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言”与“德”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对重要范畴，孔子认为语言与伦理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孔子语言伦理道德标准有：1.“言”要“得体”；2.“言”要合“礼”；3.“言”要合“仁”。孔子还就语言伦理道德规范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孔子认为言语道德的理想境界是“行君子之言”，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
关键词：“言” “德” “仁” “礼” 语言伦理
从体裁上看，儒家经典著作《论语》属典型的语录体散文，重点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很多学者从中总结了孔子的政治、伦理、道德、教育、文艺等思想。但很少有人总结他的语言思想。其实孔子是非常重视语言研究的，在《论语》一书中，孔子对语言的态度、语言的功能、语言的使用、语言的内容、语言的规范等都有具体、全面而透彻的理解，事实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语言思想体系。但其语言思想又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伴随着孔子“仁德”的核心思想产生并为其服务的。孔子认为语言与伦理道德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联系。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主要以《论语》为文本，集中探讨孔子的语言伦理思想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启示意义。
一、“言”与“德”的关系
“言”与“德”是孔子思想体系的一对重要范畴，“言”在《论语》话语体系中一共出现128次[1]，“德”一共出现39次[2]，孔子认为作为道德标准的“仁”一共出现105次[3]，而“言”与“德”“仁”在一个句子或一个章节中同时都出现的情况也不少见。可见，孔子是非常重视“言”与“德”及其关系的，对“言”与“德”及其关系的阐释是孔子语言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wwW.11665.coM
“德”是道德、品德，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是人类社会的一种特殊现象。人们生活在社会上，进行着各种活动，形成了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产生各种不同的矛盾和利害冲突。为了保障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就要求对人们之间的利害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对个人的行为加以必要的约束。因此“道德”是调整人与人之间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关系的行为准则和规范的总和。[4]
“言”是言语，言语是个人运用语言（包括说和写）的行为和结果。这种行为和结果是否“真、善、美”？反映了言语者对“真、善、美”的态度和选择，反映了言语者的道德价值取向，因此言语行为作为人们一种特殊的最基本的社会行为，它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
“言为心声”，言语是道德心灵的外化，道德是言语的基础和出发点；“言”离不开“德”，“德”也离不开“言”，二者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然而“德”与“言”也有不一致的情况，“好德”一定有“好言”，但“好言”不一定有“好德”。因此从重要性来看，“德”是立身之本，为人之基，一切“言”都必须以“德”作为基础和出发点。孔子说：“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意思是有道德的人一定有美好的言语留下来，有美好的言语不一定有美好的道德。可见，在“言”与“德”的关系上，孔子重视“言”，但更看重“德”。孔子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言废人。”（论语·卫灵公）这句话包含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国家提拔用人的机制上，孔子主张“以德为先”“不以言废人”。孔子办教育，有著名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孔子把“德行”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言语。这也说明孔子看重“德”，必然认为一个人的言语行为首先要合乎道德规范，否则“无以立”。
关于“言”与“德”二者关系的论述，孔子还说过这样三句话，一是“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花言巧语，变乱是非，这样的人是败坏道德、毫无德性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即使话说得最好，话说得最动听，如果不切实际，搬弄是非，这样的言行不一者，其道德品质也一定十分低劣。二是“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乡愿是指没有真是非观念的好好先生，孔子认为这样的人败坏了道德。三是“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论语·阳货）一个人听到道路传言就四处传播，孔子认为这也是十分不道德的行为，应该革除这种作风。从上可以看出，说“巧言”、说“漂言”、说“传言”的人，离“德”较远，孔子深以为耻。语言是道德的载体，语言是心灵的镜子，因此孔子非常重视“言”对“德”的服从，重视“德”对“言”的规范和统领。
二、“言”的伦理道
德标准
在儒家伦理道德思想体系中，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中庸，一是孝德。《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甚至矣乎！民鲜也久。”这句话明确指明：中庸是人们伦理道德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儒家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中庸”是不偏不倚，“中庸之道”的终极目标是“致中和，天地位矣，万物育焉。”（中庸章句）朱熹对此注释：“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道者，日用事物当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于心，无物不有，无时不然，所以不可须臾离也。”[6]那么，作为人们基本行为的言语交际，它也必须符合“中庸之道”。
