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由一本《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所引发的“科学战争”，加上一篇《超越界限：论量子引力的有转化力的解释学》的讽刺之作的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重新引发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所谓“两种文化”的传统争论。这场“战争”至今仍未平息。本文简要介绍了这场“科学战争”的来龙去脉，对隐藏在这场“战争”中的诸多问题和背景进行了必要的分析，试图说明“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必要性。

【正文】
事情的由来
1994年，美国拉特格斯（rutgers）大学物理系教授勒维特（norm-an levitt）和格罗斯（paul r.gross ）出版了《高级迷信：学术界的左派及其对科学的责难》（higher superstition:the　academic leftand its quarrels with science，以下简称《高级迷信》）一书，由此引发了一场范围广泛的“科学战争”。
按照勒维特的说法，《高级迷信》一书的主要意图是想向公众揭露在大学（尤其是在美国大学）中存在的对自然科学的普遍敌意，这种敌意大部分是由社会学家和那些在“文学理论”领域工作的人的“煽动”造成的。勒维特和格罗斯尤其对“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of science）这一研究科技与社会文化互动整合的新兴综合学科表示出强烈的不满，认为这种研究误导了大众。在他们看来，把科学与一般的人类活动放在一起考察，无异于降低了科学的身份，也无形中是在给科学抹黑。在书中他们还对美国的女性主义进行了批评，虽然问题可能更复杂一些。Www.11665.com
在勒维特和格罗斯看来，他们的观点既严肃又简单。如果一个人本身对自然科学中的一些术语的准确含义、适用范围都没有弄懂，那最好不要急于把这些术语加以推广，尤其是不要用它来分析社会问题。换句话说，一个人要想有资格谈论某学科，最好先弄懂该学科中哪些是骨头，哪些是肌肉，哪些是神经，它们之间的关系如何，该学科的问题何在等内容。妄谈对它的引伸含义，只会得到含糊不清的“真理”。作为一个观点体系的现代物理学，是不能被随意加以解释的。他们非常怀疑那些对物理学思想的“历史解释”。在他们看来，这些推测性“解释”的价值仅仅只能作为经不起推敲的传说存在。他们要求学术界，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界一定要注意理性、证据与逻辑。
他们大胆地提出如下过于自信的问题：不管是多么天才的社会理论，在过去的世纪里，有过什么进展吗？它们对重要的社会事件做出过真正让人信服的解释吗？做出过任何可靠的预测吗？在他们看来，人文科学界对于所有这些提问都不能给出肯定的回答。
这种提问方式本身就暴露出一些自然科学家身上的那种过分傲慢的心态。 在他们看来， 除了自然科学方法之外， 所有其它的方法都是nonsense（胡说八道）！这当然不符合事实，理所当然地引起了许多人文学者的愤怒。事实上，对社会历史进程真正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正是社会文化理论。必须承认，人文社会科学由于牵涉面广、变量多，因而呈现出理论的多样性。而这恰恰是现实的复杂性造成的。自然科学家理应对人文社会科学家持一定的“宽容”态度。人文社会科学家由于没有现成的方法可用，常常从自然科学家处“借用”甚至是“偷用”一些最新的成果和方法，这情由可原。至于在“使用”这些方法的过程中出现了偏差，则是另一回事。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互结合，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高级迷信》这本书并非想阻挡这一趋势，而是针对人文学界过于混乱的状况，强烈要求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自律而已。
书出版之后，引起了整个学界的一片哗然。人文学者纷纷著文对之回驳，而一些赞同他们观点的人也毫不相让。这场被称之为“科学战争”的戏正式上演了。
正当这场“战争”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时候，一段戏剧性的“插曲”——“索卡尔事件”（sokal affair）——又把这场“战争”推向错综复杂的高潮。
长期以来，纽约大学的数学物理学教授索卡尔（alan sokal）就对流行于美国的所谓“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深不以为然”。他认为这些方法缺乏精确性，词义不清，排除科学和理性，与科学方法的精确、求实相去太远。所以他决定写一篇“开玩笑”的文章对之加以讽刺。1995年初，他以一个“文化研究者”的身份写了一篇论文：《超越界限：论量子引力的有转化力的解释学》（ transgressing　theboundaries: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gravity），寄给美国“文化研究”的重镇之一：《社会背景》（socialtext）杂志。
索卡尔所写的东西，充满了从物理学和数学中借来的概念和术语，但却对之随意加以发挥。他的论文可以说完全是词语堆砌，不过是一个空壳而已。 恰好在这时，　《社会背景》杂志的主编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 ）准备把许多反驳《高级迷信》的文章放在一起出一期专辑，讨论这场“科学战争”。索卡尔的文章假装表达了对《高级迷信》的不满和气愤，这使得它在《社会背景》编辑部大受欢迎。出乎他的意料，论文发表了。
编辑部没人跟索卡尔教授有私人交往，因而也就无从知道这位数学物理学家跟他们开了一个大玩笑。
