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科学方法上升到意识形态，加上那些关于认识论的夸夸其谈，科学的重要性总是
被炒得很高，因为这样一来人们便不再分心去实践其它其它形式的知识，尽管那些知识对
于认识世界可能会更加有效。从这点来看，科学—这个我们必须要玩的游戏—是需要言说
的，需要说服相关的社会成员相信，被言说的这个知识是通往（人们）欲想的客观（因而
也真实）的权力的路径。
当娜 哈拉维[1]
引言
2000年的中医界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这场争论源自一篇宣言性质的文章，题
为“变亦变，不变亦变，—— 论中医学发展大势”，发表于1999年最后一期《上海中医
药杂志》的“世纪论坛”专栏，为开卷第一篇。这篇文章首先大肆指责中医“对现代医学
的无知和对传统中医的狂妄自大”，提出“当务之急要使正视中医落后的‘知耻’思想真
正成为一种中医精神”（蔡定芳，4页）。然后，作者提议科学化中医就是要使之“西医
化”，因为“现代西方医学是牢牢建立在现代科学基础之上的”，“西医是最值得中医学
习的，也是中医必须学习的。连现代医学都不想学或不敢学，哪有真心学习现代科学？连
中西医结合都不肯接受，哪有诚意接受中医现代化？”（5页）最后，作者建议“要对现
有理论体系做一番重构，真正将现代科学包括现代医学纳入到中医的理论体系中来”（6
页）。文末作者再次大声疾呼：“中医落后了！落后并不是致命的，致命的是认识不到这
种落后！”(7页)。wWW.11665.coM作者蔡定芳，中医学博士，现在上海著名西医院华山医院工作。
这篇文章激起了轩然大波。很快，一系列的回应文章就出现在《上海中医药杂志》，
并绵延了整个2000年。其中一篇由三位知名老中医联名而作[2]，对蔡文逐字逐句进行了
批驳。该文开篇即言，蔡文令他们“不寒而栗”（张镜人等，7页）。三人明确表示，“
中医要发展，要现代化，但中医的“质”不能变，中医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发扬、发展”
。尽管对蔡的批判言辞犀利，作者们也同意科学化是必要的，承认“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手
段来发展中医药”，“在中医学（理论与临床）的内涵不变的基础上科学化、现代化”（
7页）。看来学者们真正的争执是在中医“怎样”科学化；没有一方质疑“科学化”这个
概念本身。
“科学化”也是参与争论的其他文章所共同关心的主题。另一篇文章明确写道：“中
医现代化的本质内涵是‘中医现代科学化’”，而“实现中医现代化是新世纪中医可持续
发展的必由之路”（严灿等，9期）。“可持续发展”已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家乃至全球
的“大政方针”，在这里的出现不仅是对具有文化领导权的发展话语的挪用，同时也暗示
着长期以来萦绕着中医界的“生存”问题[3]。换句话说，这种对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强调
凸显了一个由体制所建构的现实，即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差距”。
于是对中医界而言，问题看来确实在于“怎样”科学化。在西医与现代科学具有共同
的认识论的前提下，可以说蔡定芳的观点有他实在的一面：如果中医学术界严格对待科学
化，已经体制化的中医似乎理所当然地会变“质”。正如北京中医药大学的张其成教授所
指出，
就目前状况而言，属于现代科学范畴和规范的医学体系只有现代西医，而不可能是别
的。请大家设想一下，采用同一个方法（现代科学方法），研究同一个对象（人体），符
合同一个规范（现代科学规范），却要做出不同的结论、建立一种不同于现代西医的医学
体系，这可能吗？因而所谓的“中医现代科学化”实质上就是“中医的西医化”。（张
2000（3）：3）。
不过，张在这里表达的是不安而绝不是拥护这种可以预见的中医“西医化”。在他看
来，所谓科学化的讽刺意味在于，它事实上不是在维持中医，而恰恰是消灭“中医”。这
样的发展方式，张称之为“中医现代化悖论”，即努力科学化的同时却要保留中医“特色
”（即身份认同）。这个“悖论”的提出，其隐含的前提是中医与现代科学之间的“不可
通约性”。这也是其他形式的传统知识在面临现代科学时所共同面对的问题。简言之，是
否有一天中医会因了科学化工程而不复存在？
然而，历史上“科学”似乎并非与“中医”不可通约。其实早在1936年已经有一位学
成归来的西医大夫宣称，“所谓‘科学化中医’实际就是用科学来废止中医”（范行准，
引自雷湘林 1999：200）。但直至今日，中医也未如他所言因科学化而“丧命”。甚而言
之，尽管那舶来的 “科学化”话语席卷全国，其间充斥着权力纷争，它对中医并不一定
是坏事；西医大夫那样的挑衅反而促进了中医体制的形成。也许可以说，目前自觉受到威
胁的这个中医界，其自身的存在还多亏了过去“科学化”的压力。具体来说，1931年成立
的国医馆即是“科学化”话语的直接产物。当然，自彼时起，在与中医的关系中，科学的
角色一直在变。正如我在后文将要展示的，20世纪早期的“科学”对中医的知识分子来说
，其意味是不同于西医所理解的“科学”的，尤其是那些参与了体制中医的话语形成的中
医大夫们。换句话说，对中医业者来说，“科学”或者“中医”也好，都不是固定和单一
