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它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全方位地说明科学，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走向了其自身理论批判的反面。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摆脱困境的出路在于走向操作语言的科学实践观。
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表征语言；科学实践；操作语言
abstract：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regards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interest and human ability as the components of science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ve combination between them. trying to give an overall description of science by focusing only on “social interest”， it uses “social realism” to replace “natural realism”， and goes to the opposite of what it criticizes. the scientific view of representation is the root that gives birth to the problem and dilemma of social construction theories. the way out of this predicament is taking the route of scientific practice of operating language.
key words：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representation language；scientific practice；operating language
兴起于上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成果硕硕，它对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激烈的挑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近30年来，它替代了传统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占据了科学研究的主战场。Www.11665.COm这种成果硕硕与挑战力度更多地来自于以“强纲领”为核心纲领的科学社会建构理论以及随后的“泛建构论”的相关拓展。然而，以“强纲领”为核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围绕单一的“社会利益”对科学进行全方位说明，其最终的理论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落得个实在论“两极相通”，成为其后继理论发展的批判对象。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以“崇尚科学”为出发点，最终成为“走向疯狂的解构的一种典范”，并招致“反科学”的骂名? 一句话，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何以陷入“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理论困境，其出路何在?
导致科学社会建构理论困境的核心问题在于：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与自身的批判对象处在同一的科学描述语言框架中，二者共享同样的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转向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是走出科学社会建构的理论困境并光大其理论成就的有效路径。
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学术努力及核心结果
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始终认为其尊重和维护科学。爱丁堡学派的创始人、“强纲领”的提出者大卫·布鲁尔非常严肃地强调：“我们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和科学知识。那么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和分析这样的知识呢?我们的回答是：用科学本身的方法分析和研究科学和科学知识……我们所做的一切绝不意味着批判和反对科学。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科学知识，恰恰是对科学的崇尚，而不是对科学的诋毁和否定。”[1]序1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崇尚科学的方法和路径，就是用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科学进行实证性的社会研究，并以此昭示“真实的科学”的面目。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在两个方面最为有效地挑战了传统的科学哲学与科学社会学。
①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革命性首先体现在研究内容上。它突破了“科学知识内容”不容、也无须社会学染指的禁区。非但如此，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还用社会性因素解释所有的科学要素，“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的最大成就，就是把科学的人类和社会的维度置于首要位置。我们可以这样认为，ssk使科学中的人类力量主题化，认为科学知识的生产、评价和使用，受制于人类力量的约束和利益”[2]9，他们进一步明确地宣称：“科学是一种解释性的事业，在科学研究的过程中，自然世界的性质是社会地建构起来的”[3]，基于对科学这样的解读，“科学研究”展现了“科学知识制造的偶然性、非正式性、情境性”[4]。
