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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建设

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建设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和冷战的结束,美国文化的强势地位导致世界文化力量对比的失衡。这就导致了在政治、思想、情绪等层面的民族主义反弹,尤其在知识界,以寻求民族传统文化资源为工具来回应西方文化的冲击。面对美国的文化渗透和版图战略的巨大压力,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率先警觉并向世界提出“抗御帝国文化”的呼吁。“文化愤懑”及其“文化反击战”在法国打响之后,其“文化例外”政策的主张很快在欧洲喷发和得到了众多国家的响应,并在全球掀起了一股“文化民族主义”及其现代乡愁社会思潮。现代乡愁社会思潮(运动)包括本土文化运动、考古文化、团契性怀旧、人文地理旅游浪潮、纪念活动五个方面。现代乡愁社会思潮意味着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其文化战略意义在于作为参与全球文化角逐的有效武器(如东亚文化圈中的儒家传统与集体主义)与重整文化礼仪和确保文化身份。中国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在全球化运动中对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正确地把握现代乡愁社会运动及其历史机遇,有助于中国文化建设。本文试就“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中国文化建设”略谈一己管见,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中国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及其存在的问题
  
  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正在崛起的东方大国,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涤荡中,在东西方思想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在借鉴吸收世界其他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同时,也感受到来自西方文化霸权主义的压力和冲击,同样兴起了一股现代乡愁社会思潮。wwW.11665.COm在中国,现代乡愁社会思潮所引起的本土文化运动及其国学复兴热、考古文化及其博物馆热、团契性怀旧及其民间组织、人文地理旅游浪潮及其“红色旅游”、纪念活动以及“树碑立传”方兴未艾。这种文化活动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中国现代乡愁社会思潮在推进中国文化建设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问题。
  
  (一)本土文化运动及其国学复兴热存在的问题
  本土文化运动是在文化相对主义放弃西方中心主义的科学主义目标而转向人文性的文化意义理解的阐释人类学派提出“地方性知识”概念之后,经过学界的推动直接催生出全球性的本土文化自觉浪潮和文化寻根运动。国学复兴热可以看作“全球地方化”的国际文化寻根运动在本土的涌动和主要热波。1990年,出版业率先掀起国学著作的出版热潮,为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复兴”铺平了道路。随后,学刊蜂拥而至(如《学人》、《东方》、《原学》、《中国文化》、《国学研究》、《中国文化研究》、《学术集林》),学者积极倡导(如《甲申文化宣言》,百位博导呼吁年轻一代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百名学者共同打造国学博客圈),媒体推波助澜(如《人民日报》1993年8月17日头版刊登“久违了,‘国学’!”,中央电视台推出《中国文明之光》、《百家讲坛》,《光明日报》新设《国学》专版),高校设院办班(如中国人民大学国学研究院,北京大学哲学系“乾元国学教室”,清华大学“应用历史与国学高级研修班),民间呼应跟风(如北京“安定门国学馆”,南京“金陵国学馆”,天津“明德国学馆”),官方倾向支持(江泽民在上海举行的apec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身着唐装;上海教委投资1000万,在2005年~2007年每年举办传统戏曲、书画、诗文等十个培训项目;官方背景下的孔子学院输出①),等等。其中1994年陈明创办的《原道》辑刊,旨在守望中国传统文化,应对现代性、全球化语境下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文化归属危机。2004年“文化高峰论坛”在象征中国政治活动中心的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以“文化宣言”的方式向世人确认华夏民族身份和确保汉语文化身份。中国知识界再次用“国学”一词来命名它所投身的知识体系,也就是用“国家主义”界定传统文化的属性,显然具有民族主义的现代乡愁色彩。
  国学热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国学中的“天人合一”观有利于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学中的“和谐”思想资源可以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国学中的“民本”思想对于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有借鉴意义。但是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将“国学”隘化——“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仅仅将“国学”局限在“儒学”的范围内(蒋庆),仅仅依靠古典式信念支撑民族自我意识的塑造和民族认同的操守(陈明),试图将儒家的理念和原则变成制度、政策等可操作的机制,当作一套救世的东西(康晓光),试图实现儒学“返乡复位”的“立国之本”的目的。一些“‘国学’的倡导者们关注的重点不是“学”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是要把‘国学’变为意识形态。”“大陆新儒家”误认为“复兴儒学”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的必要条件,误认为以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东方文化同样也能使经济快速发展,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他们试图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解决中国当代问题的灵丹妙药,建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的理论形态”。
  
