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新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过程,也把中国经济推出了原有增长轨道,由于全球化的修复将会需要较长时间,如果中国经济想要继续保持较高增长率,就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原有增长动力正在消失
　　
　　中国自2003—2007年间的高速增长主要是得自于两方面的变化,从国内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品的爆发性需求,引导消费需求结构升级,使国内供给结构相应发生改变,能源、原材料和机械、电子产业由此获得巨大增长。从国际看,新全球化出现新浪潮,引导中国的出口结构升级,并使出口成为这一时期增长最快的需求动力。正是得益于国际、国内这两方面的重大结构变化,使中国在这一时期保持了持续的高增长,其中,钢铁和有色等基础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120—170%,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仪器仪表等设备制造业部门的投资增长率高达60—70%,出口部门的投资增长率也普遍高达50%以上,而同期的投资增长率为31%。
　　从现在到“十二五”末期,乃至更长时期,如果不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进行重大调整,中国将失去高速增长的动力,年均增长率有可能降至7%甚至更低。
　　从国际看,美国次债危机的爆发中断了第三次全球化浪潮的拓展过程,从2009年三季度美国经济虽然开始复苏,但是危机并没有过去,因为美国庞大的“有毒资产”还没有得到处理,美国政府只是通过一些临时性安排将这些有毒资产掩盖了起来并向后推延了清算期。所以危机还有在今后再度爆发,甚至是更猛烈爆发的可能。WWW.11665.cOM至少未来中期内,世界贸易不可能再现新世纪以来的高速增长景象,若美国像日本那样,要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才能走出萧条阴影,世界贸易的萎缩期就会更长。由于次债危机还有更大规模爆发的前景,2011年后中国出口需求的萎缩甚至可能超过目前程度。而要想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就不可能依赖出口需求。
　　从国内看,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居民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拉大,由此导致居民主体的收入增长不能与总体经济增长同步。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中产阶级比重一般在80%左右,国内有关研究说明,处于中位收入值的中国城市居民家庭仅占15%左右,所以中国没有“中产阶级”。从而难以形成上世纪80年代以家电进入家庭为代表的“排浪式”消费,也难以形成像发达国家那样,由中产阶级汽车与住房消费所拉动的长达20年左右的持续高增长。由此所导致的生产过剩,将使投资增长难以持续。
　　为了应对次债危机,中国政府目前主要是依靠加大投资需求来对冲出口需求萎缩,但这种做法包含着一个尖锐矛盾,就是如果本轮巨大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在未来没有需求对象,就会形成更大规模的生产过剩。有人说,2009年的庞大贷款和投资主要是加在了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不会加大过剩产能。但如果用贷款修建的基础设施由于利用率严重不足而收不回投资,就会导致银行系统发生坏帐。况且,到目前为止的制造业投资增长率也高达27%,从2003年以来的情况看,这并不是一个小幅度的增长率。如果到2011年以后世界经济危机再次爆发,政府不再有这样的投资和贷款大幅度增长空间。从这一点看,如果继续维持在原有的增长轨道上前行,投资增长也是不可持续的。
　　如果出口不可依赖,投资不可持续,符合逻辑的结果将是中国经济会减速增长,至少在新全球化修复过程中的10年内,经济增长率可能下降到7%甚至更低。
　　
　　压产能、增消费,绕过分配难解增长困局
　　
　　政府已认识到中国经济内部的生产过剩矛盾正在趋于尖锐。目前的主要做法是,一方面压抑过剩产能,一方面抬升消费,希望由此改变总供求的平衡态势。这种做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从理论上却讲不通。马克思主义有关资本主义现代化大生产的原理早已说明,社会再生产的基本环节有四个,即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过剩的发生是分配环节出了问题,而我们目前却只在生产环节打转,是绕着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这个矛盾走。其结果是,压了钢铁和水泥等又会出现其他的过剩部门,就是采用强力的行政手段限制死了所有产能增长,储蓄大于投资的矛盾仍不会消失,甚至可能由于中国的产业资本在国内没有出路而大量外流,对中国更不利。所以,绕过分配环节无论政府想什么办法也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问题。