论文刚一发表，就有些“后现代”的大家加以引用，这让索卡尔哭笑不得。他旋即在《法语》（lingua franca ）杂志上揭露了自己导演的这场骗局的真相。
非常有趣的是，这篇揭露文章也是先寄给《社会背景》杂志的，但受到愚弄的主编这次却以“不够学术水准”而拒绝发表。
索卡尔马上成为风云人物。他给本来就混乱不堪的“科学战争”舞台扔下了一枚燃烧弹。由于索卡尔在后来的采访中多次提到在世界各地受到尊敬的一些法国“后现代”学者，如福柯（foucault）等人，因而一些法国人认为他“伤害了法国人的感情”，是美国这个无文化的新大陆对“有深厚文化积淀”的欧陆的忌恨，是英美这些只看重经验传统的国家对法、德等有思辨传统的国家的轻薄的讽刺等。
索卡尔不乏支持者，甚至是来自法国本土的。目前索卡尔教授正与法国物理学家布里克芒（jean bricmont ）用法文合写一本题为《智力的滥用》（impostures intellectuelles）的书。一本支持索卡尔观点的书：《一座建立在沙滩上的房子》（ a　house　built　on　sand:exposing postmodernist myths about science）也已出版。
这场“战争”绝非仅限于少数人关注，几乎所有重要的传媒都做了报道。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期刊——著名的《自然》杂志（nature）用了整整五页的篇幅来全面评介这场“战争”及其影响。法国的《世界报》（la monde）、德国的《时代》周刊（die zeit）以及欧美的各大媒体都纷纷发表文章来评论这一事件。这场争论从美国引向欧洲，并进而引向世界。最近，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the economist）发表了三页的综述评论文章，全面评价这场战争。由此可见这场“战争”的影响有多广。
　　　　“科学战争”的背后
有人把这场热闹非凡的“科学战争”看成是在国家r＆d投入削减之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派争夺学术界主导权的战争。把索卡尔等人的批评简单地归结为保守派的抗议。事实上，这场战争涉及到了更深的认识论的层面：是要相对主义、还是某种批判性的实在论？以及在这个选择背后的政治立场：后现代主义究竟是进步的还是反动的？直到最近，这些问题一直都只在专业领域中以晦涩的语言辩论着。近年来的一连串的社会变迁，把这个看来学究味十足的问题，一下子推到公共论坛的前台。
首先必须表明的是，以《高级迷信》的作者为首的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和整个西方现代左派思想的攻击，和以索卡尔为首的对文化研究的挑战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两者的重叠之处仅在于科学方法逼近现实的可能性上。《高级迷信》是以正宗的科学权威来批判作为异端的科学的社会研究，而索卡尔则是以当代科学的社会研究的异端的身份，来挑战已成权威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vism）。
《高级迷信》的理论基础是素朴的实证主义，即相信只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并诚实地工作，科学方法就可以毫无问题地从实验和观察所得的经验材料中得到确定的真理。这种素朴的观点早就被许多思想家加以反驳，并不是“科学的社会研究”或左派的研究成果。《高级迷信》的作者并没有对这些反驳进行挑战。他们之所以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如此忌恨，原因在于后者指出了——被他们视为科学象征的——科学方法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就象一位指出皇帝新衣真相的小孩一样，“科学的社会研究”真实地揭示了在科学研究领域中所发生的许多在《高级迷信》作者看来是有损科学形象的事情。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已不再停留在惊叹科学的奇迹，祈祷产生更多的科学应用的水准之上；相反，人们对科学事业中实际发生的事情兴趣浓厚。科学可以通过预测方法提供确定性的说法已不再具有活力，这一点很难让一些自然科学家感情上得以接受。那些具有素朴实证主义倾向的人，还在期盼社会科学也能象自然科学先前那样，具有精确的预测能力。不幸地是，随着科学的进展，建立在线性科学基础上的确定性的观念已遇到了挑战。
《高级迷信》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不满，倒不完全是那些他们其实也无力处理的理论问题，而是科学的社会研究者数十年来一直呼吁的对科学进行民主监督。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早已超出了狭隘的专业领域，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可对于《高级迷信》的作者来说，科学自主的神圣性在任何条件下都是不容侵犯的。如同古代贵族坚持“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一样，他们主张，老百姓在政治、社会、文化诸领域的实践和辩论绝不能逾越科学界的界限，科学界的一切问题都只能由内行人来决定。外行绝不能领导内行。
这种他们自封的科学“自主性”，事实上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就一直处于衰退之中。冷战时期科学的自主性更不可能得到发展。“外行”的权贵们以经费等种种手段领导“内行”的科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的美国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竞争的情况下，国家不惜血本地放手让科学家进行各种不计效益的计划，的确使得一些科学家有内行精英自主的感觉。
