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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和谐特质

论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和谐特质

  军事战略思维,是“从战略高度把握客观事物的高级思维形式,是思维主体依据战略诸要素为形成战略思想、战略方针和战略决策而进行的观念运动”[1]。任何一种军事战略思维方式的出现,既是适应战争形态演变发展和现实军事斗争准备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的,同时也反映和浸润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深层次的文化传统和文化基因。以和为贵、崇尚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质。追求和谐、向往和谐,已经深深融入普通中国人待人接物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内化为他们处世行事的行为特征,成为他们固有思维方式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方面。探究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哲学品格,既应看到折射于其中的作为我们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之光,也应看到渗透其中始终割舍不断的以和谐为重要特色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尤其在我国国家利益不断跨出传统国界,中国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发展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时,深入挖掘蕴含于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的和谐思想资源,探寻其与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乃至和谐世界建设的内在关联,无论对于深刻理解我军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还是对于实现推动军队建设整体转型和做好军事斗争准备的双重历史任务,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历史传统溯源
  现实是历史的延伸,现实事物总有一些涂抹不掉的历史印迹。任何事物的形成,都会经历一个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没有历史的积淀和延续,现实就不能成其为现实。崇和尚和,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的重要特质。《太白阴经·贵和篇》就说:“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研究历史,探析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的和谐理念与和谐思想,是更加深刻和准确理解当代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必然要求。
  (一)“止戈为武”的思想
  与西方传统文化崇尚斗争、冲突不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谐的重要性,认为“家和万事兴”、“和实生物”,这反映在战争领域,就是追求和平的战争观。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追求和平、反对战争,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的基本指向。作为战争指称的汉字“武”字,从词形构成上分析,即是“止戈为武”之意。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汉书》指出:“仓颉作书,止戈为武。圣人以武禁暴整乱,止息干戈,非以为残而兴纵之也。”(《汉书·武五子传》)可见,运用武力本身并不是目的,止息干戈才是运用武力的真正目的。据《左传》记载,公元前597年,楚、晋两国交战,楚庄王率领的楚军大获全胜。这时,一个叫潘堂的大臣向楚庄王献计,称可以将被楚军杀死的晋国士兵尸体堆积起来,炫示楚军战绩与武功,以给予潜在敌人以震慑。楚庄王否决了这一建议,并说出了自己的考虑。他说,从字形结构上看,“武”由“止”与“戈”组成,战争的本意是制止战争,而不是攻城略地和大开杀戒。同时,他又阐述了战争的七大目标,即制止暴力、消除纷争、维持强势、巩固战功、安定社会、凝聚百姓、增加财富。可见,动武本身不是目的,消除战争、达成和平以及和平达成之后的江山社稷永固和民生福祉改善才是其根本目的。许慎在《说文·戈部》中就曾说道:“楚庄王曰:夫武,定功戢兵,故止戈为武。”正是因为楚庄王关于“武”的内涵和目标的解释富于哲理和智慧,因而其所阐述的战争七大目标才被后人誉为“七德”,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武”的解释也才将楚庄王的原话作为重要依据而加以引用。楚庄王对“武”的解释之所以会受到普遍认同与赞誉,并不在于其作为诸侯王公的身份地位,而在于“止戈为武”与中国追求和谐的战略基因有着内在的一致性。
  (二)“非危不战”的思想
  中国兵学鼻祖孙子明确表达了“非危不战”的慎战思想,他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孙子兵法·作战篇》)并认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孙子兵法·计篇》)老子同样认为在是否发动战争的决策问题上必须慎之又慎,因为战争不仅关系国家生死存亡,而且动武本身就不是一件好事,战争可以对社会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过后,必有凶年。”(《道德经·第三十章》)即使军队强大,对于战争也应当慎之又慎。孙子关于“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孙子兵法·谋攻篇》)的论述,就蕴含着中国古代先哲对于武力局限性的深刻认识和高超智慧。这一极富哲学洞见和极具辩证法光芒的认识与判断,是中国长期以来在国力、军力上远远超出周边国家却能够始终如一奉行睦邻善邻政策的深层原因,也是中华文明得以成为世界上唯一没有经历过中断而得以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的深层原因。