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我国，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诸多技术开始被运用于行政领域，电子政务、网络民主是当前技术行政的典型形式。新兴技术正在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过分增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随着技术行政的发展，科学发展观应作为专家治理、行政运行、技术操作的基本标尺，贯穿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全过程，走和谐发展的技术行政之路。
　　[关键词]技术官僚；行政效率；行政技术；适度发展
　　　
　　从19世纪开始，随着技术的政治利用，技术的行政功能和政治效应日益凸显。在西方，技术行政(technocracy)沿着理论与实践双重进路得以发展。作为一种精英理论，技术行政深受唯科学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作为一种行政实践，它形成于由西方工业化引发的行政变革之中，对英国、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发达国家的行政活动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在现代行政领域中，技术行政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呈现出单向度发展趋向。
　　
　　一、技术行政的单向度趋向
　　
　　伴随着我国公共行政的现代化，技术行政正在为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做出贡献。与此同时，技术理性的过分增长不可避免地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由与意义的丧失。
　　首先，与技术队伍的壮大相伴随的是技术官僚的出现。
　　当今大科学高技术时代，我国技术行政的兴起使得技术发展出现了两个重大变化。WwW.11665.CoM一是技术实践的社会化。技术行政的发展引起技术化的社会风气的形成，技术主义在思想领域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其社会影响不断扩大。教育领域的技术专业、市场领域的技术人员、行政领域的技术专家成为更多青年的职业追求，技术队伍迅速壮大。二是技术创新的制度化。在政府的支持下，技术创新活动开始在企业、国家甚至国际层面上展开，一种大规模、系统化的技术创新体系正在发展中。企业受到受到市场竞争的刺激，以技术创新开发新能源、新设备、新产品作为提高生产效率的最重要的手段。国家受到来自国际空间的压力，技术创新成为提高国家综合实力的引擎。作为一种主动的、有计划的行为，技术创新向着体制化发展，工业开发、科学研究、技术运用成为相互促进的系统，成为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力量。因而，技术专家必然要参与国家科技政策与制度的制订，以期获得专业层面的保障。
　　技术专家在长期科研活动中养成了思维严谨、作风务实的行政风格。他们通过拟定阶段计划、明确实施方案、并解决各种各样的技术难题，最大限度地排除了决策中的不安全因素以及主观随意性，增加了行政决策获得成功的可能性，有利于促进政府决策的科学化。与政治家相比，他们剔除了敢为天下先的冒险精神，但同时也失去了某种热情的理想气质。在行政活动中，他们更为重视技术创新与效率提升，在技术层面不断追求精益求精，而较少顾及行政价值导向问题，缺乏对公众意识、公民心理的敏锐把握。因此，在技术权威的支持下，技术专家可能由于远离民众而形成技术专断。
　　其次，与行政效率的提高相伴随的是行政自由的失落。
　　在我国，信息技术、计量技术、电子技术、网络技术、传播技术等诸多技术开始被运用于行政领域，电子政务、网络民主是当前技术行政的典型形式。新兴的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行政的专业化水平，更多的专业化和技术化的部门从行政领域分化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行政领域，这显然有利于减少管理层次，提高政府的办事效率。
　　当前，随着我国行政专业化的发展，行政组织逐步具有了科层制的特征。韦伯认为，科层制是一种合理的组织管理形态。“官僚体制的行政管理意味着根据知识进行统治，这是它固有的特别合理的基本性质。”科层制推崇技术知识在高效行政管理中所起的作用，强调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以刚性的制度保证了行政效率。而且，科层组织原则的确立明确划分了管理职能，进行高度专业化的职责分工，满足了现代公共事务日趋复杂的迫切要求。从纯技术的角度看，它对组织进行最合理的安排，保证了大规模组织的控制与协调，是一种高效的行政管理工具。但是，科层制所体现出的只是一种形式合理性，它在组织中消除个人品性的影响，使组织内人的行为理性化、程序化，导致了实质不合理性。严密的组织结构给个人的感觉是，如果没有组织制度的帮助，他就不会有任何创造。结果，它摧毁了创造力，制造了一种深层次的无能感。人只是作为技术理性构建的组织中的一个部件而存在。人的个性、情感被忽视，渐渐失去了主动性和创造性。
　　再次，与行政技术的进步相伴随的是行政价值的退却。
　　公共行政关系是社会共同体的基本关系。行政技术是维护公共行政关系正常化的策略与手段，是良好的公共行政制度得以有效运作的重要条件。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入到关键时期，民众意识开始苏醒，社会利益分化逐步加剧，西方文化大举侵入，使得政治矛盾愈益突出，行政环境愈益复杂。现实的我国国情，表明行政的有效性与技术应用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高。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为我国行政技术的改进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我国行政工具的革新更为快捷，科技含量越来越高。而且，互联网进入了行政管理领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电子政务得以建立。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电子技术等新型行政技术正在迅速地改变着行政活动，由此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对这些新型行政技术加以富有成效的价值引导。

按照现代行政理论，行政技术是在维护其本质属性前提下的社会各利益主体相互博弈的结果，它处于社会利益格局演变的临界区域，从根本上体现了社会利益及其结构性变动的趋势。因此，从理论上论，价值问题是行政技术并不着意、但也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实践上论，行政技术存在于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过程之中，兼有价值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点。这是任何一种行政技术在特定社会中获得合法性和效用性的必然要求。在公共领域，技术行政通过强化行政技术的工具性而使其价值性趋于淡化。由于在现实的行政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作用，技术在制度安排、权力分配、科学决策、民主参与等方面的应用价值日益提升，它因而逐步上升为行政的内在逻辑。“连续不停的技术进步的动态，已经充满了政治内容，技术的逻各斯已经成为继续奴役的逻各斯。”行政技术的丰富和发展与行政价值的淡化相伴而行。随着行政技术在行政领域应用范围的扩大，其内在的技术的逻辑呈现出对行政过程的大范围渗透之势。“技术理性这个概念，也许本身就是意识形态的。不仅是技术的应用，而且技术本身，就是(对自然和人)统治——有计划的、科学的、可靠的、慎重的控制。……这样一个统治‘目的’是实质的，并且在这个范围内他属于技术理性的形式。”技术理性逐步地制度化，进而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把行政与道德理性隔离开来。人 们的行政行为逐渐建立在纯粹功利计算的基础之上，没有道德负担和意义约束，合法性取代了道德伦理、理想信念，成为行政行为的标准。“由于我们拥有自我控制的可能性这一简单的理由，我们可以选择某种其他的方式。这又使我们走进了政治，走进了需要我们对是否实行自我限制这一问题做出集体决定的领域。”规避技术理性引发的价值危机，就应对行政技术进行必要的、合理的、可行的政治约束。行政的正常运转，需要必要的技术支持，技术进步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同时，公共领域的技术应用又需要政治约束。失却了价值引导，技术甚至可能阻碍政治文明的进程。
