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地和谐：重视以为民服务、拥政爱民为宗旨和抓手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团结，既是促进军地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军队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必然要求。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经验表明，军队要打仗，人民是靠山。毛泽东指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6］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我军以弱胜强、创造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经典活剧的重要法宝。而要运用和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陈毅元帅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的论断，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于我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性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既是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客观要求。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我军与以往旧军队最本质的不同就是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不再是剥削阶级用来压迫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促进军地和谐，固然需要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但作为军队来说，更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努力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就注重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融洽军地关系。我军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一运动，不仅减轻了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强了军队的自我供给能力，大大提升了我军的作战潜力，这对于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军来说非常重要。建国之后，我军更是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并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冲在第一线，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各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的不时爆发、社会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时受到威胁和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军及时调整充实使命内涵，明确提出将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并在历次疫情防控、减灾防灾、维稳处突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我军与人民群众及地方政府的和谐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军际和谐：重视以军事交流、军事合作为平台和途径来增进军事互信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军队是一支追求和平和捍卫和平的军队。孙子就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通过寻求战场上干戈相向之外的其他途径来化解两国间的对抗和对峙历来是中国军事家追求的优先选项，军事手段只是在各种方法手段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的最后选项。而如何避免两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发展成战争对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了解与军事互信，减少军事误判与凭感觉用兵。随着现代战争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以及信息系统在体系作战中基础性作用的显现，攻其一点即可使敌方体系瘫痪、部队失能，进而达成战略目的。在这样一个战争进程明显加快、战略战役与战斗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时代背景之下，小规模战斗随时都有可能演变、升级成局部战争，甚至导致两个国家之间全面的军事对抗。由于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相互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和领土纠纷的国家，普遍重视进行军事对话与开展军事合作，重视通过建立军事热线、军事留学生互派、军事学术研讨交流、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和渠道消除敌意和隔阂，减少双方因情况不明或片面性信息的误导而引发的军事对抗与军事冲突，以此为各国的互利合作营造良好的军事安全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利益边界不断拓展，相应地，我国与相关国家发生冲突的概率也相应增大。同时，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复杂。着眼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我军加大了对外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的力度。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军与外军的联合军事演习数量不断增多，频率不断增高，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开展的军事互访、军事交流等活动也频频见诸报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军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维护国家利益、增进军事互信、营造良好安全环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必将在我们党书写关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历史篇章中留下值得反复回望的精彩一页。
　　四、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建构及实现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同样，理念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完成实践层面的建构来发挥其对实践活动的统摄与主导作用。只有完成了理念的科学建构，理念对于实践活动的统领与推动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理念的实践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和谐理念的建构，既是一个在军事战略实践中践行和谐理念与彰显和谐理念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以和谐理念指导军事实践、推动军事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和谐理念的建构，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军事篇”为指导，体现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我们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反映我党我军在推动做好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转型双重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以及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和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双重考验的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与冲突、促进军事工作和谐发展的新鲜经验与成功做法，服从并服务于党、国家及军队建设的大局和我们党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一）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筹划军队发展大计
　　军事战略方针归根到底是治国之道。军事战略方针得不到科学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就抓不住总纲。以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军队发展大计的路径选择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实。军事战略方针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战略取向，是一个国家战略文化在军事战略指导领域的运用与实现。积极防御是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指向，这一战略思想指向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的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长期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排除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逃跑主义的干扰”［7］后确立起来的，它体现了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崇和贵和的价值取向。新世纪新阶段，军委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领域新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新动向，对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实完善，要求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就为我军加强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战略目标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指导方略和政策依据。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性质是“防御”，特征是“积极”。战略上的防御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使然，是为了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而“积极”则表示战略上的后发制人需要战役战斗上的先发制人作支撑。只有在战役战斗上具备横扫千军的能力，战略上的防御才不会沦为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的代名词。而要在战役战斗上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就必须时刻绷紧打赢这根弦、苦练精兵。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当前我军“不再时刻置身于战争对抗之中，但我军的根本职能决定了我军必须时刻保持用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8］。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筹划军队发展大计，必须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一切为了打赢、一切向打赢聚焦，切实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资源投向重点放到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上，努力提高我军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