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工业化的加快，“农民工”逐渐成为城市的主要社会群体。“农民工”这一称谓的出现便带有一定的“贴标签”色彩。追溯“农民工”群体的历史，基于社会学中的标签理论，对“农民工”群体的产生及其社会标签的形成原因，如制度因素、外出动机、大众传媒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进行深入剖析，从政府、农民工及城市社区等角度入手寻求“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去标签”策略。
　　关键词：标签理论；农民工；称谓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29-0069-03
　　一、标签与标签理论
　　对于“标签理论”人们也许不甚熟悉，但对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肯定有所耳闻。因缺少暂住证，到广州打工的外来青年孙志刚被警察送至收容中转站，后被送往收容救治站，被收容人员野蛮殴打致死。这一事件引发了人权自由和对公权力限制的大讨论，甚至间接导致实施多年的强制收容制度的终止。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带有轻微社会危害性的“灰色行为”，其实是被公权力贴上了“应受到规制”的标签，才最终导致其受到了公权力的不合理的强制。在社会学中，就有这种理论，叫做“标签理论”，它很好地解释了上述现象。
　　标签理论植基于符号互动理论，用来解释社会越轨行为过程的理论，贝克尔（howard becker）在其《圈外人》（《the outsiders》）中，系统地阐述了标签理论的主要内容：“越轨行为是应用规章、法律等对于一个‘冒犯者’标定的结果。所谓有越轨行为者，就是被成功地贴上了这种标签的人。wwW.11665.COm”[1]标签理论传递着有关社会强势群体依据自身所拥有的社会经济利益和权利将一些规则和制裁方式强加于弱势群体的思维逻辑，这同样适用于解释“农民工”群体的称呼。作为相对强势的社会群体城市市民，在社会互动中将“不讲卫生”、“不会教育小孩”、“素质低”等标签贴给“农民工”群体。而“农民工”自身也在城市社会生活中通过城市人口的反应进行自我形象建构：“农村来的乡下人，没有户口，没房没车，穿着和说话跟城里人不一样”等比较卑微的评价。“标签”作为一种社会标记，是由城市居民以及正式制度和社会文化组织如大众传媒依据城市群体的生活规范给“农民工”加上的身份证明[2]。本文试图追溯历史上的“农民工”群体及形成，用标签理论解释“农民工”这一称呼形成“标签”的原因，探讨“农民工”群体去除消极标签的策略。
　　二、“农民工”群体的历史追溯
　　（一）历史上“农民工”群体的称谓：“流民”
　　众所周知，“安土重迁”历来是中国农民的“本性”，“安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成为他们一生恪守的信条。即使被迫离开故土到异地谋生，到年老之时也会回到家乡，“落叶归根”。而固定的人口与居住地对于统治者而言是有利于“安邦兴国”的，“无旷土”、“无游民”成为盛世的象征。从理论上说，传统的中国社会应该是没有类似“农民工”群体存在的，但理论与现实总是存在一定的差距。农民对土地的羁绊总是存在，所以“农民工”群体的痕迹早在古代社会就已存在。
　　在中国古代社会，远离家乡外出打工的群体有诸多称呼，更为常用的为“流民”。一般来说，流民之民，特指面朝黄土背朝天向土里刨食的农民，流民就是指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这是流民的最原始的意义。许多学者对“流民”下过定义，如王家范先生、曹玉柱先生和罗彤华先生等，在此借鉴池子华学者的对其的综合定义，就其含义来说，包含以下几个方面：丧失土地而无所依归的农民；因饥荒年岁或兵灾而流亡他乡的农民；四处求乞的农民；因自然经济解体的推力和城市近代化的吸力而流入都市谋生的农民，尽管他们有的可能还保有小块土地。其中，前三个方面与古代流民没有本质性的区别，只有第四个方面，才使流民具有近代特色。这也意味着流民的内涵在不断丰富，具有时代特色。但是无论流民的内涵发生什么变化，但流民的“农民”身份不改[3]。
　　（二）“流民”的历史追溯及形成原因
　　流民问题向来是中国古代的一大难题，而流民数量之大，谁也无法统计精确，但仍有许多笼而统之的记载不绝于史籍。如唐末“天下百姓，自属艰难，弃于乡井，户部版籍，虚系姓名”；元代，流民常达全体居民的1/3以上；明代，据李询先生研究，在当时全国的6000万在籍人口中，至少约有60万人成为流民。流民问题的严重性可以

见[4]。
　　传统社会的农民之所以背井离乡，实出无奈。他们被迫失去物质生产资料而流亡他乡，这种强制力来自多个方面，或因丧失土地无以为生而流走异地，或因天灾人祸被迫逃离家园，或为改变贫穷的生活而盲目流入城市谋生。这其中因天灾人祸如灾荒、战火、“苛政猛于虎”而被迫逃离家园的人口流动，居于主导地位，这就给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流动烙上浓重的“环境难民”色彩，与当今的人口流动不能同日而语[5]。
　　三、“农民工”社会标签的形成
　　（一）“农民工”称谓的产生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2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 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所谓“农民工”，是指身在城市从事非农业工作的农业户口的工人。这里的“农民”既是指一种职业，也可指一种身份。职业上的意思众所周知，指长期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而身份的经典定义是由拉尔夫·林顿在1936年提出的：“身份是在特定社会结构模式中所占据的一个位置。”[6]而在中国大多数人的观念中，农民主要是一种身份概念。如社会转型期许多在乡镇企业工作的农村户口的工人，他们仍摆脱不了“农民”的字眼，如“乡镇企业工人”、“农民企业家”等称呼都是改变了职业却难以改变“身份”的群体。