因此，“言”要遵循伦理道德，“言”的伦理道德标准也就是“中庸”。具体来讲，孔子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言”要“得体”
“得体”就是“（言语、行动等）得当、恰当、恰如其分”。[7]语言要得体，包括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两个方面。孔子对语言的得体性做了很多方面的论述，把言语内容和言语形式两个方面的得体具体细分为言语内容、言语方式、言语态度、言语风格、言语环境等方面的得体。“言”要“得体”，实际上就是“言”的各个方面要合乎日常的道德行为规范。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孔子主张“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他“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孔子把语言运用的是否得体同国家存亡之命运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一言可以兴国，一言可以丧邦”，（论语·子路）这是《论语》对言语道德能够产生巨大社会作用的深刻理解。 （二）“言”要合“礼”
中华民族素有“礼仪之邦”之称，有着五千多年灿烂的文明，“礼”是中华文化的总特征，是中华文化的总根源。孔子认为人们日常交际的言语行为应“约之以礼”（论语·雍也）。《论语·颜渊》中有一章记录了孔子关于颜渊问仁的回答。“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蔡尚思（1982）认为：“仁”的准绳和目标是“礼”，而“孔学”主要也是“礼学”[8]。孔子是礼的集大成者，又是礼学的开山祖师。因此，孔子的核心思想“仁”是为“礼”服务的，因此孔子一言一行莫不遵守“礼”的最高规范。孔子曾说：“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思，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泰伯）“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孔子后来编修的《礼记》里面也有这样一段话更强调了“礼”的重要性，“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9]
可以说，孔子强调“非礼勿言”，言语行为只有合乎“礼”，人际关系才和谐，才符合社会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中庸之道”。
（三）“言”要合“仁”
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爱人。”（论语·颜渊）一个“仁”字贯穿《论语》始终，不同的弟子请教什么是“仁”时，孔子因材施教，做出了不同的回答。孔子针对“多言而躁、夸夸其谈”的司马牛，告诫他要做一个“仁者”，必须“其言也讱”，并且又说“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讱”是谨慎、话难说出口的意思，说话慎而又慎，唯恐出错，是尊重别人、爱护别人的一种表现；反之花言巧语，讨好卖乖，道听途说，圆滑世故，是缺德少仁的一种表现。
孔子鲜明地指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阳货）“巧言乱德，小不忍则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巧”与“讷”与“讱”是对立的，“巧”是机巧、投机取巧，“讷”和“讱”是语言谨慎迟钝，孔子反“巧”而倡“讷”，他认为 “刚、毅、木、讷，近仁”（论语·子路）、“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很明显，孔子认为“言”的一个重要伦理道德标准就是“言”要合“仁”。
三、“言”的伦理道德规范
《论语》中，孔子就“言”的伦理道德规范问题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见解。“非礼勿言”可以说是言语伦理道德的最高标准和总纲，它规定了言语行为与整个社会伦
理制度的关系。言语要符合伦理道德规范除了“非礼勿言”外，还有许多具体的方面，它们分别是社会道德对言语内容、言语态度、言语方式以及言语行为与环境、对象之间必须适境的规范和要求。
（一）倡“慎言”，反“巧言”
《论语·颜渊》中记录了颜渊向孔子问仁的情况：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孔子认为克制自己，使言语行动都合乎礼，就是仁了。并且认为实践仁德只能全凭自己，不能依靠别人。怎样做到克己复礼呢？“慎言”可以说是一种很好的途径。孔子当时的许多言论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如“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等等，孔子在提倡“慎言”的同时，极力反对“巧言”，他认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更为严重的是“巧言乱德”。（论语·卫灵公）因为“巧言”的结果是不专心致力于自我道德的修养，“巧言”者只追求外在言语的装饰效果，只把言语当作取悦人的工具而夸张使用，而孔子倡导的“慎言”观反映了人们对言语道德行为及其道德价值的深入思考，“慎言”意味着“三思而后行”，意味着在言语实施的过程中必须进行必要的道德价值判断。因此孔子倡导的“慎言”可以说是言语伦理道德一个基本的规范内容。
（二）“言忠信，行笃敬”
孔孟之道，说到底就是做人的道理，一个“仁”字，一个“信”字，几乎就可以把人们的行为准则全部概括。无疑，“言忠信”在先秦时期是汉民族言语道德的主要规范之一。
孔子以“文、行、忠、信”四者教化人们，特别就其中的“信”，谈得较多，《论语》中“信”字一共出现38次。“言而有信”，是孔子对言语交际行为提出的基本要求和规范。把“信”作为言语行为的道德基础和前提，似乎还不够，应该做到“言行一致”。孔子曾说：“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论语·子路）“言而有行、言而有信”，说到做到，这是衡量个人人格价值的重要标准。