②科学知识社会学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的强大冲击还在于其强调并付诸实践的自然主义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直接针对其所认为的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以及以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及认识论的规范性质和超验特性。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看来，规范的科学社会学及其相一致的科学哲学中所表述的科学仅仅是一种事先的理想“设定”和好的“安排”，这种设定和安排都基于一个超验的前提，即科学=实证自然科学=客观性=真理性=理性=进步性。这种“设定”和“安排”人为地构造了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科学知识与其他知识的不对称性，带有极强的强制性和虚假性。科学知识社会学声称自己就是要用自然主义而非规范主义、经验主义而非逻辑主义的方法完全描述性地展现和说明科学，继而揭示什么是“真实的科学”。“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四原则中尤其突出的“公正性”和“对称性”， 目的就是要“对科学知识提供一种恰切的、自然主义的描述”[1]序3。
可以认为，科学社会建构理论的上述两方面学术努力进行的是一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可能”的理论建构，其几十年的理论成果所蕴含的答案是建设性的和肯定的。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关注科学的结果，关注外在性回溯式的抽象考察和规范考察，即基于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反思科学、在文化扩展的某个终结意义上讨论科学活动的作用，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包括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强纲领主张)关注真实的进行中的科学并且试图对这种进行中的科学进行内在考察，是对科学反思的一个建设性推进。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强调科学知识对人类和社会的创造和使用，把社会结构、社会利益、人类技能等都视为科学的组成部分，并且分析了这些要素与科学之间极具建设性意义的结合和作用。这实际上是引导了对科学从“what” (是什么)到“how”(如何)的深入研究。
二、科学的社会建构的问题及困境
几乎所有的科学的社会建构主义者都承认：他们从库恩的科学哲学历史主义以及不可通约性对科学理性和传统的科学观的质疑方面，找到了自己对传统的科学观的社会学批判的切入点。相比较其他的对科学的研究，科学知识社会学则第一次成功地实践了库恩导引的进路，并通过这种成功实践所具有的经验性力量，对所有的针对科学的研究进路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70年代后期欧洲普遍的反默顿主义的潮流下，库恩却成为“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坚决反对者。在库恩看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这类研究越是在形式上得到承认，它就越是不会令问题解决满意。在这些新的研究形式中，他们非常随意地否认对自然的观察在科学发展中具有作用，但是，对于自然在关于科学的谈判中发挥作用的渠道，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正式的说明”。库恩坚定地声明：“我要在后现代运动以及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中捍卫知识和真理的概念”[5]。
声称是以“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严肃地“给科学以科学的地位”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强纲领”研究进路，在方法论上遭遇到“反身性难题”，即：在“反身性”原则约束下的“对称性”与“公正性”原则，如何保证“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本身对科学所做的说明的合法性?“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所有学术努力，就是通过对真实科学的研究，瓦解传统科学的自然实在论基础，瓦解科学理性和科学真理，最终瓦解科学的文化霸权。但是，用“社会利益”要素全方位地解释和说明科学实践，最终的走向竟是用科学的“社会实在”解释。取代了科学的“自然实在”解释，在一定意义上从科学的“自然决定论”走向科学的“社会决定论”，使得自身和自身的批判对象“两极相通”。于是，在面对“反身性难题”的同时，又陷入“方法论恐惧”，即：对科学实践中单一的、持续不变的、至上性的利益要素的强调，使自身走向自身的反面，以己之矛，攻己之盾，暴露出“科学的社会建构”纲领的二元矛盾。
科学的社会建构的经验主义与相对主义，批判的锋芒直指传统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所倡导的科学规范“规定”的科学理性、客观性、认识论法则的超验性以及与这种超验性对应的虚幻性，最初的理论意图是抛开既往的对科学知识增长说的先天“安排”，对科学知识的增长问题有一个恰切的“描述”，从而刻画“真实的科学”。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建构理论内外的各种批评都说明，他们对科学所进行的描述远非丰满而恰切，而且科学也似乎远非得到“真实地刻画”。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于是也面对着一个熟悉的老问题：在共享着同样一种科学的方法论版本中，“一个瓦解了其他知识系统的‘内在’理性的解释纲领如何可以阻止其自身同样遭受这样的瓦解”[6]?
