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台湾经济内部需求不振，消费低迷，财政赤字严重，新一轮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面临严峻挑战。国际金融危机使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的台湾受创甚重，雪上加霜。如何使台湾经济走出低迷，加强两岸合作是主要途径之一。
　　
　　一、加强两岸合作利于台湾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
　　
　　1997年启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与中日韩“10+3”机制，以经济合作为中心，逐渐延伸到政治、安全、教育、文化等领域，已形成一种全方位、多层面的合作机制。2001年，大陆与东盟确定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已形成一个拥有17亿人口，生产总值达2万亿美元、贸易总额达1.2万亿的世界最大自由贸易区。2002年12月，大陆与东盟各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共同启动了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2003年大陆与香港、澳门分别签订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epa)，正式建立起自由贸易关系，内地与港澳的经贸交流与合作进入新阶段。由于目前台湾被排除在这些区域合作安排之外，因此无法享有低关税的优惠，影响台湾对外贸易的拓展；同时，台湾还无法参与自由贸易区内有关信息科技、电子商务协调等合作的机会，影响台湾产业的发展，对台湾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形成严重威胁。
　　加强两岸合作是台湾融入区域经济的关键一环。台湾要靠缓和两岸关系来拓展经济空间，只有进一步加强两岸经济合作，并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才能更好地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使台湾经济摆脱当前的困境，使海峡两岸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更快地发展，实现两岸互利共赢。wwW.11665.CoM
　　2008年国民党重新获得执政权，同年6月两岸两会恢复商谈，马英九方面希望与大陆讨论综合经济合作协定，将两岸经贸关系正常化。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构架两岸经济合作框架成为两岸面对的一个重要议题，而建立两岸经济合作机制是推动这一进程的关键性步骤。
　　大陆特别重视两岸四地经济合作机制的形成。面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为促进大陆与香港及澳门经济合作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逐步消除在一国之内的经贸关系中的制度障碍，中央政府分别于2003年6月29日和2003年10月17日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签署了《更紧密经贸关系协议》(cepa)，并立即开始了具体实施工作。它标志着内地与香港、澳门进行更紧密的经贸合作，并由民间自发的松散形式，转变为官方协调、制度化的新模式。如果将这种类似的紧密合作安排扩展到台湾，就会形成一个“两岸四地自由贸易区”，从而为两岸四地更紧密经贸合作奠定坚实的基础。现阶段，最重要的是积极利用各种经贸平台，加强沟通、协调、建立互信的基础，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克服政治障碍，推动两岸合作机制的建立，为两岸经济更紧密地融合创造条件。
　　马英九的活力经济蓝图是以解除对大陆的经贸往来的禁令为主，将昔日人为切断的经济链接通，透过中国大陆这个世界工厂及世界市场的经济地位，让台湾经济得以引入更多的全球资源而成长。因为台湾内部缺乏广大的市场腹地，经济发展必须高度外向，尽快融入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有利于台湾经济发展，而畅通的两岸往来是关键的一环。在新的世界经济形势下，台湾面临着在世界经济中地位与角色的重新调整。当前，加强两岸经济合作是台湾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二、加强两岸合作有利于刺激台湾内需市场
　　
　　经济增长缘自内需、外需两种动力，内需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外需指出口需求，台湾经济增长主要靠外需，但内需作为经济体稳定性的重要支撑，同样不应被忽视，而陈水扁当政八年，内需贡献率显著下降，成为台湾经济发展中的一大隐忧。据台湾当局主计处统计，从2000到2007年，台湾经济平均增长率4.08％，其中内需仅贡献1.88％，外需贡献了2.2％。特别从2005年以后，内需贡献率大约低于外需贡献率两个百分点。
　　
　　(一)做好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以增加商机