　　同理,企图通过刺激消费来阻止不断下跌的消费率,目的也达不到。因为,在不触动分配结构的前提下刺激消费,增加的消费只能是将未来的消费前移,如原来打算两年后才更新的彩电由于现在有购买补贴就提前到今年了。所以,由消费刺激政策所出现的现阶段消费高峰,必然连接着未来阶段的一个消费低谷。而且,由于不触动分配结构就不可能造成居民收入的普遍提高,刺激政策的效用也会极为有限。
　　企图绕过分配环节来解决社会总供求平衡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讲不通,在实践中也必然是路子越走越窄,短期内可能会有小的效果;从长期看,却不可能解决生产过剩矛盾,也不可能真正提高消费率。
　　政府目前还希望用促进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发展来寻找新的投资需求方向,但是若寄希望于对这些产业的投资规模大到能替代原有国内支柱产业投资和出口需求,恐怕会很失望。因为任何国家的新兴高科技产业都不可能成为产业的主体,对大国来说更是如此。这类产业不仅需要巨大规模的投资以及很长的研发时间,并且有极大市场风险。所以,发展这类产业所形成的投资从规模看,远不可能替代传统支柱产业的投资规模。
　　绕过分配环节来寻找新的增长动力已经陷入困局,也会使宏观调控越来越困难。因为,次债危机所引发的国际经济危机还没有过去,在中国外部正酝酿着更大的危机,如果2011年以后更大的危机再次袭来,可能正逢本轮投下去的巨大投资开始转变成产能,国内生产过剩矛盾将更加突出,政府是否还有这次这么大的投资增长余地呢?
　　宏观调控中的矛盾也使改革和发展的关系在目前陷入了混乱。为了应对萎缩,政府被迫通过各级地方政府平台向国有企业投资,形成了危机期间在产权增量方面的“国进”。而危机过后为了解决生产过剩要压缩产能,又以要“消灭落后产能”为理由,鼓励产业重组与兼并。中小企业以民营为主体,必然会形成国有兼并民营的格局,由此又会导致产权存量方面的“民退”。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用城市化突破分配难题?
　　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造成收入差距的原因却有体制与战略两方面。体制方面的原因是,改革造成了新财富阶层,他们不仅能够通过劳动获取收入,也能够通过生产资料的占有获取收入,由此形成了收入向少数人集中的现象。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才开始建立,收入差距拉开得大一些难以避免,如果现在就对市场经济体制动大手术,不仅对社会振荡大,而且很容易让“先富阶层”动摇对市场化改革的信心,从而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稳固。所以,由体制因素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必须要纠正,但应当采取稳妥、渐进的方式进行。
　　战略方面的原因是,新中国60年中始终采取了“工业化超前,城市化滞后”的发展战略,这种战略使中国在长时期内保持了巨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到2007年底虽然中国已经有5.9亿城市人口,城市化率达到45%,但其中包含了1.6亿农村人口。在这1.6亿农村人口中,有1.2亿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其他是“县改区”和建制镇范围内的农民。在进城务工的农民中,只有约2000万人是长期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其他则以“民工潮”的方式春节时回乡。农民工虽然生活在城市,但不是真正的城市人口。由于统计原因被计算到城市人口中的城区和乡镇的农民,更不能被视为城市人口。这样计算下来,2007年中国的真实城市化率只有34%,比统计显示的城市化率低了1/4。

　　世界其他国家在人均3000美元gdp时,平均城市化率是55%,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是75%,中国在同等人均收入水平时的城市化率明显偏低。工业化是为城市人生产商品,农村居民可以以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生存,如果只要工业化而不要城市化,就是只要供给增长,不要需求增长,必然会产生严重的生产过剩。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2.5倍,到2008年拉开到3.3倍,仅占1/3的中国城市人口,却在全体居民消费中占有超过2/3的份额。反观日本和韩国,在工业起飞过程中的城乡差距也有拉大倾向,但最高不过1.7倍。到工业化后期,农村居民还比城市居民收入高出10%左右,是一个先拉开后收缩的过程,主要是因为其工业化过程是与城市化同步推进的。在中国则是工业化速度大大快于城市化速度,由此导致当生产能力已经可以满足人均3000美元gdp消费水平时,主体居民——9亿农民的人均收入水平只有不到700美元。有关研究说明,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中,城乡差距占60%左右,是导致分配矛盾的大头。
　　既然城市化已经滞后了60年,那么为什么到今天才构成生产过剩?这是因为新中国60年的不同阶段,都有消化这些过剩的不同机制。
