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探讨的是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文章首先考察了传统的知识论为什么无法容纳权力概念，接着指出从表象主义的知识观向能知的知识观的转变的必要性以及此种知识概念与权力的内在相关性，文章最后讨论了这种转变带来的合理性和相对主义等问题。
      关键词：科学；知识；权力；实践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power is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it is firstly pointed out why traditional epistemology cannot accept the concept of power, so we must shift the view of knowledge and turn from representationism to know-how. thus, essential correlations between knowledge and power will be set up. in the last part, several difficulties caused by the shift, such as the problems of rationality and relativism, are presented.
        key words: science；knowledge；power；practice

一
自近代以来，科学一直都是理性知识的典范。WWw.11665.CoM在主流的思想家们看来，科学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科学家们运用逻辑方法和实验观察研究自然，得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知识。科学知识的生产过程虽然有社会文化因素的介入，但是知识的辩护是与情景条件无涉的，这就是所谓的“发现的情景”（context of discovery）与“辩护的情景”（context of justification）之间的分离。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无法想象知识与权力能够存在什么内在的相关性。权力虽然可以压迫、扭曲知识或者促进知识的生产，但是知识的有效性无论如何都无法与权力建立直接的关系。在知识论中诉诸权力必然会被指责走向非理性和相对主义。
库恩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科学论（science studies）的面貌。在库恩看来，从理想性的角度把“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分离开来是不恰当的。科学知识的生产和辩护都是在具体的情景中进行的，离开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去抽象地谈论知识，这样的做法已经过时了。[1] 20世纪70年代末，科学的社会研究（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沿着库恩开创的进路，深入到具体的科学场景内部去考察实际的科学生产过程，彻底实现了情景化和地方化（localization）。另一方面，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ist）科学观也正在得到扭转。哈金（ian hacking）在《表象与介入》（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中指出，我们不能仅仅把科学理解为对自然的表象，不能把目光仅仅停留在理论、命题和指称上，科学是一种实践活动，是对物质的干预和介入。其实，无论是马克思对物质实践的强调，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分析，还是波兰尼的“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都旨在克服表象主义的、理论优位的（theory-dominant）知识观的缺陷。从表象走向实践，从所知（know-that）走向能知（know-how）是他们的共同选择。
此外，福柯在《规训与惩罚》和《性史》等著作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权力概念。在福柯看来，微观权力不同于以往的司法权，它不为某个人或机构所掌握，而只能存在于具体的日常实践活动和关系中，所以他称自己的研究是“权力的微观物理学”。微观权力不再是压迫性、否定性的，相反它是生产性的，具有建构知识的功能，因此“知识就是权力”。[2]这条思路为我们考察科学知识与权力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首先，“发现的情景”与“辩护的情景”的融合必然要求我们在考察知识的生产和辩护时把权力纳入进来。其次，对科学实践的强调以及微观权力的提出要求我们转换既定的科学观和权力观，在具体的科学实践中寻找知识与微观权力的内在相关性。但是在此之前，让我们首先讨论一下为什么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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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孟强（1977—），男，安徽宿县人，浙江大学sts研究中心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科学哲学、科学的文化研究。