的范畴。同时，在全球霸权的单一（西方）科学话语之下，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医业
者关于科学概念的解释总是具有异质多样性(heterogeneous)。但也可以看到，如上文所
示，60多年后张其成和三位中医老前辈依然真切地感受着中医被科学毁灭的警告或威胁。
要言之，争论再激烈，中医科学化还是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而对科学化的质疑也始终伴随
左右。科学扮演了怎样一个角色？长久以来，这个困惑似乎已成为中医知识界的中心问题
。
这篇论文试图从人类学研究的角度，通过对过去和现在中医界的科学话语的关注，探
讨体制中医所处的社会与文化情境。具体来说，“科学”的身份和含义将是本文的关键。
作者本人曾在同一所中医药大学里学习并工作，从1989年踏进校门的第一天就被科学问题
包围着。作为一个中医院校杂交教育（即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传统中国”和“现代西方”
的思维）[4]的产物，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对现代科学毫无保留地普遍信任的情况下，
我与我的许多同学们曾怀疑我们所学中医的真实有效性。用人类学方法探求科学化的问题
，使我得以从多年身处中医学术界“行内”的焦虑中退后一步，从人类学角度探求‘传统
’中医与‘霸权’的普世‘科学’遭遇而产生的文化困境。不再追究“科学对中医是好还
是坏”这样的问题，这里我想问的是，是谁在谈论“科学”和“中医”，在什么情境下，
为了达到什么目的，以及出自怎样的关心？相应地，对于不同的解释和运用，“中医”与
“科学”的概念在讨论中将是开放的，取决于是谁在使用概念以及出自何种目的。
我的讨论将集中在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分别是1930年代和2000年代。在此之前，
考虑到“中医”与“科学”这两个范畴的流动性，有必要在下一小节介绍一下我展开论点
所使用的方法论。
翻译的“科学”
所有的概念，如果充分了解它的整个过程，这个概念即不再有定义；只有没有历史的
概念才是可定义的。 ——尼采 1969
科学在现代汉语中是个新词[5]；它既不是一个自明的概念，也不是一个单纯由外语
照搬过来的词。所以本文我使用“翻译的科学”，以区别于一般英语概念上的科学（
science）。不过做一个简单回顾，介绍一下英语语境中的科学概念可能还是会有帮助。
下面我就将雷蒙威廉姆斯的《关键词》中对science的阐释择要介绍一下。
根据威廉姆斯的说法，“科学”最早的用法非常宽泛：“用于指代知识本身”；而且
，它还“经常与艺术互换使用，以形容一门专业知识或技术”（1976：277）。只是在18
世纪关于“经验”与“实验”的重要区分出现之后，人们才开始区别艺术与科学、主观与
客观。威廉姆斯指出，“这种由中立的、讲求方法的观察者和外在的、客观的研究对象组
成的模式非常成功，它不但被归纳成为科学，也被归纳为事实，真理，道理或理性”（
1976：278-279）。由此我们不难作出这样的结论，从18世纪以来，“科学”这个词的含
义已从早期宽泛地用于包括艺术在内的任何知识，缩窄为指示事实、“真理”或理性的模
式。正是在“[指代]材料与方法的硬性的客观性特征”被用来定义science即（欧美英语
的）科学之后，“科学”一词在19世纪被介绍到了中国。
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科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关键词[6]。为了能够对科
学与中医纠缠不清的关系作出可靠的阐释，我发现“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可以较好地说
明“中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所涵有的历史偶然性。具体来说，就二者关系而言，这
两个领域之间的边界是变动不居的；只有在“科学化”具体的话语实践中，“中医”与“
科学”的边界才得以确定下来。
“翻译的科学”这一提法，借用了刘禾在《跨语际实践》中所提出的“翻译的现代性
”。该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词语、意义、话语、以及表述方式重
新进行检验。运用这一概念，刘深刻揭示了20世纪早期中国人在“作现代人”(being
modern)这一复杂过程中其经验的杂交性（hybridity）。就本文来说，“翻译的科学”这
个概念有三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它强调“科学”——如“现代性”——有历史偶然性。如刘禾所述，
翻译的现代性这个观念之所以有所助益，是因为它使我能够识别并诠释一些偶然的时
刻与过程，这些时刻与过程既无法归结为外国的影响，也不能简化为本土传统不证自明的
逻辑。(刘禾 2002：7，根据英文原版对译文有所改动)。
刘在这里指出了由于对借贷词含混的理解而产生的通病，即对这些词的理解，要么是
“存在于自身所处的时代之前，”要么“完全被外界所强加”（5）。同样，科学也经常