八十年代末以来，美国学术界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全国总体的r＆d投入大致持平，但资助源却从慷慨大方的政府大量转移到锱铢必较的企业界。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摸爬滚打的美国企业家，一反过去绝对垄断时代求稳的经营方式，近年来成千上万地裁减白领和研究人员。超导对撞机计划的取消一下子就把两千余名物理学家抛给了就业市场。这使得科学家、工程师等脑力工作者越来越发现自己也和体力工作者差不多，“科学事业”也得服从买主、雇主的需求。
一些科学界的头面人物近年来也不断呼吁科学家们要放下架子，放弃好高骛远的幻想，服从社会的需要，从过去的目空一切变成虚心与社会沟通。科学界的代言人在向政界和商界领袖游说时，也从过去标榜科学事业是“探索人类无尽的疆界”而改称科学是“美国企业必胜的保障”，以便能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资助。
在这个历史性的变化过程中，《高级迷信》的焦虑其实是西方贵族传统的最后堡垒——象牙塔——对资本主义节节逼进的自然反应。在上个世纪末，类似的焦虑为帝国主义的扩张部分地消解。殖民地军队、政府及企业为从事医学、天文学、人类学等各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了大量地位显要、收入丰厚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免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可今天这种景况不会再现，科学家只能面对其他各行各业早已历经的命运。《高级迷信》把这个发展归咎于学术研究中的“左派”和对“科学的社会研究”，恐怕是在寻找出气筒和替罪羊。

与《高级迷信》有所不同，索卡尔的动机首先是想通过对一些傲慢的人进行愚弄而自娱并让他的一些朋友高兴。恶作剧是西方知识界的一个传统。如果人们还记得斯威夫特（swift）的《一个平凡的建议》以及韦尔斯（wells）的《世界大战》的话，就一定会理解这一点。 但除了开玩笑外，索卡尔还有其严肃一面的动机。他想表明：那些自认为自己是“进步的”（progressive）的美国知识分子， 实际上已经陷入了一些非常愚蠢的理论和情形中而不能自拔。忽视科学的批评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果。在索卡尔和布里克芒新近合著的书中，他们清楚地表明了法国那些所谓“后现代主义者”是如何滥用科学术语和理论的。书中的每一章都专门讨论一个法国哲学家，引用他们的大量语录，说明为什么他们的话在科学上是不可接受的。书的次序是这样安排的：拉康（jacqueslacan）和克里斯特瓦（julia kristeva）论相对论，拉图（bruno latour）等人论混沌理论和“后现代科学”，德律治（gilles deleuze）等人论哥德尔定理。最后一章：科学和哲学之间的联系。索卡尔对这些哲学家的一些过分夸张的说法，深不以为然。比如“20世纪的物理学是晚期资本主义精神崩溃的标志和产物”、“20世纪的物理学驳斥了作为西方范式的秩序、可预见性和控制概念。”在他看来，这些话简直是痴人说梦。让这些无知而又大胆的“名人”在公众面前出丑，在索卡尔看来，非但不是不道德的，而且应是每一个有学术良心、正直的学者份内的事。
　　　　科学的社会研究何以流行？
从二次大战前法西斯国家的建立，到战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兴起与苏联集团的官僚化，二十世纪中叶各工业先进国家的社会结构似乎有一个技术官僚化的共同现象。在政治上，各政治团体之间真刀实枪的斗争被专业人员的计划评估所取代。在经济上，市场的竞争被垄断集团专业管理人员的计划协调所取代。在意识形态领域，科技进步取代一切道德伦理成为合理化的基础。技术决定论也取代了过去的“天赋使命”之类的形而上学而成为人们潜意识的基本假定。
在西方世界，首先对毫无反省的科技权威提出挑战的，并非来自激进分子，而是来自科学共同体内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批原来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参与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组织起来，要求美国政府立即停止核武器的研究开发。他们组织的《美国科学家联盟》（federation of american scientists）不久即在白色恐怖下沉寂下来，但他们的刊物《原子科学家通报》（bulletin of atomic scient-ists）直到今天还是一份重要的反核、反战、反科技权威的政论杂志。
五、六十年代，对科技的社会批判逐渐在思想界生根，参与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海德格尔及其学生汉娜·阿伦特、法国天主教思想家雅克·埃吕尔，以及三十年代参与“新政”、倡议“科技官僚运动”的美国思想家刘易斯·孟福德。这些不同的思想流派对当代社会批判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科技——对工具、方法、过程的追求——掩盖了政治、伦理等课题。手段变成一切，目的不见了。这个论点以后变成批判的科学技术研究的主调，加上科学哲学、科学史、技术史以及科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课题与经验材料，而成为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理论传统。
真正促成科学的社会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事业出现的，是由六十年代的反战运动引发的学生运动与环保运动。一连串的事件把科学技术问题抬到了政治辩论的前台。对科技文明的反叛成为整个六、七十年代西方反对运动的中心论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盛极一时的思想家也无不把对科技社会、科技理性、实证主义、科学主义的批判作为其理论的重心。
