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1980年代从语言哲学的独特视角对科学革命进行了深入研究，把科学革命视为科学语言尤其是科学词汇表或词典的变更。在这个转变过程中，隐喻、类比和模型在新概念的诞生中起着助产士的作用。本文在分析库恩的有关精辟见解的基础上，对隐喻、类比和模型的本性和使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异同加以辨析，认为类比和模型是隐喻的特例，完全可以囊括在隐喻的范畴之内。最后，从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探讨了隐喻在科学认知和科学革命中何以不可或缺。
关键词：隐喻 类比和模型 库恩 科学认知和科学革命 语言哲学
abstract： from a distinctive angle of view philosopher of science, thomas kuhn, made deep researches on scientific revolution in the 1980’s. in his opinion, scientific revolution is a change of scientific language, especially of vocabulary or lexicon; metaphor, analoly, and model play a part of midwife in the course of the change. this paper differentiates and analyses inherent qualities and uses of metaphor, analogy, and model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kuhn’s brilliant views. it holds that analogy or model is a special form of metaphor and is included in the category of metaphor. lastly, from different angels of ontology, epistemology, methodology, linguistics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t inquires into indispensableness of metaphor in scientific cognizanc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key words： metaphor, analogy and model, thomas kuhn, scientific cognizance and scientific revolutio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1922-1996）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哲学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 中提出，科学革命是科学共同体的范式（paradigm）的更替，新、旧范式之间是不可通约的（incommensurable） 。WWw.11665.cOm后来，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库恩接连发表了数篇很有分量的论文，尤其是在三篇一组的希尔曼纪念讲演“直面过去的科学” 中，他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变化 ，起码是在形式上。此时，库恩不再把科学革命看作范式的更替，而视为科学语言的变更或语词附着自然方式的变化 。也就是说，他不再使用 “范式” 术语，而代之以“词汇表”（vocabulary）或“词典”（lexicon），“不可通约性”也被“不可翻译”（intranslateble）和“保真翻译”（truth-preserving translation）不可能取代了 ，“科学共同体”随之也变成了拥有词典结构同源（homology of lexical structure）的“言语共同体”（speech community）。
