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数理论工作者和大众传媒，他们把本该属于“主体”的内容抽象掉自己反而成为“主体”，把本该服务于“主体”的工具上升为“主体”必须为之服务的工具。现实的、真正的“人”变得日愈“单向度”了，主体被遮蔽了，这种本末倒置的文化现状令人堪忧。
　　2.文化内容的庸俗化。“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几乎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就其价值层面来看可以把“文化”划分为高雅的、大众化的和庸俗的等三类。高雅文化为少数社会精英分子所享有，是时代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以至于可以上升到意识形态领域；大众化的文化是占有社会成员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它是人们日用饮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于庸俗文化而言，它与社会进步、人的发展背道而驰，是人所诟病的。然而在充斥着金钱、权利、欲望的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下，很少有不动意念者，于是高雅的和大众化的文化逐渐疏离人们的视野和生活，而庸俗文化则无所不用其极，日愈动摇和蚕食着大众文化的根基。今天“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识之士为“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9]的现状感到痛心疾首。
　　3.文化发展的无个性。文化力量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日愈占据重要地位，同时文化还是一种符号，一个民族、地区和国家的身份标识和象征，因此可以把文化看作是民族、地区和国家发展的活化石。但是若要寻问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什么，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了，也许人们会一致地认定为中庸，但无数现实警醒我们这倒未必，那也许是实用，也不尽然。总之很难界定当下中国文化到底属于什么类型，因而唯有强为之名曰“四不象”了，对于这一“标签”的认定只要是有文化感悟的，是不会毫无见解的。以建筑业为例，中西合璧的模式是最易接纳的，但是在中国的大中城市里，凡是上规模、档次的建筑工程几乎都是由国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外设计师完成的，中国风格尽失，以至于人们戏谑地称中国是外国设计师们的试验田；再以百姓生活为例，当前快餐文化风靡全国，它受到了妇孺老幼的青睐，年青一代更是趋之若鹜，很难相信，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国度，它的文化尽能为几个简单的广告词汇所宰制。

　　三、中国文化现状的历史成因
　　
　　造成上述中国文化状况的原因既有现实的，也有历史的，但历史的原因更为主要也更为深刻。须知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冰冻三尺亦非一日之寒，而长期的历史活动则是这一现状的缘由所在。
　　1.四次历史转型导致中国文化的四次整合。1840年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现代性以一种粗暴的形式与孱弱的中国文化遭遇了，它迫使中国文化接纳它，于是开始了第一次文化整合。这次整合的推动者是来自封建壁垒中的开明阶层，然而他们都拖着庸人的辫子，终究是不彻底的，为了既得利益，“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他们的口号，因此这次转型的结果是毁誉参半。第二次文化整合是以新文化运动为标志，知识分子是此次运动的推动者，他充满激情和知识、充满理想和报复，因此要来个与历史和传统的彻底决裂，要实行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迷信和专治，于是要打倒“孔家店”，就连文豪鲁迅也呐喊出“救救我们的孩子”，因为封建礼教会杀人。这次文化转型比上一次更为彻底，整个千年文化都遭到了“最无情的批判”。第三次文化整合发生于马克思主义已经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确立下来，而社会主义制度也成为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一场由全民参与的“文化大革命”的闪电再次击中这块满目疮痍的土地，这次“革命”既革掉了历史、文化和传统，也革掉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和激情，全社会陷于几近于疯狂的非理性，中国文化似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这就是历史吊诡的体现。历经“失去的十年”，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化进行了第四次整合，这一次整合总结了自1840年以来的历史变迁，得出深刻的见解——改革开放，搞经济建设、要更加重视思想和文化建设，积极融入到“世界历史”舞台中去。
　　2.商品经济的世俗化运动是中国文化现状的物质诱因。商品经济中国古已有之，曾一度兴盛，交往范围远达南亚、西亚和欧洲。但是这却是小商品经济而不是扩大化的商品经济，它的目的是使用价值而不是价值，交往的频率是偶然而不是必然，交往的范围是特定的而不是世界范围的，因此它事实上是“王道经济”。相反，现代商品市场经济的目的是实现价值增值，寻求广阔的世界市场和奴役对象，它使人们的需要成为“世界历史”性的需要，人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人，文化的需要和消费也是如此。是资本家和商品首次开创了世界市场和世界历史，民族的、地区的国家的界限消失，地球成为一个联系着的整体了。但是中国引入的市场机制和体制尚处于完善阶段，各种弊端尤其是推行自由市场经济的不利影响不可规避。在利益的驱使下，文化也要包装上市。诚然文化产品具有实现自身经济价值的一面，但却不能忽视文化对国民性格的塑造和自身文化内隐价值的提升，一味地追求实用和经济价值会消减文化创造的冲动、抑制文化发展的潜力进而迫使中国文化淡出历史舞台。所以，对于“经济搭台，文化唱戏”以及文化产业化的做法笔者是持谨慎态度的。
　　3.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当前中国文化现状的两难处境的外来因子。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从本质上讲是拒斥传统和中国文化的，那么在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不期而遇的现实面前，国人应当如何处理它们的关系呢？对于阐述这一问题的最好案例当属王国维了。王国维系一代国学大师，学贯中西、博古通今，面对现代性、后现代性与中国文化的博弈，他陷入的迷茫境地，向后诉求找不到历史的回答，向前探索感不到一丝希望，王国维是这样说的：“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二三年中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10] 面对这种文化冲击他选择了投湖自尽。
　　
　　四、发展中国文化的路径选择
　　
　　中国文化之所以历经数千年而不衰，这固然与中国文化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力有关，但更根本的是她那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和兼容并的博采精神。但是自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剧变，发展到今天已经全然失色，我们已经很难重建心灵的家园，我们既生存于自己所创造的文化之中，同时又排斥自己的文化，甚至于沦落到“失语”、深陷文化的“困顿”，所以近现代以来中国文化很艰辛、中华文明很累人，而要实现中国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其道修远、其时悠悠。美国学者亨廷顿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谈到了未来世界的八大文明形态，其中欧美文明或基督教文明与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