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化外交战略的历史嬗变
文化外交是主权国家为达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对外
文化交流活动。它是沟通各民族、国家人民心灵的桥梁和纽带,也是提升国
家文化软实力,增强本国文化世界影响力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文化外交是时
代发展的产物。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外交具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思维,都是一种历史
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
”[1](p.465)回溯新中国成立六十年多来文化外交战略发展、演进的历程,
对于进一步深化新世纪中国的文化外交战略和实践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战略地位:从依附性到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独立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总体外交的构
成部分,发挥着经济、政治外交难以取代的地位。因此,新中国建立之初,
中国政府就高度重视文化领域的对外开放,注重加强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文化
交流与合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曾明确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国家
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
都要学。毛泽东把其称之为“古今中外法”。他说:“我想把它叫做‘古今
中外法’”,“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
国,就是己方和彼方”[2](p.400)。在毛泽东看来,“近代文化,外国要
比我们要高,要承认这一点”[3](p.81)。因此,他提出了要向外国学习的
要求。周恩来总理在一次驻外使节会议中也明确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
、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
…外交的做法也要变,要打破旧的格调,各驻外使馆应重视贸易和文化工作
。”[4](p.255)这是因为,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相反,中国的
社会主义不是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而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
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现实的中国社会主义与
经典的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发展“落差”。用毛泽东的话说,国家不
仅贫穷落后,而且“还没有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而“没
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一个农民国家来说
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5](p.399)。所以,中国要“迅速地恢复和发展
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
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6](p.1437),就必须积极发展同世界各
国的文化往来。这是中国摆脱“一穷二白”的积贫积弱的落后面貌,建设和
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
但是,新中国成立后,便处于一个“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的冷战的世界环境中。一方面,奉行冷战思维的世界两霸美国和苏联为了
争夺世界主导权,处于激烈的“零和”博弈之中。他们或直接对抗,或通过
分别以自己为首领的“北约”组织和“华约”组织的集团形式对立。美苏的
对抗对世界的和平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苏交恶
,迫使中国在国家安全威胁敌人的名单上添加上了除美国之外的苏联社会帝
国主义。与世界两大超级国家敌对的直接后果,就是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对“
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的认识,夸大了世界战争的威胁,促使新生的中国把
加强军事力量,捍卫新生政权的独立和国家领土完整作为国家安全的首要内
容和外交的主要任务。
因此,战争与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是紧紧围绕政治和军事外交而展开的
,军事外交处于龙头地位,牵引着国家总体外交的展开[7](p.129)。以致
于无论在外交观念、战略规划上,还是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外交变成了单纯
的政治外交或安全外交。这一时期的文化外交被定位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喉舌”,文化外交主要是出于政治和军事外交的战略
需要而进行的。也就是说,相对于巩固国家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而言,文化
外交处于次要的地位。文化外交不仅因政治和军事斗争的需要而逐渐失去了
文化的特性,也由于文化的外延与政治的边界的重合而导致了文化沦为政治
的附属品[8]。作为国家政治关系的延续,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交流无时
无刻不是同中国的军事外交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外文化交流反映着军
事外交关系,是中外军事外交关系的晴雨表。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化外交,或
是服务于联合苏联,打击“美帝”的需要,或是服务于中美合作,抗击“苏
修”的要求,没有独立地位可言。当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签订《中苏同盟
友好互助条约》,结成战略同盟联合抗衡美帝国主义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
是最热络的时期。而当中苏国家间的政治关系即军事外交关系紧张时,文化
关系也是受波折和影响最大的领域。中美文化关系亦是如此。新中国成立初