　　“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如果在未来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比重能上升到2/3,年均20万亿元以上的投资规模就可以维持20年,年均社会消费额就可以从目前的10万亿元增加到20万亿元。2008年,中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10万亿元,出口总额按人民币计算是9万亿元,如果仅国内消费就可以增加10万亿元,则无论国际环境怎样恶劣,中国经济也可岿然不动,并由此走向由内需所主导的长期高速增长新轨道。
　　总之,突破分配难题可以从体制和战略两方面入手,体制方面的原因要解决但时机还不够成熟,而且在分配矛盾形成中的影响因素相对较小,应该放在后面逐步解决;而城市化不仅是造成分配矛盾的大头,也比较好突破,推进城市化就是必然的战略选择。当然,推进城市化也会有利益关系的调整,也必须有体制方面的配合。
　　先存量后增量,推进城市化的基本战略取向
　　存量是指,已常年在城市打工的1.2亿农民工,这些人已经加入了城市就业队伍,但因家在农村,生活消费被压缩到最低限度,打工收入基本上寄回农村的家庭。“先存量”的含义就是,先把这部分已经稳定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转换成城市人口。如果按照农村家庭每户4人的平均标准计算,扣除已经长期稳定在城市生活的2000万农村人口,这1亿农民工及其他们的家庭进城,就可以增加4亿城市人口,从而使中国的城市化率从目前的34%提升到64%。如果把生活在城郊的4000万农村人口也考虑进去,城市化率还可以上升到67.5%。进入新千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率有加快趋势,大约每年提升0.8个百分点,如果把这4.4亿农村人口进城的任务放到十年完成,就要求未来10年间城市化率的提升速度,必须加快到每年3.35个百分点,即比过去10年的速度要快3倍还多。
　　“先存量”的另一层含义,是指必须对现有的城市土地利用空间进行大规模调整。中国是人均耕地资源稀缺国家,又不能像日本、韩国那样把吃饭的来源放到国外,所以,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吃饭与建设的矛盾必然会比东亚地区的任何经济体都尖锐。但中国的可用土地资源严重不足,又存在着严重浪费,最为突出的问题是现有城市的容积率过低。从城市建筑面积与城市建成区相比的“城市毛容积率”看,日本的大城市是2,我国的台湾和香港分别是1.2和1.6,而在中国大陆,即便是高层建筑最多的上海也只有0.8,到2007年底全国平均只有0.5。如果有4.4亿农村人口进城定居,就等于中国的城市人口要增加1倍,按照目前的中国城市人口密度,就需要再占6000万亩耕地。中国的人口高峰是在2030年,中国要走向现代化,城市化率还应继续提升到90%,即还要再增加4亿城市人口,再占6000万亩耕地,这是中国的国情所不能承受的。所以,必须把中国城市的容积率普遍提升到2以上,如此才能在城市新占耕地面积有限增加的前提下完成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必须与原有城市围绕提升容积率的改造平行推进,而且是以原有城市不断扩容来承接更多农村转移人口,而不是新建许多新城市的方式进行的。
　　农民进城转变为城市居民,原有在农村占有的宅基地和承包田就必须交出,这样可以增加继续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占用量,从而提高他们的财富水平,使中国的“三农”问题得到彻底解决。农民进城需要住房和社保这两项基本保障,国家应以进城农民交出宅基地和承包地为交换条件,为他们提供这两项基本保障,这种“二换二”的模式将把大规模城市化和农村的“新土改”有机联系起来,即在农村中最先允许自由流动的土地是进城农民交出的土地。对于生活在城郊地区的农村户口居民,由于他们的土地早已以“小产权”形态租给城市各类经济体使用,在某种程度上,他们是“新地主”阶层,对他们转变成城市户口的处理就要有区别,要用“赎买”方式进行,即不仅要给他们以城市的社会保障,还要以城市商品房所有权来交换他们的土地所有权。
　　有些人担心,如果中国展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让大量农民进入城市,会形成类似东南亚和拉美地区那样的大规模城市贫民居住区,即“贫民窟”,这将极大地破坏中国目前良好的城市形象。这种担心虽有道理却无必要。东南亚和拉美地区大规模贫民窟形成的原因是,在这些地区都普遍缺乏资本。但中国不存在资本不足问题,目前仅银行存差就高达19万亿元,只要中国的农村人口能与城市的庞大剩余资本相结合,就可以产生现实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具体的做法,作为城市化的启动投入,可以考虑先由政府发行长期城市建设公债,一方面可以用作农民工进城的住房建设来源;另一方面,可以用作对城市企业为吸收农民工就业而扩大企业规模的投资补贴。
　　增量城市化就是在解决现有农民工进城后,后续的4亿农民进城问题。这里面包括两方面事情,一是乡镇企业向城市集中,二是构建大都市圈。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期实行“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政策,到目前为止中国的乡镇企业已经形成了巨大规模。2008年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中国全部gdp的28%,并且吸收了1.54亿农民在乡镇企业就业。在这1.54亿乡镇企业劳动力中,有一部分被统计进入了外出打工的1.2亿农民工中,但也有很大部分是本地就业的。