的知识论无法容纳权力概念。power在英文中具有两种含义：一是物质性的力量，培根当年提出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就是从这一含义出发的；二是权力，它代表的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控制关系。所以，我们不妨从“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这两方面入手。
二
从传统上看，科学技术被认为是一项智力性的事业，它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研究方法是经验观察和理性程序，研究结果是普遍性的命题集合。科学家从观察出发，得出一系列普遍性的命题，通过证实或证伪来检验知识的有效性。一旦得出了被确证的知识，那么其有效性就与生成知识的情景无关了，可以毫无问题地应用到任何地方。
典型的实在论认为，科学是对自然的正确表象，自然独立于人而存在。科学知识的正确与否取决于实在而不是社会、文化或历史。科学知识之所以具有实践力量，是因为它与实在是符合的，也就是说，科学知识的正确性本身就解释了科学技术的实践有效性，其它解释都是多余的。这样，“知识就是力量”在实在论那里不是问题。
反实在论否认科学知识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科学以观察为基础，经验就是科学的边界。在科学中，我们根本无法通达实在，实在仅仅是实在论者的形而上学假设。这种假设是不必要的，经验充足性和理性方法足以为科学知识的合理性提供保障。但是，反实在论在解释科学技术的实践有效性方面显得底气不足，一种与实在无关的知识如何能够为人类与自然的交往提供指导呢？“知识就是力量”成为了一个难题。
但是，即使是看似合理的实在论解释也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实在论诉诸的是一种诱导性论证（abductive argument）。也就是说，在解释科学的实践有效性方面，实在论是最成功的，因此它是正确的。[3]很明显，许多人并不接受这样的论证，从实在论的解释最成功，我们无法推论出它就是正确的。其次，实在论设定实在的独立性并以此为科学辩护，这样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维特根斯坦告诉我们，语言的意义在于它的用法，也就是说，词汇的意义取决于词汇、词汇的使用者和被言说之物的三种关系，而实在论恰恰排除了词汇的使用者这个维度。从语义的角度研究科学，否认科学的语用学维度，这样的做法有失偏颇。最后，实在论（反实在论也是如此）预设了表象主义的知识观。科学是命题的集合，是对自然（或经验）的静态表象，因此科学知识是一种所知。[4]但是，科学仅仅是表象吗？如果是，那么我们如何解释科学家的实验室活动。科学家不是一群善于沉思的哲学家，而是不断地在实验室中操作设备、寻找材料、配制溶液，并不断与各种机构进行合作和磋商。在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看来，所有这些活动都不重要，但情况恰恰相反。
可见，实在论对“知识就是力量”的解释是不成功的，因为它自身存在许多不足；反实在论在面对这个问题时也显得很乏力。那么，在“知识就是权力”这个问题上，它们的表现又如何呢？其实，不仅是实在论和反实在论，近代的整个知识论传统都把权力排除在外。权力可以促进或压迫知识的形成，但是知识的有效性与权力无关。如果我们在知识论中把权力纳入进来，那么非理性和相对主义将接踵而至。
但是，福柯以激进的口吻告诉我们，知识就是权力。我们无法离开权力去谈论知识，不过这样的权力不是司法权，而是微观权力。福柯在一系列著作中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知识与权力之间的纠缠关系。在他看来，权力是生产性的社会关系，知识的获得要以权力的介入为前提。但是，传统的知识论无法容纳福柯，无法容忍“知识就是权力”这个有点疯狂的结论。总之，在面对“知识就是力量”时，实在论和反实在论或者自身存在不可克服的缺陷，或者无法给出有效的解释；在面对“知识就是权力”时，甚至整个知识论传统都唯恐避之不及。因此，我们有必要转换表象主义的科学观，这样才有可能同时应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的双重挑战。
三
我们知道，早在古希腊就存在所知与能知的区分。一个哲学家可以对某件物品（比如桌子）进行描述，概括出它的属性甚至制造规则，这样的知识被称为所知。但所知并不足以保证这位哲学家能够制造出桌子。只有工匠才知道如何运用木材和工具制造出令人满意的桌子，他具有的知识被称为能知。所知代表的是一种理性化、规则化和普遍化的倾向，而能知代表的是一种操作性的、介入性的和情景化的实用主义倾向。但是，历史戏剧性地把所知提升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位。在近代以降的知识论传统中，我们根本找不到能知的踪迹。一种静态的、表象主义的、普遍主义的知识论成为正统，科学哲学也不例外。
幸运的是，这样的局面正在得到扭转。马克思当年试图用物质性的实践活动来颠覆德国唯心主义体系，实用主义者试图把知识与行动的效果结合起来，海德格尔对此在在世的分析，波兰尼的意会知识，哈金从表象到介入的转向，以及科学论最近对实验室和科学实践活动的强调，都是这方面的重要尝试。[5]下面本文试图对科学进行分析以阐明能知的涵义。
在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看来，科学由两个部分组成：理论和实验。理论是一系列普遍有效的命题集合，实验则以理论为指导，为理论提供检验。科学的目标就是不断建构更好的理论。因此，科学是一项普遍性的事业，它与任何地方性（local）的技能、场所、要求等情景因素无关。但是，从能知的角度看情况完全不同。