应该认为，在对科学知识的社会性说明方面，科学的社会建构是丰满的、成功的，他们的主要问题在于其共享着批判对象——传统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描述科学的表征主义框架的同时， 未经检验地排除或消解了自然世界在科学知识的建构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认识论、方法论和本体论的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科学的社会建构论几乎是一个无法拒绝的研究纲领，人们很难对其目标的严肃性和重要性提出怀疑，也很难对其研究成果熟视无睹。从总体上说，科学的社会建构的学术努力，尝试从理论描述到经验描述，从外在描述到内在描述，在利益意义上描述了集体性行为。爱丁堡学派避免使用普遍理性去理解历史上的实践，而要用真实的实践来理解真实的科学，尽管其理论的结果绝非无懈可击，但对科学的这种前所未有的关注方式，的确开辟了思考和理解科学的新路径。
三、从表征到操作：科学社会建构困境的可行出路
可以认为，表征主义的科学观或者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是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问题和困境产生的基础。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的确严肃地尝试描述“真实的科学”，尝试去把握科学的“活动过程”，然而，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无法真正做到对“过程”的把握。
与表征主义科学观对应的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认识和反映实在的真理性知识的体系，科学知识的真理性是靠对科学理性维护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则的遵循来保证的，科学的终极目标就是追求真理、并通过真理的获得达到对实在世界的客观性认识。传统的科学观是表征性语言描述，这种科学观的突出特点是它的非历史性。伊恩·哈金把这种科学称为“没有历史感”、“憎恨变化”的“木乃伊科学”[7]1。与之相应，这种非历史性的科学观对科学的描述是一种“回溯式的描述”，这种描述是“辉格式”的：是基于结果而不是发生，是关注状态而不是过程，是指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是认可“得胜者”而无视“失败者”，是审视科学的单一视角而不是多重视角，对科学这种描述中展示的科学实际上就是一种“回溯式”的科学，皮克林则称之为“科学家的立场”，即：科学知识的功用就是用科学知识自身的产物作为重建历史时的解释标准。
科学的社会建构学术实践的一个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就是对科学的“辉格式”描述的批判，呼唤一种对真实科学的研究，认为既往的科学观展示的科学是一种“安排”，不是一种描述。在这种“安排”中，理性、客观性、真理都作为一种抽象的预设被赋予优先的合法性地位。作为对传统科学观以及这种科学观的标准理念的反叛，在经验主义与自然主义的旗帜下，科学的社会建构理论最大限度地挖掘了被标准的科学观长期忽视或者被赋予非理性特性的各种科学的社会、历史性资源，视科学为一种社会建构，把社会历史性提升为描述科学的首要因素，并在此前提下展示了科学所具有的丰富的社会特性。但是，表征主义科学框架的限制，最终削弱的是科学社会建构的批判锋芒，抑制了其潜在的丰富蕴含。
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不仅扩展和丰富了对科学研究的广大领域，而且在理论上给出了解决传统科学哲学中关于“实在论与反实在论问题”、“证明逻辑与发现逻辑问题”、“不可通约性问题”等长期未决的争论的有效路径，并内在导引为实践和文化的科学取代作为知识和表征的科学的走向。
哈金极有代表性地指出：“实在论与反实在论”无休止的纷争，是科学哲学的“基础危机”[7]25，林奇则更明确地断定：“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争论是其产生前提，即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蕴含的一种“没有答案的问题”[6]，后实证的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则认为，这个争论使对科学的研究陷入不能自拔的认识——是否真实或者能够真实地反映实在的“方法论恐惧”——之中。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表征性语言描述，给予“实在”以动态的、生成的、过程的解释，是消解这类“危机”、摆脱这类“恐惧”唯一有效的途径。
传统科学哲学中围绕“实在论和反实在论”问题的未决争论产生的所有混乱以及由“不可通约性”引发的对科学理性的挑战，都是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内在蕴含矛盾的必然显示，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从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得到转换和解决。