　　“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化方式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农村工业化高潮的初期有其积极意义,因为可以解决工业与农民进城所必须增加的成本,但是到了以后阶段其弊端就日渐明显。乡镇企业迟早必须向城市集中,走依托城市化发展的传统道路。
　　如果在乡镇企业中有1亿劳动力是来自于当地的农民工,乡镇企业进城就可以带动他们及其家庭共4亿人进城,中国的城市化率就可以上升到90%了。中国的增量城市化应该比存量城市化的步子慢一些,但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例如在沿海许多发达地区,可以使存量与增量城市化同步进行。
　　增量城市化的第二重含义,是通过政府规划使原有城市改造、扩容与新增城市建设,引导中国的城市化向建设大都市圈方向发展。
　　中国的城市化必须以建设大都市圈为方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这个国情就是,中国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平原面积仅占12%,人均平原面积与日本相差不大。由于城市化只能在平原地区展开,而坡度在8%以下的优质农田90%也集中在东、中部平原。本着“先吃饭、后建设”的原则,就必须用高度集约的用地方式搞中国的城市化建设。

　　大都市圈模式能够最集约的利用土地主要是两方面原因。第一,是大城市比中、小城市的单位土地经济产出量与人口容纳量要高出十几甚至几十倍。第二,是在这个圈内有着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由此独立于其他地区和其他都市圈。都市圈内的产业都分布在距离都市圈中心100—120公里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就可以大幅度减少交通用地。
　　从与日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当两国的gdp总值都在1.4万亿美元的时候(日本1972年,中国2003年),日本的货运总量只有中国的38%,货运周转量还不到中国的9%,就是因为日本是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在三大都市圈之间发生的运输量还不到全部货运量的2%,而高达98%以上的运输需求都是在都市圈内部的“1小时”交通半径内发生的。目前,中国经济布局还是以全国布局模式为主,大量制造业产品从东到西、从南到北长距离运输,消耗在流通环节的时间和费用及其所占用的资金就比都市圈模式要高得多。在即将出现的中国城市化高潮中,哪个地方最先采取了都市圈模式,哪个地区的企业竞争力与区域经济影响力就越高。
　　都市圈规模也不是越大越好。如果都市圈的成因是由于在都市圈内生活的人共享一套完整的产业体系,则都市圈的最大规模边界,就是一套独立产业体系的最大最佳规模。由于都市圈是一个发育的过程,如果在一个特定区域内,人口可达到3000万,gdp总值可达到1000亿美元,就可以形成发育都市圈的基本条件了。
　　从本质上讲,都市圈模式是市场发展的要求,日本战后搞的四次国土规划,都是提出的“反都市圈”政策,但是到上世纪70年代初期,仍然形成了三大都市圈,可见市场的力量大过政府。但若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由政府用好的规划来推动都市圈建设,就可以“事半功倍”。对中国来说,由于有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现实,在未来的20年间要新增8亿以上城市人口,而现在只有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初具都市圈雏形,相比中国在未来将会在沿海与内地出现的20多个大都市圈,就更需要政府作好城市发展规划,引导中国的城市化有序进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依托城镇化扩大内需,这是一个认识上的重要进步,但是这还远远不够。因为仅仅是提出要鼓励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扩容,而这个路子将不可能解决需求增长动力问题。到2008年底,中国2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60%在沿海,而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73%在内地,小城镇内地也占2/3。目前的外出打工农民,主要是向沿海大城市流动,因此即便用城镇户口鼓励农民工到中小城镇定居,由于在内地的中小城镇没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也不会向这些城镇流动,更不会把家庭向这些城镇迁移。所以,如果想要把城市化作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新动力,就必须首先以沿海的大城市为依托展开,然后再以内地的大城市为依托,建设大都市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