在库恩看来，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以及由基本概念的基本关系组成的基本原理）是范式的重要构成要素，也是科学词汇表或词典中的语言之网的网结。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就是在这些概念框架内从事解谜（puzzle-solver）或解难题活动的；在科学革命时期，旧科学概念发生了危机，科学家必须发明新概念取而代之。因此，我多年前就坚持认为，科学革命的实质是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急剧而根本的改造 。但是，在科学认知尤其是在科学革命中，新科学概念是怎样从旧概念的“废墟”中诞生的呢？在这方面，库恩明确表示，隐喻、类比、模型是新概念诞生的助产士，是指导科学探索的强有力的手段。
（一）库恩的有关精辟见解
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库恩一针见血地指出，危机打破了陈旧的框架，并提供了新范式的根本转变所必须的积累资料，向新范式的转变便是科学革命。有时，新范式的形式在非常规研究赋予反常的结构中已经预示出来了。更常见的情况是，这样的结构预先没有被自觉地看出来。相反，新范式或者一种容许日后阐释的充分的暗示，都是一下子突现出来的，有时是在午夜里，有时是在一个深为危机所烦恼的人的头脑里。这个最后阶段的本质是什么——一个人如何发明（或发现他已经发明了）整理现已全部积聚起来的资料的一种新方式——目前必定还是一个难解之谜，也许将永远难解。但是，在七年后的1969年为该书写的后记中，他也许是首次触及隐喻之类的东西在在解决这一“难解之谜”时的价值：
模型的类型尽管从启发式的到本体论的多种多样，却都具有类似的功能。例如，它们供给研究团体以偏爱的或允许的类比和隐喻（metaphor），从而有助于决定什么能被接受为一个解释和一个谜题的解答；反过来，它们也有助于决定未解决问题的清单并评估其中每个的重要性。
在1980年代，库恩从语言哲学的角度入手，系统地改进和精制了他的科学革命观，与此同时，隐喻也频频进入他的视野。库恩就隐之类的东西说了些什么呢？他在希尔曼纪念讲演和其他文章中，津津乐道地分析了他心爱的三个案例。其一是亚里士多德力学的意指一般变化的“运动”概念变为伽利略-牛顿力学仅指物体位置变化的运动，前者颠倒了物质（matter）和质（quality）或特性（property）的本体论等级，而且质的变化也是不对称的。其二是从伏特的锌扳、银板、溶液电堆模型到莱顿瓶的发明和现代电学理论（由接触理论变为蓄电池的化学理论）的建立。其三是普朗克受到玻耳兹曼的基元和谐振器概念的启发，最后达到的量子和振荡器的概念。这三个案例都意味着由隐喻所唤起的类比和模型的根本变化，也就是表征某种相似关系和差异关系即同异关系（the similarity/difference relations）的分类范畴（the taxonomic categories）的变化，从而造成语词附着或切割自然界的方式的变化。库恩由此概括出一些精辟见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以下几点：
（1）隐喻反映了语词的主观性、含混性、多歧义性，它在人文学科中大有用武之地，在以客观性、逻辑性和精确性见长的自然科学中，它还会发挥奇妙的作用吗？对此，库恩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
文科学生早就理所当然认为，隐喻以及随之而来的方法（它改变了词语之间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通向新世界的入口，并使这种作法无法进行翻译。政治生活以及某些人眼里的整个人文学科领域，也被广泛地赋予这一特点。但是，对于同实在世界客观地打交道的自然科学，却一般都认为不受影响。科学真理（和谬误）被认为是超越于暂时性的、文化的和语言的变化的蹂躏。我想提醒的是：自然科学作不到这一点。不管是自然科学的描述语言还是理论语言，都无法为这种超越提供基石。
（2）词汇表可以借助于隐喻获得，认知世界和获得词汇是同时的。库恩表明，人们要是能够得到一张词汇表或者一部词典，也就得到了一种最适合于描述世界的高度完善的工具。更具体地说，如果可以多少借助于隐喻，人们得到的只是一部分类学，其中有一些必须描述的事物、活动和状态的名称，还有一些有利于识别和描述它们的特征的名称。而且，如果加以仔细识别，对于把名称固定于它们所命名的事物上以获得词汇的过程，还必须把两种不同的名称联系起来：一种是关于事物的名称，另一种是描述事物最突出特征的名称。在这个学习过程还没有达到一定程度之前，描述就不能开始。但是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学到的东西又远远超过了仅仅对描述有用的语言，他们同时还学到了很多关于这种语言也适用的世界的知识。要获得新知识，就要付出改变描述语言的代价。科学的发展最终不仅依赖于人们就世界轮换地说了些什么，还依赖于人们轮换地用什么词去说。语言的进化，包括基本描述语言的进化，也同定律和理论的进化一样，是科学的一个方面。
