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中国宏观经济面临诸多难题，特别是对外贸易和汇率、外汇储备过多等问题。众多影响因素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地位受到威胁，形成了所谓的“中国制造”难题。本文通过分析新古典贸易理论，认为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不适合解释当前对外贸易中出现的问题；一个存在技术进步的中美贸易虚构的模型可以看出中美贸易导致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的可能性。本文认为，要保持中国对外经济的健康发展，实现“中国制造”的顺利升级，必须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唯此才能获得人民币升值牢固的基础和对外贸易的主动权。
　　关键词：中国制造；人民币汇率；名义经济增长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有了深远发展——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在中国所有企业当中占91%，收入占86%，利润占73%^［1］。与此同时，中国的出口贸易政策一直是走了一条过度外向型的发展道路，当具备了出口大幅增加的能力时，又面临着一个过度竞争的国际市场环境。然而，大量廉价的中国制造产品的出口，使西方消费者在享受中国制造的同时充满了抱怨和责难，形成了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即中国出口的产品以低端为主、劳动生产率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等。影响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未来与发展的因素宏观政策和微观政策，本文主要是对宏观层面进行分析。
　　
　　一、“中国制造”问题及宏观经济环境
　　
　　中国制造是依靠隐形的优惠政策发展起来的。所谓隐形的优惠政策指的就是资源要素价值的扭曲，包括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的价格。因此在这样一个价格扭曲的环境下，中国实际上是把大量补贴给了外国的商人和消费者，自己辛辛苦苦只挣了一点微薄的利润。WWw.11665.CoM2008年对中国经济来说是艰难的一年，对已经是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来说更是如此。原材料上涨、劳动力成本提升、物流费用增加，令原本价格低廉、产量巨大的中国制造优势不再明显。随着成本的提升，本处在微笑曲线低端的中国制造业形式更加严峻。因此，中国制造这样的发展模式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
　　宏观层面上面临人民币不断升值等巨大考验，导致企业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与“中国制造”问题相关的是开放条件的宏观经济难题：第一，是出口。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例从2004年的3.6%升至2007年的11.3%。2008年上半年，海关总署宣布贸易顺差规模已明显缩小，6月份出口增速从5月份的28.1%放缓至年同比17.6%，7月份回升至26.9％；中国对美国出口增速7年来首次降至个位数^［2］。出口增速放缓的原因，包括人民币升值、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土地和环境保护以及出口优惠政策的取消等。第二，是外汇储备。1998年至今外汇储备上涨了11倍，达到18088亿美元。2004-2007年，外汇储备对美国债券的持有从3410亿美元翻了近3倍至9220亿美元。受美国房利美、房地美的财务危机的影响，中国持有其债券达3,760亿美元可能会受其影响而对外汇储备资产造成较大损失。巨额贸易盈余投资美国国债，实际上是促进了美国居民生活水准。第三，是人民币汇率。汇率改革三年多以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升值幅度已经超过21%；仅2008年上半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先后54次创出新高，年内累计升值幅度已超过7%。人民币升值将对出口产生负面影响，使“中国制造”更为艰难。因此，人民币是否继续快速升值疑虑重重。
　　“中国制造”如何才能走出困境，一是要靠企业自身发展，二是要靠中国对外经济政策。在全球经济复杂多变和经济滞涨威胁的情况下，中国对外经济政策面临艰难选择。
　　
　　二、新古典贸易理论的缺陷：一个并非虚构的例子
　　
　　目前，“要素禀赋论”作为开放经济研究基础的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只是新古典均衡理论的扩展，在一般均衡理论中加入各国间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注：关于“生产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是不合理的。在现实中，劳动要素是受到“移民法”的限制，但是资本要素（如货币资本）在国际间是可以流动的，因此这种假设缺乏现实性。）
　　，然后通过根据各国要素比例决定的专业化生产和产品流动来代替要素流动，从而达到与要素流动相同的最优配置。按照这一理论，如果各国要素禀赋实行专业化并采用自由贸易，则可以实现要素价格均等化，且各国的工资率将趋于均等。按照“要素禀赋理论”，战后发展中国家采用新古典的贸易理论实行分工和自由贸易政策，所得到的结果并不是要素价格均等化，而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扩大。中国对外贸易按照这种“要素禀赋论”实践的结果是，出口低附加值的基本消费品和原材料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调和有效需求不足；在美元不断疲软的情况下，过多的外汇储备遭受贸易损失。
　　造成这种新古典贸易理论严重问题是微观与宏