被指为要么是舶来的概念（西方），要么早已存在于“传统”中国知识中（东方）。这样
的本质化容易生成诸如现代/传统，东方/西方的二元对立。为了避免这样的通病，我把科
学概念限制在“被翻译”的层面进行讨论，也就是说，既不追溯到古代，如研究“中国科
学”的史学家们那样[7]，也不将其与“西方”版本的科学（science）[8]等同。
再者，科学的概念一旦进入到汉语的话语中来，事实上会主动地本地化（从英语
science 到汉语“科学”），并且表述形式也会与中国特有的社会-历史情境相关联，如
后文所述。就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二者的相遇乃至变化不能简化成科学作为支配性的
他者“从外界强加诸上”，而中医作为不证自明的“古已有之”的知识体系被动地或抵制
（或迎合）科学的支配。中医作为一个具体的知识（a situated knowledge），本身并不
先验地存在[9]；其边界“在社会交往中具体化”并“由实践描绘出来”（
haraway1991:200-201）。譬如，20世纪早期争执不下的各种对科学和中医的解释出现在
不同的期刊和出版物中，医学和商业实践中，包含隐喻和叙事的文化生产中，以及——最
重要地——二、三十年代中医和西医大夫的政治斗争如论战中。“中医”的边界正是在这
些社会活动的交互作用中具体化。这正如哈拉维所指出，“知识是在不可知的权力场中一
个高度浓缩的节点”（haraway 1991：185）。也就是说，权力斗争产生了被称为“中医
”的这样一个知识，一方面这个知识的产生所具有的历史偶然性决定了它与在此之前如明
代的医学知识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这个知识之边界不可确定而且总是由具体的权力斗争
所决定。落实到本文关心的历史时段，中医的边界在围绕着科学化的社会权力斗争中具体
化，这我将在后面的章节着重讨论。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这一分析性范畴，意在关注那些实践“科学化中医”的时
刻与过程。这种对时刻与过程的关注，不再把中医业者的行动（agency）简单解释为产生
于静态的二元对立范式，如现代/传统以及东方/西方的对立，或者对于强势力量要么抵抗
要么迎合的解释法。同时，中医业者一直努力在实践中及具体情境下赋予科学以含义，“
翻译的科学”这一概念的使用可以使我们较好地把握中医业者对科学的多种异质性地使用
。
使用“翻译的科学”的第二个好处，是密切关注中医业者在话语斗争中的能动作用。
“科学”是在中国遭遇殖民强权的时候进入汉语的[10]。在长期经受欧洲与日本的帝国主
义欺凌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向西方寻求技术的指导，寻求在西方的强大之后的力量
”（郭颖颐 1965:1）[11]。一旦定位于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以及不同的文化情境，
“科学”在中国人对其进行阐释和运用的同时也被重新发明，并代表和代替了原先的外语
词（英语的science 和 日语的kagaku）[12]。再者，这场“语言学交易”是中国的知识
分子自发进行，“译者及其读者的需要交涉并决定了新词的意义（即有用性）”（刘禾
1995）。换句话说，科学，这个被翻译的“新”词，是在一个“中间地带”形成的；不仅
这个中间地带为历史变化提供了场所（ground for historical change），并且这个场所
自身一直处于变化之中[13]。因而，“科学”话语使用者自身的能动作用不容忽视。如刘
禾所言，翻译同时也应该理解为“改写、挪用以及其他相关的跨语际实践”(36)。当然，
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能动作用是从中、西不平等的权力较量中迸发出来的。
所以，使用“翻译的科学”的第三个好处，是对权力关系如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关
注，在科学化的过程中是它们塑造了体制化的中医。塔拉尔 阿萨德（talal asad）早已
提醒人们注意“翻译是权力实施的过程”（1986：148）。科学化毕竟还是在知识与权力
交织的网络中强制进行的不平等的翻译与交流的过程。就中医而言，可以把科学化工程看
作二级翻译，即科学这个已被翻译到汉语中的概念再次作为一个明确的他者进入到中医的
世界中的过程。这有助于分析历史。从科学与中医的关系来说，中医大夫们是相信中医与
科学相互通约的，如同最初知识分子们希望用中国古代的认识论来表述science（科学）
一样（见汪晖的相关讨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尽管许多西医大夫坚持科学与中医不
可通约，但当时全社会把科学作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不强调其认识论
上的“他者性”。也就是说，中、西医之间权力比较不算悬殊，这为中医业者将自身的中
医兴趣与本土化的科学概念相结合，并积极参与科学化运动提供了空间。到得今天，科学
的含义已从形而上的哲学理解“固化”为形而下的实证概念，并由单一（即西方）定义垄
断全球，成为一切翻译与对话的强制执行标准。因而，从宽泛理解科学到承认严格意义上
