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是作者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不发展的系列研究之一。文章首先对中国传统出口商品——生丝贸易的变迁,作了一个总的历史叙述,为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历史背景。然后选取两个早期出现而经历不同的缫丝厂——上海的公和永丝厂和广东的继昌隆丝厂,比较深入地研究他们各自的特点和兴衰,进一步证明中国资本主义有所发展而又不能充分发展的历史命运。
关 键 词：生丝贸易/缫丝厂/公和永/继昌隆
    【正 文】
    本文初稿着手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当时计划以中国对外贸易中三个重要商品——丝、茶、棉纺织品贸易状况和条件的变迁对中国资本主义现代企业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三篇作一点初步研究。着眼点放在作用和影响上面。其中有两篇初步定稿,并已先后发表(注:请参阅《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本文因动手较晚,未及定稿就因当时需要集中全力于一项集体研究项目而停顿,由此一放竟达十年之久。现在本人已经离开工作岗位,有了重新检定这篇旧稿的闲暇。而在此期间,外界的研究已大步向前。就个人所见,仅在本人放下手稿前后的1989-1990年间,台湾和大陆就相继有两部专着问世(注:即1989年8月台北近代史研究所陈慈玉着的《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和1990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徐新吾主编的《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单篇论文则为数更多。形势大大改观,本文似已无发表之必要。wWW.11665.CoM第念本文并非一般泛论,而是着眼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时代环境,视点稍异,则又似可不避粗疏。因就原稿略加整理,以求教于同道。本人精力就衰,对十余年来新的学术成果,未能充分研究吸收,缺失所在多有,凡此均有待识者之指正。
    一、 近代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
    中国生丝的流传世界,有千年以上的悠久历史。沟通中国陆路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丝路”,在唐代便已闻名于当是的西域。生丝的海上贸易,包括东南亚、日本以至美洲和西欧,在鸦片战争以前,见诸文献记载的,至少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如今在瑞典乌普萨拉大教堂内,还保留有14世纪的中国丝绸。遥远的北欧如此,其他地区可以概见。在亚洲地区,中日之间的生丝贸易,无论是合法的勘合贸易或非法的海盗贸易,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便已相当频繁。17世纪以后,每年的贸易量,一般都达到两千担的水平,最高时到达3000担(注:藤本实也:《日本蚕丝业史》,1933年版。转见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4,1981年版。这只是有记录的勘合贸易。如果加上非法的海盗贸易,至少要翻一番。)。从澳门开往长崎的商船,每船经常装载白丝五百至六百担(注:c.r.boxer:the great ship from amacon,annals of macao and the old japan trade,1555-1640,页179,1959年版。)。1565年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占据菲律宾以后,开辟了一条生丝海上贸易的新途径。通过西班牙商人之手,中国生丝开始远销美洲。每年运销的数量有各种不同的估计。有的估计为3000至5000担,有的估计为8000至10000担。(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65。)1637年墨西哥一处以中国生丝为原料的丝织工人,达到14000多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ping eslands,1493-1898,1905年版,卷30,页75。有的记载为1400多人,误。)。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随着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入侵,中国生丝开始大量进入西欧市场。1637年,得到英国国王查理士一世(charles i)支持、目的在于取得“东印度公司未曾到过的东方各地贸易权”的科腾协会(courteen association),首次派船入侵广州。他们在打毁虎门炮台、击沉中国商船之后,把他们在广州购买的24箱丝料,当作“战利品”运回英国(注:h.b.morse: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1926年版,卷1,页16,页20,页27。)。中国生丝对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贸易,就是在这样一种环境和形势之下,开始发生的。在1679至1833年的155年中,生丝出口量从微不足道的八担上升到9920担(注:h.b.morse,上引书,卷1,页46;卷4,页343。历年出口数字请参阅本文附表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海外的市场,有进一步的扩大。