中国在对付国内少数民族叛乱时,主要采取和亲、互市、朝贡等怀柔政策,而不是采取武力镇压与强力清剿的铁血政策,就体现了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的“慎战”思想。在上古传说中,舜帝通过“修政偃兵”的途径平定边疆少数民族的叛乱,并赢得边疆少数民族的敬服与归附。这种以战争之外的手段解决争端、化解冲突的方法,一直得到历代史学家的推崇。而素有雄才大略之称的汉武大帝尽管在用军事手段驱逐匈奴上取得了辉煌战果,并因此扩大了帝国的疆域,但却屡屡遭到后世史学家的诟病,指责其连年用兵,导致国库空虚、民生凋敝,甚至有史学家给他下了穷兵黩武的定语。管子就认为,如果战争不义,军队再强大,士兵再勇敢,也会最终走向失败,“故军之败也,生于不义。”(《管子·法法》)即使一时侥幸获取,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因为“夫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也。”(《左传·隐公四年》)进行战争必须有正当而充分的理由,否则,仗还没有打,就会首先在道义上败下阵来。只有当国家遭到强敌入侵,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时,才能拿起正义战争的利剑,去“案强助弱,圉暴止贪,存亡定危。”(《管子·霸言》)这个时候除了以战止战,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选择,因而战争是合理而正当的选择。

  (三)“兼爱非攻”的思想
  与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史诗大量描写战争英雄与赞颂其英勇杀敌的事迹不同,中国古代神话的主角大多聚焦在圣贤君子身上。他们之所以千百年来得到人们一以贯之的尊敬与称道,根本之点在于中国推崇“兼爱”、“非攻”的军事战略传统使然。中国上古神话没有“战神”这一角色,即使有后世学者偶尔提起的勉强可以算作“战神”的共工,其真实身份却是代表邪恶形象的好斗分子,与“战神”的崇高形象相去甚远,因而最终逃脱不了被华夏始祖—黄帝所诛杀的历史命运。中国军事战略传统关于推崇“兼爱”与否定“攻击”的价值指向在“共工”虽因一时战功显赫而风光无限但最终却落得战败身亡的戏剧性人生起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墨子是主张“兼爱”、“非攻”思想的代表人物。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人类社会的各种冲突与斗争,都是由于不能相爱而引起的。他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生者,以不相爱生也。”(《墨子·兼爱中》)如果人人都持有兼爱之心,以兼爱的方式对待他人,不和谐的现象就会消失。“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则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墨子的爱超越于阶级矛盾之上,这在阶级社会里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还主张国家与国家之间应该兼爱,反对动辄诉诸战争。战争不仅于战败者不利,于战胜国也没有多少好处。兼爱的头等大义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即“诸侯各爱其国,不爱异国,故攻异国以利其国,天下之乱物,具此而已矣”(《墨子·兼爱上》);战争是最大的“不义”,这种“不义”体现在“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刺杀其万民。”(《墨子·非攻下》)墨子主张“非攻”,并不表示他对战争一概反对。他只反对好战的国家“攻伐无罪之国”,但有些战争必不可少,如禹征苗、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些战争合乎天理与民意,不叫“攻”,而叫“诛”。
  (四)“亲仁善邻”的思想
  中国古代战略家主张国家之间应和平共处,建立和睦友好的关系。先秦时期的齐国名相晏婴提出:“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不劫人以兵甲,不威人以众强。”(《晏子春秋·内篇》)不以武力相威胁,不以战争为要挟,不恃强凌弱,不以大欺小,既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以邻为友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当代中国力主建设和谐世界的思想源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左传·隐公六章》)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和睦融洽的友邻关系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保证。武力威胁下的和睦算不上真正的和睦,互利共赢背景下的安宁才称得上真正的安宁。《礼记·中庸》记载:“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以仁义行天下则国恒胜,以武力征天下则国终败。因为自恃武力强大到处用兵,最终只会导致灭亡;即使获得一些利益,也不会得到长久保持。《孙膑兵法·见威王》中有言:“夫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坚持仁义或正义的原则要求以维护国家的正当权益为出发点,而不是以通过侵略和掠夺他国来发展自己为出发点。孟子说,“仁者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尽心下》)“国君好仁,天下无敌。”(《孟子·离娄上》)老子同样主张与他国发展积极、健康的关系,而不应以武力为要挟。他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一章》)与西方文化更多强调扩张和战争不同,中国军事战略传统更多地强调和平共处,倡导“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论语·季氏》)即使处于历史上的强盛时期,中国想到的依然是如何泽被万国,而不是殖民与掠夺。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张骞、班超出使西域的壮举,却没有发动一起对其他国家进行侵占、掠夺、殖民的战争。天下本是一家,不同种族的人们都是上天的子民,理应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尚书·尧典》中提出的“协和万邦”和《论语·颜渊》中提出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都是中国军事战略传统注重和谐世界建设的历史佐证。