  (二)考古文化及其博物馆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考古文化作为历史学的一部分,不仅成为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而且成为宣扬和确证一个民族辉煌历史的见证。其成熟性标志以博物馆文化及其功能的效应为考量。18世纪以来的博物馆在19世纪已成为现代化国家的城市的普遍设施和文明的象征。目前中国大陆各类各种所有制博物馆约有2400多家,且每年以5%左右的速度增加(增幅主要是民营或私人博物馆)。2009年全国2400多家各类各种所有制博物馆中已有1332个免费开放,约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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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总数的77%,观众达1.6亿人次以上。博物馆对待社会普通成员大众的态度由“俯视”转化为“平视”,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方式亦由单向性课堂模式向多元化模式发展。但是作为博物馆文化大众传播方式的语言传播不仅受博物馆学术氛围的影响,而且严肃庄重有余,口语性和互动性不够;作为博物馆文化大众传播方式的仪式传播不仅在“文革”浩劫之后成为纸上的记忆,而且新型的礼仪传播(比如节日的庆典仪式)也日渐为商业所替代;虽然很多博物馆举行诸如入党、入团等仪式活动,但博物馆文化在这些仪式中很少注入,博物馆仅仅处在一个烘托仪式环境的地位,因而影响了其“重要功能”的发挥。
  
  (三)团契性怀旧及其民间组织存在的问题
  团契(fellowship)性怀旧作为“圣餐”的一种进化形式在中国悄然出现。它不仅具有回溯历史的性质,而且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甚至充满安身立命的哲学智慧。中国“老三届”插队知青的怀旧团体(“北大荒兵团知青联谊会”)、同乡会、海外华人客家联谊会,等等,都具有回溯历史的性质,中华海外联谊会、侨商联谊会、欧美同学会等等,都具有爱国主义的情怀。目前中国政府文件认可的民间组织(2007年后称“社会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各类公益基金会。截至2009年底,全国经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已有42.5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3.5万个,民办非企业单位18.8万个,基金会1780个。欧美同学会是中国历史最悠久、会员基础最广泛、最具影响力的留学人员民间团体,聚集了一代又一代热爱祖国、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精英,在祖国成长和建设的各个阶段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成为团结广大海内外留学人员的重要桥梁。欧美同学会企业家联谊会、国内企业家团契更是充满安身立命的哲学智慧。国内企业家团契静悄悄地开始了一场建立在信仰基础之上的商业伦理革命。面对快速发展的中国市场经济中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信仰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商业伦理的社会异化,越来越多的商业成功人士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经济能否有序、长久发展的“关键一环”——信仰,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财富的同时,积极探寻人生最根本的问题,努力尝试将神圣的义务、有尊严的价值观、简单的生活方式与事业的发展融为一体。但是一些同乡会、同学会利用团契的“圣餐”轮流坐庄,铺张浪费,甚至将同乡会演变成具有裙带性的“关系会”,将同学会演变成具有帮派性的“哥们会”;一些民间组织(2007年后称“社会组织”)的活动偏离法规,如一些地区的信鸽协会、斗牛协会演变成为赌博会;一些地区的周易研究会演变成占卜会、迷信会。
  
   (四)人文地理旅游浪潮及其“红色旅游”存在的问题
  人文地理旅游是地理大发现(15—17世纪)之后,人文历史文化教育的一种形式。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英国的上流社会把旅游作为子女教育的一个必要环节,盛行送子女到海外旅行。19世纪欧洲的贵族、富豪和学者们为了提高自我人文素质而周游周围城市的“豪华旅游”(grandtour)旨在健康人格的培养。日本明治时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代(1868年至1911年)为了让学生从旅行中受到教育,开始推行具有“体验情理”(个人离开集体通过人文地理旅游体验获得新的人格的过程)的“修学旅行”。20世纪中叶,随着旅游地理学的兴起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旅游经济学得到迅猛发展,传统的宗教地理学、无神论地理学和通俗地理学被纳入意识形态地理学。20世纪60~80年代,随着旅游地理学的迅速发展和行为地理学的兴起,政治地理学和文化地理学在人文地理学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人文地理旅游浪潮的兴起,民族国家在重视闲暇地理学的同时,开始重视意识形态地理学及其社会教育功能的发挥。中国的“红色旅游”就是意识形态地理学的现实诠释。但是“红色旅游”的“红色"ie在渐渐褪色:许多地方的“红色旅游”已经成为公款消费(或“灰色消费”)的合法性代名词;一些红色旅游景点的导游对传播“另类文化”乐此不疲,时常挂在嘴边的不是革命的艰苦、英雄的事迹,而是一些道听途说的野史、艳史,甚至传播歪曲历史、拿英雄开涮的“段子”;一些红色旅游景点的经营者不择手段搞创收,如贵州遵义市的餐馆里出现了“长征文化套餐”,其中一道菜“一渡赤水”即红烧鲤鱼,寓意当年红军在土城一渡赤水。如此“创意”,实在荒唐。
  