　　观的脱节。因此，资源配置的自由贸易信条无法与宏观经济政策衔接。新古典贸易理论存在两个根本缺陷：第一，国民收入核算的统计变量不是实物，并不能用生产函数进行解释。例如，国际资本的流动显然是货币的流动而非机器或土地的流动；国际贸易也不是物物交换而是以货币为媒介直接联系资本的流动，如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直接相关；我国的外汇储备非实物而是与美国的利率、汇率以及名义gdp增长率相关的。因此，在开放经济模型中所有的变量都联系到货币，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中货币是面纱；第二，新古典贸易理论中没有主权国家，或者就要素不流动的假设来讲并不联系到主权国家的性质。它设计的是一个没有关税的最优贸易模型，而且这种关税并不是开放经济中的最重要的因素，一定是依赖于主权国家的重要特征，如对技术输出的限制、教育等政策。然而，主权国家在国际经济关系中的最重要的特征是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3］。主权国家可以通过独立的货币政策在维护国家利益而不惜损害他国利益。国际经济研究的核心命题，实际上是当存在着各国间不同的和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的条件下，通过贸易的经常账户的货币流动和资本账户的资本流动，各国相对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将产生相互影响。
　　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美国与中国贸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正如“要素禀赋理论”所讲的，中国有庞大的劳动力，应该生产“劳动密集型产品”比如服装，而美国则应该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比如飞机，之后通过贸易使两国得到互惠。假设中国和美国在服装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相同，如生产一件服装需要1单位的劳动；美国生产一架飞机需要 100单位的劳动，中国则需要 1000 单位的劳动。因此，美国把劳动都用于生产飞机，中国的全部劳动力则生产服装。显然，在 1 架飞机交换 100 ～ 1000 件服装之间的交换比率是两个国家都得利的。但是不同的交换比例或者贸易条件对两国的利益不同。因此，要确定交换比例还要确定服装与飞机的供求。然而，和需求相关的是收入水平或名义gdp。新古典贸易理论把收入水平作为外生变量，或者不能确定收入水平和汇率时是无法讨论供求的。我们可以假设随着交换的进行，收入水平也会发生变动，最终飞机和服装会随着专业化分工和自由贸易的进行导致两国工资率趋近。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能够说明的，但前提必须是两国有相同的相对价格。现在，我们加入新的技术和产品的出现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假设，美国除了生产飞机还发明了新的技术如计算机。美国将把从服装行业转移出来的劳动用于生产计算机，同时把用飞机与服装交换来的高收入用于购买计算机，即计算机比服装有更高的收入弹性。对中国来说，飞机比服装有更大的收入弹性，因此当中国从贸易中获得更高收入时将对飞机产生更大的需求，这样就会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和两国的收入与消费水平逐渐拉大。这个例子并不是虚构的。由于技术水平的差距，20世纪50-70年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差距扩大，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如果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美国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中国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无法提高技术水平，则将遭受严重的贸易损失。在人民币汇率保持较低水平的时期，中国出口了低附加值产品，甚至是矿产原料，虽然赚取了一定数额的外汇，但是当前资源日益受发达国家控制的资源以比之前高出数倍的价格再出口到中国。因此，支配国际贸易的不是新古典贸易理论的资源禀赋而是技术上的竞争；要在国际贸易中获得有利地位，必须使本国的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三、中国的贸易政策及存在的问题
　　
　　改善技术落后状况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从战后到7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采用进口替代的方式引进技术，但是却没有成功的案例。这是因为，这种进口替代虽然可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技术水平，但无法改变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进口替代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之前引进技术的主要方法，如从日本大量进口钢铁和化工设备。这使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大幅度下降，国家对出口不仅进行补贴，而且出口产品的价格远低于国内已经极低的价格。这种进口替代使我国付出了巨大代价；日本则把中国作为转移夕阳产业的地方，而且日元升值使中国的进口替代越来越困难。
　　提高技术水平的另一个手段是直接引进外资。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技术水平的变动和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在于成功地引进了国外直接投资。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随着我国投资环境的改善，尤其是在1992年之后，外资开始不断流入中国。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技术进步的关系引进外资、对外直接投资与推动技术进步是相互联系、互相促进，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发挥着重要作用。按照英国经济学家邓宁（dunning）和坎特维尔（cantwell）的观点^［4］，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还不具备对外直接投资的条件。这时通过引进外资，引进、消化、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随着技术的累积，一国对外投资的内部化优势和所有权优势提高，从而为今后的对外直接投资准备坚实的基础。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技术的累积，缩小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为扩大引进外资和在引进外资中更好的吸收先进技术创造了条件，从而进一步促进经济、技术的发展。在这样的循环中，发展中国家利用引进外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