19世纪40年代中期起,出口经常在万担以上。不过10年,即从50年代起,上升到五万担以上。90年代初,第一次突破10万担大关,到了20世纪20年代之末,一度到过19万担(1929),达到旧时代中国生丝出口的最高峰(注:60年代前,据张仲礼的统计。参阅《学术月刊》1960年9月;90年代后,据海关统计。)。从长期趋势看,在1845-1929年这85年中,保持着3.5%的年增长率。
    然而单凭这一项出口量的变动,对中国近代生丝对外贸易的本质,还不能有一个完整的认识。需要进一步考察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地位的变化。
    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生丝贸易在国际生丝市场上,曾经居于领先和主宰的地位。西方殖民主义者可以在军事和政治上征服他们“发现”的世界,但是在经济上还不能为所欲为。西班牙殖民主义者用武力统治过墨西哥、秘鲁和菲律宾,但是,在这些殖民地上,他们的出口商品,却竞争不过中国。丝绸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16世纪下半期,由菲律宾输入西属美洲的中国丝绸,就因“价格低廉、销售普及”而使西班牙本国丝绸几乎绝迹于美洲市场(注:e.h.blair and j.h.robertson:the philipine islands。卷27,页112,页149,参阅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而从马尼拉向西属美洲贩卖中国丝绸的利润,则最高达到成本的十倍(注:e.h.blair等,上引书,卷12,页60,参阅严中平,上引文。)。中国的丝绸贸易,不仅是马尼拉和墨西哥西海岸亚加普尔科(acapulco)西班牙商人的利润来源,而且也是墨西哥市一大批丝织工人的“主要谋生之道。”西班牙国王只看到中国丝绸贸易所引起白银流入中国,为限制中国丝绸向美洲的销售颁发了几十道命令(注:以上据严中平:《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载《近代史研究》1981年1期。)。然而这不是一纸命令所能奏效的。禁令不断重申,又接连遭到破坏。这正是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生产力水平落后于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生丝贸易在当时国际市场上处于领先和主宰地位的反映。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领先地位,仍然维系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这个时候,中国生丝的海外贸易,先后集中于法、美两国。法国是一个以丝绸闻名的国家。长期以来,法国丝织业所用的原料,主要取给于本国自制的生丝。一直到19世纪50年代以前,法国政府仍以自缫自织作为对本国丝织业的保护措施(注:l.dermigny:la chine et l'occident:le commerce à canton au xvlle。 siècle,1719-1833,1964年版,卷1,页402-404)。但是进入60年代以后,法国丝织业所用的生丝,却主要依赖中国的输入。流行的看法是:1854年法国的桑蚕经历了一次重大的瘟疫,造成蚕丝的大减产。然而法国生丝一蹶不振,却不能单纯拿一次瘟疫的流行作唯一的解释。事实上这个时候中国的生丝,不但在质量上超过法国生丝,而且法国输入中国生丝,在成本上也大大低于本国蚕丝的制造(注: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页83。)。正是这一点,才使得中国出口的生丝,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以内,维系对法贸易于不坠的力量之所自。
    美国的丝织业,肇兴于19世纪60年代。其后发展迅速,至世纪之末,已成为世界生丝的主要消费者之一。进入20世纪,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美国已与法国并驾;纽约与巴黎已并列为世界生丝两大贸易中心。1916年美国进口生丝已占国际生丝贸易额的60%(注:silk association of america:annual report,1917,页19。)。在美国的生丝市场中,中国是主要的供应者。在1916年美国进口的23.3万担生丝中,中国生丝,单是直接运到美国的,就达到4.8万多担,占1/5以上(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peports,1916,partⅲ.)。
    但是,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那就是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中的传统优势地位,日前受到新生力量的冲击。从19世纪70年代起,在中国以外,日本和意大利也开始发展缫丝,加入了世界产丝国家的行列。它们的发展速度、特别是后起的日本,大大超过中国。在70至90年代中期的20年中,意大利生丝的年产量增长了54%,日本则激增335%(注:shichiro matsui:the history of the silk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

es,1930年版,页57-58。)。中国生丝缺乏当时的生产统计,根据后来的估算,在同一时期中(1875-1895),全国生丝产量增加了23%(注:参阅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654。)。中国生丝增长的速度,在19世纪末,就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大大落后于日本,看来是符合事实的。