（3）模型、隐喻或类比的根本变化是科学革命的三个特征（另外两个特征是：革命变化多少是整体性的，词汇网络通向映照同一世界的同源结构（homologous structure），从而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世界；革命变化是意义变化，更明确地讲，是语词附着自然的方式的变化，即按照语词对象被决定的方式的变化，从而大规模地改变了这些语词所附着的客体的境况）之一，也是三个特征中最难弄清楚的一个，但却是最为显眼的，而且可能是意义最为重大的。对于类比来说，是指这一个方向的变化：什么类似于什么，什么不同于什么。正是这种类似性模式使一些现象属于同一个自然家族，从而把它们都置于同一分类学范畴之中而附着于自然界。因此，
随着科学革命而不时改变的类隐喻的并列关系，对于获得科学语言和其他语言的过程来说是很基本的。只有在这一获知或学习过程已经达到一定程度以后，科学实践才可能开始。科学实践总是包含着对自然界所作概括的产生和说明；这些活动预先假定了一种具有起码丰度的语言；获得这样一种语言的过程也随之带来了自然知识。
（4）隐喻不仅在科学革命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常规科学时期语言共同体的年轻成员接受传统训练（相当于生物学的个体发育）时，同样必须重复科学的系统发育过程：
要把一种新的术语引进到科学词汇之中，往往要把某种具有隐喻性的东西请出来。而在把这种术语——现已为某一行业的一般用法所确立——引荐给已学习到这一用法的一代又一代的科学新人的时候，仍然要把它再请出来。
正是基于上述状况，库恩有理由把整个科学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具有隐喻特征的过程”（metaphor-like process），一个自始至终伴随着隐喻的过程，一个间或变换类比和模型，调整相似性模式的过程。不论自然科学发展到何种高度，它都只能面对一个建立在隐喻基础上的语言世界。（[9], pp.225-226）
（二）隐喻、类比和模型
库恩把隐喻、类比和模型视为科学认知尤其是科学革命中概念变革的助产士，他有时并列地提及它们，有时则混用。他没有就三者本身进行具体探讨，也没有着笔论及它们的同异关系。在本小节，我们拟粗略地弥补一下这个缺憾。
据merriam-webster’s collegiate dictionary第9版解释，隐喻（metaphor）一词在中世纪法语中写作metaohore，它出自拉丁语metaphora，而拉丁语出自希腊语同一词汇，愿意为转换、变化。英语词metaphor出现在1533年，意指一种修辞格（a figure of speech），在该修辞格中，在字面上指称一种类型的客体或观念的一个词或词组被用来代替另一个词或词组，从而暗示它们之间的相似（likeness）或类似（analogy）。德国哲学家卡西尔把隐喻视为“以一个观念迂回地表述另一个观念的方法”，他对隐喻作了这样的界定：
有意识地以彼思想内容的名称指代此思想内容，只要彼思想内容在某个方面相似于此思想内容，或多少与之类似。在这种情况下，隐喻即是真正的“移译”或“翻译”；它介于其间的那两个概念是固定的和互不依赖的意义；在作为给定的始端和终端的这两个意义之间发生了概念过程，导致从一端向另一端的转化，从而使一端得以在语义上替代另一端。
麦克格拉斯的定义言简意赅：“隐喻是一种言说方式，言此而意彼。”他还引用了纳尔逊•古德曼关于隐喻的一句名言：“教老词玩新把戏之事”。
由此可见，隐喻的本质特征是：它基于相似性或类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照关系或对应关系。隐喻的实质在于，我们用一种熟知的对象和境况的语词隐喻地去谈论另一种不熟知的东西的图像，为的是力图把握它和理解它。
关于类比或类似（analogy），马赫早就对此做过专门的研究 ，并认为开普勒和麦克斯韦是精通这一科学方法的科学家代表。在马赫看来，相似（similarity）是部分的等同：相似的对象的特征是部分等同的和部分不同的；而类比则是更为根深蒂固的相似，即抽象的相似，因此有健全的根据把类比视为相似的特例。他给类比下了这样一个定义：类比是概念体系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其中逐渐清楚地意识到，对应的要素是不同的，而要素之间的对应的关联是相同的。严格地讲，出自相似和类比的推断不是逻辑的事情，至少不是形式逻辑的事情，而是心理学的事情。类比能把任何对象的全部本质明确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它在科学认知中的价值怎么高估也不过分。马赫说：