　　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出口增加实际上是由于我国的低工资率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之后对东南亚国家原有美国市场的占领；巨额顺差为人民币升值奠定了基础。
　　上述问题联系到当前备受关注的“中国制造”问题。本国人民节衣缩食，大量消耗了本国的资源，将产品出口到国外，反而换回了一个坏名声。我们用上述理论不难解释，新古典贸易理论对发展中国家发展贸易来说无疑是一个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陷阱。按照美国3%、中国10%的经济增长率，以及1：6.7的汇率，美国收入增长的部分将越来越多的购买中国的产品，这将使美国的实际收入水平提高。美国可以利用这种高收入来吸引和开发更多、更先进的技术，从而进一步拉大与中国的收入差距并恶化贸易条件。这种供求的变动也会使人民币不断贬值，而即使中国的就业可以随着出口的增加而增加，也只会增产不增收，因为美国对服装的需求在一定时间是给定的。同时，这种两国收入的差距对于中国引进外资是不利的。因为，美国比中国对高新技术产品有更大的需求，跨国公司向中国转移的产品只是美国市场淘汰的低技术产品或者“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对著名的“里昂剔夫之谜”的一个合理解释。
　　我们还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的进出口额在gdp中的比重只有20%，远低于中国的90%。是美国的开放程度低于中国吗？显然不是。美国的gdp是中国的四倍（注：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246619亿元人民币，按照1：7的汇率相当于35231亿美元；美国2007年140808亿美元，是中国的四倍。），其四分之一的gdp可以购买中国所有的产品。如果中国按照主流贸易理论的原理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同时开放资本市场和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么中国将不仅受到剥削，而且还会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经济也将严重下滑。在整个中美贸易中，最有利于美国的贸易战略是鼓吹自由贸易和全面削减关税。战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关贸总协定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控制，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由贸易并获得巨大利益，然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逐步恶化。显然，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取决于技术进步，但是发达国家倡导的自由贸易并没有考虑技术进步，而且是在没有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假设下推论出来的。国家主权的存在使资本主义经济成为富国对穷国的支配和剥削。一个最好的例证就是刚刚以失败告终的历时七年之久的多哈谈判。谈判中僵局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要求欧盟和美国进一步削减农业补贴和农产品关税，而欧盟表示削减60%农产品进口关税已是能够做出的最大让步，美国则表示只能将其目前每年170亿美元的农业补贴削减20亿美元。欧美等发达国家同时指出，按照“对等原则”，发展中国家必须削减工业品进口关税，以及开放金融等服务业领域市场。显然，主流经济学的贸易理论早已经不能解释这些事实了。
　　
　　四、现阶段对外经济政策取向
　　
　　在我国对外经济开放的1985-1996年间，名义gdp的增长率超过20%，出口在gdp中的比重到1996年只有20%。之后，名义经济增长率始终低于出口对gdp比重，且差距越来越大。这种1996年之后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和占gdp40 %多的出口和1996年之前是完全不同的。1997年以来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直接造成中国经济受国外经济周期和冲击影响较大。“中国制造”难题的出现代表着中国出口在世界经济中的变动。为了克服全球经济周期和金融冲击的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必须做出相应调整。
　　第一，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和稳定汇率。国外投资与名义gdp增长率是紧密相关的。国际资本投资的目的是要获得更高的利润率，而名义经济增长率直接联系到利润率；
　　市场潜力是以货币值表示的名义gdp增长率决定市场需求。当把经济增长率作为国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时，必须考虑汇率——只有汇率不变，名义经济增长率对于国外投资来说才有意义。尽管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非常有利，但问题是技术水平。就目前我国的技术水平来讲，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制约因素是国内需求和就业，突出体现在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减缓。考虑到引进外资与在出口上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竞争，保持较低的人民币汇率是重要的。我们需要通过本国的货币政策提高经济增长率，促进国外直接投资、提高本国的技术水平，增加出口和保持汇率的稳定。这种通过提高经济增长率来替代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方式对于我国引进直接投资是非常有利的。如果人民币升值，受益的只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外国投资，却提高了外资的进入成本。如果提高经济增长率，那么可以在外资进入成本不变的条件下扩大国内市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就是外国投资的利润率。1992-1996年来自于中央银行的扩张政策的经济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外直接投资的大量增加和进出口贸易的增长；国外直接投资增长率远高于经济增长率，三资企业产值在gdp中的比重快速提高，1998年到2006年上升了近10%。国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技术进步使出口大幅度增加，技术进步抵消了成本增加对出口的限制，这是保持汇率稳定的重要条件。可以说，中国经济所取得的快速名义经济增长率得益于上述模型的良性循环^［5］。
