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两宋时期，考据工作为众多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通鉴考异》，详考各书史事记载的差异、说明史料去取的理由。他如洪迈的《容斋随笔》、王应麟的《困学记闻》不仅在考证内容上进一步丰富，而且在形式上也趋于多样化，深度与广度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司马光等启于前，洪迈、王应麟等倡于后，加上时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将宋代历史考证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也为传统学术研究的继续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
　　关键词：宋代史学史；历史考证学；《通鉴考异》；《容斋随笔》；《困学纪闻》
　　中图分类号：k092；k0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3）02-0166-05
　　收稿日期：2012-11-10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0-05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s002）
　　作者简介：程蕾，女，河北邢台人，西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陕西师范大学研究生院助理研究员；施建雄，男，福建永春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宋代以前，考据方法的重要性已多多少少为历代学者所认识。但两宋时期，考据工作更为众多学者所重视，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详考各书史事记载的差异、说明史料去取的理由，他如沈括的《梦溪笔谈》、洪迈的《容斋随笔》、叶适的《习学记言》、王应麟的《困学记闻》、黄震的《黄氏日抄》等书，都有诸多涉及考据的内容及篇章。司马光等启于前，洪迈、王应麟等倡于后，加上时代提供了适宜的土壤，两宋时期历史考证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同时也为传统学术研究的向前推进开辟了一条新路。WWW.11665.cOm
　　一、从历史考辨到专门学问的形成
　　历史考证由对历史现象时空要素的单纯考辨上升到政治、经济制度的系统考察，这是宋代历史考证学由历史学者的自发行为向专门学问发展，进而形成一门独立学问的外在表现。
　　就历史记载而言，因时间的消逝导致当事人记忆的模糊，叙述者和历史编纂者在叙述和撰写过程中，以及后来的抄写、印刷过程中，必然出现种种缺失，使得对历史记载的时间准确性方面总是存在种种问题，因而历史考证的重点往往就要落到时间的考信上，这是历史考证的最初层次。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考异》（以下简称《通鉴考异》或《考异》）不乏诸多考辨时间的内容，如其针对《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载“元狩三年（前122）三月壬辰，廷尉张汤为御史大夫，六年，有罪自杀”以及《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所载为“元狩二年”，《考异》指出：“李蔡既迁（笔者按，《汉书》《李广传》及《百官公卿表》载武帝元狩二年三月丞相公孙弘死，御史大夫李蔡升任丞相之职），张汤即应补其缺，岂可留之期年，复与李蔡为丞相月日正同乎，另按《长历》，三年三月无壬辰；又以得罪之年推之，在元狩二年明矣。故从《史记》表。”《考异》主要以宋代学者刘羲叟所著《长历》作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时间记载的准确与否。