首先，理论不是一组相互关联的语句或概念图式之网，而是可拓展的散乱模型的集合，其应用的范围不完全确定，其有效性和精确度也有较大的波动。理论的应用是对某个具体的模型作出相应的调整，以适应特定场合中特定事例的需要，而不是从普遍原理出发进行形式化演绎。库恩就曾指出，理论不是普遍适用的语句系统，而是解问题的范例。[6]学习理论就是学会以特定的方式运用这些范例去解决类似的问题。在此过程中，范例可以被修改或拓展。如果没有模型，那么存在的仅仅是抽象的数学结构，漏洞百出的公式。因此。理论并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条，对理论的应用要求使用者知道如何在具体的情景中对它们进行修改，以适应当下的需要。

其次，科学研究包含机会（opportunity）这个概念，也就是说科学研究的目的在于寻找研究机会。如果不考虑现有的地方性资源和需要，如果抽离于机会出现的具体情境，那么什么构成研究机会就是不清楚的。例如科学家发现了一个颇具价值的课题，但是却没有资金、设备和资源，那么这只能是空想；现有的设备和资源所能实现的研究无法引起同行的共鸣，这样的研究也毫无价值。[7]用海德格尔的话说，科学研究概念是寻视性的（circumspective），它是在由资源、目标、人员和标准等因素所构成的地方性情景中，对做什么才是有意义的实践性评估。这种寻视是一种知道如何获得知识的能力。
最后，实验的任务并不是记录和观察从而为理论提供检验，实验室也不是普遍理论的例证化。相反，实验是在实验室中建构微观世界的活动。科学家通过构建简化的人工“世界”来避免无序的复杂事物，因为这些事物阻碍了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使研究对象无法显现。实验室研究人员通过隔离、介入、操作和追踪等多种方式来对微观世界的对象进行研究。脱离了人为建构的实验室，科学家根本无法获得这些对象，无法获得关于这些事物的科学知识。用哈金的话说，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建构现象”。[8]因此，科学是一项物质性地介入和改造世界的事业。
可见，能知是一种地方性的、情景性的和介入性地获得知识的能力。我们并不像笛卡尔那样坐在办公室里沉思冥想，以期获得某种普遍的规律和真理。为了获得知识，我们必须走向实验室，寻找资金、合作伙伴和各种设备，训练科技人员，并掌握各种技能。因此，知识总是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条件和能力。
四
如果接受能知概念和地方性的、介入性的知识观，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应对“知识就是力量”和“知识就是权力”的挑战呢？让我们首先从“知识就是力量”开始。
如前所述，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的观念力量和物质力量是不可否认的。传统的知识论试图通过应用的概念和假设-演绎模型来解释这些现象的做法并不成功。因为它没有看到，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的概念。首先，知识的获得需要某些物质性的前提条件。比如，科学家在实验室中制造出自然界并不存在的研究对象，并对微观世界进行封闭和分割，对研究对象进行监视、追踪、记录、建构和操作。这个过程是一个“建构现象”的过程，是保持研究对象的规则性的过程。没有它们，我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下手，更不用说获得知识了。其次，我们还需要对从事科学研究的人进行规范，如果你不以特定的方式进行研究，不遵守特定的操作程序，那么就不可能完成实验任务。最后，知识的拓展必须同时伴随着获得知识的情景条件的拓展。[9]以普通的电脑为例，如果你的房子没有电源，如果你的操作不当，如果你不保持一定的温度，如果你不掌握一定的技能，那么电脑就会变成废物。因此，知识的拓展同时要求对外在世界和人的重构和规范。可见，知识本身就包含着力量，我们无法把力量看作是知识的应用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力量是知识之获得和有效性的前提。因此，在能知的知识观面前，“知识就是力量”根本就不是问题。
那么，“知识就是权力”又如何呢？首先，我们已经看到，知识的起源和拓展都要求对人进行训练和规范，这与福柯所说的规训没有什么不同。其次，知识的物质效果也间接影响着、规定着人的身份和自我理解。我们的行为是在特定的情景中发生的，这种情景决定了怎样的行为是可能的。同样，我们所在的情景也规定了我们的自我理解。情景的改变不仅会改变我们的行为之可能性，而且会改变我们自身。知识在当代社会中不仅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思想（如进化论和dna），而且也在物质上塑造着世界，并由此不断地重塑着人类活动的场景，因此它间接地规定着人是什么。这样，“知识就是权力”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接受介入性的、物质性的知识观，那么力量和权力就是其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无需求助于“应用”来解释科学技术对当代社会的影响，也不会使它变成一项奇迹。而且，我们同时可以避免一些人对科学技术所持的盲目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一方面，科学技术确实积极地推动了文明的发展，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因此彻底的悲观主义不能成立；另一方面，科学知识并非是什么完全中立的力量，它在不断地构造人本身和行动的可能性，这无疑又为盲目的乐观主义泼了一盆冷水。
五
虽然实践性的知识观能够容纳“力量”和“权力”概念，但这是否会导致非理性和相对主义？这是我们必须回应的一个问题。