  二、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战略文化意蕴
  文化是人们经过长期实践积淀下来的精神风貌、致思取向、行为特征的总和。每个人在世上生活,都跳不开他所生存的文化背景。人只有在特定文化规定的框架下行事,才能在特定社会中立足、生存和发展。换言之,文化就是一种集体记忆,它是一个人之所以这样思考、做事而不那样思考、做事的深层原因。和谐作为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重要特质,同样在中国军事战略文化的世代传承与发展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并给予战争指导与军队建设实践以重要影响。
  (一)兵凶战危的和平观
  长江、黄河,是中国两大主要水系。在两条大河的滋养下,中国古代先民很早就结束了居无定所的游牧生活,进入相对稳定的农业生产生活,并将这一生产生活方式维持了数千年之久。与游牧文明的掠夺性与商业文明的扩张性不同,农业文明需要的是稳定与安宁。连年的战祸,既会因广大民众颠沛流离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的暂时空缺,也会因青壮年被强征入伍而造成农业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两者都会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并造成农业生产的停滞和倒退。可见,在战争频仍之际,即使拥有万顷良田与风调雨顺的天候,国家也会因人们躲避战祸和征战疆场而难逃萧条荒芜的命运,并呈现“饿殍遍于地、白骨露于野”的衰败景象。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战争就意味着“恶岁凶年”,就意味着田园牧歌式安宁生活的终结,就意味着男耕女织式稳定生活的不再。由于战争对于农业生产和农业文明的巨大破坏性,中国古代先民一直以来对和平孜孜以求,而对战争则是唯恐避之不及。需要指出的是,追求和平,不等于回避战争和惧怕战争。相反,正是由于厌恶战争与痛恨战争,因而在历史上每当外敌将战争强加于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我时,中华儿女都会义无反顾、毅然决然地拿起武器,投入到消灭入侵之敌的正义战争中间去,以此捍卫来之不易的和平果实。中国古代兵书战策层出不穷、兵法艺术非常发达,这从某种意义上讲,恰恰是中国和平文化发达的一个绝妙注解。正是由于认识到“兵凶战危”,中国古人特别强调“以战止战”。而要做到“以战止战”,就需要做到“先胜而后求战”。只有对兵法艺术运用娴熟于心,才能在未战时即可造成胜敌之势,由此才能不仅给潜在敌人以威慑,或在现实中将对手击败,甚或还可以造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上乘效果。深研军事理论、提升兵法艺术,正是慑止强敌、捍卫和平的必然选择。这是与西方恃强凌弱战略文化根本不同的历史逻辑。中国战略文化的历史逻辑是“协和万邦”、“扶小济弱”,而不是“以大欺小”、“吞弱并小”。这也是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郑和舰队七下西洋却没有霸占别国一寸土地的原因。                           

  (二)天下一统的国家观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东部,西部青藏高原地势险峻、北部西伯利亚天气极寒、东部及南部大洋环绕,这对于科学技术还很落后的古人来说,无疑是天然屏障。这种天然屏障的存在,造成了古代中国相对封闭和独立的地缘环境,并由此积淀了相对稳定的社会机制。这种封闭独立地缘环境的形成和相对稳定社会机制的不断发挥作用,为追求统一的思想观念的产生并形成被老百姓普遍接受的文化传统,提供了重要现实条件。自秦始皇结束春秋战国时代诸侯纷争的混乱局面、实现封建时代中国大一统的200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尽管经历了三国时期的魏蜀吴三足鼎立、五代十国时期的群雄并起、宋辽金西夏时期的分裂分治等地方割据,各自为政的时期,但是从历史的长时空和全过程来说,统一仍是中国历史演变发展的主流。中国古代的封建君王,不论其来自汉族或少数民族,不论其在其他方面的政治态度有何不同,其在维护和实现国家统一问题上却是一致的。任何一个封建君王,在夺取政权之后,都会将消除封建割据、平定郡县叛乱、实现国家安定统一作为始终如一的战略目标。中国军事战略文化的“核心是追求民族和谐与国家统一”[2]。对于中国而言,统一才能使百姓避免战乱之苦、享受和平时期的繁荣与安宁。统一是国家和百姓之福,分裂则是国家和百姓之祸。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期,各路诸侯相互混战,百姓流离失所,饱受战乱之苦。正是由于充分意识到统一与国家富强及百姓幸福相关、分裂与战乱不止及生灵涂炭相连的历史经验及其导向性意义,因而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追求统一始终是中国军事战略文化发展的主轴。中国军事战略文化历来将追求统一的战争视为正义之战,将分裂国家的战争视为不义之战。为前者而战将会得到人们的永远铭记而名垂青史,而为后者而战则会得到后世的永远唾骂而遗臭万年。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战争史,就是一部为国家统一而战的历史。
  (三)防御为上的战略观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区域由高山、大漠、极地、海洋环绕。这些天然的屏障,事实上也是防御性战略的物质依托。依托这一天然屏障,中国先民难以对屏障外区域实施进攻,而屏障外敌人也难以对我方发动有效的进攻。以军事学的视角观之,中国的地缘环境更适合采取防御性战略,这是防御性战略理念产生和发展的地理因素。同时,就内部环境而言,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交通便利、气候适宜,各种生产生活资料及设施均可在内部得到充分获取与有效解决,中国先民缺乏对外掠夺索取的强烈欲望,难以产生拓殖疆土的扩张意识,整个社会不存在进攻性军事战略兴起的社会土壤。另外,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处于人类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了保护古代中国先人所创造的璀璨文明成果不受侵犯和破坏,也必须通过有效的防御来实现先进文明成果的世代传承。明太祖朱元璋就要求:“固守疆困,防其侵扰;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明太祖实录·卷三十二》)中国历史上的地理版图,尽管不断发生变化,但版图扩大的过程,却不是采取进攻性军事战略、进行军事扩张的结果,而是文化同化与文化渗透的结果,是中华文化具有强大包容性的体现。防御性军事战略的实施,有利于以低烈度的方式维护和巩固经文化同化及渗透而扩大的中华民族版图。作为中国古代最为雄伟浩大的战略防御工程,万里长城就是“中华民族战略防御思想的物化和缩影,是中国国防自主性、自卫性与防御性的象征。”[3]繁体字“”中外围的框,即表示作为防御性标志而存在的围墙,而这种防御性战略是否有效,则取决于其内部的人“口”与武器“戈”的结合。中国军事战略文化中关于中华帝国与周边国家的华夷之分,以及“海内存知己”的情感定位,使得中国在军事战略上更多地表现出防御性的特点,但这并不排斥和否定战术与战斗上的进攻性作战。事实上,如果没有战术和战斗上的进攻性作战作支撑,所谓的防御性军事战略只能招致亡国灭种的严重恶果。