  (五)纪念活动及其纪念碑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纪念活动是人类历史过程中情感与理性融合、历史与现实链接、现在与未来联系的文化传承形式。从原始的祖先崇拜到英雄崇拜,从改朝换代到民族独立,人们总要通过不同的历史方式举行纪念活动,深切怀念有卓越贡献的人或不忘重大历史事件。近代社会以来,每逢纪念日,人们往往以纪念碑、纪念馆、纪念币、纪念册、纪念章、纪念邮票等物态化的方式举行纪念活动。有些纪念活动(独立日、解放日、建军节)不仅是喜庆的盛会,而且成为民族自尊和民族凝聚力的感召会,成为民族个性和民族人格的展示会。现代社会学的研究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起,树碑立传不再是树立个人威信,抬高个人声望的行为,而成为超出个人的社会公共行为。目前我国每逢“七一建党节”、“八一建军节”、“十一国庆节”,全国各地都要举行盛大而又隆重的庆祝和纪念活动,但是目前我国“纪念活动”则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组织活动的点缀而流于瞬间的形式主义层面。“纪念碑性”的文化在价值认异的背景下被颠覆和解构——遗忘、断裂、超越。以“革命烈士”姿势呈现的“超女纪念碑”(孙振华和戴耘2006年创作)就是通过“错位”和“反差”的方式(一反以娱乐方式消解崇高的恶搞手段,转向以崇高的文化符号包装娱乐现象)颠覆和解构“纪念碑性”的“红色经典”文化的调侃。现在“即使仍然有纪念碑和纪念物的建立,但那不过是仅仅作为一种已完成之物(具有‘文物’性质)而成为被旁观的对象。因为人们不再参与其中,而只是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去‘鉴赏’而已。”因此纪念碑所蕴含的内在生命正在悄然消逝。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现代乡愁社会运动
  
  随着20世纪80年代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相继瓦解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国际共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运动跌入“低谷”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也进入了历史新“拐点”。一些人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催生了“春天的故事”。中华民族又“展开了一幅百年的新画卷”。然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非一帆风顺。我国的欧希玛指数失衡,最穷的1/5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不到4%,最富的1/5人的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60%;我国的基尼系数处于“危险”状态,超过了国际公认0.3~0.4的警戒线,已从1988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年0.341扩大到0.5以上”。随着全球化的历史浪潮,在大量人类文明信息传播到中国的同时,新自由主义思潮、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公共知识分子思潮、存在主义思潮、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拜金享乐主义思潮也涌人中国。一时间,人们的思想紊乱,陷入了“现代人的困惑”之中:诸如“精神的焦虑”、“信仰的缺失”、“形上的迷失”、“人生的危机”、“理想的迷茫”、“价值的失范”、“道德的滑坡”、“意义的失落”、“精神家园的丧失”、“人与自我的疏离”和“意识形态的淡化”,等等。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以及“理性的独断”,身处全球化与现代乡愁社会思潮中的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中国在全球化人类演进的同质化过程中,如何体现自身的异质化心路历程,是否继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弘扬民族精神,改革创新,明辨荣辱,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体现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身份(形象)。这些问题不仅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必须回答的问题,而且也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现代乡愁社会运动必须确认的问题。这些问题历史而又客观地要求作为继续实践社会主义的中国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重新确认民族身份,为建立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确立政治合法性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乡愁社会思潮过程中以及国际共产主义及其社会主义运动处于历史“低谷”时期的鲜明政治态度与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和历史定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不仅体现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这一最高价值,又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和总体布局;不仅体现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文化价值,又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不仅体现了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反驳,又反映了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意识形态淡化论”的批评。而这种主流意识形态的重新确认和历史定位不仅仅是为了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而且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身份的重新确认和历史定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整体意识形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身份的象征,是中国人民具有历史必然性及其时代性的价值路径选择,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民族身份的特质性标志,是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与伟大复兴的价值航灯。因此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中国现代乡愁社会运动。
  
