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构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假设前提存在与经济现实的强烈冲突。必须超越经济人假设寻找新的经济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经济人”假设；经济现实；冲突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理论的基本前提假设，是构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然而这一假设前提存在与经济现实的强烈冲突，自它产生之日起就遭到来自各方的批判。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及原因的研究》一书中首先提出人们行为动机的自利原则，并把它引入经济学理论体系中。依据斯密对自利人的描述和西尼尔提出的个人经济利益最大化公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提炼出“经济人假设”。穆勒在其1836年发表的“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一文中指出，经济人是对经济生活中一般人的抽象，经济人有两大特征：一是自私。即人们的行为动机是趋利避害，是利己的。二是完全理性。即每个人都能通过成本——收益或趋利避害原则来对其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优化选择。然而，以上的这些假设和现实存在强烈的冲突。在经济生活中，不但有自利行为，而且有大量的利他行为；在经济决策中，人具有完全理性只是一种极端的理想状态，更多情况下，人只具有有限理性；从经济结果来看，人单纯追逐自身利益的行为，往往产生不利于自身的结果，动机和结果的悖论难以保证自利目的的实现。
　　
　　一、“经济人”假设没有真正揭示人的本质属性
　　
　　“经济人”假设认为，人是有理性的自利主义者。经济人个人行为的动力就是个人利益，经济人的行为准则就是实现既定目标的最优化，经济人理性追逐个人利益的同时，客观上就会有效地增进社会利益，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会使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在不知不觉中实现一致。wWw.11665.cOm而现实生动地告诉我们，经济人所描绘的美丽的图景是多么难以实现。第一，经济人所追求的最大利益多数情况下并不明确且为众多因素所影响。第二，经济人单从追逐个人利益出发并不一定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第三，个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非就自动实现社会利益的最大化。
　　这里，人被抽象为一种总是不可救药地受纯粹自私动力支配，没有任何良好动机的存在，一种在心理活动作用上互不相关的孤立的生物。实际上，“人作为社会的一员，是文明的婴儿和历史的产物。人的需要、人的人生观、人和物质对象的关系及他与其他人的关系，都不会总是相同的。地理影响着他们，历史改变他们，而教育的进步可能完全改造他们”。人是一个社会的人，人的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带有社会属性，个人利益不可避免地和社会中其他人的利益交织在一起，不可避免地受他人影响。因此，“经济人”假设并没有充分反映出人的基本属性。
　　经济活动中的人同时有利己和利他两种倾向或性质。作为逐渐脱离动物界和超越动物本能的人类，具有及其丰富的情感和理智，不单纯地表现为完全的自私性。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中，可明显地看到三种情形的利他主义(他人利益泛指除自己利益以外的别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和人类利益等)：(1)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即刻可见的他人利益；(2)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未来的他人利益；(3)愿意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和财富，来换取某种实际无效的他人利益，即愿为他人利益而不讲究实际效果。除后一种属于特殊和个别的利他行为外，前两种利他行为既存在于单位、家庭和社会，也存在于经济、军事、文化和政治等各个领域。可见，利己与利他是“经济人”可能具有的两种行为特性和行为倾向。
　　
　　二、完全理性假设与现实的冲突
　　
　　经济人要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他必须是具有完全理性的人。而现实中，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是不完全的。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就非常精辟地对完全理性假设进行批判。他认为完全理性假设的两个前提不现实。要做到完全理性需要有两个前提：“前提一是行为人对行为的结果和达到结果的路径和手段非常清楚，而且行为的手段必然产生特定的结果。行为人只要选择达到已知最优结果的手段就可以了。”而事实上，行为人是很难对每种措施产生的结果有完全正确的预见和完全充分的了解。在经济生活中，行为人活动的结果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行为人本身的活动也在影响他人的活动，这给活动的结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行为人很难对自己的活动结果有准确的预见，这就决定他在进行决策时不可能考虑到所有可能采取的措施并选择最行之有效的行为手段。“前提二是行为人具有完全的信息、知识及准确的计算能力。”事实上，市场是不完全的，信息也是不对称的。行为人搜集、整理、加工信息的成本非常高，要做到对信息全面的掌握和准确的计算，这不但超出人的能力范围，即使不超出也成本太高。因此，人的理性决非完全理性，而是有限理性。人的行为决策也只能是寻求令人满意的结果而非最优结果。
　　
　　三、利润最大化假定与现实的冲突
　　