　　第二，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高速经济增长必须保持货币金融体系的独立性。在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为3%左右的条件下，我国的经济增长率要达到20%时，利率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国际资本的流入。如果资本项目放开，国际资本必然会冲击我国的资本市场，受“支配国家”货币金融体系的影响。目前，我国gdp总量和货币供应量按照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的不足四分之一，对比所有发达国家的货币总量就更小了。这决定了我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绝对弱势地位。一旦完全放开资本市场和实行人民币的国际化，我国的货币政策将不能保持独立性。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何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是当前我国所面临的非常尖锐的问题；

　　我国对汇率的控制是不能放弃的——不能控制汇率就不能控制经济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
　　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条件下，中央银行外汇储备政策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了。保持较多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是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水平则主要取决于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水平则是次要的。对于我国开放程度而言，如此之多的外汇储备完全不必要。只有资本项目的对外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不断加深，才需要重新考虑适当的比例。与之相联系是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不能影响到中央银行对利率的控制。这不仅是由于我国高速经济增长的特殊的货币政策，而且直接涉及到资本项目领域的对外开放。中央银行对汇率和利率的绝对控制对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对外贸易政策要联系到国内有效需求。1990 年之前，我国实行的是进口替代政策，之后实行的是受重商主义思想影响的 “重出口而轻进口”的出口导向战略。通过扩大制成品出口来带动经济发展，而低附加值的出口严重损害贸易利益。通过增加出口扩大就业的政策，实际上恶化了我国的有效需求不足。我国的出口占世界贸易比重从2000年的3.9%到2006年的8.2%，扩大了一倍多，进口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从2000年的3.4%到2006年增长到6.7%，也扩大近一倍^［6］。曾经过分依赖出口的东南亚模式已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破产了，中国持续这样的模式将来也会有危险，因此必须主动改变发展模式。在众多复杂因素的作用下，对人民币汇率政策的选择必须以调节国内有效需求为核心，尤其是要加快农村的货币化和城市化进程，发展制造业以创造更多的就业，使得我们现在仍然在农业当中的35%的劳动力的一大部分能够继续转移出来，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当前，以深圳为主要城市的产业升级开始向生物制药等高科技产业转变，以解决对“中国制造”的冲击。虽然高科技可以大大增加产品附加值，减少原材料涨价、人民币升值等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从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角度来看，这些是不够的。对宏观经济而言，更重要的是需要提高经济增长率从而加快城市化和农村货币化。提高名义经济增长率，一方面可以增加国内的需求，通过提高投资增长率增加对原材料的进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工资率、减少贸易损失。
　　由于人民币汇率不能在目前大幅度提高，对进口产品的结构要通过关税和非关税手段进行调节。对农产品的进口要进行必要限制，保证农业发展和提高农民收入水平是重要的。要通过各种手段减少高档消费品的进口。由于目前外汇储备非常丰富，对于加强我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是有利的。
　　第四，在资本项目开放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国内货币金融体系的总体设计使资本市场和银行主体在相当程度上分离。目的在于，使作为我国货币金融体系的商业银行免受资本市场的波动的影响，从而通过把国际资本流动限制在资本市场领域而保持商业银行体系的独立性，防止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而使我国的货币金融体系被国际货币体系内生化。严格限制国外资本进入商业银行领域是非常必要的，要充分考虑到一旦我国启动高速经济增长将遇到的问题。要保持独立的货币金融体系和货币政策将是十分困难的。因此，调整目前我国引进国外商业银行的政策是十分必要的。在金融市场，包括证券、保险等市场的对外开放中，必须保持我国资本在这些领域中的绝对比重；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也要适当放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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