善国有资产投资、监督与管理体系，体现出国有资本运营从经营国有企业到管理国有资产演变的特征。改革之初，国有企业的发展面临严重困境，国有企业在财务指标上反映出经济效率低下，但同时其全要素生产率却很高，产生了所谓的“国有企业效率悖论”，其原因在于我国转型时期国有企业的特殊功能定位：国有企业不仅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实现作为宏观经济的稳定者、技术转移和扩散的中心、社会福利的提供者、国家控制转轨进程的工具和系统性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的协调者等功能，政府投资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却产生不了经济效率，宏观与微观目标的矛盾印证了国有企业功能定位目标的复杂性及矛盾性，也体现出国有企业改革急切呼唤尊重其企业自身属性的要求。随着改革的进行，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成为国有资本运营微观制度创新的主要内容，国有企业进入融合公有制与现代产权制度的关键时期，目标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实质性阶段。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第一，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动力在于利益集团的驱动，更深层次原因在于政府与各层次行动集团的成本收益比较，只有进行制度创新的收益大于成本，才会对行动集团产生激励，政府才会推动制度创新的实现，这也是一切制度创新的动力基础。
　　第二，从宏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变迁的过程印证了这一特征，国有资本运营必须以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为目标，只有这样才会实现国有资本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在实现效率的同时增进福利。
　　第三，从微观层面上来看，国有资本运营制度创新的逻辑基础在于其向“企业”属性的回归。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应该予以强调与支持，制度约束下的目标冲突是造成国有企业不能实现其经济目标的主要原因。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印证了国有资本运营向企业属性回归的特征，只有在微观上保证国有企业实现经济利益，才能在宏观上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二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国有资本运营的效率与福利目标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我国国有经济领域制度创新模式往往是“自下而上提出、自上而下推动”的形式，从政府角度考虑，国有资本运营不但要实现经济效率，更要提高社会福利。因此在推动制度创新时，出于转型经济的原因，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依赖于政府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力量。
　　第五，以建立和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为契机，积极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在宏观层面上向资本属性的回归。向资本属性回归的提法更有利于实现也更为直观地体现了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目标，应在进一步完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时，充分注重资本属性的要求，各项监督和管理制度要以有利于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为第一目标；同时，国有资本在宏观层面上的战略调整与配置要重视经济效率的目标，避免国有经济资源的浪费和低效利用。只有这样，国有资本运营才能在宏观上具备实现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的基础。
　　第六，以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积极推动国有资本运营在微观层面向企业属性回归。向企业属性回归的提法有利于深化国有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本文也证实了要向企业性质回归的必然性，因此应该以建立与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为契机，充分调动各方面力量制定配套措施推动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不但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形式，更要真正推动治理结构各部分发挥应有作用，做到互相制衡、互相促进，提高国有企业的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