相似和类比的考虑在几个方面是扩展知识的富有成果的动机。一个还相当不熟悉的事实范围n，可以显示出与另一个比较熟悉的、直接的直觉较为可以达到的事实范围m的某种类似：我们感到立即被驱使以思想、观察和实验在n中寻求与m的已知特征或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对应的东西，通常这将揭示出关于n的迄今未知的事实，从而发现这些事实。即使我们的希望受挫，我们发现了n和m之间的未曾料到的差异，我们也不是劳而无功：我们最终更充分地了解n，从而丰富了我们对它的概念上的把握。
彭加勒也把类比视为从已知通向未知的必由之路。他说：“当科学没有直接的结合物时，它们还可以通过类比相互阐明。” 类比是向导，它能把发明家由已经解决的问题引向新问题。最初，发明家必须辨认这个问题与应用这种方法已经解决的那些问题类似；然后，必须觉察这个新问题在什么方面与其他问题不同，从而推断应用该方法所必须的修正。在彭加勒看来，为了从实验得到定律，就必须加以概括，而概括必须在不计其数的道路中做出选择。什么将指导我们选择呢？这只能是类比。在这里，轻内容而只重纯粹形式的数学心智，能教导我们认出眼睛看不见而理性却能神悟的、真正的和深奥的类似。麦克斯韦在最大程度上具有这种数学类比的内在感觉，所以他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关于模型（model），迪昂对此也早有论述 。他把使用力学模型，或通过某些或多或少粗糙的类比恢复所阐述的理论的特定特征，看作是英国物理学专题论文的习惯性特征。这种特定的心智类型产生了特定类型的物理学理论；同一现象群的定律不是协调在一个逻辑体系中，而是用模型描述的。而且，这个模型可以是由具体的物体建造的机械，或者是由代数记号建造的器具；无论如何，英国类型的理论在其发展中本身并不服从逻辑要求的秩序和统一的法则。迪昂承认，使用力学模型能够在发现的道路上指引某些物理学家，它还能够导致其他研究结果。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它带给物理学的进步没有它夸口的那么大。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使用这种形式很少作为发现的工具，而是作为阐明的方法。就像开耳芬勋爵所宣称的那样，这样的具体描绘对于帮助他理解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它他就无法达到对一个理论的清楚了解。迪昂提醒人们，切不要把模型的使用与类比混淆起来：
物理学家力图把某一范畴的现象的定律用抽象理论统一和分类。他往往是让类比指导他自己的，他在这些现象和另一范畴的现象之间看到类似。如果后者在一个满意的理论中已经是有秩序的和有组织的，那么物理学家将试图把前者聚集在相同类型和形式的体系中。
物理学史向我们表明，对两个不同范畴的现象之间的类比，也许是在构成物理学理论时发挥作用的所有步骤中最可靠、最富有成效的方法。
迪昂指出，惠更斯的光波动的概念就出自光产生的现象和构成声音的现象之间的类比，欧姆也是借助热传播和电在导体内传播的类比，把傅立叶为前者所写的方程传输到第二个现象范畴的。他从这些案例洞察到：
物理学的类比的使用往往采取更为精确的形式。也就是说，被抽象理论还原的两个大相径庭的、毫无类似之处的现象范畴可能发生这样的情况，用来详尽阐述理论之一的方程在代数上等价于表示另一个理论的方程。这样一来，虽然这两个理论由于它们协调的定律的本性而基本上是异质的，但是代数却在它们之间建立起精确的对应。理论之一的每一个命题都在另一个理论中有它的相应物；在第一个理论中被解决的问题在第二个理论中提出并解决类似的问题。
迪昂认为，这种代数对应或抽象类比是价值无限的事情：它不仅带来显著的智力经济——由于它容许人们把为一个理论构造的所有代数工具直接转移到另一个理论，而且它也构成了发现的方法。不过，他并没有一概否认模型的启发发现的作用，因为发现不服从任何固定的法则。他说：没有一种学说是如此愚蠢，以至于它不可以在某一天能够催生新颖而幸运的观念。决断命运的占星术在天体力学原理的发展中也起了它的作用。
内格尔后来也探究了隐喻、类比和模型在科学认知中的地位 ，他注意到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把不熟悉的东西还原为已经熟悉的东西。他就隐喻发表了如下看法：
隐喻，不论是僵硬的还是生气勃勃的，它们的广泛使用是人类发现新经验和熟悉事实之间的相似性这种深刻天赋的有力见证，这样新的东西由于被归结到已经确立起来的特征下而得到掌握。不管怎样，人们的确倾向于使用熟悉的关系系统作为在智慧上借以同化起初陌生的经验领域的模型。