刘羲叟是著名的天文历法专家，曾协助欧阳修编纂过《新唐书》《新五代史》中的天文、司天、律历等志，他制定的《长历》所载朔闰相对准确。由此而言，《通鉴考异》所辨时间往往也较为可靠。南宋史家洪迈在其专门性考证著作《容斋随笔》中对时间之辨也所在皆是，尤其是他对史书中所载帝王世次往往怀疑有加。如其指出《史记》所纪帝王世次多有不可信之处，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其为漫诞不稽，无足疑者。”可见洪迈对历史年代的认识有浓厚的理性特点。南宋另一位史家王应麟对年代和时间的准确性也要求甚高，显示出一位考证学家自觉的求真意识。如其所著《困学纪闻》中对《史记·匈奴列传》所载“秦穆公得由余，西戎服于秦。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王氏以《左传》考之，鲁文公三年（前624，周襄王二十八年，秦穆公三十六年），秦始霸西戎。而晋悼公四年（前569），晋魏绛和戎，离秦始霸西戎仅仅五十余年。二者相差甚多，可见《史记》在时间概念上往往表述得不够准确。
　　空间要素如对地名的辨析也是此时历史考证的一项重要内容。《通鉴》卷31《

汉纪二十三》成帝鸿嘉三年（前18）下载“上微行过阳阿主家”。《考异》指出，《汉书·五行志》作“河阳主”，《伶女赵后外传》及苟悦《汉纪》亦作“河阳”。但《汉书·外戚传》颜师古注云：阳阿，平原之县也。今俗书“阿”字作“河”，或为“河阳”，皆后人所妄改耳。今从之。《考异》所论言之成理，可以成立。地理沿革的考察已较一些具体地名之考辨上升了一个层次，它要求史家要有发展的眼光、动态的视角对封建王朝的政治地理进行考察。南宋专门性的考证著作中此类条目已较《通鉴考异》多得多，而且学术价值更加显著，不仅仅停留在对具体历史问题的辨析，而是上升到规律性的总结。洪迈探究宋代军州府名之关系，考雍州，军额曰永兴，府曰京兆，而守臣以“知永兴军府事兼京兆府路安抚使”结衔；陕州无府额，而守臣日“知陕州军府事”，法令行移，亦日“陕府”等等。此项内容对政区地理之研究有重要的示范意义。王应麟考《续资治通鉴长编》佚文，宣和五年（1123），求石晋故疆，不思营、平、滦三州，乃刘仁恭遗虏，虏不肯割。他指出，《五代史》中并无刘仁恭割地遗虏之事。另《四夷附录》有云：“契丹当庄宗、明宗时，攻陷营、平二州。”而后唐无滦州。《武经总要》记载：“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帅王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另《新唐书》卷192《贾循传》载，张守畦北伐，次滦河；《旧唐书》卷97《薛讷传》载：师至滦河。凡此当属其发前人所未发之例，明末清初顾炎武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发掘加以完善。形式更加典型的就是其专门的系统考辨条目，如“汉河渠考”，主要采取概述和详注的形式呈现。正文言简意赅，注释采用多种文献予以补充说明，这就是其较《容斋随笔》改进、提高的地方。此项考辨不仅使人们对汉代黄河水患有个大致的了解，更使专业读者能够依据注文对相关水域及河道变迁乃至山川地理有更加全面的认识，对治水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其实王应麟撰有多部历史地理专著，其中在一些章节中也将其致力于历史地理研究的宗旨坦陈无遗，其《通鉴地理通释·书后》中就说：“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磁议，稽《左氏》……所叙历代形势，以成兴替成败之鉴。”其历史考证之目的更加明确，认识更加深刻，是历史考证学本身作为一门学问而存在之意义一个有代表性的陈述。 　然而，相较上述考辨，历史考证学到南宋时，其考辨的内容，探究的视角，以及所涉及的错综复杂的关系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它不仅能够体现出历史考察者的历史观和民族观，还能反映出历史考察者对上层建筑中的国家机器，包括政治、经济制度等方方面面问题的基本态度和认识水平。洪迈就唐代皇甫浞正闰说中违背史实的观点给予的辨析就是一则典型案例。洪氏生活在民族矛盾激烈时期，却能秉公看待一些正闰之说，实属难能可贵。