    在日意两大产丝国、特别是日本的实力迅速增长的形势下,中国生丝在国际市场的优势地位开始发生动摇。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丝业开始起步时,生丝出口不过中国出口的1/7(1890年);33年以后(1903),便第一次超过中国(注:china maritime customs:special series:no.3,silk,1917年版,页203。)。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生丝已垄断美国进口生丝的90%(注:lilliam m.li:china silk trade,页85。)。进入30年代,日本出口生丝不但独霸美国市场,而且囊括了世界生丝市场的3/4(注:w.s.woytinsky and e.s.woytinsky:world commerce and government,1955年版,页156。)。优劣异势,已经十分明显。因此,自19世纪末叶以降,中国生丝出口虽然数量上在短期内仍能维持增长的趋势,但在国际生丝市场上的地位,已经处在走下坡路的局面。
    出现种这局面的原因,毋庸讳言,中国丝业生产的本身存在的严重弱点,是应该看到的一面。中国丝业生产,长期停留在手工缫制的落后状态。机器生产的起步,大大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乃至后起的日本。即使在新生的机器缫丝厂中,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也存在不少的缺陷。因之,生产质量的低下,缺乏市场的竞争力,始终是中国生丝出口的一大困扰。它集中体现在生丝出口数量和价值的背离上,体现在出口生丝的价值始终落后于出口数量的增长上。下面我们根据《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所提供的资料(注:参阅该书页88,页99-101。),编制了1860-1894年生丝出口量值、全国出口总值和生丝出口占全国出口总值的比率四套数字,从中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是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丝出口值落后出口量16个百分点,这是我们上述论点的直接证据;二是生丝出口值占全国出口总值比率的缩小,这虽然不是直接的证明,但是这个比率下降幅度之大(58个百分点),不失为一个极有价值的参考数据。所有这些,反映了中国丝业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弱点。然而,深入一层观察,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中国的直接结果。
    在鸦片战争以前,或者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前,包括生丝贸易在内的中国对外贸易主动权,掌握在中国人自己的手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中国商人出海经营的。例如,16世纪中国对菲律宾的贸易,基本上由中国商人“驾船运货”。正是“到马尼剌进行贸易的中国商船,保证了包括西班牙殖民主义者在内所需货物的供应”。(注:严中本:《丝绸流向菲律宾,白银流向中国》,见《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那些到中国进行贸易的外国商人,也必须遵守中国政府制定的管理条例,也就是中国的法度。例如,在鸦片战争以前的广州一口贸易中,所有外国商人的活动,都必须遵守中国地方当局制定的“交易章程”,不得违反。可以看出,无论是哪一种方式,贸易的主权,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这是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
    但是,在西方早期的殖民主义者入侵中国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变化。这种苗头,至迟在鸦片战争前夕的广州一口贸易时期就已经出现。当时在贸易资金的周转、商品价格的决定、中国行商贸易份额的分配以及行商与外商相互关系与地位的变化等方面,在在都表明贸易的支配权,已经逐渐落入外国商人的手中。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贸易当局虽然名义上操有贸易的主权,但是代表中国当局和外国商人打交道的行商,实际上已经降到附庸于外国商人的地位(注:参阅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1983年版,页34-43。)。
    深刻的变化,还是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
    从南京条约开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枷锁下,中国从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变成一个不能完全自主的半殖民地。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蒙上了一层半殖民地的色彩。拥有相对雄厚的资本、加上不平等条约的靠山、以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出现的外国商人,在交易场中,可以毫不费力地置中国对手于掌上。一个中国贸易通在20世纪30年代初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天津条约创造了一套制度,使中国对外贸易被管制、培养和在七十年中扩展到梦想不到的数量。沿海贸易港口