不过，内格尔也明白，在绝大多数情形中，使用隐喻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故意的过程。若不加以仔细的表达整理，则新东西和旧东西之间的相似性往往只得到模糊的理解，此外这种感受到的相似性的有限性的限制几乎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因此，当根据不加分析的相似性把熟悉的概念扩展到新的题材时，很容易犯严重的错误。即便如此，他还是充分肯定了隐喻的助发现价值：理解新旧东西之间甚至是模糊的相似性，也往往是重要的知识进步的起点。当反思变成批判性的自我意识时，这种理解也许可以逐步发展成为那些能够充当有效的系统研究工具的经过仔细表述的类比和假设。
在内格尔看来，理论科学的历史提供了大量的类比对理论思想形成的影响的例子。一些杰出的科学家相当明确模型在新理论的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模型既充当了建立一个理论的根本前提的指南，又充当了扩大其应用范围的启示的源泉。模型除了在理论的建构和应用中具有启发性价值外，它对获得范围广泛的说明系统也有贡献。按照一个熟悉的模型表达的一个理论在一些重要的方面类似于那些据认为适用于该模型本身的理论或定律，因此新理论不仅同化了已经熟悉的东西，而且往往可以被看作是对原来那个应用范围比较有限的旧理论的扩展和推广。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旧理论之间的类比不仅是开拓新理论的一种辅助手段，而且是许多科学家在建构说明系统中要心照不宣地努力获得的一种迫切需要的东西。当然，他同时也提出警告：按照某个模型来表述一个理论也不是没有危险，一个模型既可以是一个潜在的智慧陷阱，又可以是一个无价的智慧工具。主要的危险是双重的：可能会错误地认为一个模型（尤其是一个实质性的模型）的某个非本质的特点构成了它所包含的理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特点，模型可能与理论本身相混淆。
内格尔像马赫、彭加勒和迪昂一样，也把麦克斯韦视为运用类比和模型的大师。麦克斯韦说：“所谓物理学类比，我意指一门科学的定律和另一门科学的定律之间的部分相似，从而使得两门科学之一可用来阐明另一个。”麦克斯韦相信，对于不同的题材来说，在一些定律之间的数学形式上的相似性，“在激起合适的数学思想上”是有用的。他发展他的电现象的数学表达，正是通过使用这种类比，由于这一目的他才采用包括压缩的流体运动的数学分析作为模型。在列举例证和借鉴麦克斯韦见解的基础上，内格尔把类比分成两种主要类型：“实质”类比和“形式”类比。在第一种类型的类比中，由具有某些已知性质的元素构成的一个系统（假定这些元素以某些已知的由该系统的一组定律所阐明的方式联系起来）被看作是某第二个系统的理论建设的模型。这第二个系统只是在含有一组更广泛的元素上面可以不同于原来的那个系统，但该系统的一切元素都具有与模型中的那些性质完全相类似的性质；或者，第二个系统可以一一种更激进的方式不同于原先的系统，因为构成该系统的元素所具有的性质不能在模型中发现（或不管怎样在为模型阐述的定律中没有被提及）。各种各样的原子论的物质论例证了这种类型的类比的使用。在第二种类型的类比即形式类比中，充当建构一个理论的的模型的系统是某一熟悉的抽象关系结构，而不是如同在实质类比中那样，是相互间处于一些熟悉的关系之中的多少可以形象化的一组元素。其实，麦克斯韦早就这样分类了：实质类比把具有已知特性的要素系统视为模型，形式类比利用抽象关系的结构。 这种两分法也被称之为图象模型和符号模型。
（三）隐喻在科学认知中为什么不可或缺？
上面涉及到的科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大都没有在隐喻、类比和模型之间作出区分，至少是没有作出明确的区分——事实上也的确难以使它们泾渭分明。但是，我们可以肯定：
隐喻、类比和模型的相同之处远远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它们都是基于不同事物或关系的具体的或抽象的相似性，在不同的经验世界或观念世界之间建立对比的或对应的格局，从而在二者之间架起无形的沟通桥梁，以便由已知的、熟悉的存在和境况顺利地向未知的、陌生的存在和境况过渡，藉以达到把握和理解后者的目的。类比和模型这种非逻辑的或非严格逻辑的推理工具，不管属于何种类型，也不管出自何时何地，其本质都是比较的、比拟的、比方的、比照的，也是示意的、写意的、寓意的、会意的，一言以蔽之曰“隐喻的”。因此，把类比和模型囊括在隐喻的大口袋里并没有什么不妥，完全可以把二者视为隐喻的特殊表达手法。