  (一)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本土文化运动
  本土文化自觉的一个突出表现在于“去西方中心”和“去殖民化”。尽管本土文化是本土内独创的一种文化形式,是经过本民族的习惯和思维方式的影响重新阐释的文化,但是“去西方中心”和“去殖民化”的本土文化运动并不是在“民族寓言”或“东方主义”话语权的历史进程中消解西方文化,也不是缺乏严肃学理审视的自由畅想曲和众声喧哗追捧的“畅销书”热波,更不是“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而是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同时,重新整合、阐释和发展本土文化(并非传统文化)。这是由文化及其“保护”与“开发”的“二重性”所决定的。本土文化的“保护”只有在“开发”(重新整合、阐释和发展)的过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保护、传承和发展。返回古典必须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之上,不要现代性的古典是历史倒退。随着全球化和东西方文化的不断交融,本土文化已不是绝对的本土化,而成为国际化的基础部分,已经逐渐融入到国际化的范围之内。虽说“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但是“越是世界的也越是民族的”。“在对外的文化传播中,只有具有“可译性”的文化才可能被了解。易学中的“阴阳数字卦”(阴爻“——”和阳爻“一”)运用莱布尼兹“二进制”阐释方显科学价值。王阳明的“此花”说运用海德格尔“缘在”论阐释方显美学价值。陈来大师的儒学研究充满了西方现象学和解释学哲学及其美学色彩,从而使儒学生机盎然。国学的复兴不是复古,而是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判断;国学的复兴不是唯儒学独尊,而是以传统文化为根系汲取更加丰富的养分;国学的复兴不是“鸵鸟与井蛙的后现代呓语”,也不是“小后主”式的“人人都‘话语’,个个谈‘解构’,‘文本’不离口,‘颠覆’不离手”。
  中国的本土文化运动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经线,以辩证唯物主义为纬线,正确处理从“抽象”到“具体”的传统文化认知;妥善处理“古今”文化之间的“可释性”与“中西”文化之间的“可译性”。国学及其儒学只有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扬弃自身(汲取精华,摒弃糟粕)才能发扬光大,“国学新路”才会越走越宽广。马克思主义不是蒋庆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台湾《鹅湖》,1989年第170、171期)中所说的是“一种个人理性构想出来的偏激的意识形态”,而是在扬弃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西方人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思想体系;是在扬弃正统的西方文化之上的西学之精髓;马克思主义不是“一种具有破坏性的社会批判学说”,而是充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宏观辩证历史哲学;马克思主义不只是“一种政治批判哲学”,而是具有安身立命、修道进德的人类学美学——《共产党宣言》不仅充满着“政治批判哲学”色彩,而且充满着伦理的激情,《1844年政治经济学哲学手稿》不仅充满着“政治批判哲学”色彩,而且充满着人类的终极关怀。“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新青年们能够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原因,还在于学理上的相容性和相似性。”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东方的中国(而非印度)取得胜利,不仅在于其具有历史性、人民性、科学性、人道主义的光辉和革命的批判精神及其自我批评精神,而且与儒家思想具有一定的理论品格(“实践”与“实用理性”)、警惕资本(批判与轻视)及理想社会(正义社会:共产主义与天下大同)的相似处。这种既具有空间开放性,也具有历史开放性的思想理论系统,“既要能反映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既要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信念,又要能够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新青年’们正是基于此种考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孙中山才在“三民主义”实践过程中主张“联俄联共”,中国共产党人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和历史文化相结合,使儒家的大同思想获得了新生。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引领中国的本土文化运动。
  