对朱梁轻赋之辨更是与本朝一般史家的态度截然不同，洪迈指出：“朱梁之恶，最为欧阳公五代史记所斥置。然轻赋一事，旧史取之，而新书不为拈出。……予以事考之，此论诚然，有国有家者之龟鉴也。《资治通鉴》亦不载此一节。”彰显出洪迈实事求是的治史态度。对各个时代职官制度的考察则是洪迈历史考证的精华，同时也将其历史考证上升到梳理制度因素的更高层次。如其考汉将军地位在御史之上，“然则凡杂将军，皆在御史大夫上，不必前后左右也”。此论有助于说明汉代内外朝地位的消长变化。又如他在《容斋五笔》卷2“西汉以来加官”条中系统考辨汉以降至宋加官之名目、职能和地位，颇有学术价值。至于观察使之缘起及权重，洪迈引元结所作《舂陵行诗》《贼退示官吏诗》和韩愈的《送许郢州序》，不仅抨击了唐代观察使滥权肆虐、征敛无度的恶行，还揭示了宋代之观察使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现实。对宋代职官的考辨是则其职官考辨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其中《随笔》卷12“三省长官”、《三笔》卷12“兼中书令”条对三省长官之历史和现状以及兼中书令的情况的系统考辨，《三笔》卷5“枢密名称更易”、《四笔》卷11“枢密行香条”对枢密人选和职权变化的全面梳理，《四笔》卷1“三馆秘阁”对三馆秘阁之地位和历史变迁的细致刻划，都极有启发意义。清代学者钱大昕、王鸣盛等正是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挥，其探讨与洪迈所考密切相关，前后相继，本文第三部分将有具体的介绍。将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还表现在洪迈

对国家经济层面提出的一些建设性意见，如其论宋之田租轻重问题，并借此批评当时耕农缴纳田租所遭受的各种盘剥。他还于《续笔》卷1“田宅契券取直”条中，揭露宋廷与民争利的实质；抨击蜀茶法乃政府敛财之道。又论“官会折阅”之利弊得失，就货币流通规律来说明问题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有关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的考辨同样显示王应麟的历史卓识。其官制考辨如论“汉政归尚书，魏、晋政归中书，后魏政归门下，于是三省分矣”，就是一则不失简洁而精辟的历史见解。王应麟所考唐府兵所数给后代学者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后世学者如陈寅恪、谷霁光、岑仲勉、唐长孺等人在此基础上继续加以探究。关于经济制度的考察，既有针对税钱的简明考辨，如考后唐天成元年（926），吏部侍郎刘岳奏罢告身绫轴钱。宋代复纳绫纸钱，淳熙元年（1174）始免。又有系统而全面地对有关经济制度进行考证的篇章如“历代田制考”作者于此抓住历代田制的关键，首先以“秦废井田，开阡陌”为开篇，将这项事关秦国强盛的经济制度作为讨论的切入点，说明他把握住了中国土地制度变迁的要害。进而说明土地兼并在两汉之际给社会带来的矛盾以致造成政权的更迭。再就是重点关注北魏至隋唐均田制的兴起及废弃的历史过程，表明作者擅长用动态的视角观察这项历经久远而且事关多个王朝兴衰的土地制度的变迁。最后借苏辙论历朝土地制度的变化来讨论北宋中期采用的土地分配制度及其赋税征收方式的利弊得失，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两汉崇儒考”则是有关文化考辨的内容，对汉代儒学兴起之梳理则更加系统和全面，实际上就是一篇较为完整的儒学史。它与历代正史中的《儒林志》的区别在于，它贯通历朝，言简意赅，重点突出，脉络清晰。王应麟还著有《汉制考》等专门著述，后人评其“摭采诸家经注及《说文》诸书所载，钩稽排纂，以补其遗，颇足以资考证。其大致精核，具有依据，较南宋末年诸人侈空谈而鲜实征者，其分量相去远矣。”此评道出王应麟治学有深厚根柢的具体特点。至于对野史、笔记的辨疑则表达其自身对历史著述取材的慎重之见。如他称晋元帝为牛氏子，其说始于沈约，而魏收《岛夷传》因之，唐贞观史官修《晋书》亦取焉。王劭谓沈约喜造奇说，以诬前代。刘知畿“亦以为非，而胡寅乃谓元帝冒姓司马，过矣”。同时他肯定《通鉴》不取《开元升平源》所载姚崇十事。赞扬《容斋续笔》辨严武无欲杀杜甫之说，指出“《严武传》多取《云溪友议》，宜其失实也”。凡此，都说明南宋时历史考证的深度和广度较以往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由此奠定了历史考证学作为一门专门学问的根本基础。
