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在当下，就本质而言，日常生活的诗意性色彩已不复存在，其散文化叙事模式已经形成为不可否认的事实。在这种关于日常生活的经验中，无可避免地充满了失败的经验与悲怆的色彩。这一点，作为一种实践经验，已无可置疑地是人们基本的和普遍的生活图景。关于日常生活的散文化特点，其实早在波德莱尔那里就已得到了艺术的印证。波德莱尔也许是现代西方较早描绘失败者生存状态的诗人。在他的《恶之花》中，他不断地、不厌其烦地描写流浪汉、醉鬼、拾垃圾者、妓女等生活失败者的形象，仿佛这些失败者就是现代人的真实生活幻影，他们徒劳地在生活的废墟上建构一种具有悲剧性意味的生活。波德莱尔寓言的寓意是深刻的，它向我们昭示：失败就是生活的本质，它和死亡一道，构成了人们基本的生存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说，波德莱尔的文本仿佛一本圣经，触目惊心地告诉了我们关于生活的核心秘密。
　　波德莱尔对生活的美学分析虽不免残酷，但他确实是在向人们指出了我们的生活并不是由成功的泡沫组成的，失败才是我们生存的基本经验。失败作为人生的一种常态，并非是偶然性的发生，它是我们人生的基本构成要件。既然如此，我们就要最大程度地宽容人们生活中失败的行动。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本雅明对波德莱尔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积极地汲取了波德莱尔对现代城市日常经验的理解，像流浪汉一般，运用碎片式的蒙太奇结构，对现代城市生活中那些颓败的社会景象进行了伤感式的描写。失败作为一种神秘的链条，把他们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身份不明的失败者。在不可掌控的命运面前，在冷酷无情的时间和空间面前，甚至在现代机器喧嚣论文联盟http://的轰鸣声中，我们都无法清晰地确认自己生命的价值坐标，连同艺术的灵晕也一起在我们的“震惊经验中分崩离析”了。就此，我们再次深刻地体认到，失败是生活的一种基本经验，是人生的一种基本形态，我们的人生本质上就是由一连串不断的幻象、渴望和失败组成。由此，失败才真正构成生活的本质，必然性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并不意味着真实的人生。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说在根本上理解了人生。基于这个原因，我们有必要构建失败哲学。失败哲学与成功哲学相反，它承认失败、允许失败，坚定地维护失败者可以失败的权利，对失败抱以不鄙弃的、宽容的态度。而这，也许可以说是失败哲学追求的最大目标。
　　但在我国，由于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一直处在亡国灭种的边缘，所以，救亡启蒙就成了时代的重大主题。这种救亡启蒙的历史焦虑表现在政治领域，形成了国家层面的整体乌托邦情结。表现在文化领域，则呈现为文化激进主义的集体骚动。并且，这种政治乌托邦情结和文化激进主义思想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深深地沉淀在了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从而在一定意义上促进了国人对成功哲学的追求。当然，社会现实因素只是成功哲学产生的内在驱动力，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尼采的超人哲学也是成功哲学产生的重要原因。这种成功哲学信奉成功就是真理的信念，拒绝对失败的哲学价值和意义进行阐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强人哲学。这种哲学后来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相遇，更加激发了人们对革命成功的信念。虽然在整个20世纪文化保守主义也曾企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但不久都被激进主义的声浪淹没了。
　　成功哲学在20世纪前期主要是一种民族集体理念，表现为富国强兵的政治乌托邦想象。但到了20世纪后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由于消费主义社会的建立，大众文化的崛起，成功哲学逐渐由一种民族的集体冲动转变为个人的单纯信仰。成为生活中卓越的成功者，成了90年代以来中国人的理想目标。显然，这与传统文化中中国人对伦理道德的追求和对生命本位主义的追求是大异其趣的。在传统文化中，儒家把贤人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道家把真人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而当今的成功哲学则由于对物质至上主义的膜拜，把成功人格作为理想的人格范式，我们看到，这种人格塑形活动本身是存在很大问题的，它基于对人性问题的忽失，更遑论宏大的社会正义、民主等问题。对此，学者敬文东先生曾经痛切地评论说：“成功哲学是强人的哲学，它和幸福、公正、正义无关，甚至从骨子里就是对幸福、公正、正义的坚决否定。……在今天，有眼睛的人都能看到，许多惹人神伤、催人泪下、引人肝火燃烧的‘杂七杂八的事情’，大半来自于成功哲学的教唆。在成功哲学的圣殿上，不成功是不被允许的；在成功哲学眼中，信奉失败哲学的人本来就是应该被消灭、被淘汰的劣等人物；给这些人制造一些麻烦，也就是成功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简言之，成功哲学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标示着物对人彻底胜利的哲学，是一种无关乎社会正义、无关乎人的幸福的物性哲学，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精英立场的哲学。
　　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成功哲学具有一定积极的意义，它带领我们走向一个又一个现代化的神话，但我们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其思想流弊如今已非常明显，以致到了不得不严加正视的地步。首先，它的拜物教哲学使我们对生命的尊严加以蔑视，以致最终造成我们生命被物化的异化状态。其次，这种强人哲学由于其本质上的精英立场有可能最终导致一种暴力文化的出现。这种文化崇拜强者，鄙弃弱者，从而有悖于和谐社会秩序的建立。再者，作为一种逻辑结果，成功哲学还有可能导致社会焦虑感的普遍加重，民众幸福感的严重缺失，社会道德体系的最终崩溃。而这，也许正是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情境中，如何消除成功哲学带给我们的弊端呢？
　　关于这一点，其实只要我们反思一下20世纪的那些美学家的思想主张，就不难得到一些启示。20世纪初期，王国维极力呼吁对人生要采取一种非功利的审美态度，把无用之用作为我们的人生观。后来的朱光潜也提出要把人生艺术化的命题。今天想来，这些思想主张依然是有价值的，是为我们所缺少的。提倡一种无功利的审美态度，对于摒弃成功哲学有积极的意义，对于建构失败哲学也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建构一种允许失败者失败的哲学，在如今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种哲学首先强调，一定要以一种全面的、内在的视点来审视人，不能仅仅从物质的维度来评价人。即我们考察人不能仅仅停留于物质的层面，更要从精神的维度对人做出界说。我们要尊重生命丰富的内在性，尊重个体生命的尊严。帕斯卡尔曾经对于人居然是由肉体和精神这两种品性完全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感到很难理解，并由此得出结论说，人就是一个由相反性构成的矛盾体。但帕斯卡尔最终把人界定为一个能思想的芦苇。他认为，人的全部尊严就在思想。对人的评价采取一种内在的视点，这本身就是对人的尊重。关于人的本质，虽然存在主义标榜一种纯粹行动主义的路线，否认人性问题的存在，提出了存在先于本质的口号。但它认为人一直处于永恒的生成状态的观点依然给我们很多启发。变化作为生命的本质，行动作为生命的姿态，人只与未来相遇，这样的观念对于人的理解无疑是乐观的。人的全部价值既然只在于永恒的行动，只存于未来，他始终靠“在自身之外寻求一个解放（自己）的或者体现某种（特殊）理想的目标，来体现自己真正是人”。在这种哲学看来，过去的时间和空间都是不重要的，曾经的失败和成功也是不重要的，他仅仅属于未来，他的价值仅仅在于不断地选择和对责任的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