　　马英九上台后，面临国际金融危机、出口减速等问题，这种状况下提振内需就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台湾当局急需拉动内需的另一背景，是2007年以来岛内不断攀升的物价，物价高涨而实质薪资不涨，老百姓更加不敢消费，使得多年低迷的内需更是“雪上加霜”。刺激台湾的内需市场，提振台湾经济活力是马英九执政团队的一项重要经济政策。两岸两会恢复协商，两次“陈江会”签署的六项协议，其中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两岸“三通”将全面实现，给了众多投资者、消费者信心。包机和大陆居民赴台游，最直接的意义当然在于刺激民间消费。
　　目前，台湾旅游业产值占gdp的比率不到2％，而欧美一些国家达到了4％以上，甚至达到7％，因而台湾旅游产业至少有两倍以上的成长空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为久振不兴的台湾旅游业带来新的增长点，发展旅游业的效益远远超出旅游业本身，等于为低迷中的台湾经济“注入活水”，加快台湾经济的复苏和改善。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除了能够使旅行社、饭店、餐饮直接受惠，也给岛内交通和零售行业带来了商机。
　　尽管从2008年7月4日首发团赴台以来，效果不如预期，其中原因诸多，比如开放大陆客到台湾旅游，要求团进团出，又加以诸多限制。再加上两岸不能直航，绕路港澳，去一趟台湾与到欧洲差不多，这在市场上就缺少了吸引力。随着两岸“三通”的全面实现以及相关配套措施的不断完善，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对台湾经济的影响会凸现出来。
　　香港在1997年回归祖国后，曾出现五至六年经济不景气，随后因大陆开放赴港观光旅游，出现一举提振香港经济的繁荣景象，可见开放观光的确是提升经济的一剂良药，且是能在最短时间内显现成果的特效药。受世界金融风暴影响，世界经济不景气，连带岛内传统产业和一般消费性产业不易有所表现，台湾当局此时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提振台湾经济发展，将可发挥一定效益。
　　
　　(二)加大公共投入以扩大投资需求
　　马英九在竞选中即推出推动全台便捷交通网、桃园航空城、高科技产业新聚落方案、高雄港再造方案、养生农业与观光发展方案、“国土”保育、离岛建设等“爱台十二建设”重点公共建设项目。由于涉及项目繁多，未来几年的公共投资将大幅增加，间接起到刺激经济增长的作用。可是民进党执政丢下的是“钱花光”、“债借光”的财政“烂摊子”和“乱摊子”，据统计，过去八年，台湾各级行政机关的负债余额急速增加，由1999年的2.3兆新台币上升至2007年的3.6兆新台币，举债空间变得相当狭小。财政拮据严重影响到台湾当局提供公共建设与服务的能力。
　　修改法令让陆资人台不失为一条途径。台湾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中，攸关两岸经贸、投资及金融往来的规定，有必要尽快推动松绑，目前的条例系订于1992年，经济及金融投资等的规定，仍然十分保守。面临两岸关系出现重要转机，重要条文应迅速修正，避免阻碍两岸交流及经济发展。只有更积极及更开放的两岸投资及金融政策，资金往来才能透明，台湾企业生存危机才能获得解决，大陆台商投资盈余所得才能回流，岛内经济景气才能快速复苏。
　　
　　(三)提出“振兴经济方案”刺激内需
　　在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台“行政院”为提升景气发展经济，提出“振兴经济新方案”。“振兴经济新方案”包括发放消费券、扩大公共建设、推动都市更新、鼓励民间投资，以及产业再造等四大纲目。全案所需经费，除2009年消费券829亿元新台币外，另将提列2009年至2012年公共建设经费，每年约1000亿元新台币，四年共约4000亿元新台币。
　　“扩大内需方案”固然以推动能够创造就业机会的公共建设为上策，但诸多治本政策，通常旷日费时，而且往往受制于非经济因素，很难马上达到预期效果。发放消费券尽管只能带来短期效应，但限期使用，既可贴补民众，又可直接刺激消费，带动生产活络，对刺激景气应可发挥一定的效用。鉴于出口已经大幅衰退，占岛内生产毛额比重六成的民间消费，消费信心不断下滑，较诸投资意愿低迷不振的严重性有过之无不及，刺激消费实已到刻不容缓的地步。事实上，不只台湾，全世界都面临同样问题，最近几个月来，除了美国之外，包括日本、韩国、香港、新加坡及欧盟许多国家，都先后采取退税、发放现金或发给消费券等方式，补助人民生活负担费用，其目的无非希望通过刺激消费来增加经济发展的动力。几经波折，台湾当局终于决定，将编列829亿元新台币的特别预算，在农历年前发放每人消费券3600元新台币，预计可以提升明年经济成长率0.64％。
　　消费券方案有助于食品、百货等快速消费品行业和建材、钢铁等基建行业纾困，但对目前受困极深且是台湾颇具竞争力的电子业却帮助不大。同时，岛内市场有限，借两岸通航的便利，助推台商开拓大陆市场，可能比单纯扩大内需更为奏效。台湾当局的一揽子方案有望减缓台湾经济下滑走势，但受美国和大陆市场影响深重的台湾，仅靠扩大内需难以真正治本。

　　三、加强两岸金融合作有利台湾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
　　
　　(一)两岸金融合作现状
　　多年来，台湾银行业者受限于两岸政策影响，一直无法前往大陆设立营业据点、服务广大的台商，导致许多台商投资大陆须借道香港，这让台商倍感投资压力。陈水扁执政期间，尽管大陆方面政策比较宽松，但由于台湾当局意识形态挂帅，制定的经济政策不利于台湾金融业的发展，导致台湾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难以入股中资金融机构，台资银行在大陆没有实体，没有经营机构，只有代表处。面对大陆具有发展潜力的市场被外国金融银行业进驻，台湾银行除了坐困愁城，只能徒呼无奈。
　　2006年正是大陆加入wto承诺金融业全面开放的截止期限。自那时起，全球的外资银行积极抢进大陆市场，至今外资银行在大陆成立营业性机构已超过350家，目前有30多家跨国银行入股中资银行。台湾的银行业再度受制于执政当局的限制，又错过了一班列车。