的扩散、海关行政的统一、进出口商品在内地特权的享受、中国国内贸易商品由洋轮在内河及沿海运输对陆路运输或自有帆船运输的取代,外国商人及船只有条约规定下及领事保护下的特权享受等等,所有这些汇合成一种深刻确定的转变,创造了一个到今天仍基本上被维持着的贸易制度”。(注:t.r.banister:a history of the external trade of china,1834-81,1931年版,页51。)这一段话中,许多事实是被歪曲的,但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经历了一个“深刻确定的转变”则是符合客观实际的。这里我们就拿生丝的出口贸易作为一个例证,略加阐述。
    中国生丝的对外贸易,在五口通商以后,一直延续到20世纪,基本上是按着这样的程序进行的:中国内地出口的生丝通过丝栈(口岸工厂生产的厂丝则通过丝号)卖给外国洋行。交易的具体执行人分别是丝栈、丝号的通事和洋行的买办。由于华商丝厂资本有限,洋行往往通过买办之手,以抵押贷款(即以缫丝的原料茧蚕为抵押的贷款)和预卖贷款的方式贷款给中国丝厂,以之收购生丝。这种形式的收购,在20世纪初,已经非常普遍。1914年,上海丝茧总公所总董就说:上海“几乎没有一家丝厂不向洋行借款的”。(注:《上海市缫丝工业同业公会档案》,卷号132,转引自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1。)1915年上海各丝向各洋行借款额高达850万两(注:张迪恳,上引文,页101,同见陈慈玉:《近代中国的机械缫丝工业》,页34。)。
    由于洋行的活动是通过它的买办执行的,人们往往不适当地突出买办的地位。一本专门调查当时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的小册子这样写道:“买办为扩张其业务,招徕生意起见,对于华商常先垫付丝价,然后再向洋行收款”。“日积月累,买办遂握中外生丝贸易之全权”。(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1932年版,页4。)这只是一种皮相的观察。实际则完全相反,生丝的对外贸易,“完全掌握在上海的外国人手里”。(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1929年版,页25。)洋行的买办、丝号、丝栈的通事等等,他们或者直接服务于洋行,是洋行收购生丝的工具,或者和洋行发生密切联系,是洋行收购生丝的中间环节。正如那本小册子在后面也不得不承认的:洋行的外国“大班为一行之总经理,凡接洽生丝海外卖买事宜、及接收海外生丝市价之暗码电报与向华商收买生丝之数量多寡、市价高下,皆由大班一人主之”,买办则不过“奉大班之命,向华商收买生丝。”(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上引书,页5。)
    当然,洋行通过买办放款于中国丝厂,买办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也有上下其手的余地。不仅买办如此,甚至作为经纪人的丝号、丝栈和他们的通事,也有和洋行买办同样的行经。他们上面仰仗洋行,下面控制丝厂,常常通过借款和多家丝厂发生借贷关系,以达到为洋行固定订货的目的。(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g in shanghai,1933年版,页115。)有些丝号老板,同时又是洋行买办,而丝号的通事,最后“亦有自立牌号,专门代客经售生丝,渐立于丝号之地位者”(注:中国国际贸易协会:《中国生丝对外贸易手续》,页4。)。他们都在谋求自己地位的上升,以便多分润一点洋行控制下的生丝贸易的余利。
    获取巨额利润的洋行也好,分润洋行的些许余利的买办、通事也好,所有这些利润的来源,都是从出口生丝的生产者那里分取得来的超额商业利润。而洋行之所以能取得巨大的超额商业利润,则是由于他们的资本实力和垄断地位,使得他们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随心所欲的压价措施。中国丝厂因资本不足需要洋行周转资金而忍受洋行的压价勒索,这已经是司空见惯的事。事实上,洋行对中国出口生丝进行压级压价的手段,是无所不用其极的。通过生丝的检验以压低生丝等级、降低生丝价格,就是洋行最常用的手法。“以致在国外再检时,常出现低级丝的质量反优于高级丝的现象”。(注:张迪恳:《外国洋行垄断生丝输出对上海地区丝厂业的影响》,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86年第1期,页100。)出现在1917年上海丝厂和洋商之间的一段曾经引起轰动效应的纠纷,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一年四月,一家有影响的新闻媒体报导说:上海“今年春季丝少价昂,外人至各厂定货者不少,约期历四月取货。不料定丝时之市价高于交丝时之市价,洋商遂从事检查品定甲乙,就使丝质与定货时之条件丝毫无误,亦以此时市价低廉,必多方检查其种种不合之处,以为不附条件抑勒价格之举,两方几至涉讼

。”(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洋行为什么能够这样任意挑剔、随便压价呢?这家媒体非常惋惜地解释道:情况本来不会这样,“无如我国未设有证明丝质之信用机关,而洋行内反设有生丝检查器械,以检查各厂家所缫之丝质,自别优劣,以定价格。”(注:《大公报》,1917年4月8日—19日,转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1961年版,页171。)另一份报导广东生丝贸易的文章提出同样的问题,文章写道:“从前吾粤向未有生丝检验机关之设立,洋行往往藉端渔利,将买入之生丝,任意贬低品质,变换等级及剥削公[分]量,务令吾粤生丝之生产者,耳目纷乱,无所适从,以遂其侵蚀之心愿”。(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两份报导得出同一结论:似乎只要中国自设生丝检查机构,问题便全部解决。中国是一个生丝出口大国,却连一个生丝检验机构都付之阙如,以至授人以柄,使中国丝厂吞声忍气,委曲求存,这自然令人惋惜。但是问题却不仅是一个生丝的检验机构所能解决。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商人享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享受的政治特权,拥有超越一般商人所能保有的经济实力(注:例如1916-1917年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一家即独占生丝出口的13%以上。参阅缪钟秀:《二十年来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1931年第2卷,第1期。)。不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取消挟重资以君临中国的外国商人在中国享有的各种特权,包括中国出口生丝的检验权在内,要想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免于外国洋行的控制,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那是不可能的。