  三、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构成及表现
  要从整体上把握一个事物的性状,离不开对其构成成分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研究中国军事战略思维的和谐特质亦然。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构成可作不同的划分。这里主要是从践履军事和谐理念主体所属的人群范围来探讨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基本构成。军内和谐、军地和谐、军际和谐,既构成了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是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在现实中的具体表现。
  (一)军内和谐:重视以官兵一致、三大民主为原则和形式来巩固与发展团结和谐友爱纯洁的官兵关系
  军队内部的和谐,是一支军队凝聚力和战斗力的源泉。孙子就认为:“上下同欲者胜。”(《孙子兵法·谋攻篇》)所谓“上下同欲”,讲的其实就是官兵和谐的问题。认识和理解“上下同欲”的重要性容易,但如何做到“上下同欲”,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军初创时期,成员主要来自农民和旧军队,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相当突出,因而很难做到官兵齐心、和谐统一。例如,旧军队中官长和士兵等级分明,官长可以任意打骂和体罚士兵,士兵不能有任何反抗和怨言,这样的军队当然很难做到内部和谐。为了消除我军内部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和不良习气,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并提出了解决的对策。毛泽东亲自为这次会议起草了决议。该决议案确立了官兵平等的原则,并确定了民主主义的制度。该决议案规定官兵只有职务的不同,没有阶级的分别。军官应当爱护士兵,关心士兵政治进步和物质、文化生活,保障士兵的民主权利。士兵则要尊重军官,自觉地接受管理和遵守纪律,克服极端民主化和平均主义、雇佣军思想等错误思想倾向。决议案还要求坚决废止肉刑。这些条款都是我军官兵一致基本原则的具体化,使得我军在内部关系和行政管理上完全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并成为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就对官兵一致的原则作了明确概括:“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4]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是我军建军治军的优良传统,也是官兵一致基本原则在军队内部关系建设上的运用与体现。军队开展“三大民主”,使得官兵一致不再是一句口号和空话,而是官兵在作战、训练、生活等各个方面时时刻刻都能感受和体验到的真实场景,这无疑会大大提高广大官兵的主人翁意识,增强他们在军营建功立业的主动性、积极性、能动性,激发他们刻苦训练、英勇杀敌的士气和热情。对此,毛泽东就曾深刻指出:“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5]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巩固和发展我军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部关系,关键是确立以人为本的建军治军理念,着眼新的形势和新的使命,不断赋予官兵一致、三大民主以新的内涵,创新发展我军加强内部关系建设的方法路径。                           

  (二)军地和谐:重视以为民服务、拥政爱民为宗旨和抓手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
  重视搞好军政军民团结,既是促进军地和谐、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军队加强自身建设、提高战斗力水平的必然要求。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经验表明,军队要打仗,人民是靠山。毛泽东指出:“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6]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群众之中。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是我军以弱胜强、创造一个又一个战争史上经典活剧的重要法宝。而要运用和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就需要得到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陈毅元帅关于“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的论断,就说明了人民群众对于我军取得战争胜利的基础性作用。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既是实行人民战争战略战术的必然要求,也是坚持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客观要求。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军队,我军与以往旧军队最本质的不同就是我军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而不再是剥削阶级用来压迫劳动人民的暴力工具。促进军地和谐,固然需要军地双方的共同努力,但作为军队来说,更应当发挥主导作用,积极作为,努力为地方政府和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我军就注重以自身的实际行动融洽军地关系。