　　进入2008年以来，两岸的局势开始悄然发生变化，3月份台湾大选的结果令台湾实现第二次政党轮替，两岸的金融业合作开始逐渐松绑。两岸金融政策开放之后，台湾银行业将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近年来，由于台湾金融市场一直处于“过度竞争”的状态，在不断被边缘化的同时，台湾银行业还面临内忧外患的尴尬，由现金卡和信用卡引发的“卡债”和“卡奴”问题，使得台湾金融业在过去两年里经历了一场波及消费和经济社会的“双卡风暴”。就当前而言，不仅消费金融“双卡风暴”的后续影响仍在持续，昔日很多企业金融客户也都在转投大陆，在一定程度导致台湾银行业盈利能力整体偏低。持续两位数高增长的大陆金融业对台湾银行业而言无疑意味着巨大的商机。
　　
　　(二)加强两岸金融合作的必要性
　　其一，加强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是台湾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台湾自身经济金融长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台湾需要加强与祖国大陆经济金融的联系与融合。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是当前和未来国际金融发展大势所趋，也必将在更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经济体发展的速度和效率。陈水扁执政期间制造两岸对立，推行“台独”路线，在国际政治上处于孤立境地，政治孤立必然使台湾陷入经济孤立，因为其在“台独”路线上，不可能广泛参与国际或区域的多边金融合作机制活组织，便不能全面享受相应的贸易优惠、投资便利、监管协调等利益。因此，台湾作为高度外向型经济体，不可能求得与大陆在政治上长期对立、经济与金融上长期隔离状态下的双赢博弈解。台湾要取得可持续发展，更好地参与国际分工，就必须摆脱政治经济孤立，走和平统一的发展道路，加强与大陆的经济金融联系，这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大背景下台湾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是两岸金融合作的必要基础。
　　其二，加强两岸金融合作是深化两岸经贸交流的必然要求。近三十年来，海峡两岸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在经济全球化力量的推动下，不断突破两岸政治关系的约束，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加强。两岸庞大而活跃的经济交流与合作，必然内在衍生出对两岸货币兑换与结算、进出口融资、信用证的开立与通知以及其他形式金融服务的强烈需求，必然对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产生巨大的推动力。
　　大陆是台湾最大的出口市场，台商海外投资最多的地区，两岸之间巨大资金流动的畅通无疑是台湾要成为区域或全球运筹中心的一个重要保证。由于岛内经济结构的演变，为经济服务的银行业的生存空间日益压缩。而随着岛内保险密度和深度的上升，保险业在岛内的发展潜力空间也逐渐缩小，竞争环境加剧，台湾保险业急于赴大陆寻求市场；台湾证券业家数多规模小，岛内证券市场比较封闭，基本属于内生性变革，上市资源缺乏，券商竞争激烈，台湾地区金融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受到限制，赴大陆求发展是解决上述矛盾的上策。
　　其三，两岸金融业发展的互补性是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客观基础。一方面，台湾金融业在市场化、自由化、对外开放、国际接轨的时间与步伐方面都先于大陆，在金融创新与管理、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与金融人才培养等方面的经验，可以为大陆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发展提供一定借鉴；另一方面，当前大陆日益发展的金融需求市场与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可以为台湾金融业提供广阔的合作空间。两岸金融业发展的潜在互补性与互利性，既是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内在动力与需求，也是两岸金融交流与合作的客观基础。
　　马英九提出要将台湾建成亚太资产管理中心与营运中心。台“行政院”进一步提出“吸引外资来台设立总部，发展金融中心”的构想，但重要的一条是，在进行两岸金融合作的同时，台湾必须采取开放的两岸经贸政策，允许大陆资本进入，才有助于资金的回流，以及两岸资本的顺畅流通与金融业合作，才可促进台湾区域性金融资产管理中心的形成。
　　
　　四、加强两岸合作有利于台湾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台湾以服务业为主干、制造业占重要地位的产业结构，在20世纪90年代支撑了十年台湾经济的稳定中速增长。但21世纪以来，面对迅速变化的经济形势，这种产业结构对经济的支撑力量已日益消弱。
　　
　　(一)台湾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面临挑战
　　台湾产业转型面临严峻挑战，表现为以下方面：