    中国丝业中人也的确有过企图扭转局面的“奋起”。19世纪70年代初,曾经有个别丝商企图摆脱洋行,自销生丝于国外,然而却找不到适当的买主(注:g.c.alleu:western enterprises in far eastern economic development,1954年版,页61。)。19世纪80年代初,上海还出现过商界闻人胡光墉的大量囤积生丝,企图主宰生丝市场(注:据说在胡光墉破产前夕,他囤积生丝达一万四千包。参阅great britain foreign office:commercial report from her majestg's consuls in china,1883年上海,页230-231。)、以个人的力量扭转受制于人的局面。结果是周转失灵,不得不削价抛售,反而乞求于外商的收购。最后是囤积者的破产,祸及自身,牵连整个商界(注:同上。c.j.stanley:late ching finance:hu kwang-yung as on innovator,1961年版,页78。)。
    个人的力量不济,团体的力量也未必奏效。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出现了以丝厂主为主体的中国实业家组成的生丝贸易公司,企图取代外国洋行在中国生丝出口中占有的这一地位。与此同时,广州也有类似的组织。有的丝厂老板还企图撇开外国洋行,直接推销生丝于国外。然而直接外销也不成功。有的仍离不开国外的公司,有的则根本落空,无由实现(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6;《中国蚕丝》,第2卷,第12号。)。一直到1936年,“中国生丝运至外国,本国无直接之邮船,一切均赖外国洋行。”(注:张白衣:《中国蚕丝业论》,载《时事月报》,1936年2月。)多次组织外贸公司的尝试,也以失败而告终结。到1929年止,上海华商先后自办的生丝贸易公司,一共不过四、五家(注:d.k.lieu:the silk reeling industry in shanhai,页117;李述初:《今后华丝对外贸易应取之方法》,载《国际贸易导报》,1930年1卷7期。),而当时上海一地经营生丝出口的外国洋行,则有41家(注:r.e.buchanan:the shanghai raw silk market,页25。)。广州的华行虽然多一些,但都无力维持久远。进入30年代以后,能够继续存在的,上海只有通运生丝贸易公司一家(注:ton ying silk trading company:chian raw silk,1931年版。),广州只有永泰隆一家(注:苏鼎新:《粤丝贸易经济及组织概况》,载《广东蚕丝复兴运动专刊》,1933年10月1日;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页358。)。后来也都无起色。由此可见,这种努力的所得,接近于零。
    一本反映20世纪30年代中国生丝生产和贸易的着作写道:

江浙和广东是中国两大产丝区,但是“生丝的市场价格不是在上海和广州、而是在纽约和里昂决定的。”“因此中国新茧的市价和蚕农肖蚕的成本几乎没有联系,而是和纽约、里昂的现场价格直接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个价格,中国的蚕农是一无所知晓,二无所操心,三无所作为。”(注:d.k.liu: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1940年版,页ⅹⅴ。)也就是说,完全受制于外人。在说这一段话之前40年,也有一段类似的话,不过这次是外国人自己说的:“中国政府幻想中国生丝的生产,控制着外国市场的价格。恰恰相反,外国在华商人所能支付给中国蚕茧的价格,是受外国市场的节制”。(注:1896年8月27日上海外国通商总局(the shanghai chamber of commerce)致北京外国公使团团长田贝(c.denby)。见north china herald,1896年9月4日,页403。)总之一句话:华商“自有之货,不能定价”,得“转听命于外人”。(注:陈炽:《续富国策》,1897年版,卷4,页6。)中国生丝贸易所面临的局面,就是这样。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垄断势力一天不撤除,中国丝业的这一局面是一天不会改变的。30年代以后,中国生丝产业出现全面的衰退:1934年厂丝的出口,跌到历史上生丝出口的最低水平(注:根据海关统计,1934年厂丝出口为五万四千担。)。这一年“上海一百多家丝厂中,开工投产的,不过在20家左右。而且这20多家丝厂在投产后一个月中,也因一再出现的不利商情,迫使它们一个又一个地相继停歇”。(注:poul k.whang(汪仲芳—:the silk industry of 1934,载the china weekly review,1935年1月19日,页258。转引自张国辉:《甲午战后四十年间中国现代缫丝工业的发展和不发展》,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1期,页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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