我军开展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就是一个例子。这一运动,不仅减轻了陕甘宁边区地方政府和人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强了军队的自我供给能力,大大提升了我军的作战潜力,这对于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我军来说非常重要。建国之后,我军更是积极参加和支援地方经济建设,并在人民需要的时候冲在第一线,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支持。特别是新世纪新阶段,随着极端天气增多、各种新型传染性疾病的不时爆发、社会上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等,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时受到威胁和挑战。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之下,我军及时调整充实使命内涵,明确提出将执行非战争军事行动任务作为一项重要职能,并在历次疫情防控、减灾防灾、维稳处突等一系列急难险重任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被人民群众誉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我军与人民群众及地方政府的和谐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三)军际和谐:重视以军事交流、军事合作为平台和途径来增进军事互信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军队是一支追求和平和捍卫和平的军队。孙子就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兵法·谋攻篇》)通过寻求战场上干戈相向之外的其他途径来化解两国间的对抗和对峙历来是中国军事家追求的优先选项,军事手段只是在各种方法手段都无法奏效的情况不得已而采取的最后选项。而如何避免两国之间的潜在冲突发展成战争对抗,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加强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增进军事了解与军事互信,减少军事误判与凭感觉用兵。随着现代战争中远程精确打击能力的发展以及信息系统在体系作战中基础性作用的显现,攻其一点即可使敌方体系瘫痪、部队失能,进而达成战略目的。在这样一个战争进程明显加快、战略战役与战斗的界限日益模糊的时代背景之下,小规模战斗随时都有可能演变、升级成局部战争,甚至导致两个国家之间全面的军事对抗。由于这个原因,当今世界各国特别是相互之间存在潜在利益冲突和领土纠纷的国家,普遍重视进行军事对话与开展军事合作,重视通过建立军事热线、军事留学生互派、军事学术研讨交流、联合军事演习等形式和渠道消除敌意和隔阂,减少双方因情况不明或片面性信息的误导而引发的军事对抗与军事冲突,以此为各国的互利合作营造良好的军事安全环境。近年来,随着我国“走出去”的力度不断加大,我国的利益边界不断拓展,相应地,我国与相关国家发生冲突的概率也相应增大。同时,由于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我国周边安全环境更加复杂。着眼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新变化,我军加大了对外军事交流与军事合作的力度。目前,我国已经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我军与外军的联合军事演习数量不断增多,频率不断增高,规模不断扩大;我国对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开展的军事互访、军事交流等活动也频频见诸报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我军紧紧围绕国家总体外交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需要,为维护国家利益、增进军事互信、营造良好安全环境而作出的重要举措,必将在我们党书写关于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历史篇章中留下值得反复回望的精彩一页。
  四、中国军事战略思维和谐特质的建构及实现
  理论的价值在于指导实践,同样,理念的价值则在于通过完成实践层面的建构来发挥其对实践活动的统摄与主导作用。只有完成了理念的科学建构,理念对于实践活动的统领与推动作用才能得到有效发挥,理念的实践价值才能得到充分彰显。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和谐理念的建构,既是一个在军事战略实践中践行和谐理念与彰显和谐理念的历史过程,也是一个以和谐理念指导军事实践、推动军事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国军事战略思维中和谐理念的建构,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特别是科学发展观的“军事篇”为指导,体现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不断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我们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决心和意志,反映我党我军在推动做好深化军事斗争准备和军队建设转型双重历史任务的过程中以及应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和国家安全环境深刻变化双重考验的过程中如何化解矛盾与冲突、促进军事工作和谐发展的新鲜经验与成功做法,服从并服务于党、国家及军队建设的大局和我们党关于建设和谐世界的战略构想。
  (一)以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筹划军队发展大计