　　在经济人假设理论中，个人要实现效用最大化，厂商要实现利润最大化，是建立在具有特定性质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的基础上。这里的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必须是凸函数，也就是说个人的效用必须是边际递减的，厂商的产量也必须是边际递减的，否则最优点不存在。个人和厂商在决策时，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原则，最终实现效用的最大化和利润的最大化。而事实上，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并不都是凸函数，而存在大量的凹函数，特别是在生产领域中，边际产量递增的现象很普遍，这种规模经济在许多行业都大量存在。按照经济人假设理论，当效用函数和生产函数是凹函数的时候是不存在最优点的，也就实现不了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现实中，人们在决策时，也不是按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的原则来进行的。个人和厂商的实际行为并不符合最大化行为假设。早在1938年，“牛津经济研究组”的成员霍尔和希契在实地调查中发现，绝大多数厂商并没有象边际主义理论所说的那样，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据他们调查，38家厂商中，就有30家的价格决定根据“完全成本=直接成本+间接成本+可容许的利润”，因而所追求的目标不是边际主义所认定的“最大限度利润”。同样，来自某些行为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实际的选择心理学往往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过程有极大差异，追逐利润最大的动机对其行为并没有决定性影响。
　　
　　四、完全竞争市场的前提条件与现实的冲突
　　
　　经济人要实现效用和利润最大化，还必须依赖完全理想的市场。这样一个理想的市场要求：(1)市场完全竞争；(2)市场的交易费用为零；(3)市场信息完全且对称；(4)市场完全出清。只有在这样理想的市场中，价格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才能达到瓦尔拉斯均衡，才能实现帕累托最优，个人才能实现效用最大化，厂商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如果以上几条有一条不符合，市场将是无效率的，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易无法完成，一方或多方的利益将受到损失，利益的最大化将难以实现。

　　事实上，这样理想的市场在现实中不存在。从市场的竞争性来看，市场可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垄断竞争市场、寡头垄断市场等。完全竞争市场只是市场中的一个特例，在现实中并不多见，市场的常态却是垄断竞争市场和寡头垄断市场。在市场是非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下，如果“经济人”只依据自身的效用函数而不考虑其他人决策对自己决策的影响，来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其结果只能是恶性竞争，难以实现最优结果。博奕论中的“囚徒困境”很好地揭示出了单纯追逐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并不能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交易费用为零的假定，实际上在现实中也不存在。正像新制度经济学所揭示的那样，市场交易都是要付出成本的，这些交易费用包括寻找交易对象的费用、搜寻相关信息的费用、谈判费用、签订及执行合约费用、运输费用及与交易相关的政府税收等费用。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资源难以得到有效的配置，个人、企业的一些具有负外部性行为得不到纠正，“经济人”的效用最大化难以得到实现。如，我们经常看到生活在排放污染物工厂附近村庄的村民，虽然他们的利益受到很大的损害，但很少有单个村民和工厂进行交涉来维护自身权益。因为，他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来和厂方进行谈判，对他来讲得不偿失。他也就难以做到不让他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难以保障他利益的最大化。
　　市场信息是完全且对称的假定和现实也不相符。“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对许多客观存在的事实了解很少，这就需要通过搜集大量的经济信息才能获得对事实的了解，而要收集这些以离散形式出现的信息要耗费很高的成本且相当困难。因此，‘经济人’对市场信息的全面、完整、详细的把握是很难做到的。”同时，信息对不同的市场主体而言是非对称的。一般说来，对产品信息的了解，卖方所掌握的信息要比买方多得多，谈判过程中卖方会尽量掩盖一些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甚至提供一些虚假信息。在这种情况下，信息的缺失方，将难以保证他的利益实现最大化。市场主体将可能因信息的掌握而获得垄断，也可能因信息的不完善而受到侵害，市场效率将受到影响，社会福利的极大化将难以实现。
　　市场是完全出清的假定同样和现实也是冲突的。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已给这一假定最有力的回答。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就是看到单靠市场机制难以保证市场中的供给和需求恰好相等，瓦尔拉斯均衡难以实现。现实经济中存在大量的有效需求不足，这需要政府对经济运行采取积极干预的措施。这表明，在市场经济中，个人的理性行为并不可能自动地导致社会福利极大化，也难以保证个人利益极大化的实现。
　　
　　五、“囚徒困境”中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
　　
　　“经济人”假设中认为，个人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自动就会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个人利益是和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一致的。但事实上，“经济人”从个人理性出发的行为，既不一定能实现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不一定能实现整个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博奕论中“囚徒困境”的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从理论逻辑上看，‘囚徒困境’表明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结果之间的冲突，这对经济学的基本教义构成强有力的挑战。”“假定囚徒a、b共同参与了一项犯罪活动，他们被捕后只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招供，要么抗拒。