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的基本点是：科学是人类以关注自然为中心的一种人类和生存世界之间的彼此塑造和建造过程，异质性要素在真实的时间中以突现耦合的方式参与这种过程，真理性知识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科学表征链上的一个环节，科学理性、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仅仅作为异质性要素之一的人类动机性行为的能力体现参与过程性的科学实践，科学的目标渗入并体现在情境性的具体科学活动中，对世界的认识本身就是对世界的塑造，人类在塑造世界中认识世界，世界以我们建造世界的方式塑造了我们，约束这种建造过程的是一种历史生成的、并且持续参与历史生成的过程客观性，时间的不可逆性以及不可逆的时间中发生并历史性沉淀下来的一切，决定了过程客观性的特质。与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所强调的对“永恒秩序”和“普遍本质”的追求和把握不同，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对“现时秩序”中科学活动中的“情境特质”[6]高度敏感。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突显的是作为科学的实践和文化的科学，时间、瞬时突现、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的异质性耦合是组织和刻画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核心要素。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核心之点在于把时间性内在地嵌入科学实践，就是把实质意义上的过程性注入科学实践活动，这种彻底性表现为对任何形式的永恒性的实体性基质的彻底摆脱。这种摆脱突出强调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对称性破缺，以及在这种对称性破缺中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在相互作用中吸纳丰富的偶然性和异质性耦合介入，介入和作用的结果则不可逆转地历史性沉淀下来。
在时间上，物质性力量总体较之同样作为自然的人类具有先在性；而人类力量由于其动机特性在时间上具有一种延伸特性，即：人类可以基于现在并不存在的未来状态构造自己的目标。在科学实践中，这种“先在性”与“延伸性”使得作为人类力量的科学家在无法预知其轮廓的物质力量的领域里周旋，通过构造各种物质仪器和设备对所周旋的力量“捕获、引诱、下载、吸收、登记”[2]7，新的仪器设备在建造，新的物质力量被捕获，而每一次的建造和捕获中又包含着既往的物质力量和人类力量的融合并为未来的建造和捕获提供生境，这个过程不断地实现着“主体客体化”与“客体主体化”(卡尔·马克思语)。在这个过程中，物质力量作为一种阻抗力量约束着人类的动机力量，人类的动机力量在面对阻抗中不断地调节自身，最终适应这种阻抗。在这种过程中，人类得到了远远超过自身体能和智能的结果，自然也不可逆转地带有人类力量的作用的构成。
对科学实践进行时间性的考察，以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网络作为基本的组织法则，分析在具体的科学活动情境中的特定的机器、设备、理性风格、概念体系、知识体、不同层面和范围的社会活动角色、实验室内外等各种要素的异质性组合，实际上开辟了理解知识的新路径。物质力量在时间上的先在性以及人类力量在时间上的延伸性在不可逆的时间中相互作用，使得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具有了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
在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科学的客观性与开放性的双重特性，使得真实的科学是一个“开放式终结”过程，其表现为：第一，科学实践过程对“现时秩序”的高度敏感：科学实践具有极强的“情境依赖”特征，科学实践吸纳相关历史情境中的所有丰富性。第二，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异质性要素突现、耦合的特质：科学实践过程具有系统演化的特质，科学的“后继发展”、“后向驱动”、“与境选择”、“要素耦合”、“新质突现”等可以刻画这个过程。第三，科学实践过程具有“后人类主义”去中心化特征：作为过程的科学既不是自然中心的，也不是社会中心的，纳入科学实践过程的所有要素(物质的、仪器的、概念的、社会的)，在开放式终结的每一个节点上，都“与境选择地”可被称为“现时秩序”中的决定因素。
“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对峙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消解，其对峙的前提是：是否承认永恒不变的实体的存在，是否存在正确的认识以及把握这种实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
作为实践的科学承认的是一种伴随实践活动变动着过程实在，实在参与建造同时被过程所塑造。在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中，知识生产和转换中的不可通约性问题被转换为“生活在不同世界”的问题。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由其历史情境性的内部时间特性所刻画的特质，内部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着其客观性特质，决定了不同的“生活世界”的不可通约。另一方面，每一种“生活世界”都有多种维向，一种维向上的“断裂”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连续”，一种维向上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另一维向上的“一致性契合”，如果回到库恩，那就是：原有“范式”与“新范式”之间的不可通约，恰恰是常规科学中的“反常”与“新范式”的“一致性契合”。