隐喻在科学认知或科学发明中的确是不可或缺的。诚如哈贝马斯所言：“在哲学和人文学科中，命题的预设内容离不开它的表达的修辞形式。而且，即便是在物理学中，理论也并没有摆脱隐喻这种修辞手段。要想使观察事物的新模式、新方法以及新的或然性变得似乎有道理，隐喻这一修辞手段尤为必要（在直觉上求助于日常语言的预知）。没有语言上的突破，任何经实践证明可取的知识形式和科学习惯上的创造性突破都是不可能的：这种联系是无可非议的。” 在这里，我们要问，这种状况是怎样发生的呢？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诚如培根所说：“自然的精微较之感官和理解力的精微远远高出若干倍，因此，人们所醉心的一切‘像煞有介事’的沉思、揣想和诠释等等实如盲人暗摸，离题甚远。” 更何况，
“自在之物”处于现象的彼岸；实在并不是径直地呈现给我们的，在客观实在与认知主体之间隔着一道“外观之幕”（veil of appearance），我们观察到的，并不是“物自体”，而不过是现象，甚至是现象的影响；而且，实在向我们显示的往往不是它们的本体，而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彭加勒的关系实在论讲的就是这个意思），隐喻把握的正是这种关系而不是所指物即实体。我们犹如柏拉图所描绘的洞穴中的囚犯，看到的只不过是实在的影子，甚至是影子的影子。在宏观世界，也许情况稍好一些。对于微观世界和宇观世界而言，我们根本无法直面实在乃至正视现象，就更不必说渺观世界和胀观世界了。但是，人类追根溯源的求知本性和求真欲望又无法使我们心安理得地驻留于无知，甚至无法满足于知其然，而总是力图知其所以然。既然没有笔直的阳关大道可走，人们便不得不借助于隐喻这根拐杖，沿着羊肠小道，迂回曲折地向自己理想和憧憬的目的地踽踽独行。
此时，科学家像文化研究者一样，潜入的是流动的隐喻的海洋，而不是充满绝对“真理”的海洋 。
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由于人的机体和感官的人类学局限，人不可能像平面镜（mirror）甚或体视镜（stereoscope）那样反映世界，更不会具有神目观（view of god’s eyes）看透实在。在认知过程中，人们知觉到的并不是客体本身或客体的全部信息，而是客体对我们的表象或它的极少量的信息，是基本的感觉所予（elementary sensory givens），因为在认知主体和外部世界之间耸立着一道外观之幕作为中介。即使这极少量的感觉资料，也要经过我们认知图式的同化和塑造，其中包括隐喻性的概念的所起的作用——社会文化对科学的内在影响由此可见一斑。更何况，在这里并没有让理性顺畅无阻的经验通道和逻辑通道，使人们直接透过外观之幕把握实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思维必须设法从主体向客体“跃迁”，以便尽可能地理解实在，此时只有超经验、超逻辑的隐喻这张想像的翅膀可以使人的思想飞升，从而实现某种程度的跨越。再者，人的认知总是立足于已有的知识贮备，从自己熟知的东西开始起步，这与隐喻认知行进的路线正好不谋而合。此外，正如英国诗人艾略特所说，隐喻不是什么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有效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提高到某一高度就能产生大诗人、大圣人和神秘主义者。”这是由于隐喻是在不同的存在、不同的经验世界之间建立对等关系，因此隐喻的思维方式不是一种在时间中的持续状态，而是一种同时性状态或空间形式。隐喻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既利用了时间又否弃了时间，建立了永久的同时性和空间形式，即建立了永恒。隐喻与空间相关，线性的逻辑的叙义语言则与时间相关。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隐喻的特殊表达形式如类比和模型，早已作为正式的科学方法进入科学哲学和科学方法论的教科书。更重要的是，在常规科学时期，科学家是在范式的指导下解谜的；而在科学的危机和革命时期，面对一系列反常，旧范式作为工具已经毫无用处，传统的归纳法和演绎法也无能为力，因为科学发明从来不遵循现成的方法，科学发明也是方法的发明。在这个非常时期，恰恰是想像或形象思维驰骋的大好时机和广阔天地，而隐喻正是以此见长的，从而成为科学概念革故鼎新的助产士。要知道，想像力是超空时的，“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是知识进化的重要源泉。要知道，隐喻是科学理论变革的中心问题，范式的更替包含着隐喻的根本修正或创新。更何况，新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在提出时往往是无法直接地或即时地付诸实验检验的，甚至是不可能检验的，离开隐喻、类比和模型，我们岂不是寸步难行？