　　其一，台湾服务业主导地位确立，但发展面临新的挑战。台湾服务业发展存在问题：一是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年降低，二是服务业存在“早熟”问题。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产业超过70％，服务业就业人口也占70％左右，即服务产值比重与就业人口比重基本保持一致，但台湾的情况不同。台湾服务业产值比重突破70％，但服务业就业人口比重只有58％，存在着显著不对称关系。导致台湾服务业发展问题的原因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台湾服务业具有内需导向型特征，虽比重高、规模大但发展水平较低，造成服务业对岛内需求依赖过大。而岛内需求的波动会直接影响服务业的发展。另一方面，近年来台湾消费者信心持续走低，内需严重不足。
　　其二，台湾支柱产业单一，技术创新能力不足。上世纪90年代台湾劳动密集型产业大量外移，为台湾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释放了空间，台湾工业形成了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代表、技术密集型产业为骨干的发展格局。台湾高科技产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信息，高科技产业结构单一。而这一领域的关键技术却始终依赖美、日等发达国家，岛内企业拥有自主品牌比例单一。
　　里昂证券亚太区市场部2007年8月的研究报告指，“不能拓展与大陆的经贸关系，将会把台湾置于亚洲发展最慢的行列之中”。台湾经济发展已到了一定的限度，民进党当局采取经济“自闭”政策对台湾经济有害无利，而实现两岸“三通”是突破增长极限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商会每年进行的“企业信心调查”，或欧洲商会每年提出的建议书，都将“改善投资环境”与“开放两岸直航”列为最大诉求。
　　
　　(二)加强两岸合作提振台湾服务业
　　目前，以内需为主要导向的台湾服务业正面临岛内市场狭小的瓶颈，迫切需要追随已外移的制造业向海外特别是大陆拓展服务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以增加潜力。尤其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通过加强两岸合作来提振台湾服务业，无论对提振台湾经济景气还是中长期的经济结构转型，都有重大的意义。
　　大陆经济也正步入重要的转型期：“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出，在经济增长方式上要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特别是要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将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由以第二产业为主导的产业结构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产业结构转变。在工业升级方面，通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方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在加快发展服务业方面，国务院专门发布相关指导意见，提出到2010年“有条件的大中城市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要求，以及到2020年“基本实现经济结构向以服务经济为主的转变，服务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50％”的重要目标。并提出加快放宽服务领域市场准入、提高服务领域对外开放水平、加大服务领域资金投入力度及优化服务业发展政策环境等重要举措。
　　随着两岸经贸发展进入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期，阻碍两岸服务业合作的政治障碍正在减弱，两岸“三通”全面实现以及两岸有关金融合作协商进程的加快，将促进两岸现代服务业合作的全面深化。
　　
　　(三)加强两岸合作有利于台湾借重大陆市场扶植支柱产业
　　马英九经济政策中，台湾的产业再造有三大主轴：产业创新、新兴产业、政策松绑；其中观光业、医疗服务业、运筹服务业、农业科技化及企业化、文化创意产业、生技医药产业等等都需要依托大陆庞大的市场。尤其是生物科技产业，因为台湾市场狭小，不具备开发新药的市场规模。为了扶持下一个台湾的支柱产业——生技产业，未来两岸可共同协商制定“中草药研发合作计划”及“医疗工程应用与产制中心合作计划”等，并推动共同有效的药物审查机制与流程。还有两岸贸易正常化及特定产业保护机制、两岸投资保障及经贸纠纷调解仲裁、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及专利认证规范协调、产品标准规格化及标准检测认证规范协调、两岸渔业劳务合作机制等等需要建立。
　　马英九执政团队希望利用台湾科技产业利基及经营大陆市场优势，建筑高科技业的“双黄金三角”，以“硅谷一台北一上海”及“东京一台北一上海”的策略性连接，提升台湾在全球高科技发展中的地位。近二十多年的实践证明，大陆与台湾客观上已经成为区域内贸易与投资的积极参与者与利益获得者，尤其是日益紧密的两岸产业对接与经贸合作，既有利于台湾经济升级与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台湾社会往更高级形态所需的各种要素，创造更有利于两岸关系的稳定与发展。
　　目前，大陆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和最大的海外投资据点。“三通”后，由于成本节约及诸多便利措施等有利因素，对台湾地区的传统产业的竞争力提升将起到促进作用。此外，利润的回流可以促进新兴产业的发展，加速产业升级，增强台湾在亚太地区的产业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