  军事战略方针归根到底是治国之道。军事战略方针得不到科学制定,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就抓不住总纲。以新时期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军队发展大计的路径选择才会站得更高、看得更远、走得更实。军事战略方针反映着一个国家的战略取向,是一个国家战略文化在军事战略指导领域的运用与实现。积极防御是我国军事战略方针的基本指向,这一战略思想指向是“我们党在领导人民军队进行的战胜国内外反动派的长期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排除军事冒险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逃跑主义的干扰”[7]后确立起来的,它体现了中国军事战略传统中崇和贵和的价值取向。新世纪新阶段,军委胡锦涛主席着眼国家安全领域新变化和世界军事发展新动向,对我军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充实完善,要求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把未来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这就为我军加强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战略目标的全面建设提供了指导方略和政策依据。我国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的性质是“防御”,特征是“积极”。战略上的防御是我国国家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使然,是为了保持政治和外交上的主动。而“积极”则表示战略上的后发制人需要战役战斗上的先发制人作支撑。只有在战役战斗上具备横扫千军的能力,战略上的防御才不会沦为卖国求荣、丧权辱国的代名词。而要在战役战斗上做到首战用我、用我必胜,就必须时刻绷紧打赢这根弦、苦练精兵。与革命战争年代不同,当前我军“不再时刻置身于战争对抗之中,但我军的根本职能决定了我军必须时刻保持用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8]。以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筹划军队发展大计,必须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坚持一切为了打赢、一切向打赢聚焦,切实把国防和军队建设资源投向重点放到核心军事能力建设上,努力提高我军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                           

  (二)以推动国防和军队建设科学发展为主题把准军队前进方向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和谐社会,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科学发展。”[9]同样在军队建设领域,军事工作的科学发展与军事实践领域的和谐也是内在统一的。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科学发展观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国防和军队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必须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我军经过80多年的建设、发展,特别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国家对军队建设的投入在不断加大,我军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军队遏制战争和打赢战争的能力不断增强,有效捍卫了国家的领土安全和主权完整。但也要看到,尽管我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可用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经费逐年增加,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军现代化建设的经费需求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不可能得到有效满足。这就要求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统筹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新路的过程中实现富国与强军的和谐统一。同时,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已经引起并将继续引起包括军事领域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的革命性变化,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紧紧抓住信息化的历史机遇,加速推进军事变革,实现了战斗力的极大跃升。我军如果不能顺应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发展的历史大势,加速推进我军的信息化建设,就有可能扩大与西方强国军队业已存在的差距,甚至会出现类似于清末清军大刀长矛与西方军队洋枪洋炮相对峙的“代差”。而要避免这一被动局面的出现,关键就在于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加快战斗力生成模式转变为主线,统筹好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关系,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实现机械化建设与信息化建设的复合发展、和谐发展。
  (三)以为和谐社会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为牵引丰富军队使命内涵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着眼新的历史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新趋势而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适应我国发展新要求、回应和因循广大人民群众新期待新诉求的战略决策。人民军队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历来以党的方向为方向、以党的意志为意志、以党的旗帜为旗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同时也是人民军队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我军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进程中肩负着重要的职责与使命。