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 经济 突破性发展的 历史 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 市场 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下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 

关键词：西部发展；遭遇；非公平；经济增长 


西部问题，仍是

略”作为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具体要求提了出来，把“既要保护发达地区、优势产业和先富群体的发展活力，又要高度重视和关心欠发达地区、比较困难的行业和群众”作为“构建 社会 主义 和谐社会”的具体要求提了出来，都表明中央在努力推进 经济 公平增长。西部发展问题之所以日愈严重，归根到底是我们在非均衡发展中没有来得及“兼顾公平”。这既有经济增长惯势的影响，也有一些政策措施太注重“效率优先”的失误，不自觉地走到了经济非公平增长的路上。非公平经济增长必然弱化经济增长对弱势群体、欠发达地区的带动作用。WwW.11665.coM如今，差距矛盾已到了社会难以平衡的程度，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这个目标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有条件下决心把发展的重心移到解开西部发展死结上来。 

制度创新资源配置不均 

改革促发展。改革就是制度创新。

部，由于在生产方面，东部企业的发展数量、发展规模和势头，肯定比西部大。在消费方面，东部消费力强，但很少直接消费西部产品，而西部消费力弱，更多的是消费东部的产品。如此比较，这项重大改革措施，对东西部发展完全不同的影响昭然若揭。诸如此类，包括在非 经济 领域如城市化、建成 社会 保障体系、企事业单位改革补偿等重大政策举措，在东部实施可能举重若轻，而在西部执行，则可能是不堪重负，甚至即使是透支未来资本也难免捉襟见肘。 

我们的各项重大决策，经过众多专家学者反复论证，都是着眼于解决发展中的新问题，有利于国家经济社会的推进，对此，我没有丝毫怀疑。可是，我们国家幅员辽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差异那么大，施行统一的方针政策，无论是受益还是受损，肯定不均。由于损益不均，必然首先在政策面就注定了地区之间的发展更加不均。 

政策总是带有强制性导向力量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国家的政策倾向是维护基本平衡，发达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不大，但抑制了具有巨大潜力地方的发展。进入 市场 经济后，国家的政策倾向基本上“效益优先”，整个社会一片蓬勃向上，“自由竞争”、“竞相发展”成为时代最时尚的主题词。但在事实上存在各种非经济因素（特别是“潜规则”）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下，“效益优先”对欠发达地区的影响必然是使本来就发展艰难的地区雪上加霜，带来的是发展之“痛”。鼓励发展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力不从心，因为不具备必要条件和实力；宏观治理“叫停”的时候，欠发达地区往往损失最重，因为发达地区早已经“未票上车”先走了。这样，“效益优先”的政策导向加重两极分化。国家不同于市场。市场的基本功能是优胜劣汰，谁更有力量，谁就出类拔萃，谁就先行一步。国家的基本功能是调剂，更多的应是注重扶持弱势一方的发展。所以，国家的重大决策，要尽力保持“中立”，妥善处理好一致性与差异性的关系，既要注重整体利益，又要注重局部欠发达地区的利益；既要注重保护强势一方的发展势头，又要保护弱势一方面受强势力量的冲击。事实上，我们国家如此之大、发展很不平衡，发展又是第一要务，要做到重大决策充分保持“中立”，相当困难，因此，需要地方性政策来补充。在实施中央重大决策时，允许个别地方制定相应的政策来弥补重大决策在保持“中立”方面的不足。这种补充性的地方政策，也具有中央政策一样的权威性和强制力，不能视为“地方保护主义”一揽子“扫荡”干净。 

我们国家幅员辽阔，曾经经济落后，实施“两个大局”的 发展战略 ，是唯一的、务实的选择。同时，必须看到，“让一些地方先发展起来”，走不平衡发展之路，政策倾向性强，仅仅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在“第一个大局”已经实现之后，向“效益优先”倾斜的政策应该审慎，代之而起的是向有利于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方面转变。在实现“第二个大局”时，注意克服重大决策的“效益优先”倾向，尤其重要。这实际上就是如何处理大国发展的“中央与发展很不平衡的地方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美国的有些制度性安排可资借鉴。 
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已是既定事实。西部还是个羸弱的“孩子”，指望东部的“ 行政 指令性帮助”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完全依赖中央的资金支持也不现实，授予西部更大的政策自主权，以此提升西部的竞争力、发展力，是可行的。国家允许并支持西部地区出台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和免受强势经济冲击的保护性措施，给西部在国家政策的执行上和地方政策的制定上有更多的自主权，使西部有独享的政策优势来保护和发展地方经济，结束长期以来“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损益不均的 历史 。