　　
　　二、科学发展观的适度引导
　　
　　科学发展观为技术行政确立了公共原则，“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是我国技术行政的价值标尺。
　　首先，“以人为本”的公共精神是专家治理的基本要求。
　　公共精神是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形成的共同的价值选择和道德期望，是公共行为的准则。

　再次，“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关怀是技术操作的基本取向。
　　行政与环境密切相关。一方面，行政决策的不科学可能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造成难以偿还的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行政环境的稳定。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行政决策的不科学导致技术扩散的不恰当，引发生态环境的退化，生态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行政环境的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技术的行政运用以及行政技术的不断创新，是技术行政突出的实践特征。当行政被归结为技术驱动的时候，政府逐渐参与到技术的开发、应用与扩散之中，它在其中起到两个关键作用。一是推进技术创新与扩散。通过与精神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区别的行政活动，成为高新技术开发与应用的主导者。二是推进技术的政治化。使新技术为政治目标服务，提高决策执行力和政治影响力，拓展更大的战略空间。这样，行政技术的合理操作以及良好的行政环境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行政的价值导向。
　　我国历史上，政府价值导向的失误造成的技术滥用，曾经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运动，就是典型的价值导向失误下的行政行为。生态问题的根源在于技术扩散的不正当。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如果技术仅仅作为行政的工具，行政行为仅仅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规律，以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牺牲为代价，追求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利益，则随着自然生态的恶化，行政生态环境必然会遭受严重破坏，甚至会引发政治不稳定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人定胜天”的错误价值导向，可能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我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严重的人口问题。由于生态环境问题具有波及范围广、影响面大的特征，无论何种阶层都难幸免于生态恶化所带来的危害。时至今日，生态环境问题已与就业、社会保障一起成为一种社会问题，其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社会治安、廉政建设和经济增长等传统政治问题。
　　“可持续发展”这一基本取向的确立，有利于把生态问题引进到行政技术的层面，提到行政问题的高度，以建设生态良好的政治文明。在传统政治向政治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技术成为其实现历史转折的关键要素。“可持续发展”是对人类技术观的一次飞跃，它既否定了把人混同于世间万物的消极的“技术虚无主义”倾向，又纠正了工业文明以来征服自然和盲目自大的“技术沙文主义”倾向，确立了与政治文明建设相适应的新技术观。技术的行政运用，其目标不是技术中心主义的政治建设，而是以技术促发展的政治文明。这就把政治发展与生态建设有机地统一起来，将技术行政的未来目标设计为重塑和谐的生态社会。
　　生态指标是衡量技术行政进步程度的一项重要尺度。技术行政发展的未来方向，是推进行政与生态环境的一体化发展。它以技术的合理操作为基础，同时包括生态的行政化和行政的生态化过程。一方面，在生态的行政化过程中，政府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行政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以此促进政治社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现代行政领域亟需开发遵循生态系统原理和生态设计原则的行政技术，将环境保护与行政治理同等列为政府绩效的评估内容之一，以此来促进政府行政行为的生态化。
　　另一方面，在行政的生态化过程中，政府还应注重行政活动本身的发展。在行政建设中借鉴生态系统的运行规律，将行政与环境的内在关系作为行政建设的主要内容。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行政结构、功能和行政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行政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的行政决策。正确地解决行政与环境的关系，要警惕技术在行政领域的异化，使公共行政遵循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实现行政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以推动我国公共行政走出转型时期的生态困境，实现行政生态环境的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
　　当前，技术与行政的联系日益加强。技术日益成为一种重要的行政力量，在行政领域越来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科学技术推进政府行政，提高我国行政管理水平，是行政现代化的客观要求。作为西方政治文明的先进成果，技术行政将在未来成为我国行政运作的一种主要模式，广泛作用于权力结构、网络政府、公共管理、公务人员的选拔等各个环节，全面影响行政主体的行政心理、行政意识和行政行为。避免技术行政的单向度趋向，应对其实行主动的价值引导，使科学发展观成为专家治理、行政运行、技术操作的基本标尺，贯穿于我国公共行政的全过程，走和谐发展的技术行政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