近代以来知识论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保证知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换句话说，我们怎样才能为知识寻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而保证知识的普遍有效性和纯粹性呢？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我思”，胡塞尔进行“先验还原”得出的“先验自我”以及哈贝马斯的“理想的交往共同体”等等都试图一劳永逸地为知识奠定基础。但是这样的做法在当代已经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无论是以利奥塔和罗蒂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以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为代表的解释学传统，还是库恩之后的科学论，都纷纷走向了情景化和地方化，普遍主义的、规范性的知识论立场被抛弃了。
上文提到，情景化的知识要求我们融合“发现的情景”和“辩护的情景”，其结果就是我们无法把知识与权力截然区分开来，所以福柯提出了“权力/知识”这个概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投入了非理性的怀抱。库恩告诉我们，如果你想成为一名科学家，如果你想获得科学知识，那么你就必须接受既定的科学“范式”，当前的科学方法、步骤和程序是你必须接受的东西，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福柯也以同样的语调说，学科同时也是一个规训过程，学习知识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权力运作的过程，接受规训是获得知识的前提。所以维特根斯坦说，“当我遵守规则时，我并不选择。我盲目地遵守规则”。[10]情景是我们无法摆脱的东西，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我们都必须把它作为前提接受下来，这个过程明显涉及到强制性和权力。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这样的做法是非理性的。这样看来，我们无法像笛卡尔那样先怀疑一切，然后再寻找知识的“阿基米德”点，因为“一种怀疑一切的怀疑就不成其为怀疑”。[11]毋宁说相反的做法才是切实可行的，即我们必须事先接受大多数事物，然后才能怀疑。也许维特根斯坦说得对，我们都在盲目地遵守游戏规则，科学研究这个语言游戏也是如此。在游戏规则和“生活形式”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提出是否合理的问题，问游戏规则或“生活形式”本身是否合理是一个无意义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说知识与权力的交织必然导致非理性。
那么，这样的知识观是否会导致相对主义呢？库恩和维特根斯坦通常被看作是相对主义者，应该说这样的说法是有道理的。范式的转换以及“生活形式”的改变必然会带来世界图景的改变，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行为方式以及语言的意义都会发生转变。但是范式和生活形式是我们无法选择的，因为我们的自我理解和思维方式都以既有的生活形式为前提。所以，相对主义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并不是“怎么都行”的极端相对主义，因为范式和生活形式是公共的，而不是主观任意的。

参 考 文 献
[1] 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绪论.
[2] 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29-30.
[3] arthur fine. the natural ontological attitude[a]. jarrett leplin(eds.) scientific realism[c].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85.
[4] joseph rouse. engaging science: how to understand its practices philosophically[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6. 8.
[5] andrew pickering. from science as knowledge to science as practice[a]. andrew pickering(eds). science as practice and culture[c].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2. 2.
[6] [7] [9] joseph rouse. knowledge and power: toward a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m].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 2; 80-95; 220-235.
[8] ian hacking. representing and intervening[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20-232.
[10] 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219.
[11] 维特根斯坦. 论确实性[m]. 广西: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4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