实力、条件不均等的市场竞争

家的名义下，这种“文明的野蛮”更堂皇、更隐蔽，也更严重。

只要有差异，就必然存在“文明的野蛮”。问题不在于消除“文明的野蛮”，而在于减轻“文明的野蛮”对弱势地区的损害。国家理应承担起减轻弱势地区所受损害的责任。当然，在推进“ 市场 一体化”过程中，国家并没有袖手旁观，主要是支持东西部连动、优势互补，但实效不大。

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声势造得很大，似乎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转眼之间就要向西部转移。西部各地都出台了相应的政策措施，以迎接东部的资金、技术、人才等的转移。而且，以长江流域上下游 经济 合作的“东西连动”成为时尚，牵引着

午餐是要付费的。关键是怎么支付。对于民间合作，完全按市场经济原则进行，我无可非议。我在这里只谈政府间合作，即在官方的斡旋下进行的民间合作。既然是政府间合作，就必须体现小平“第二个大局”的要求：帮助优先，兼顾利益。我所忧虑的是，在官方出面以“合作”的幌子下，所谓“优势互补”，不过是一种发展分工，西部出资源、出市场，东部出资金、技术、人才，结果彼此之间 成本 支付和合作受益严重不均，实则是“合理掠夺”。所以，由于西部发展在与东部的交往中存在严重的逆向“边际效益”，存在严重的非公平“溢出效益”，我坚决反对那种所谓“优势互补”实则“合理掠夺”的“东西连动”。所以我对目前正在热闹的“泛珠江三角洲合作”（简称“9+2”）持之以疑。

现代化生活的时候并没有分出一半“羹”给西部人以体现“大家庭”的平等。如果在发展很不平衡的 行政 区域之间要求“收益共享”是荒谬的、不实际的话，那么，作为一个效益链（起点与终点）、一个大局，没有补偿条件、不合理的分工、要求西部支付逆向边际效益，也是荒谬的。可是，谁为西部的切身利益和长远利益与东部坐下来好好地谈判过呢？

解剖被列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的“西气东输工程”的整个 投资 情况和整体效益，特别能说明“逆向边际效益”是怎么回事。“西气东输工程”能够给新疆带来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投资，增加四分之一的 工业 增加值，使地方的 财政 收入能够增加10％左右，这对新疆来说，无疑是平地里挖出个“金娃娃”，值得欢天喜地。不过，这仅仅是整个工程的一部分。当我们看它的延伸工程，这时的“欢天喜地”就含有难言的苦涩了。首先，这项工程静态投资1400多亿元。这项工程包括上游气田开发、输气管道建设和下游天然气利用三个部分，投资比例是2：4：6。输气管道建设投资400多亿元，下游天然气利用投资600多亿元。站在全国一盘棋的高度上鸟瞰“西气东输”全局，一个西部，获得投资200多亿元，一个东部，将获得投资600多亿元，谁得到的资金更多？答案一清二白。还不说其中这200多亿元的气田开发建设定单“飞”到哪里？400多亿的输气管道建设工程定单，西部能拿到多少？钢管是面向国际招标。东部有更强大的实力与西部企业竞标。至于“谁受益最多”，600多亿的天然气利用建设资金全部安排在东部，能够把东部地区的 经济 结构调整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还仅仅是显性受益，还有难以用资金来计算的隐性受益。比如，上海每年大概消耗4200万吨煤，环保部门对上海和华东地区的酸雨发生率 统计 是，上海在11％左右，江苏大概是12％，杭州地区最高的时候曾经到过50％。改用天然气后，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华东地区的大气 环境 。从“西气东输”整个工程的 成本 （主要是资源与资金）、效益上看，与其把它视为“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不如把它看成是国家建设发展项目。因为固然西部受益，而东部受益更大，大到超过西部人的想象力。只有这样的视点，才能看到这个被称为“西部大开发”标志性工程里由西部承担资源资本所带来“逆向边际效益”。这类“逆向边际效益”在 经济学 里有更清楚的表述，即“溢出效益”。

