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外商投资是东盟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柱，东盟国家曾经因为外资减少而对中国采取竞争手段。近年来，中国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反而推动了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本文首先描述了东亚金融危机后东盟外资流入的变化状况，而后分析了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推动东盟外资流入的原因，最后在计量研究的基础上证明了上面的结论。
　　关键词 中国－东盟经济合作　外资流入　面板数据
　　
　　上个世纪末和本世纪初，“中国抢走了外商投资”，“应该和中国竞争外资”曾是东盟国家重要的话题。面对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和在外资流入方面对东盟国家的逐个超越，东盟国家始终存在与中国外资竞争的激励，而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遭遇的经济衰退以及“外资转移到中国”的被夸大的事实，又使东盟国家找到了与中国公开竞争外资的理由。正是基于此，新加坡总理吴作栋在199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将变成一个深具吸引力的投资市场，除非我们有能力同它竞争，不然在本区域的投资都将转移到中国去”。我们知道，外商投资与对外出口是东亚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两大支柱，所以可以理解东盟国家对外商投资的重视。事实上，东盟国家的确采取了与中国争夺外资的手段，然而结果并不理想。反倒应该强调的是，近年来由中国主动推动的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扩大了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本文就是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对此给予验证，并深化对一些相关问题的认识。
　　
　　一、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东盟外资流入状况
　　
　　东亚金融危机使东盟国家的外商投资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充分体现在很多国家外商投资的剧减甚至负增长上。Www.11665.CoM我们相信，东亚金融危机不仅使东盟国家的外国企业在盈利方面面临困难，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国内政局动荡使东盟国家的投资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而这是上述外商投资剧减和负增长的最重要原因。外商投资剧减和负增长与撤资现象密切相关，而东盟国家又常常将之与“转移到中国”联系起来。东盟中最大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外商投资剧减和负增长的状况最具有代表性。1997年印度尼西亚的外商投资额还有46.78亿美元，而1998年上一数据变为-2.41亿美元，这可以简单理解为，在没有任何新增外商投资的情况下，原有外商投资中有2.41亿美元撤出了印度尼西亚。而且上述恶化的趋势在不同国家连续保持了三至五年左右，如印度尼西亚此后几年的数据是：1999年，-18.85亿美元；2000年，-45.50亿美元；2001年，-29.78亿美元。总体来看，尽管东盟其他国家没有像印度尼西亚那样出现外商投资的负增长，但在引进外资上的挫折也同样严重。然而，一个一致的情况是，在中国与东盟签订《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2002年之后，所有东盟国家的外资流人都进入了新一轮的增长时期。下面利用图表给予描述，如图1。
　　考虑到将十个国家的外商投资数据绘制在一张图中会比较混乱，而且外资金额的差异也不允许这样做。所以，我们将东盟十国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分成两组来进行描述。其中，图1，a中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组的外资流入状况，图1，b中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组的外资流入状况。综合两图来看，东盟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都比经济水平较低的国家(文莱、缅甸、柬埔寨、老挝、越南)在外资流入数据的变化趋势上表现得更加一致，这反映了经济水平较低国家在引进外资上存在更大差异，而为了消除这种差异本文对其数据采用了双轴折线图。
　　总体上看，东盟中所有国家的外商投资在东亚金融危机后都出现了明显的减少，而后进入了起始时间不同的调整时期。在进入新的增长期方面，图1，a清楚地显示了2002年的重要性。因为在这些东盟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中，泰国和新加坡从2002年开始进入了又一个外资流入连续增长的时期，而另外三个国家则是在2002年都有一个外商投资突然增加的过程，并在2003年之后进入到外资流入连续增长的时期。图1-b没有如同图1，a显示出一致的趋势，其中部分原因来自图表本身，但我们也能清楚的看到，有些国家(如越南)的外资流入趋势在2002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有一个这样的观点：签订《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2002年是很多东盟国家外资流入重新增加的转折点。但这是否存在巧合?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怎样推动东盟的外资流入?这些都要通过后面的经验研究来完成。
　　
　　二、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推动东盟的外资流入的机制