从语言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来看。首先，正像卡西尔深入考察的，语言和神话是同时起源的，它们是从同一母根上生发出的两个不同的子芽，是由同一种符号表述的冲动引出的两种不同的形式，它们产生于同一种基本的心理活动，即简单的感觉经验的凝集与升华。不管二者在内容上的差异多么大，但是心智概念的形式却在二者中相同地作用着：这就是可称作隐喻式思维的那种形式，因为真正的根本隐喻是神话的和语言的概念本身得以表达的条件。在人类的历史上必然有这样一个时期：任何超出日常生活的思想都得凭借隐喻手段才能表达出来。卡西尔说：
只要我们上溯语言和神话的隐喻直至找到它们的共同根源，只要我们在那种构成全部语言以及神话-宗教表述之基础的独特的感官经验的聚集或“强化”过程中去寻找，那么语言和神话隐喻的意蕴就会各显其身，体现在它们之中的精神力量就可以得到恰如其分的理解。
在这里，语言和神话的运思中都渗透和受支配于同一个基本原则，即“部分代替整体”（pats pro toto）原则，难怪古代修辞术把它作为一种主要的隐喻类型。在这个原则下，部分不仅变成了整体而且就是整体。凭借所谓“对等”原则，在直接的感官知觉中或从逻辑分类的观点看来是完全不同的实体，在语言中可以被看作是相似之物，因而关于其中任何一个的每一陈述，都可以转移到或运用于另一个实体之上。（[12],102-112）这些古老的隐喻之典型特征和具体运作通过代代相传，至今还存留在现代语言和人们的思维定势中。
其次，“语言就其本性和本质而言，是隐喻式的；它不能直接描述事物，而是求助于间接的描述方式，求助于含混而多歧义的语词。” 因此，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是一个纵横交错的隐喻之网，而词则是这个意义之网上的网结，其中每一个词都是用其他的词阐释的。无论是日常语言中描述外物的的山头、山腰、山脚，还是描述内心的心扉、心潮、心寒，都是隐喻式的。即使在科学语言中，如物理学的力、功、原子、黑洞，生物学的生存斗争、进化、基因、克隆，莫不如此。尤其是，科学中的基本概念都是极其抽象的，远离直接经验的，不借助于隐喻根本无法表达它们。隐喻在人们心中唤起了相似关系的变化，用语词建立起某种相似性模式，进而建构起与词典结构同构的世界结构。这也说明，隐喻的基础在于人的思维、语言和自然的同构性或相似性。因此，对科学而言，隐喻式的语言并非纯粹是认识的“牢笼”，它也是宝贵的“工具箱”。“科学语言的文化特征，使文化能够利用它们自己熟悉的隐喻和模型来探索自然规律性的不同方面；它们采纳其文化遗产的立场观点，以便用与众不同的方法‘观察大自然’——这是科学的一个特点……”
再次，维特根斯坦有言：“凡可思者都可以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以清楚地说。”“哲学要由清楚地表现可说者以意谓不可说者。” 在科学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科学面对的实在在一定的程度上是可思的——当然不见得一下子能够清楚地思，但无论如何是不可直接地和清楚地言说的，这就需要借用隐喻，由清楚地表现可说者（我们已经熟知的某一词语的字面意义）意谓不可说者（暗示与神秘的实在的相似性），以唤起说者和听者的心理反映和无尽的联想，从而以隐喻的方式接近和部分地把握实在，并为进一步加深对实在的理解留有余地。由此可见，隐喻不是严格的逻辑的、纯粹的理性的，而是心理学的事情和人类心灵发展的事情。正因为这样，对隐喻的本性以及在日常生活乃至各门科学和学科中的使用，当代心哲学和语言哲学颇为关注。
英国科学社会学家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对思想、文化的隐喻本质以及科学中的隐喻的运用、功能和在科学文化中的意义和重要性作了精湛的阐述，我们不妨引用一下作为本文的结束语：
理论是人们创造出来一种隐喻，创造它的目的，就是要根据我们索熟悉的、已得到完善处理的现有文化，或根据新创造的、我们现有的文化资源能使我们领会和把握的陈述或模型，来理解新的、令人困惑的或反常的现象。
他还说：“所有研究传统一般来说都是通过利用隐喻来发展他们的信念和文化的；长期的文化变迁就是隐喻的扩展或隐喻的变迁。”“在科学变迁过程中，模型、隐喻和范例有着根本性的重要意义。”“文化变迁的主要道路是由致力于尽可能地利用、扩充和发展某种隐喻的科学家开辟的。所设计的思想和论证的关键形式是隐喻式的和比拟式的。”“说明思想的隐喻本质，就是说明文化对思想特质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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