期,当美国出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考虑,以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的
思维方式看待中美两国的关系时,两国的文化交流也就不存在。而到了20世
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两国在面对苏联这一共同敌人巨大威胁的情况下,出
于“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战略考虑,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此后,进入了两
国文化外交从无到有的转折期,和走向交流机制正常化的健康期。
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文化软实力作为国际政治
中除了传统的、基于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之外的“权力的另一面”而出现在
国际关系较量的舞台上。“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
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
和凝聚力之中。”[9](p.558)针对这一变化,中国政府紧紧围绕“文化为什
么要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一主题,在对世界文化发展和
自身文化经验审时度势的基础上,正确认识文化的力量,科学分析文化软实
力的实质,逐渐形成和树立了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文化外交战略和政策。
首先,科学定位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
府对对外关系中过于突出政治因素,忽视文化独立性的弊端进行了深刻反思
。1980年1月,邓小平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我们现在
“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
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10](p.213)
。鉴此,邓小平要求把文化建设同经济建设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目
标之一,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具体到对外关系上,就是明确提出
经济上实行开放的同时,文化上也要实行对外开放:“对于现代西方资产阶级
文化,我们究竟应当采取什么态度呢?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的方针,是正确
的,要长期坚持。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11](p.43)根据邓小平这
一思想,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指导方针的决议》明确指出:“近代世界和中国的历史都表明,拒绝接受外
国的先进科学文化,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要发展进步都是不可能的。闭关自守
只能停滞落后。……对外开放作为一项不可动摇的基本国策,不仅适用于物
质文明建设,而且适用于精神文明建设。”[12](p.1177)中共十五大报告
中又重申了这一思想:“要坚持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和地区广泛开展
贸易往来、经济技术合作和科学文化交流,促进共同发展。”要“开展多种
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
”。中共十七大报告再次强调:“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
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十八大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国将扎实推进
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维护中国海外合法权益”的要求和任务。这表明,中
国对文化外交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深入的认识,文化外交的价值和主体地位得
到了国家的积极认同,文化外交已经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国家战略的高度。
其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立。为充分发挥人文交流的优势,增强文化外交“
四两拨千斤”的战略作用,确保文化外交的正常进行,中国政府还积极探索
具有中国特色的领导文化外交的新机制。2004年外交部成立了专门负责对外
文化交流事务工作的机构——公共外交处。2010年外交部新闻司又将“公共
外交处”升格为“公共外交办公室”。2010年8月,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询委员
会正式成立。此外,为增进中外人民理解与合作发挥平台和桥梁作用,上海
、天津和广东等省市先后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这些主管文化外交机构的设
置,进一步凸显了文化外交在国家外交战略布局中的重要地位,同时又为更
好地推动国家对外文化工作迈上新台阶提供了有力的组织保证。
总之,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文化外交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觉逐渐增强起来
,在对外交往中越来越重视文化外交,文化外交已逐步从原来依附于政治和
军事外交的地位中走出来而发展成为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始在
国家总体外交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对外文化工作作为我国总体外
交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国对外关系中继政治、经济之后的第三个支柱。
”[13]
二、外交理念:从意识形态性到超意识形态性的转变意识形态是一种政治文
化概念。它是一个国家制定政策的依据、框架,具有“在可以商量的限度内
决定政治活动与政治信仰可能采取的形式”[14](p.19)。二战后,世界陷入
美苏冷战的泥淖中。美苏之间的冷战虽然形式上表现为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
霸权,但其实质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抗。著名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