七十年代末关心科技问题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组织了“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society fo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简称4s）、　欧洲科学技术的社会研究协会（ea -ssst）和《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学刊，对科技的社会研究正式成为一个具备社会组织与操作规范的学科，也开始其走向学院化的进程。它越来越受到重视，已从一门备受非议的“潜学”变成异常活跃的“显学”。尽管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多方挑战，但由于它紧扣时代脉搏，又具有跨学科、综合性的特征，仍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两种文化之争吗？谁是胜利者？
究竟谁是这场还在持续下去的“科学战争”的胜利者？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有用的东西？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国外舆论界比较强调《高级迷信》的支持者们和索卡尔等人之间的本质区别。但不可否认，他们之间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反对在社会文化研究领域中所出现的随意制造名词、任意发挥想象力、不讲理性与逻辑的情形。这可以算是这场战争的诱因。
如何规范学术研究领域中出现的术语混乱现象，确实需要人文社会科学界能够做到自律。反观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有些人热衷于制造新名词，或借用自然科学界的最新名词来抬高自己的学术研究，实在是该反省了。
科学，不用说，教育和文化艺术也一样，改变了传统的意识形态之争。那种简单地贴标签的做法已不再有效。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应该有能力理解产生科学的文化土壤中的复杂现象。而对于这一点，我们目前还欠缺很多。
四十年前斯诺（c.p.snow）就指出的“两种文化”的现象至今仍然存在。由《高级迷信》引发的“科学战争”及后来的索卡尔事件只是显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事实上，在普林斯顿大学发生过多起“科学战争”。最近，在讨论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的著名科学社会学家诺顿·外斯（norton wise）进入高等研究所的任命时， 学术委员会曾发生过激烈争吵，最后由于委员会中几位理科教授的强烈反对，外斯的任命没有成功。外斯的支持者认为他之所以没得到任命，是因为学术界一直存在着对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的社会研究”的敌视。有鉴于此，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所的社会科学家们决定再也不组建“科学的社会研究”之类的机构。类似的事情六年前就在普林斯顿发生过，当时有关科学社会学家拉图的任命，也由于一些理科教授的拒绝而没有成功。
许多自然科学家，尤其是一些只关注自己专业领域，其影响也只限于狭窄的专业领域的科学家，往往对其它自然科学领域相当陌生，更缺乏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基本了解。这在科学研究领域划分越来越细的情况下，似在所难免。但是，缺乏对人文研究的最起码的“宽容”，却是不应该发生的事。
更深层的原因恐怕要追究到现代教育体制的结构本身。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最终目标之一应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作为一项基本策略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手段。然而，事实上的通才教育、文理渗透却存在很大的困难。从理论上说，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这两种文化取长补短，才是人类的真正福音。
科学作为近代以来得到特别彰显的文化，虽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科学首先是人类的科学，它不可避免地要带上人性所有的种种特点。因而，对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整合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不仅仅是“科学社会学家”的工作，也是广大科学从业者的工作。真正弄清科学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恐怕还需更进一步的、长久的研究。面对如此艰巨的重担，每一个与科学打交道的人都应有勇气来承担。
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也没有失败者。它暴露了在人类文化领域里普通存在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达到了何种程度，如何融化、消除、澄清这些根深蒂固的误解、偏见与不信任，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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