这类局部承担成本、全局受益、典型的“溢出效益”项目，还包括“三峡工程”和“天保工程”。我个人是非常支持这些重大项目的，为了国家经济质量的提升，为了可持续发展，为了改善包括西部在内的生存环境、发展环境，我们需要实施这些重大项目。问题是，这些项目所形成的“溢出效益”没有引起国家足够的重视，并没有对“溢出效益”给予公平的补偿。

受自然因素的影响，使西部在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建设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可以说，凡是涉及国家可持续发展和环保事业大局的事，都需要西部做出奉献或牺牲。无论是西部的奉献或牺牲，都会使国家整体受益，特别是东部受益。这一点，我们已经能在如“西气东输”、“三峡工程”、“天保工程”等一系列国家级重大建设项目的整体效益中清楚地看到。

经济学讲究成本与收益的结算，无论是奉献还是牺牲，都是支付成本；无论是避免损失还是减少其他开支，都是获取收益。当支付成本与获取收益不在同一方，获取收益方就享用了创造 公共 产品的成本支付方的“溢出效益”。遵循公平原则，享用“溢出效益”方就应该回报以相应的补偿。如果这类“溢出效益”是在国家干预下为了服从大局需要才出现的，那么，国家也就有责任促使补偿得以实现。

市场 经济趋利而动，这是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所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西部不应指望东部的帮助“不带收益的企图”。同理，东部享用“溢出效益”也不应该“心安理得”。——比如“三峡工程”建成后，就可以减轻下游洪水造成的巨大损失，使能够抗拒50年一遇洪水的抗洪工程提升到60年-80年。同时，也加大了上游发生特大洪灾的几率，使原来可以抗拒50年一遇的抗洪工程下降为40年-30年。在 水利 设施已经相当完备的情况下，长江上游如达川、广安等地在今年（2004年秋季）遭遇特大洪灾，不能说与三峡工程抬高了上游水位完全无关。——比如上游治理污染，任务特别艰巨。不仅资金安排上捉襟见肘，而且加大了发展与治理的矛盾。毫无疑问，如果上游也如下游那样走先发展后治理之路，对下游的影响可能是灾难性的，已成事实的有“淮河污染”。为此，上游西部地区不仅要肩负起超负荷的、兼顾下游的环保重担，同时还会使正处在原始工业经济积累阶段的地方工业更加举步维艰。表面上看来，西部山青了，水绿了，西部人直接受益。从全局看，受益的就不仅是西部了，还包括东部。东部不仅可以减轻诸如洪灾等直接经济损失，还包括间接受益如健康、生活、生产等。既然是甲方支付成本，乙方连带受益，遵循公平原则，乙方不能坐享其成。由于这是有国家行为，所以，国家都应该对受益方增收资源调剂税、环保受益税等税种，用以补偿支付成本方的“超正常收益的损失”。既然是市场经济，彼此都按经济规律办事。

结束语：推动经济公平增长

没有制度创新试点权，使西部一次次坐失经济突破性发展的 历史 性机会，尝食南橘北枳的苦涩；大一统政策，使“发展很不平衡”的西部没有充分享受政策中立所带来的相应的活力；“市场一体化”把西部逼上了与东部短兵相遇的“拳击场”，这个在国家重拳出击被完全解除了“地方（经济）保护”壁垒的西部，以40公斤级的拳击实力迎战80公斤级的东部对手，仅有屡败屡战的悲壮；一个个“逆向边际效益”、“溢出效益”重大项目，总是难以得到充分的政策性补偿。这些，都是绾住西部发展的死结，在更大程度上冲淡了“西部大开发”各项重大举措所带来的发展活力，使西部人所有的努力都不过是“经济非公平增长”这个大势下的折腾。

经济非公平增长必然加大强弱之间的差距，加重强弱之间的矛盾，最后也会因弱者过弱阻止消费需求而导致整个

通过自身努力去解决。我在这里审视的是国家 经济 政策和经济走势给西部发展绾上的死结，解开这些死结不是西部的努力可以完成的。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仅仅是实现邓小平构想的“第二个大局”中的重要一环。5年的 历史 已经说明，这远远不够，在继续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同时，还需要把西部发展纳入整个国家经济 社会 改革发展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中来考虑，需要从实现“第一个大局”的政策取向（非公平经济增长）向实现“第二个大局”的政策取向（公平的经济增长）转变。随着这个转变的完成，绾在西部发展上的死结才有解开的现实条件。


主要参考文献
刘世庆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