的科学，中医业者曾经拒绝的“科学与中医不可通约”又被带回了中医机构的话语中。科
学再次成为中医的“他者”。由此可以看到，随着历史时刻与过程的不同，中医话语中关
于科学的修辞言说不断变化；同时，一个自我（中医）—— 他者（科学）的分隔愈益增
大。
那么，怎样阐明这种话语斗争，同时又不忽视中西医之间既矛盾（就权力关系而言）
又和谐（就知识生产而言）的复杂关联？刘禾的建议在这里颇有启发，“我们或许更应该
关注的是，在历史偶然性的关键时刻，[科学]是怎样被引用、翻译、挪用和占有，从而使
被称为变化的事物得以产生的”（2002：54）。本文正是从这点出发，来阐释中医语境下
关于科学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实践，以及在对科学的表述及关心背后中医业者们的伦理-政
治关怀。
我以下的讨论，重点放在中医科学化的两个时段的描述。我并无意强调这两个时段之
间的连续性及其关联，只是想尝试着对这两个时段作一种断层描述，一种对事件历史的片
段的描述。希望通过这两个时段的比较，能够对当前中医界所面临的困境有所说明。需要
强调的是，我所作的描述更多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描述，而非严格的历史描述，尤其是
我对二、三十年代的中医科学化运动的分析。描述的着眼点是话语而非实践，从这点来看
似乎也不甚符合经典人类学的规范，但我想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再现一个群体在特定历史-
社会情境中的某种文化现象，从这点来看，我自信它是人类学的。
事件1：中医遭遇赛先生
如果中国思想家的科学概念以及他们应用的模式所制造出的特点与西方科学主义相似
的话，这些特点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传统思想有关？如果那样的关系确实存在，那么中国
人对科学概念的运用必定是独特的。
-- “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 汪晖 1995
汪晖通过他对五四运动的再诠释已经指出，当时对科学的理解方式并不像那时的语言
修辞所表现得那般激进。中国知识分子对其意义的理解实际上与中国传统的认识论有着深
刻的联系（汪晖1995）。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近现代思想家对“科学”观念的阐释
及使用，为二、三十年代的中医改良派提供了“中医科学化”的理论与实践的空间。
1．有中国特色的赛先生。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中西科学技术上的交流多是在知识层面上进行，并且双方处于
平等的状态，此后科学进入中国则是昂首挺胸，以强者的姿态进入的。深受“丧权辱国”
之痛，中国知识分子怀着对西方“文明”的想象，积极引进‘赛先生’以求救国图强之道
。其中也包括思想开明的中医改良派，如积极提倡‘新中医’的恽铁樵。相当一部分中医
对科学并没有持消极观望的态度，而是乐观积极地倡导‘中医科学化’。
汪晖指出，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科学”包含的更多的是社会价值，而不仅
仅是对纯粹知识的探索[14]。如汪文所述，“他们实际上是以思想先知的身份推进一种广
泛的群众性的运动，用科学及其他西方价值观去询唤那些迷失于旧世界观中的国人，进而
改造社会”（86页）。比如胡适即定义“科学”为“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以及“一种
精神状态，一种行为习惯，和一种生活方式”（汪晖：120页）。对科学这样的理解显然
与雷蒙 威廉姆斯对18世纪欧美科学的解释截然不同。
毕竟，知识分子对‘科学’的拥护更多地来自他们对西方列强在中国强势地位的反思
。也就是说，这是和中国知识分子所认知的“文化危机”分不开的（汪晖）。这个文化危
机从根本上来说是价值危机，从而“科学”成为包容一切理性秩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取代
了传统的儒学价值。同时，对“文化危机”的认同，不仅仅表达了知识分子对‘中国’的
民族主义[15]情结，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表现出知识分子“注重世间一切问题都应有中
国的一份子的强制冲动”（chow周蕾 1998：5）[16]。正如汪晖对严复、陈独秀和胡适等
推介科学的三位代表性知识分子的评价，
“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
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消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当胡适等人自觉地寻找中国学术
传统与西方近代科学的本质一致性时，他们是想以此证明“科学”的法则无论对于西方还
是东方都是普遍适用的。”(第121页)
因此，他们对科学在东、西方普遍适用的关心，强调的是“科学”的实用性。而传统
思想方式的固有逻辑在“科学”概念上的体现，是“科学”与“世界观”密切联系。具体