　　二、历史考证方法的渐趋成熟
　　从《通鉴考异》到洪迈、王应麟等人，在历史考证方法的运用上不断走向成熟。开始注重从历史演进的逻辑，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以及事物发展的综合因素等角度对历史记载的矛盾之处加以分析，进而推翻以往旧说，得出新的结论，这就是所谓的逻辑分析方法的具体运用。
　　首先，《通鉴考异》擅长运用不同文献进行比勘，或经由同一部史书中不同部分所记载内容的比较，从中发现异同，进而寻找原因。同一部史书中不同部分记载相关内容有不同之处，就为相关史事的辨析提供了线索，包括纪传体正史中纪与传之间的差异、表和纪传之间的不同等。如《通鉴》卷11《汉纪三》高帝五年（前202）九月载，“壬子，立太尉长安侯卢绾为燕王”。《考异》认为，《史记》和《汉书》高帝纪于此皆云“使丞相哙将兵平代地”，而《樊哙传》载，从平韩王信，乃迁左丞相，因而樊哙“是时未为丞相，又代地无反者，哙传亦无此事，疑《纪》误”。正史中表的内容，有的时候也能纠正本纪和列传记载之误。如《汉书·宣帝纪》云：“元康元年（前65），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四年，又赐功臣适后黄金人二十斤。”司马光等人以为《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诏复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数非一，‘不容尽误，盖纪误耳’。”史表中的内容非常具体，而且众口一词，具体时间不可能都是错误的，由此看来，表之“元康四年”说法较本纪中“元康元年”之说更加可靠。不同文献的比较还包括正史和杂史的比勘，如《通鉴》卷3《周纪三》慎靓王二年（前319）载“魏惠王薨，子襄王立”时，作者对世系记载的纠谬，就运用来源不同的材料包括《史记》与《竹书纪年》和《世本》的对比从而得

出相对比较准确的谱系。 　南宋时的洪迈和王应麟也擅长运用此方法。前者如将纪传体史书之史表与纪传对校发现差异进而挑出错误。以《汉书》为例，洪迈将功臣表所记列侯功状与本纪和列传比较，就可发现多有纪传所轶者。《困学纪闻》也注重不同文献的比较。例如《新唐书·艺文志》载：“员俶《太玄幽赞》十卷。开元四年（716），京兆府童子进书，召试，直弘文馆。”而同书《李泌传》却云：“开元十六年，员俅义九岁升坐，词辩注射，帝异之。”王应麟以为“年岁皆不同。盖《泌传》所载，本《邺侯家传》，当以《志》为正。”通过对史料来源的仔细辨析，比较之结果才能圆满成立。
　　其次，就文献记载的史事之间前后发展的内在关系展开讨论，发现其中不合逻辑的地方，由此提出疑问，进而推翻错误的记载。例如《史记·苏秦传》中所称“燕文侯”，《通鉴考异》提出“春秋时北燕简公已称公，文公之子易王寻称王，岂文公独称侯乎！今从《世家》。”再就是从事物发展的综合角度对历史记载的矛盾之处加以分析，进而推翻旧说。如《史记·留侯世家》载张良荐商山四皓阻高祖废太子之说，《考异》指出：“高祖刚猛伉厉，非畏缙绅讥议者也。但以大臣皆不肯从，恐身后赵王不能独立，故不为耳。若决意欲废太子，立如意，不顾义理，以留侯之久故亲信，犹云‘非口舌能争’，岂山林四叟片言遽能棍其事哉！借使四叟实能棍其事，不过污高祖数寸之刃耳，何至悲歌云‘羽翮已就，横绝四海’乎！若四叟实能制高祖使其不敢废太子，是留侯为子立党以制其父也，留侯岂为此哉？此特辩士欲夸大四叟之事，故云然，亦犹苏秦约六国纵，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鲁仲连折新垣衍，秦将闻之却军五十里耳。凡此之类，皆非事实。司马迁好奇，多爱而采之，今皆不取。”