法官在他们彼此隔离的情况下分别告之，若两人都招供，每人被判处十年徒刑；若两人都抗拒，每人被判处一年徒刑；若一人招供另一人抗拒，则招供者无罪释放，抗拒者被判处二十年徒刑。作为经济人，a、b该如何选择呢?对于a来讲，不管b选择招供还是抗拒，自己选择招供对自己是最有利的，因此，选择招供将是理性的。因为如果b选择抗拒，a将无罪释放而非十年徒刑；如果b选择招供，a将被判十年徒刑而非二十年徒刑。同理，对于b来说，最理性的选择也是招供。这样一来，a、b都从利己理性出发选择了招供这一理性行为的结果就是两人都被判十年徒刑。而如果两人都选择抗拒这一违背‘经济人’理性的非理性行为，两人只会被判一年徒刑。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经济人’从利己的理性出发来进行选择的结果在客观上有悖于利己理性本身。”如果把a和b看作一个整体，我们看到a、b各自从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出发，结果并没有改进整体的利益。对a、b两人构成的整体而言，两人同时抗拒的结果是各判一年徒刑，总共是二年，这是最佳的结果，是最符合集体利益的。“囚徒困境”表明“经济人”假设是和现实中的许多经济现象是不相符的。“经济人”在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自动实现象亚当·斯密所说的那样可自动实现集体利益、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许多经济主体进行恶性竞争，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带来了经济增长的巨大波动，降低了社会总体的福利水平。“囚徒困境”所揭示的经济现象，并不是一个特例或是不现实的，而是存在于许多基本的社会经济交换过程中。
　　“囚徒困境”表明“经济人”假设下的个人决策行为是和现实是相冲突的。经济人在进行个人决策时，就是在给定一个价格参数和收入的条件下，如何使个人效用最大化；个人效用函数只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不依赖于其他人的选择；换言之，个人的最优选择只是价格和收入的函数，而不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而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选择是相互作用的，但对单个人来讲，所有其他人的行为都被“抽象”在一个参数里，这个参数就是价格。这样，一个人作出决策时，他面临的似乎是一个非人格化的东西，而不是面临另外一个人(或另外一个决策主体)。总之，他既不考虑自己的选择对别人选择的影响，也不考虑别人选择对自己选择的影响。然而在囚犯困境中，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六、超越“经济人”范式
　　
　　如何对传统的“经济人假设”作出超越?第一，应“重新理解人”。对人的抽象不应损害对人的正确认识。应把“人”拉回到复杂的社会系统中，结合社会、文化、历史、制度、心理深入理解人。第二，要加强经济心理学的研究。经济学需要认识人，对人的认识离不开心理学的帮助。之所以传统的“经济人假说”不可取，正是因为这一假说不具备心理学的基础。“要把脑科学、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入到经济学中，使经济学的分析建立在一个科学理论的基础之上。行为经济学的出现开创了一个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第三，应加强经济伦理学的研究。“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与动物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其具有的伦理价值观，经济学应该与伦理学分析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现实中的客观经济现象。这种结合也是实现经济研究目标的必要保证。因为经济研究终究要落实到人，但落实到什么人，这就离不开伦理判断了。”第四，应加强制度研究。拥有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人的经济行为不仅要受到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要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不仅要受到基本经济制度的影响，而且要受到微观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正处于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各种制度正处于形成与演进过程中，加强制度研究对于把握改革的前进方向、提升经济效率和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第五，应加强“合作思想”的研究。“经济人”假设中把人看作是自私、自利的人，因此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竞争”被认为是经济行为中的常态及提高经济效率的唯一有效手段。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生产力水平极大提高，经济全球化、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在这种条件下，很容易产生过度竞争、恶性竞争，其结果是不但生产效率没有提高，反而会破坏生产力的发展。“合作”的重要性已被许多国家、企业和个人认识到，“合作”已成为他们在经济活动中的经常性选择。第六，应加强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影响机制的研究。“经济人假设”中所宣扬的个体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自然而然会促进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显然和现实不相符。资本主义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个人追逐自身利益的结果，只能是社会中的一少部分人实现利益最大化，社会中的绝大部分人和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根本无法实现。如何使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相一致?如何通过个人利益的追求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这是应加强研究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