地说，即是“深信科学本身提供了一种关于宇宙、世界、社会、人生具有有机联系的图示
”(第122页)。[17]
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在1935年的一个演讲可以看作是对汪晖的上述阐释的
力证。胡适曾推丁为“最西化的中国人”并“受科学影响最深”，在这个题为“科学化的
建设”演讲中，丁文江说道，
在知识领域，科学包含一切。所谓“科学”与“非科学”的问题是有关方法论的问题
，不是物质内容的问题。所有现象与事实都是科学的材料。科学就是使用准确的方法。所
谓科学方法就是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理解其间的联系，寻找
共同的规律，并预测未来。所以，当我们说某知识是真的，也就是说它是科学的。（见
d.w.y. kowk,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122。）
这里丁表达了与上文类似的对“科学”的理解。他所说的科学不限于实证的科学概念
所要求的严格划分的主/客观二分法，如雷蒙 威廉姆斯所述。于是，科学并不仅仅指代解
剖、化学等成型的科学知识，它更是一种求知识的方法，并且这种方法与“真理”关系特
殊（或等同）。再者，丁文江强调“科学方法”， 而不是“物质内容”。这种对系统性
方法，而不是“物质内容”的强调，为中医保持自身“本质”不变而又积极进行“科学化
”提供了可能。
如果总结一下这个“翻译的科学”对中医的意义所在， 我们可以看到：首先，科学
与传统思想方式的关联暗示着一种拓宽了的科学观念，科学于是看来与中医实践是相适应
的。其次，所谓“科学”对方法论而不是“物质内容”的强调，使中医业者得以将“中医
科学化”定义为“整理国医药”。第三，科学对东、西方普遍适用的观念强调了科学的实
用性，这对中医这样一个以临床实践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尤为重要。
对科学概念的灵活阐释，这一点尤为值得深思。一直以来，国人对所谓“西学”的态
度总是用一种想象的静止不变的西方“本原”的标准来评判中国知识分子对其理解的“正
确”程度，包括汪晖对“赛先生，”即“科学”这一概念的分析。无可否认，他所作出关
于中国特色“赛先生”的结论是精辟且发人深省的。但是，文中他以西方[18]“科学”的
概念作为评判的标准也清晰可辨。且不论“科学”概念本身在西方就时有争议与变化（汪
文没有忽视这一点），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说中国知识分子对“科学”的开明
的解释，是对“科学”概念的一个贡献呢？换句话说，我们认可“科学”含义的改变是由
于翻译到汉语语境中而产生的，那么这样的理解是否也可以促使我们指出当前一个愈益狭
窄的全球化的“科学”概念之弊端呢？[19]
2．“废止中医”风波与中医科学化运动
在了解以上的“科学”概念的前提下，我们现在可以分析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废
止中医”风波以及中医界对“科学化”的积极提倡。
科学带给中医[20]的一个重要影响是进化论。自从严复将赫胥黎《天演论》翻译到中
国（1898年），进步的原则就作为科学的一个教条深深植入中国人的头脑中（郭1965：
21-22）。随着西医影响逐渐加大，自晚清始中医业者开始谈论“科学”[21]。同时，医
学改良逐渐流行并发展为一个运动以使中医“进步”。恽铁樵（1878-1935）曾说，
居今日而言医学改革，苟非与西洋医学相周旋，更无第二途径。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
，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
恽的建议来自他对当时许多“腐败”的中医实践的不满（我们可以联想到鲁迅对中医
的抨击）。何廉臣（1861-1919）也感慨说：“呜呼！外界刺激既如彼，内容腐败又如此
，迄今日而中国之医学，犹不改良，尚能逃天演之淘汰乎”。对“腐败”而言，当然的参
照物是西医[22]。但同时不应忽视的是这些中医积极主动的态度。他们主动认识到可以通
过学习西医而受益，并积极发起了医学改良运动（见邓铁涛等2000）。
医学改良的形式主要是引进、吸收西医知识以提高中医医疗实践。如1904年周雪樵
[23]在上海创立医学研究会并创办《医学报》，“积极倡导引进西医，对当时的中医弊病
痛下针砭”[24]。就如何引进西医，周雪樵曾结合自己经验谈到，
仆之治病，凡治病器具，如寒暑表，听病筒等概用西法，至开方用药则用中法，有急
病及中药之力所不及者，则以西药济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78页）。
周的着眼点是在临床实践。从实践出发在临床上选择中医或西医，他看来并不关心所
谓中、西医之间认识论的不同。这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是20世纪早期提倡科学
化[25]的中医业者大都采取的立场。
可惜这种实事求是的立场在“废止中医”的风波中遭遇了强烈挑衅。在讨论“风波”
之前我想提请注意的是，至少在1930年代以前，中医比起欧洲医学在临床上是有优势的（
详见赵红钧《近代中西医论争史》，第19-29页），而且大多数中国人认为西医是“外国