　　“农民工”是在我国城乡二元的制度安排下，在工业化和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进程中出现的新型群体。随着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体制的建立，国家允许外资企业、合资企业、集体企业、民营企业和工商个体户大量使用农民工，最终导致大量农民工的产生。“农民工”从职业上来说，已经完成了从“农民”向“工人”的职业转换。转换职业较为容易，通过个人后天努力就可以做到。但是转变身份则较难，因为个人做不到，转换身份需要社会的认同。相反地，由于户籍制度的阻挠，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差异，以及大众传媒等的大肆宣传，农民工被贴上了“圈外人”、“入侵者”、“越轨者”等标签。“农民工”这个指称，基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不同的社会身份，它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外来人，作为农民的农民工，不应该来到城市，更不应该拥有城市居民的权利与待遇。“制度安排的惯性使改变了生活场所的和职业的农民仍然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从而造成了流动民工的生活地域边界、工作职业边界与社会网络边界的背离。”[7] （二）“农民工”社会标签的形成原因
　　悠悠中华五千载的历史，流民在封建社会就已出现并成为统治者的一大难题。那么，为何直到改革开放后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农民工”群体才被贴上了各种负面社会标签呢，原因分析如下可见。
　　1.制度因素是形成“农民工”社会标签的根本原因
　　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中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亦即从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身份标签得以标定。如果说，设立户籍制度是为了统治者更好地管理和治理，那么由户籍制度衍生出来的各种福利制度却将户口视为标准，将平等的社会划分为两大群体——“农民”和“市民”。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农民工这一阶层已在事实上成为与我国农民、市民并列的相对独立的特殊的社会阶层。尽管他们进城从事非农业性质工作，却仍被贴着“农民”的户籍标签。而且他们一直在次属的劳动力市场上，从事市民不愿干的“脏”、“累”、“苦”的工作。二元户籍制度作为根本性制度障碍使得农民工与城市市民的社会权利即工作权、居住权、社会保障权和受教育权也呈现出二元结构特征，农民工在社会权利资源的获取上处于弱势地位。由于社会制度因素构建的农民身份是一种被正式贴上的标签，它成为主流社会公开的话语，并为全社会认可和接受。
　　2.外出动机是影响“农民工”社会标签的主观因素
　　农村人进城务工，虽然动机各不相同，但经济利益无疑是第一位的。但缺乏务农经历、认知水平相对较高、对工作和城市都有较高期待的新生代农民工①的外出动机则并不如此单纯。通过在苏州市抽样10 07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得出的数据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流动的首要因素仍然是“生存性”的需求，挣钱养家所占比例为55.8%，这成为二代农民工到苏南务工最重要的原因。另外，“发展性”的需求也成为他们外出务工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见见世面、经商投资、向往城市生活分别占了7.8%，5.5%，

2.7%。对于那些生长在城市、不会务农、与农村疏于联系，但又无城市户口的成年新质农民工，他们离开土地和农村的愿望更为坚决，成为城市主人翁的意识更加强烈。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农民工群体就像“圈外人”闯入了他们的生活圈子。城市的容纳量是有限的，拥有的总资源也是一定的，那么农民工的进入无疑占有了一些资源与空间，尤其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梦”使得市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如：城市交通拥堵就认为是农民工太多导致的；大量城市劳动者下岗找不到工作，也被认为是农民工抢占了就业岗位职位；城市社会治安不好或环境变差，也归咎于具有流动性的农民工等等。虽然城市居民构建的“入侵者”的标签，是基于他们的非正式张贴，但它形象地表达了这样一种观念：作为外来人的农民工，就不应该来到城市分享城市居民的各种权利与福利待遇。
　　3.大众传媒是强化“农民工”社会标签的客观因素