由此可见《考异》综合分析的具体特点，司马光从高祖之个性特征、对事情的深谋远虑，以及张良之为人处事的特点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认为此文与《史记》中其他篇章中的一些记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体现辩士好夸大其词，进而批评司马迁叙事好奇不加抉择的缺陷，不无参考价值。南宋时的王应麟也善于发掘宋代一些学者好议论但往往与基本事实相矛盾的讹误。北宋张耒云：“节度之强，不起于河北之继袭，而起于节度之有功。”王应麟考方镇之强，始于仆固怀恩用贼党田承嗣、李怀仙、李宝臣分帅河北，都非有功之将。又如南宋胡寅论马援日：“光武非简贤者，必以其女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王应麟指出，《马后纪》载其入太子宫在援卒之后，“防未然之说，非也”。另杨万里《易传》云：“文宗陷于宦寺之险，而未能出。惟裴度可以出之，然度自陷于程异、元稹浸润之内。”然而王应麟注意到：“元稹在穆宗时，程异在宪宗时，非文宗事也。”
　　再则，在考证方法上，《通鉴考异》中有诸多运用文字训诂的手段。如《通鉴》卷39载“护军宛人硃祜从容言于秀曰：‘长安政乱，公有日角之相，此天命也！’”《考异》指出：“范书、袁纪‘朱祜’皆作‘祐’。按《东观记》，‘祜’皆作‘福’，避安帝讳。许慎《说文》祜字无解，云上讳。故福名当作‘示’旁古今之古，不当作左右之右。”这就涉及文字训诂和避讳学的问题。而文字音韵训诂同样是洪迈进行历史考证所常用的方法。典型例子如其引《史记-留侯世家》所载：“项梁使良求韩成，立以为韩王。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徐广注云：‘申徒即司徒，语音讹转也’。”而洪迈注意到，《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言良以韩申都下韩。师古云：“韩申都即韩王信也，《楚汉春秋》作‘信都’，古‘信一申’同字。”洪迈指出，张良与韩王信了不相干，颜注误矣，“自‘司徒’讹为‘申徒’，自‘申徒’为‘申都’，自‘申都’为‘信都’，展转相传，古书岂复可以字义求也？”训诂方法的运用也是王应麟经常采用的考证手段。如其考《晋书》卷100所载“吴筑涂塘，晋兵出涂中”，指出“涂”，音除，即六合瓦梁堰，水日“滁河”。南唐于滁水上立清流关，或以“涂塘”音“涂”，误也。《元和郡县志》：“滁州，即涂中。”洪迈与王应麟在此方法的运用上较司马光等人更加成熟和全面。
　　最后，碑铭与文献之对勘。《通鉴考异》已有所运用，如《通鉴》卷89《晋纪十一》愍帝建兴三年（315）下载“汉大赦，改元建元。”司马光指出，“《十六国春秋》，建元元年在晋建兴二年。同编刘恕言，今

州临汾县嘉泉村有汉太宰刘雄碑，云‘嘉平五年，岁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则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后也。”将碑铭与文献对勘以发现并解决问题则是洪迈有意识采用的考证手段，标志其考证工作已趋于成熟。略举一例，洪迈曾引开元十九年（731）成都韦悟微所书，并由剑南节度副大使张敬忠所立《唐平南蛮碑》来补充唐史中所缺载的有关宦官最早开始染指军权的重要事实。王应麟以文献正碑铭较为典型的一例是其引《新唐书·郑熏传》云：“宦人用阶请荫子，熏却之不肯叙。亦庶几有守矣。”但《文苑英华》却载有郑熏所撰的《仇士良神道碑》，其中有文云：“孰称全德，其仇公乎？”其叙甘露之事，谓克歼巨孽，乃建殊庸，“以七松处士而秉此笔，乃得佳传于《新史》，岂作史者未之考欤？”碑铭还云：大中五年，念功录旧，诏词臣撰述，不敢虚美，“以元恶为忠贤，犹日不虚美乎？宣宗所褒表者若此，唐之不竞，有以哉”！王应麟又引宣宗召韦澳，“问：内侍权势何如？对曰：陛下威断，非前朝比。上闭目摇手日：尚畏之在。”“士良之立碑，其亦畏昏椓之党欤？”反映了宋代学者在考证手段的运用上已开启了清代学者将实物资料与文献史料相互印证的先河，也彰显了其历史研究所贯穿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三、宋代历史考证学的影响及其走向