和平与安全,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和谐社会建设提供良好安全环境,是我军的基本职能。同时,随着各种宗教极端势力的伺机而动、境内外分裂势力的相互勾结、西方敌对势力的渗透与破坏,影响国内稳定的各种突发性事件爆发的概率增大,这就要求我军不仅要继续把主要精力放在应对传统安全威胁上,大力加强核心军事能力建设,提高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能力,坚决击败一切来犯之敌;同时也要适应国家安全领域的新特点新变化,把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作为加强军事力量建设的重要着眼点,统筹抓好非战争军事行动能力建设,把协助地方政府妥善处理各种突发性与群体性事件、平息各种社会骚乱、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不受侵犯作为自己的重要职能,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幸福生活创造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向8000美元迈进的发展阶段,往往会掉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这就是说,这个时期由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导致的各种群体性和突发性事件的频发多发,会破坏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所需的良好社会环境。我国经过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经济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5000美元[10]。我国在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上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各种会使发展轨道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矛盾问题,这些矛盾问题比如地区发展还不够均衡、收入分配还不够合理、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还不够协调等。解决这些问题固然应主要通过加快改革来实现,但军队作为社会主义政权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无疑也必须在消除社会不稳定因素、防止和避免这些暂时性问题为不法分子所利用导致社会冲突加剧和社会矛盾激化局面的出现,为国家加快改革发展提供坚实安全保障上发挥重要作用。
  (四)以为和谐世界建设提供重要支撑为指向拓展军队战略视野
  和谐世界建设是和谐社会建设的逻辑延伸,和谐世界建设是我们党着眼世界各国人民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愿望而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我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而作出的重要倡议。作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军不仅应带头参与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去,而且应为我们党推动和谐世界建设战略意图的实现提供重要支撑。当前,尽管和平、发展、合作已经成为不可阻遏的时代潮流,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并不时有抬头之势,一些国家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宗教原教旨主义等时而兴风作浪,马克思关于“战争比和平发达得早”[11]的论述依然对我们思考战争与和平关系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在当今世界还很不太平、“军事斗争仍然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内容”[12]的时代背景之下,作为我们党一手缔造和掌控的正义之师、和平之师,我军没有任何理由置身事外,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没有任何理由不为击败一切危害我国国家安全和各国共同发展的侵略行为和霸权行径而枕戈待旦、厉兵秣马。正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我军近年来频频走出国门,在应对新挑战、履行新使命中不断提高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蓝盔部队秉持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克服各种困难,频繁出没于因宗教纷争、种族冲突以及边界争端而引发战争、贫困和动荡的国家和地区,积极为所在地国家的社会治安维护、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建设等默默奉献,努力工作,有力促进了所在地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家园重建工作,增进了我国人民与所在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促进了所在国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为了展示我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我海军还远赴索马里海域,承担起打击海盗,为包括我国商船在内的各国船只护航的军事任务,为畅通国际水道、促进国际贸易、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我军参与国际军事活动的日益增多与我军战略视野的不断拓展,我军有效履行新世纪新阶段历史使命的能力也将得到不断提升,我军将在推动建成一个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历史征程中发挥出更加重要的捍卫和平的盾牌作用与播撒友谊的桥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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