　　大众传媒，如报纸、广播、电视、网络、新闻纪录影片和新闻性期刊等通过选择性陈述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评价和认知，同时也具有构建某种意义和模式的功能。曹越等对《扬子晚报》的研究发现，2001年某报中城市农民工正面角色只占10%，而负面角色占66.7%，2003年下半年该报农民工的形象仍然比较差，尽管负面角色下降至45.5%。陶建杰考察了2002年《解放日报》《新民晚报》《文汇报》的情况，发现涉及农民工的报道中，负面内容的比例分别为24%、29%和33%。这两项研究都证明了农民工的媒介形象中，负面形象占有相当的比重[8]。我们会经常看到抢劫、强奸、偷窃、随地吐痰等有关农民工的负面报道充斥着大大小小的报纸。这些报道的存在或多或少强化了农民工在城市居民心中的负面形象，并容易使得市民将个别现象泛化为整个农民工群体行为。虽然近几年有媒体呼吁“善待农民工”等正面报道，但“素质差”、“犯罪率高”等农民工标签已经根深蒂固。
　　4.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是导致“农民工”社会标签的重要因素
　　在农村社区，农民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慢条斯理。但是当他们卷入城市化、工业化的浪潮中，随之而来的是全新而陌生的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发生极大的变化。除了快节奏的工作安排，“工余时间”的安排要尽可能地遵守城市规则。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待人接物等都城乡有别。生活在城市中，生活方式理应和城市居民一致。和以往的生活方式“一刀两断”总是不那么迅速，但周遭的变化使得农民工也在慢慢地变化，和过去渐行渐远。在价值观方面的变化，其实是农民工实现自身再社会化的过程。价值观的差异体现在文化上。受制于城市观念、语言、行为、风俗等文化差异，市民对农民工带有的乡土文化也存在不同程度的偏见，形成了文化融入的冲突。“乡巴佬”、“乡下人”等标签词汇再常见不过，甚至市民的孩子从小耳濡目染，对学校里农民工子女恶语相向。可见，那些根植于心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的差异总是无意地助长消极标签的形成。
　　四、“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中的“去标签”对策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格局的基本形成，越来越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会进入城市，而且，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诸多因素导致“农民工”社会标签的形成，使得他们融入城市生活困难重重。由此，“去标签”对策的实施显得尤为重要。
　　首先，从政府角度，改革户籍制度，实现农民工有序落户，允许“进的来”。户籍制度改革是农民工城市生活去身份标签的基础和关键。户籍这扇大门将市民与农民隔在两边，使得农民工融入城市成为一大难题。如果农民工的户籍歧视不消除，那么相对应的就业机会、薪酬待遇和社会福利安排等就难以和城市居民相一致，农民工更不可能主动争取自身权益，无法改变自己的弱势地位。长此以往，这种不平等的落差和心理失衡积聚到一定程度会演变成影响社会不稳定的因素。由此，让那些长期在城市生活和工作的农民工尽快从农民转变为市民显得格外重要，可以先从农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再转为城市户口，缓解户口转移突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与政策困境。
　　其次，从农民工角度，继续社会化，加强自身能力建设。农民工在城市生活面临诸多问题：城市生活环境的适应、职业的转换、学习新的社会文化规范、让市民接纳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就是农民工继续社会化的过程。个人社会化过程可以寻

求家庭、邻里、社区等机构的帮助。同时，农民工该为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做些努力。首先，农民工应该多关注时事政治，学习新鲜知识，适应城市的快节奏生活，更好地融入城市；其次，主动学习专业技能，拓宽就业渠道，提高自己的职场竞争力；最后，还应积极参加社区活动，和城市人和睦相处，尽快融入所在城市社区，感受当地文化氛围，从心理上真正成为城市人。
　　最后，从城市社区角度，创设互动空间，增进两大群体的交流实践。各自的成长背景、文化熏陶以及长期的二元分割体制导致了农民工群体和市民群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导致市民群体难以接纳和认同农民工。此时，作为容纳两大群体的城市社区就应通过各种方式创设互动空间，如运用社区开阔场地举办运动会等友谊比赛，或成立爱好交流小组，周末在社区固定场地进行心得分享，或建立社区网络平台，使上班的年轻人也不错过社区的活动，增加相互了解的机会，促进群体间的融合。
　　参考文献：
　　[1][美]h.s.贝克尔.局外人：越轨社会学之研究[m].纽约.1963：9.
　　[2]高春凤.标签理论视角下流动人口融入城市问题研究[j].农业考古，2011，（6）.
　　[3]池子华.流民问题与社会控制[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4.
　　[4]池子华.中国古代流民综观[j].历史教学，1999，（2）.
　　[5]池子华.人口流动中的文化基因[j].人民论坛，2013，（18）.
　　[6]朱力.准市民的身份定位[j].南京大学学报，2000，（6）.
　　[7]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与社会地位[j].社会学研究，1996，（4）.
　　[8]詹小路，李欣.弱势群体的媒介形象——以“城市畸零人”农民工为例[j].当代传播，2012，（6）.
　　（责任编辑：许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