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的哲学之路对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启示的论文_当代中国论文

海德格尔的哲学之路对当代中国文化命运的启示

胡塞尔开启论文联盟http://意向性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是最大的受益者，海德格尔在实际生活的现象学的还原中介入西方哲学的根本危机，海氏回归到哲学的原初问题——存在，对西方哲学史进行了清算，那就是哲学史一直讨论的哲学的根本问题“存在”不是“存在”问题的本身而是“存在者”，存在与存在者是两码事，可哲学史探讨却遗忘了存在，却把存在和存在者当成了一回事。在《存在与时间》［1］中，那么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是如何去追问存在？然而追问存在，却又不能直接去问存在是什么？而是通过此在（dasein）一步步的，回到原初的生命经验，在实际生活世界中来还原、来通达、来追问存在的意义，人作为“此在”在实际世界中有着追问存在意义的优先性，那么人在世界中，与世界打着交道，有着对当下在场事物的感知，海德格尔还原出人在世界中的三重性，——周围世界、共在世界、自身世界，那么人在世界中的基本情调是“操心”，人在这个世界中“操心”，“操心”这、操心那、操心的情状就是“烦”，烦是个体与世界的关系，在世界中烦，表现在与人打交道“烦神”、与物打交道“烦忙”、与自己打交道“自身之烦”即走向烦自身。WWw.11665.CoM而三重世界的还原，它的意义的建构通过筹划——意义理解——言谈，尤其在处身情态中展开，也是通过形式显示进行的，即世界内存在者的关系是一种指引关联物，在意义关联之中相互关联。烦，现在要向世界整体，世界整体通过世界本身的敞开和开显，通过人的处身情态、领会、言谈、沉沦，一步步展开，在时间之中，这整个世界整体被展开了，但是如何形成边缘域，形成整体呢？因为前面所说的只是打开了整体的可能性，还没有形成我们这个世界的整体。基本情调的唤醒是这个向死而在的唤醒和恐惧，与面对无家可归状态，才有世界整体的显露，这是在时间性的边缘域的形成中，以形式显示的方式来重构。死是此在世界的整体性。所以向死而在，作为一种可能性，作为一种未来先行的时间性，作为个体的死亡是不可以替代的，有着唯一性，作为可能性是一种极端的可能性、是最本已的、是个别化的此在，同时死对于个体的无经验感也是不可能的可能性。死本身是一个动作，是瞬间的当下性。或许在这个意义上存在本身是不显现的，或者一显现就消失，一显现就隐藏，关键是找到如此显现又隐藏的那一刹那。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这个文本里，就是通过自己实际性的解释学的现象学方式去诊断哲学史上的哲学的根本问题，面对哲学的危机开辟了现代哲学的新的道路。
　　西学东渐以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发生的的一系列重大起伏事件，都与国内知识界对海外学术文化的理解与态度密切相关。在中西之争、古今之争、中西体用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都是对中国文化命运的努力和思考。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思潮兴替，不失为这条规律的极好例证。我们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有四位西方思想家对中国思想产生了超越单一领域的广泛影响——他们是哲学家马克思，康德、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我们这个时代是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是有着前现代、现代、后现代，混杂的时代，我们有着传统的文化积淀和记忆、情感模式，有着现代的都市生活、严格的各种制度、信息资源，有着后现代的技术、享受西方后现代的技术成果，我们处于前现代的情感，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后现代的技术操作，我们完全是被过去、现在、未来而规训着，面对我们的文化，而面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或许在热热闹闹的学术市场化、生产化潮流之中，似乎有着混乱，没有人可以站出来承当起命运，似乎集体处于无命运感的时代，我们已然走到了一个瓶颈，我们这个时代的天命在哪里？“吾道穷矣！”，面临着危机，来自文化与思想内在的危机，现在文化的命运感如何获得，中国几千年来的“道”统已难以为我们指出道路、打开新的视域和形成新的生命气息。那我们该如何寻求出一条有效的道路或者说方法，来为我们文化的危机去蔽，让其焕发新的生命气息，打开新的文化，获得新的命运？通过前面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的现象学分析，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及其现象学方式似乎能够更为有效的为中国文化命运打开一个新的未来可能性提供启示。或许在这个时代，现象学是最为能够打开问题，开启新的问题的积极的介入方式，唤醒文化内在的问题，或许更为可能的去尝试如何用现象学的方式，回到中国文化与思想原初的问题与境遇，重新开启问题的追问方式，或者问题本身的新维度，中国思想的开始、汉语个体书写的开始，来自孔子末年作完《春秋》时的事件——“获麟绝笔”，这个不合时宜的征兆让孔夫子彻底认识到天命的中绝，或者说德能与天命之间关系的断裂。在孔子所处的礼崩乐坏的时代，周代以来“以德配天”的“天—命”关联方式已经失去了效力。要么有德者无位，要么有位者无德。传统三代以来德位一致的圣王已经不再有了。孔子并没有成为德位一致的圣王。回到孔子的时代、回到他的问题语境，或许我们更多的发现，“《论语》作为话语之经纶，作为汉语思想源初经验之表达，作为孔子生命话语的余留，一定也见证了这个文化内在危难。而最为根本的危难必然也与这个文化在开端上、思想源发生时所面临的危难相通！那么中国文化和汉语思想在源发时面对了什么样的危难？”［2］孔子的问题及其他的《论语》是提出问题，而不是给出答案，或许这样才能让文化内在的思想打开新的可能性，而不是简单意义上的高举复兴传统文化的大旗。同样回到道家老庄问题的情景，回到佛学的问题的原初情境，都可以在现象学的还原中打开问题一步步通达或者打开新的思想或者回归问题更为本原、更为内在的东西。或许像海德格尔借用胡塞尔的现象学一样开启一种新的现象学观看方式，打开更多来自哲学、思想与文化本身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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