顿描述说:“在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的狂热。两种
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互相攻击信奉不同意识
形态双方的意图。苏联和美国都相信,理性、意识形态、道义、历史以及法
理规范都在自己一方。双方都是布道者,都同样受到理想主义的驱使。”
[15](p.242)社会主义的苏联和资本主义的美国以“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理
念和立场看待彼此,都把推翻、消灭或埋葬对方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长期置身于
美苏意识形态对抗的国际政治生态中,因此,意识形态因素这只“无形的手
”也曾左右着新中国建国之初的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在对外关系上,毛
泽东不但将文化与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绝对等同起来,而且还无限拔高意
识形态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在他看来,文化作为观念形态,总是属于
一定的阶级的,是为特定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说:“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
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
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
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16](p.440)“在现在世界上,一切
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
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7](p.865)因此,中国的对外交流本质上都反映着意识形态的要求,在处理
国际文化关系时,基本上都是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为标尺和依据。换言之
,革命与战争年代的中国文化外交表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中
国把“以苏为师”,向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学习作为中国对
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和优先方向。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曾说
:“我们要进行伟大的五年计划建设,工作很艰苦,经验又不够,因此要学
习苏联的先进经验。……不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且学习他们先
进的科学技术,一切我们用得着的,统统应该虚心地学习。……就是说,应
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18](p.87)在“
全面学习苏联”的号召下,中国不仅在经济、军事方面全面倒向苏联,而且
在文化方面也积极实施“一边倒”政策。在大力进行人文、教育交流的同时
,还把积极学习“俄语”作为学习苏联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在大批资本
主义制度的腐朽、没落,拒斥与“洪水猛兽”的资本主义的文化往来的同时
,还极力输出“中国革命”,声援和支持世界各地的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民
族解放运动。
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中国文化外交长期存在着“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
”等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处理方式导致了两大消极后果。一是加剧了与资本
主义国家的对立。中国是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向发达
国家学习,为此就要寻求共同利益,超越对立的方面。但由于中国的对外文
化政策过于注重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中国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闭,从而丧失了
学习资本主义,发展自己的时机。正像邓小平所说:“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
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
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这十多年,正是世界蓬勃发展的时期,世界经济和科
技的进步,是按天来计算的。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迫使我们
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
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10](p.232)二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给中国
的社会主义造成严重影响。“以苏为师”虽然促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
发展,但这种无视国情,单向移植和生吞活剥苏联模式的弊端,给中国经济
社会发展造成的后果也是极为严重的。诚如1977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籍科学
家时所说的那样:“过去,我们很多方面学苏联,是吃了亏的。”[19]
(p.44)
历史充分证明,这种外交工作与意识形态挂钩的做法,不但授人以柄,固步
自封,使自己陷入被动的困境中而难以自拔,也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发展的需要。中国只有“超越意识形态”的障碍,实行全方位的文化开
放战略,才能在充分吸收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
立起社会主义的坚固大厦。其实,早在1975年,邓小平就认识到,用社会主
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划分世界的时代已经过时了,因为“社会主义
阵营已经不再存在,两大阵营的概念不合乎今天的世纪,因为不但社会主义
阵营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阵营也发生了变化”[20](p.48)。所以,他根据