  (二)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考古文化和人文地理旅游浪潮之中
  作为考古文化成熟性标志的博物馆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全社会展示和传播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以期在保存历史的同时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以及爱国主义热情。20世纪以来的博物馆已成为民族国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基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地、场所)之一。博物馆要充分发挥阵地作用,应建立自有网站,充分运用bbs(电子公告板,一种网络论坛)论坛这一语言传播的新形式,充分运用网络媒体——网络媒体特有的及时互动性、平等性和海量信息处理能力为博物馆的文化传播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如积极争取运用覆盖了中国90%以上网民的腾讯公益频道和开始发挥政治功效、彰显社会效应的作为平民沟通工具的搜狐“微博”——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融入博物馆文化之中,进一步增强互动性和吸引力,提高博物馆文化的传播效果。
  据统计,我国人文地理旅游的人群中有86%的人认为人文地理旅游有教育功能。在我国人文地理旅游人群年龄结构中,20岁以下的占5%,65岁以上的占5%,50~56岁的占7%,36-49岁的占27%,20—35岁的占56%。36—49岁的人是思想开始定型的阶段,20—35岁的人是思想开始走向成熟的阶段。这两大人群的总和在我国人文地理旅游的人群年龄结构中共占83%。他们是“红色旅游”队伍的主力军。因此,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人文地理旅游浪潮的历史机遇,在现代乡愁社会思潮中对他们进行意识形态及爱国主义教育,“维护历史的真相、坚决反对那些玷污战士荣誉的人是我们对(当年)的将士和未来后辈的共同职责”(梅德韦杰夫);不仅要让旅游者在苏轼“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体验庐山的韵味悠长,在壶口瀑布体察陈维藩“秋风卷起千,层浪,晚日迎来万丈红”的声绝九霄的壮美和气吞山河的黄河姿势,从而激发热爱祖国美丽雄伟的大好河山的情感,而且要让旅游者在岳阳楼体悟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崇高情怀,在八达岭体认卢国沾“万里长城永不倒”的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从而激活历史并使历史积淀的持存精神在旅游审美的哲学沉思中获得承传。
  
  (三)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注入团契性怀旧之中
  团契性怀旧是具有回溯历史性质的集体乡愁,超越了个人的性情,而成为社会学意义的团契与阶层行为。共同的经历成为共同的记忆与精神资源,也是对现代性直线前进时间观以“未来”抹杀“过去”的反抗。但是团契性怀旧应该在回溯历史的同时利用团契的“圣餐”进行“再思”,进一步反思过去的经验中已形成的一套较固定的观念,重新思考固有观念的历史性、科学性和人民性;应该在安身立命的同时,利用团契的“圣餐”关心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超越个人的性情,要“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以崇尚科学为荣,以愚昧无知为耻;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以团结互助为荣,以损人利己为耻;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以艰苦奋斗为荣,以骄奢淫逸为耻”。中国的社会组织又分为官办的ngo和非官办的ngo。而非官办的ngo又有“自我满足型”(兴趣型、俱乐部型、交友型)ngo和“公益型”ngo。官办的ngo具有政府性、组织性和自觉性等特征,具有行政化约束机制;非官办的ngo具有民间性、团契性和自发性等特征,具有独立性组织性质。这些“非政府组织”作为“公民社会”(市民社会或民间社会)的“第三部门”,如果不对其加以正确引导,很容易产生合法化危机和发展为对抗性组织,从而失去“合法性”。新制度主义“合法性机制”将合法性看作为引导(诱使或迫使)组织采纳具有合法性的组织结构和行为的观念力量。在这里,“合法性”不仅仅是指法律制度的作用,而且包括了文化制度、观念制度、社会期待等制度环境对组织行为的影响。因此必须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注入团契性怀旧之中,使“公民社会思潮”、“法团主义”(社团主义或合作主义)在“合法性机制”中与“国家领域”的主流意识形态相靠拢。
  
  (四)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融入纪念活动之中
  纪念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有密切的联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式之一。“纪念碑性”和回忆、延续以及政治、种族或宗教义务有关。“纪念碑性”的具体内涵决定了纪念碑的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意义。一座有功能的纪念碑“总要承担保存记忆、构造历史的功能,总力图使某位人物、某个事件或某种制度不朽,总要巩固某种社会关系或某个共同体的纽带,总要界定某个政治活动或礼制行为的中心,总要实现生者与死者的交通,或是现在和未来的联系。”尽管“纪念碑性”文化的式微有其现实的社会历史原因,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过程中仍然需要重塑“纪念碑性”文化,尤其不能让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浏阳市文家市镇秋收起义会师旧址纪念馆、重庆市红岩革命纪念馆、遵义市遵义会议会址、延安纪念馆、红军西征纪念园(宁夏回族自治区)、琼海市红色娘子军纪念园、乌鲁木齐市革命烈士陵园、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广安邓小平纪念馆等等革命圣地、圣迹和事迹成为历史的尘迹,而应使纪念碑和纪念物成为生者与死者的交通、现在与未来的联系,成为革命精神动力的历史源泉,成为人们熟悉和参与其中的“此在”对象,成为纪念活动过程中具有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的“亲在”对象化存在;要让生者了解、理解、领悟无产阶级革命领袖、革命烈士和革命先辈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丰功伟绩,进一步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www.ybas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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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者:黄杨 [标签: 现代 现代 现代 现代 西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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