人”的医学因而并不十分信任，这在农村尤为普遍（见陈存仁“中国农村的医疗”，引自
雷1999：74）。因此，在1929年之前相当一部分中医师对“科学化” 的态度是模棱两可
的。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提倡“科学化”的中医师并不是被动而为，而是积极顺应‘
时代潮流’的。
“废止风波”源自1929年2月西医大夫余岩在南京政府卫生部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
议上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26]。这也是中、西医之间的权力之争
。西医以代表“科学”自居，斥中医为代表落后、愚昧、迷信的“传统”，从而要求新成
立的南京国民党政府通过“废止中医案”。该案虽然当时获得通过，但是中医业者迅速反
应，以规模浩大的请愿申诉而胜利结束了这场风波。南京政府于3月底被迫将废止中医案
搁置起来。最后经过近一年不间断的抗议和请愿活动，中医大夫们才最终使国民政府正式
撤消了这项提案。1929年的废止风波成为中医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因为这个事件使得从
来未曾组织起来的中医大夫们牢牢地“团结”在了当时成立的全国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简
称全国医药总会）的周围（见雷1999，邓2000）。为了保证政府继续的支持，全国医药总
会于1930年提请政府设立国医馆并获得通过。1931年中央国医馆正式宣告成立。自此体制
化的中医始具雏形。
考察“废止风波”的前前后后，围绕着“中医”与“科学”，当时的中、西医者对“
科学”至少有四种不同的言说，分析如下。
余岩(1879-1954)早年曾留学日本，归国后一直从事废止中医的活动[27]。1916年发
表《灵素商兑》[28]，开近代废止中医之先声（邓铁涛等，150页）。余岩积极倡导“医
学革命”—而非“医学改良” — 认为中医“乃自欺欺人之事，绝无学术上之价值”（引
自邓 130页）。在《灵素商兑》一书，他以西医解剖、生理学为标准，大肆批判中医基本
概念，“以当时所能学到的现代医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检验中医学理论”。这里值得注意的
是，余岩作为一名西医大夫，对“科学”的理解是基于生物医学这样的实证科学，并非将
其作为“赛先生”从广义的世界观来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他认为科学与中医实践是截然
不同的。而且，对他来说西医才是科学，中医不科学。
1922年，恽铁樵(1878-1935)著《群经见智录》回应《灵素商兑》，中西医正面论战
以此为始（见《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他指出中医的脏腑理论不可能与西医的解剖学
概念相提并论，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机械地把二者等同起来进行比较，用西医
知识来阐释中医理论，意味着没有充分理解中西医之间在理论体系上的根本不同。最后恽
指出，
《内经》之所谓心病，非即西医所谓心病，西医之良者能愈重病，中医治《内经》之
精者亦能愈重病，则殊途同归也”。（邓铁涛等，133页）
与余岩一元、狭隘的科学观念不同，恽铁樵坚持认为中医与西医虽然理论不同，但“
殊途同归”，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即治病愈人之“真理”。这并不能代表中医没有科学
性，只是在方法上不同。同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把中、西医放在对等角度考虑的，而
没有把一方作为衡量另一方的标准。
陆渊雷（1894-1955）[29]，受业于恽铁樵且师章太炎深研古文，又“兼采西医精华
”（见《中国医学通史》）。也撰文《改造中医之商榷》，指出，
国医[30]之所以欲科学化，并非逐潮流，趋时髦也。国医有实效，而科学是真理，天
下无不和实理之实效而国医之理论乃不合实理… 今用科学以研求其实效，解释其已知者
，进而发明其未知者，然后不信国医者可以信，不知国医者可以知。然后国医之特长，可
以公布于世界医学界，而世界医学界可以得此而有长足之进步。国医科学化之目的如此，
岂知徒标榜空言哉！(邓铁涛等，185页)
陆渊雷进一步从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医与科学的关系：第一，他把理论与实践分离开来
，即科学代表真理论而中医的实效代表真实践。第二，他接受余岩对中医“不合理”的指
责；但是同时指出，中医实践所代表的真（理）也不容忽视，即中医的实用性或——与上
文呼应——广义上的“科学性”。并且他认为科学可以解释并最终发现中医蕴于自身的真
理。第三，科学是工具，可以为中医用来与世界医学交流；这里显示了陆渊雷对中医切实
的临床疗效的信心，同时也表明，对他来说，“科学”是中性的，不一定姓“西”；中医
切实的有效性说明，中医可以（通过科学化）是科学的。
至此我们看到，虽然余岩从西医认识论角度对中医提出批判，中医充分运用当时在哲