　　司马光等人在撰写《资治通鉴》的同时，明确要“参考群书，评其异同，撰《考异》三十卷。”其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明史料的异同及去取的原则，说明北宋时期一部分史学家已形成了历史考证的一种自觉意识，要秉持求真理念对历史记载进行去伪存真的考证工作。《通鉴考异》内容之精准很受后代史家的推崇，同时其考证条目对后世史家也有很大的影响。如清代史家钱大听的一些考辨就是在司马光等史家考证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发挥，如《通鉴》卷18《汉纪十》元朔元年（前128）下载“东夷薉君南闾等共二十八万人降，为苍海郡”，《考异》指出：“《史记·平准书》曰：‘彭吴贾灭朝鲜，置苍海之郡。’而灭朝鲜，置苍海，两事也，不知何者出贾之谋。”钱大昕考《汉书·武帝纪》所载“元朔元年，……为沧海郡”，距元封三年（前108）灭朝鲜已有二十年，而且灭朝鲜者为荀彘、杨仆等人，并无彭武贾其人，可见二者不是一回事。另《汉书·食货志》载“彭吴穿穢貊、朝鲜，置沧海郡”，与《史记》所载文字“彭吴贾滅朝鲜，置沧海之郡”略有不同。钱氏结合文字音韵进行考辨，指出《平准书》中的“滅”当为“濊”之讹，“濊”与“薉、穢”同，也就是它可能与《食货志》中的“穢貊”之“穢”混淆了；而《平准书》中的“贾”应读为“商贾之贾”，“小司马谓彭吴始开其道而灭之，非是”。钱大昕的考证符合逻辑。近代史家梁启超指出：“司马光既写定《通鉴》，即自为《考异》三十卷，亦著述家之好模范也。大抵考证之业，宋儒始引其绪，刘攽、洪迈辈之书，稍有可观，至清而大盛。”其评价相当到位。
　　而作为历史考证推进的代表性成果——《容斋随笔》是由南宋史学家洪迈所撰。前人评其“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可以广见闻，可以证讹谬，可以祛疑贰”，实属精当。而且其研究方法和表现形式某种意义上开辟了传统学术研究中历史考证的新路径。明代学者指出以往人们称洪迈“考据精确，议论高简，如执权度而称量万物，不差累黍，欧、曾之徒所不及也”。这其中“考据精确，议论高简”之评可以说是抓住了要害，尤为重要的是他历史考证的方法以及考据成果的表现形式对后世史家尤其是清代考据学者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清代考证大家王鸣盛不仅在考辨和议论的风格上与洪迈非常相似，而且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81“过所”、卷81“宰相位号”、卷95“郭崇韬安重诲皆枢密兼节度”、卷97“吴越改元”等诸多考辨条目就是在洪氏考证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入。至于洪迈对赵翼的影响也值得一提，梁启超就曾指出：“赵翼之《廿二史札记》，此书虽与钱大听、王鸣盛之作齐名，然性质有绝异处。钱、王皆为狭义的考证，赵则教吾侪以搜求抽象的史料之法。昔人言‘属辞比事，《春秋》之教’，赵书盖最善于比事也。此法自宋洪迈《容斋随笔》渐解应用，至赵而其技益进焉。”梁启超所评实事求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王应麟所著《困学纪闻》：“所考率切实可据，良有由也。”《困学纪闻》与《容斋随笔》在考证内容上有同有异，但形式趋于多样化是其重要特点。清代学者王鸣盛评王应

麟所著《通鉴地理通释》“泛考古今地理，不专释《通鉴》。大略亦本《通典》，荽足与胡三省互参，在宋人考证书中，为有根柢者”，实乃精当。说明该书不仅在考辨形式上有所创新，而且考据扎实，功力匪浅。后世学者评王应麟“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确非虚言。
　　清代学者章学诚曾客观地指出：“故为今学者计，札录之功必不可少。亦俟类次既多，积久而胸有定识，然后贯串前后，去其不合与不定者，慎取而约收之，既以此为功力，当益进于文辞。”由此看来，考证之功不应轻视，考证笔记也有其独特的价值。清代学人继承宋代卓有识见学者重视考据的学风，以正史作经，究其版本，以语言、文字、音韵为手段，由音训明而知古书之字义；并利用天文、舆地、金石、版本等辅助学科，归纳众多史实以成其说。考据学蔚然成风，历史考证法由此走向鼎盛，乃至20世纪还占有很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