作为实践的科学拒绝承认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认为实证科学的发展是“怎么都行”无法解释科学文化何以成为当今乃至未来世界的强势文化。科学文化是人类关注自然问题的一种“认识论解决”，关注自然的这种活动特质历史性积累，不可逆地决定了科学的固有特性。科学的确仅仅是一种可能，但任何既成的发展都构成未来发展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文化的发展遵循的是与生物进化和宇宙演化类似的“强势积累”机制。科学远非“怎么都行”，科学因循其固有的历史轨迹和现时情境突现耦合式发展。
四、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导引作为实践的科学
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强调科学实践的过程而不是结果，强调科学实践中的异质性要素融合而不是某种单一要素的持久作用，强调科学实践的历史性和开放性而不是科学实践的完全自主性和自洽性，强调科学实践中一切要素不可逆的历史生成，而不寻求任何永恒、稳定的要素对科学实践的基础性说明。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使得科学实践真正具有了过程的品格，导引出实质意义上的作为实践的科学，它可以用过程得到客观性的整体刻画。
作为实践的科学所内在蕴含的过程客观性具有主体间性、情境性与异质性要素的内部时间限定特性以及基于选择演化的生成特性。作为实践的科学寻求的是在历史中生成和突现情境中的现时秩序，这种现时秩序是科学实践活动要素的相对性、客观性与历史性的凝结，在“后人类主义的去中心化过程中瞬时突现出来”[2]228。这种客观性是基于历史性的客观性，是在不断发生着的稳定性摧毁和稳定性重建中存在的客观性，是先于任何方法论原则分析的客观性。
由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和过程客观性所刻画的作为实践的科学[1]，把意义问题推至前台。在这种关注中，真理形态的科学知识是知识表征链中的一段链条，这就意味着对真理形态的知识评价可以对应多种维度，这些维度远远超过仅仅用真理是否符合经验或者实在来进行的证明[2]9，把科学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联合”[8]。“认识论的联合”否定了存在明晰的认识论要素以及把这些要素统一起来的认识论法则，同时强调了科学的实践所具有的区别于其他文化实践的固有的认识论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科学是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关系的一种“认识论解决”。这种“认识论的联合”意味着：人与自然的问题依旧是科学实践、科学文化关注的核心，并且这种核心决定了科学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固有特性[3]，是对科学的历史性捍卫。这种历史性捍卫突显的是科学的不可逆的生成与强制累积性特性。这种特性是造成科学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巨大分野的原因。强势积累造就了作为实践的科学丰富性和方向性的统一：科学吸纳着整个世界的丰富性，却沿着其自身的轨迹演化[4]，是一个开放式终结的“筑模”过程。其突显的思想是：科学实践指向的未来状态是在筑模过程中从现存的文化状态中构造出来的，这意味着现存的文化预先制约着人类动机力量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和延伸。换言之，在实践的科学中不存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力量本质上的分离和超越，存在的是人类力量与物质力量的并行和交织[5]，以“适应与阻抗”的辩证的操作性运作方式存在。这种操作性运作凝结着处在操作中的物质力量的轮廓、操作中的仪器和设备以及与这种操作相伴随的规律化的人类行为。在这种凝结中，一方面捕获、构建物质力量，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化、常规化和标准化过程规训人类实践。科学正是在物质力量与人类实践的辩证的相互作用中生存与发展。
在这种从表征到操作的转换中，开放性的、过程性的、异质性要素融合的、历史性的科学实践，成为刻画科学文化的主题。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具有不可还原性和不可分解性的过程客观性的特征。因为它包容了人类存在的一切可能的维度，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可说—不可说等。在这种意义上，科学中的问题和危机，既是科学文化固有的也是人类文化只有的问题和危机。一方面，科学实践中所融入的所有的异质性的文化因素(自然的、人文的、政治的、经济的等)都在实践的开放性过程中历史性地注入科学实践的过程，并成为科学文化的内在组成；另一方面，科学文化具有其专注于对自然的认识的固有属性，这种固有属性(包括科学文化中的科学信念、科学方法、科学的认识论原则等)本身也在与其他文化的共生中历史性的(不可逆地)扩展自身，从而具有任何其他的人类文化不可替代的特性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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