学意味上对“科学”的宽泛认识，积极进行反击，反对中医“不科学”的指责，进而提倡
在其自身“科学性”基础上的科学化。
1931年中央国医馆在南京的成立象征了从标准化和系统化方面“科学化中医”的正式
开始。以该馆为协作中心，共设立了26个分馆，在各个主要城市，甚至与海外的华人社区
形成了网络联系[31]。这也是中医体制化的雏形。中央国医馆组织章程（简称馆章）第一
条即写道，
本馆以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改善疗病及制药方法为宗旨。（参见邓铁涛等，
184页）
这是言说“科学”的又一方式。“采用科学方法整理中国医药”明确呼应了丁文江对
科学方法的强调，即“使用逻辑推理对各种现象和事实进行系统地分类”。这为中医业者
积极推行科学化又不必根本改变传承的医学知识提供了可能。同时，“改善疗病及制药方
法为宗旨”对科学采取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再次表明中医是以临床实践为中心。这项宗旨
得到了中医界的普遍认同，而且各省市、县的分会、支馆亦都遵从这一宗旨。直到50年代
，这一直是“中医科学化”的定义（邓铁涛等，184页）。
总结在这一时段就科学与中医关系的观点：第一，周雪樵介绍了一种临床实践方法，
即科学（西医）技术用来扩大中医的治疗；第二，由余岩代表的大多数西医大夫的观点，
即只有西医代表科学而中医不行；第三，恽铁樵坚持中西医虽然理论体系不同，但都是科
学的；第四，陆渊雷相信科学可以使中医合法化从而将其介绍到世界医学当中；第五，中
央国医馆的发起者们感到“整理”全盘中医实践的必要性，包括学术研究，系统学习，学
院教育，以及统一管理等各个方面；而且这一切似乎都可以在科学化 – 或者说系统化
– 的名义下完成[32]。这些多样的科学观并不为现代实证的科学概念 – 如威廉姆斯所
述 – 所限。正是各种异质性争论，陈述，概念化，以及实践，中医科学化逐渐形成为一
个活跃的“革命性”力量而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医实践。实际上，“中医科学化”是
30年代初到50年代初中医界最有影响力的思潮（邓铁涛等，184页）。
[1] dona haraway, 美国著名科学学（science studies）学者。这段引文出自她最
有影响的文章"situated knowledges: 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 and the
privilege of partial perspective" (1987/1991)。
[2] 分别为张镜人，颜德馨，夏翔。
[3] 这篇论文我的讨论仅限于体制化的中医界，如大学，医院，研究院（所），管理
局等，在这些地方国家机器直接影响着中医的实践。
[4] 所有中医院校都要求学生同时学习中医和西医的基础知识，中医与西医课程的比
例是6比4。而在西医院校，中医只是选修课。
[5] 科学是诸多日语借贷词再被重新运用到汉语中的一个，即“古汉语原有的词汇被
日语借用来‘意译’西方词语，这些日语词后来又返回到汉语当中，可是意义完全改变了
”（刘禾2002：45）。在这本引人入胜的《跨语际实践》中，作者刘禾列出了1，800多个
引入现代汉语的借贷词和新词。
[6] 从思想史对这一概念进行详尽解说非本文力所能及。汪晖已对“科学”做了详尽
的系谱学研究。详参《汪晖自选集》1997。
[7] 罗杰 哈特（roger hart）曾指出，关于“中国科学”的研究“轻易将 ‘中国’
和‘西方’这两个想象的共同体作为出发点，并且这种大分离（great divide）正是这类
研究的有机组成。见 hart 1999, “on the problem of chinese science.”
[8] 可以想到的是李约瑟那个著名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
[9]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中医”这一名称的固定使用是近代，甚至可以说是解放以
后的事情。
[10] 和刘禾一样，我同意汪晖的论点，即虽然science在明代曾被翻译为格致，但后
来被日语的kagaku或科学取代。见汪 1995， 刘 2002。
[11] 在1839-1842的鸦片战争后，采取了一系列大多与现代科技有关的措施，诸如对
西式武器的仿造，积极西学以“自强”的规划，以及后来的体制改革等等。见
d.w.y.kwok（郭颖颐），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中国思想中的
科学主义，1900-1950》）；teng & fairbank (邓嗣禹和费正清)，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中国对西方的回应：文献考》）；
meng yue (孟悦)，”hybrid science versus modernity: the practice of the
jiangnan arsenal, 1864-1897”（杂交的科学对现代性：江南制造局的实践，
1864-1897），in east asia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6 (1999): 13-52.