孔子认为，一个人不诚实，不讲信用，是永远行不通，也站不住脚的。比如他告诫学生时强调，“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论语·卫灵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孔子认为“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诚然，诚实守信、践行诺言是中华民族的一种传统美德，孔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如此反复多次地强调，可见其重要性。
（三）“言必及义，言必有中”
孔子认为说话要合乎理宜，要讲道理，否则这种人很难教导。他说：“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论语·卫灵公）因此“言必及义”成为了孔子择教的一项重要标准。说话不讲道义，不符规矩，这样的人跟别人交往，简直连起码的道德规范都不遵守，孔子拿这样的学生也没有好的办法。可见“言及义”是孔子对言语道德的一个重要要求。 鲁国将要翻修一座金库，闵子骞建议照老样子算了不必翻修，孔子评价说：“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中”即合于道理、正肯之意，朱熹注释有“言不妄发，发必当理，惟有德者能之。”[10]孔子四科中德行一项最好的几个学生中就包括了闵子骞，闵子骞“言不妄发，发必当理”，孔子当然非常赞赏。
那些不切实际，空发议论，夸夸其谈，甚至胡言乱语的人，肯定是缺乏基本的道德素养，学生司马牛“多言而躁”曾经就受到了孔子的严厉训斥。而孔子自己本人则是严格遵守言语伦理道德规范的楷模，日常生活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显然，孔子非常重视“言必及义，言必有中”，把它当做言语道德规范的一项根本要求。
（四）“言”要适境
语境既是人们进行言语活动的依据，言语活动必须适应具体的语境，否则就会违背社会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孔子在读《诗》、读《书》、行礼的时候都用当时通行的普通话。孔子平时用的是家乡土语，但在上述情况下就用雅言，这也是当时孔子主张的言语道德规范标准。《诗》三百是合乎礼教“思无邪”的伦理道德教科书，《书》也不例外；行礼是礼教伦理秩序的真正贯彻，在这样的语境下，当然要使用当时通行的雅言。
言语要适应环境，具体而言首先是言语行为要适应社会政治大背景，孔子说：“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其次要看对象，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孔子还认为言语交际要把握好说话时机和场合，孔子说：“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同样，孔门弟子这样描述孔子：“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论语·乡党）这里通过对孔子言行和态度在不同场合有不同表现的描绘，展现了一个非常讲究礼仪制度的封建士大夫的形象。显而易见，言语切适语境，也是伦理道德规范的基本要求。
四、“言语”道德的理想境界
孔子提出了言语伦理道德的标准，提出了言语道德规范的内容与要求，那么孔子认为言语道德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呢？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做人的理想标准是“君子”，那么“行君子之言”，符合“仁义礼智信”就是孔子言语道德的理想境界。《论语》中孔子多次提到了君子的言行标准。
孔子说：“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君子对于事业，以合宜为原则，依礼节而实行，用谦逊的言语说出，用诚恳的态度去完成，这就是君子呀。诚然，做到“合宜、有礼、慎言、诚信”，这是完美的人格，道德修养不可谓不高尚。
孔子又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认为作为君子，基本要求是做到慎言谨行，言行一致。
孔子还认为“君子所贵乎道者三”，依次是“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信矣。”（论语·泰伯）这是强调说话时要得体，要注意用语和语气的恰当，这样才能使人远离粗鄙和谬误。因此，在孔子看来，君子是集崇高的言语道德修养和理想人格的圣人，那么人们言语道德的理想境界就是“行君子之言”，符合“仁义礼智信”的道德标准。
五、孔子语言伦理思想的启示意义
我们知道，言语行为是各种社会行为的基础，而且又是社会行为本身的最基本部分。社会行为是否符合道德规范，首先就会从言语当中最先反映出来。“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因此，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和谐文明，是否符合道德规范，不论口头语言还是书面语言都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判断指标与参考标准。
《论语》中，孔子关于言语内容、言语形式、言语方法、言语规范、言语态度等方面都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其中包含了深刻的语言伦理道德精神和思想。孔子的部分言辞诸如“巧言乱德”“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必行，行必果”“言而有信”“名不正，言不顺”“言必有中”等已经成为警句、箴言等至理名言，对于我们今天规范言语行为、倡导语言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仍然具有积极的启示和指导意义。
（本文系2013年湖南省普通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资助项目，项目编号：湘教通[2013]223号。）
注 释：
[1][2][3][4]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46，301，221，311.
[5]文选德.公民道德建设教育读本[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22
[6][10]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7：26，183.
[7]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83.
[8]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2-285.
[9]钟志平，胡艳云.孔子的言语得体观[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8
）：7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