　　
　　我们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一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推动东盟的外资流入的机制，对此还要回到东亚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中。东亚金融危机发生后，东盟国家内部经济环境的破坏使很多外国投资者撤出投资或停止了可能的投资，而这些撤出的或可能的投资中有一部分转移到在危机中显示出良好经济环境的中国。尽管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在危机中中国的外资流入也受到了负面的影响，但很多东盟国家仍然认为其外资转移到了中国，这就是很多东盟国家领导人强调与中国进行外资竞争的原因。其后几年的事实是，中国因其在危机中表现出的稳定的投资环境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资，中国成为了在世界上最受外资青睐的国家。此时一些东盟国家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如果在不合作条件下与中国展开外资竞争，整个东盟并不是中国的对手。我们知道，危机后的东盟不仅需要对外出口，而且需要外商投资，这是东盟一直以来经济高速发展的两个最重要的推动因素，此时在经济恢复中更为重要。那么，怎样才能在当时的情况下引进大量的外资呢?一个最为有效的方法是寻求与中国的合作，即将东盟的市场与中国市场统一起来。
　　下面我们来分析与中国合作可以帮助东盟引进更多外资的机制。用东盟的说法，与中国经济合作就是利用中国的大市场，或者说将东盟市场与中国市场进行对接，而对中国出口的多少则是双方市场对接程度的最现实的衡量指标。试想一下，如果东盟对中国出口存在障碍，很多想要占据中国市场的投资者就会将资金投向中国，尽管可能东盟有更便利的生产条件，但中国的大市场对很多投资者具有不可替代的诱惑力；而如果东盟对中国的出口不存在障碍，则会有一些想利用东盟生产条件的投资者将资金投向东盟。东盟国家相信，只要他们对中国的出口大大增加，显示出东盟与中国市场之间无障碍的特征，很多外国投资者会再把资金投向东盟。在此我们看到了一个重要事实：在东亚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东盟对中国出口的扩大能推动其自身外资流人的增加，而经济合作只是能推进这种趋势的最佳方式。这就是《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签订以后，东盟在所有合作中积极推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又一重要原因。对此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佐证，即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初衷就是为了改善区域内部的市场环境以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遗憾的是，由于连接起来的东盟国家的市场规模太小而收效并不显著，因而与中国市场实现连接只是东盟长期以来引进外资动机的延续，只不过东亚危机后的东盟和中国的经济环境对比使这种愿望更加迫切。
　　
　　三、模型设计和数据说明
　　
　　(一)模型设计
　　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最突出标志是《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签署，同时宣布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使双方的经济合作进入最快的发展时期，因此对前面理论分析的验证也要围绕它来展开。具体地说，我们通过计量方法检验以下两个命题：1，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在《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签署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其外资流入在2003-2006年之间的增长率明显大于在1998-2002年之间的增长率；2，对中国出口作为东盟和中国之间经济合作(市场开放)的最主要信号，它的增加构成了东盟国家外资流入增加的主要因素。对于上述命题的检验，本文则是要在面板数据的基础上通过两个回归模型来完成。第一个回归模型用来检验东盟外资流入与其时间虚拟变量的关系，以说明2002年是其外资增长率变化的转折点；第二个回归模型用来检验东盟的外资流人和东盟对中国出口之间的关系，以说明后者是前者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上述经验研究的思路，模型的表达式依次如下：
　　

  之后为1。对于模型(i)，我们最关心的是ti，di的系数，其检验显著就说明数据的增长率在2002年以后发生了明显增加，也就是说2002年是其数据变化中的一个转折点；di的系数检验显著说明数据的截距发生了变化，但考虑到文章的针对性和篇幅，它不再列为我们考察的目标。对于模型(2)，我们最关心的当然是extocni的系数检验是否显著，其显著就说明东盟对中国出口直接影响其外资流入，这是本文最关键的问题。

　
　　(二)数据的收集与整理
　　本文需要的数据是1997年以来的东盟对中国出口和东盟外资流入的数据。之所以要1997年以后的数据，一方面是因为东盟与中国经济合作的快速发展由此时开始，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证明2002年是上述两个数据变化的转折点，因此我们的数据中不应该再包含一个像1997年这样的转折点，数据的收集与整理是本文最大的难点，其难度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当地统计工作本身的问题，东盟中有些国家的某种数据的取得相当困难，这些国家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如老挝、缅甸等；二是来自不同统计来源的数据差异很大，而一个统计来源往往不能提供所有需要的数据，不得不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选择和修正。本文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联合国国家账户统计(national accountsstatistics)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网站()，而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m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则是重要的参考依据。