国际形势的变化,从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战略高度出发,要求中
国不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决定国家关系的亲疏,而必须以本国的国家利
益为最高准则,同时尊重和考虑他国利益:“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
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
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
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
决。”[11](p.330)
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国家利益原
则的指导下,中国开始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差异的桎梏,积极发展对外
文化关系。一是发展全方位的对外文化关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放弃
了过往只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开展文化交流与合作的片面做法,在和平共
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同世界一切国家、政党建立、发展文化关系:不
仅积极发展同相同意识形态国家的文化关系,而且还勇于发展同不同意识形
态国家的文化关系;中国不但发展同广大第三世界的文化往来,而且还积极
开展同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不仅发展同国外执政党的文化交往,还创
造条件开展同非执政党的文化关系。当今中国的文化外交真正实现了全方位
、多层次的对外文化交流格局。二是积极同西方国家进行政治文化对话。中
国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最大的分歧是政治文化理念问题。冷战后,西方国
家在借助多种管道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的输入和渗透的同时,还不断拿民主
、自由和人权等政治文化做幌子,施压中国,力图使中国向他们所希望的方
向演变。但在新形势下,中国并没有因为同这些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不同而
与之相对抗,而是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不同,在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
和主张,坚决反对它们肆意干涉中国内政的同时,调整和改善同美国、西欧
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与它们展开积极的政治文化对话。以人权问题为例
,针对人权问题已日渐成为当今世界的普遍信念和共同认同符号的现实,中
国积极参与国际社会人权的交流、对话与合作,特别是同中国有重大分歧的
西方国家和组织开展政治对话。截至2012年,中国与欧盟进行了31次人权对
话。同美国举行了4届人权与司法研讨会。截至2011年,中国已参加了27项国
际人权公约。
三、交流形式:从单一性到多样性的转变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为达到一定战
略目标而采取的以文化软实力影响他国价值选择和国际行为趋向,并最终采
取有利于本国的态度、政策和行动的一种文化交流、沟通活动。因此,成功
的文化外交,不仅要有先进的文化作为支撑,而且还要有丰富多样的外交手
段作保证。多样性的文化外交手段,不但是实现文化互动,并产生国际影响
力和认同力的重要途径,而且还是展示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和魅力,决定“
以文化人”实现的程度的重要手段。在战争与革命年代,由于当时的西方资
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敌视的政策,加
之中国实行“一边倒”的文化战略,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的文化外交存在着
形式单一、交流范围有限等问题。一是以对外文化宣传为主。社会主义与资
本主义是两种根本对立的社会制度。因此1949年10月新中国刚成立,就把对
外文化宣传作为对外文化交流的首要工作来抓,不仅建立了大量的宣传机构
,而且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不但如此,这种对外文化宣传,突出
的特点是“以我为主”,以支持“世界革命”为主要目的。不仅对外宣传主
体比较单一,而且内容单调,形式机械、呆板,缺乏相互间的文化互动与融
通。二是文化交流对象有限。这一时期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主要是与
中国持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与中
国拥有共同命运和民族解放任务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而非世界上所有的
国家。三是交流形式单一。发展并加强与国际多边组织的关系是中国对外文
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双边文化交流所不能替代的作用。但二战后由
于联合国及其所属组织在一些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全问题的重大决定上常常为
美苏两霸所把持、操弄,且常被两个超级大国用来作为对付中国和发展中国
家的工具。所以,这个时期的中国对于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则多采取排斥、抵
制的态度。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不仅置身于联合国这一战后最重要
的国际组织之外,还长期游离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
总协定(gatt)等国际性组织之外。不仅经济政治上没有来往,文化上也“独
善其身”。因此1978年前的中国文化外交主要是以双边交流的形式展开的。
无论是同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往来,还是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文
化交往皆是如此。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鉴于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国家综合
国力的重要内容,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文化外交作为提升国家软实力、扩大影
响力的“主战场”这一国际政治现实,中国政府以史为鉴,在广泛借鉴世界