[12]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2002。
[13] 也许可以这样认为，“科学”成为一个能指，其含义随使用者的所指的不同而
不同。
[14] 科学最有影响力的拥护者不是科学家。如陈独秀是北大文学院的院长，胡适是
英国文学系主任兼哲学教授。
[15] 也许有人会说这样的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现代性”的产物，
是结果而非原因。也就是说，所谓的“民族主义”是特定社会-历史的产物，只能作为现
象，不能用来说明问题。但是，虽然民族主义是“一个巨大的不连续的网络系统network
”（产生）的结果，但其后的民族主义意识的实现“要求有一个连续的同质的原因来对应
于这个结果，以产生一个自主的、可决定的主体”（spivak 1996: 213）。这是一个把结
果变成原因的策略性转换，即“主体-效果”(subject-effect)，按照斯皮瓦克（spivak
）的观点，是“策略性地使用实证的本质主义以达到某一隐含的政治意图”，或称，“策
略性的本质主义”(strategic essientialism)，这与实证化的本质主义是根本不同的。
[16] 对“文化危机”的认知也是一个值得考察的现象。ralph croizier（拉尔夫 克
罗伊齐）注意到，中国许多事情都有一个语义学上的二分法，比如中国画和西洋画，中国
音乐和西洋音乐，中医和西医等等（1968：4）。周蕾也曾对这种文化本质主义有过论述
。在参考了酒井直树把“西方”作为一个地缘政治概念–为所谓“非西方”的人们用于争
得再现自身的话语权—的讨论之后，周蕾认为这样的现象在中国，是知识分子自19世纪后
期一种“历史条件下的[对“西方”的]偏执反应，”从而制造出的中国与西方之间想象的
边界，其后隐含的是一种对“中国性”一贯的执迷。
[17] 《赛》文中的论述有理有据，这里直接跳到结论，不再重复。
[18] 必须承认，“西方“这一说法自身也是极不严谨的。
[19] 这里“翻译”的概念不仅指语言上，也包括实践上的翻译。见刘禾及talal
asad。刘禾也提到，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称，“西方可能带给中国的，
是改变了它的语言；而中国对西方所作的，则是扩大它的词汇”见刘禾《跨语际实践》
53页。
[20] 这里我用“中医”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但如下文可见，关于“中医”的命名
是多样的，同时这一范畴的意义也随使用者意图不同而转变。
[21] 何廉臣（1861-1919）曾在自己于1908年参与创办的《绍兴医药学报》发刊词上
说，“物理不解，化学不知，生理不明，病理不精，惟凭诊脉以断症，徒汤头之歌诀。”
表达其对中医不了解科学的不满。见邓铁涛等编《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77页。
[22] 当时的中、西医并无定名。有人称西医为“新医”而把其余各种形式的医疗实
践（中医为主）统称为“旧医”，还有人称西医为“外”医以对应于“中”医；也有称中
医为“国医”而西医为“洋医”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名称所隐含的政治意味。甚至也有
西医大夫对他们本为中国人却被称为“西”医不满，认为他们才应被称为“中医”，以代
表在中国的医学（见雷祥林 1999）。显然对他们而言，中医甚至不能被称为医“学”。
[23] 周雪樵（维翰），常州人。“廪贡生而善医”（邓铁涛等，177页）。
[24]这是国人自办医学社团及报刊之始，并且该报于1904至1908年间是我国唯一的中
文医学报刊（包括西医）。见邓铁涛等，2000。
[25] 中医科学化运动与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中国科学化”运动直接有关
。根据《中国医学通史》，至1931年“中医科学化”已“成一时髦名词”（184页）。
[26] 注意这里“旧医”的称呼所带有的强烈政治意图。尤其当进化论在社会大行其
道时被称为“旧医”的不利地位。
[27] 日本的“现代”经验对中医、乃至中国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余岩亲眼目睹的日
本消灭汉医的结局极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中医的认识。见邓 2000， 131页。
[28] 中医理论经典《内经》分《灵枢》和《素问》两部，即余岩之“灵素”。
[29] 陆为中央国医馆学术标准大纲的主要起草人。
[30] “国医”作为中医的另一称呼在1927年国民党政府成立后逐渐流行。“国医”
来自当时“国粹” – 被发明的“传统文化” – 的概念。见croizier 1968: 82-85。雷
襄林对中医业者在与西医的斗争中战略性地自称“国医”，有精彩论述。见lei 1999:
97-100。
[31] 参见 ralph croizier 1968.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harvard unversity press. 第92页。以及《中国医学通史》近代卷，156-157页。
[32] 见邓铁涛等，156-16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