　
　　
　　四、经验检验结果与分析
　　
　　本文确定fdi序列平稳性的方法是对模型(1)的回归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而且采取同样的方法对extocn进行处理，以决定模型(2)是否需要对随机趋势加以处理。同时，由于本文所用数据的横截面较小，在下面模型的估计中对截距项的影响都设定为固定效应(fixed effect)。
　
　　(一)对fdi的趋势估计
　　表1显示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即对fdi的趋势估计结果。可以看到，模型(1)的常数项(bo)在l％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东盟国家的外资流入数据存在共同的正的截距项。同时表1让人欣喜地看到，柬埔寨、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的td系数在1％、缅甸的td系数在5％、老挝和马来西亚的、td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分别通过检验，也就是说，东盟十国中有八个国家通过检验，其中经济水平较高和较低的国家分别有四个。而且，很自然地，针对上述所有国家的td系数的联合显著性检验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因此，我们已经可以很充分地得出结论，即2002年是东盟外资流入增长率增加的转折点。在此很有必要对菲律宾的td系数没有通过检验给予解释，这样可以强化或完善上述结论。1997年以后，尤其是2002年前后，东盟中其他几个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资引进方面陆续停止下滑趋势并开始增加，唯独菲律宾的外资引进却在波动中下降，原因是其国内局势的持续动荡。如果考虑到这个因素，我们可以忽略菲律宾td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的事实，或者把菲律宾列入td系数检验通过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讲，东盟中所有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的外资流入数据的趋势估计都支持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
　
　　(二)fdi对extocn的回归
　　正像上面已经提到的，在进行fdi对extocn的回归之前，必须确知fdi和extocn两个面板数据是否具有随机趋势，而我们的作法是对模型(1)和extocn的相同模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如果上述残差不含有单位根，我们可以直接用fdi和extocn的水平(1evel)数据进行回归。否则，我们需要考虑随机趋势引起的“伪回归”问题。
　　表2显示了单位根检验的结果。表中以5种方法分别检验存在公共单位根和存在个体单位根两个原假设。从结果来看，fdi和extocn的相应统计量全部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所以可以认为，fdi和extocn两个面板数据都不具有随机趋势。因此，fdi对extocn的回归可以在水平(level)数据的基础上进行。
　　下面我们来进行fdi对ex—tocn的回归，表3显示了其结果。可以看出，fdi对extocn回归的两个主要参数都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仅从回归结果分析，可以认为，东盟内部在引进外资方面存在一个共同的数值较高(等于753，29)的截距项，这可以认为在没有其他外界激励的情况下靠东盟自身的吸引力也可以引进的外资(fdi)。同时，回归结果也让我们相信，对中国的出口作为一种激励可以帮助东盟吸引很多的外资(表3显示1单位extocn可以帮助东盟吸引0.83单位fdi)。
　　(三)对上述经验研究结果的总结和分析
　　通过对上述两个模型的回归，我们验证了前面有关中国一东盟经济合作推动东盟外资流入的命题。也就是说，东盟与中国签订《中国东盟合作框架》的2002年是东盟外资流入增长率增大的转折点，而且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增加是东盟外资流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因素。而且，从对fdi的相关变量td的系数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来看，东盟中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均通过检验，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则只是部分通过检验。这说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使东盟中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在外资引进方面得到了更多的利益。事实上，这一点与没有中国影响下的东盟各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差异是一致的，但在现实条件下它仍可予以战略上的考虑。总之，东盟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在推动东盟对中国出口的同时带动了整个世界对东盟的投资，使东盟的外商投资再次进入了快速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