发达国家文化外交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建设“文化大国”的战略需要,
以孔子学院的世界建设为契机,开始积极主动地寻求与他国的大规模文化交
流,并在文化开放中不断丰富和充实文化外交的内涵,优化文化外交的方式
和方法,灵活运用各种手段和形式,全方位、多渠道地宣传、推介中国。中
国文化外交逐步实现了从过去以单一方式为主到多样化的历史性转变。
第一,外交主体多元化。长时间以来,由于外交被狭隘地理解为一种主权国
家的政府行为,加之认为“文化为外交服务”,“外事无小事”,因此中国
的文化外交长期以来完全是由政府担当,一手操办的。二战后,“国家已经
不是国际舞台上的唯一主体了”,“非政府国际组织、民间团体以及大众运
动等非国家主体日益发挥着一定的政治作用,使得国家以往发挥的绝对作用
大大减弱”[21](p.172)据此,改革开放后,中国在注重发挥政府文化外交主
导作用的同时,还积极动员和发挥民间组织、社会团体、个人在对外文化交
流中的作用,努力打造中央与地方相结合、官民并举、相互配合的对外文化
工作新局面,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初步形成了以中央为领导,“中央-省
-市”三级联动的对外文化交流平台。
第二,不断拓展外交内涵和形式。文化外交是一个双向文化交流过程。改革
开放后,面对国际范围精神文化力量的相互激荡和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文
化“引进来”的同时,还积极探索文化“走出去”的新方式和新方法,努力
把中国最先进的文化成果展示给世界。一是大力开展对外汉语教学。语言是
文化的载体。自2004年11月,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举行挂牌
仪式始,截至2012年,已在108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90所孔子学院和500多所
中小学孔子课堂。2005年6月又在中国网(www.china.org.cn)开设了孔子学院
,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6个文版的形式宣传中国。二是建立海外
中国文化基地。作为中国政府推广传播中国文化的基地,中国文化中心承担
着在驻在国“举办文化活动、提供信息服务、开展教学培训”三大功能。
1988年7月和9月,新中国首批驻外中国文化中心分别在非洲的毛里求斯和贝
宁建成并对外开放。截至2011年9月,正式运营的海外文化中心已达9个。此
外,我国还与14个国家签署了互设文化中心政府间文件。三是进一步举办形
式多样、题材丰富的文化周、文化年活动。如,在1999年中法文化年的基础
上,中国政府又先后组织有关单位成功举办了英国“中国文化年”(2003-
2004)、俄国“中国文化节”(2003-2004)、爱尔兰“中国文化节”(2004)、
荷兰阿姆斯特丹“中国艺术节”(2005)、美国“中国文化节”(2005)活动。
从2006年开始,中国-俄罗斯“国家年”、“中印文化年”、德国汉堡“中
国文化节”、西班牙“中国文化节”、意大利罗马“中国文化节”等双边文
化活动也陆续上演。2004年推出了“中华文化非洲行”活动。这些活动不但
丰富了彼此的文化交流内容,还增进了双方的了解和友谊,极大地促进了国
家间关系的良性发展。
第三,积极开展国际多边文化合作。改革开放后,由于中国认识到自身的命
运与世界的整体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是,不再以世界革命者的身份
对抗国际体系,而是以负责任的大国意识积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革和建设。
一是积极参与联合国发起的多边文化合作活动。自1985年中国加入《世界遗
产公约》以来,中国积极参加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截至2009年,我国
成功申报了世界遗产38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7处,人类口头与非物质遗
产4项,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文化遗产的保护[22]。二是举办国际文化高层论
坛。2004年6月中国苏州举办了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发表了《世界遗
产青少年教育苏州宣言》。2004年10月中国又参加了在越南河内举行的第五
届亚欧首脑会议,在会上,中法两国共同提出了《亚欧会议文化与文明对话
宣言》。同年10月还在上海召开了“国际文化政策论坛”第七届部长年会。
2005年在广东佛山召开了亚洲文化部长论坛及第七届亚洲文化艺术节等。三
是举办大型国际文化体育活动。2008年在北京成功地举行了奥运会。2010年
又举办了“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的上海世博会。同年在广州还举行
了亚洲运动会。这些活动向世界展示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化形象,架起了中
外人民友谊和相互理解、沟通的桥梁,极大增强了中国文化的世界亲和力和
吸引力,为中国的和平发展营造出了一个更好的国际文化环境。
第四,文化交流规模、范围和领域不断扩大。目前,中国已同145个国家签订
了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近800个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与1000多个文化组
织和机构有着不同形式的文化往来。文化交流领域除了涉及文学、艺术、图
书、广播、科学、技术、教育、卫生、体育、博物馆、文化保护等方面外,
还涉及政治文化交流、军事文化交流。交流规模之大,涉及范围之广都是前
所未有的。如2003年10月,中国在法国举办的“中国文化年”给法国带去了
200多个各类的交流项目。这对树立我国良好的国际形象,促进中法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深入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在和平与发展取代战争与革命成为时代主题的语境下,中国政府对文化外交
战略的大幅度的调整,是中国外交哲学战略思维不断与时俱进的结果。它表
明中国政府的国际视野和外交能力已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和新境界,同时也
标志着中国政府已完成了由革命党角色向执政党角色的彻底转换。经过战略
调整后的中国文化外交,不仅推动了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为中国文化的繁荣发展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和发展动力,同时还极大地提
升了中国文化软实力,树立了中国“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
国的形象,最大限度地消解了“中国威胁论”,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了有
利的国际舆论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