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默包含着言与不言两个方面，具有本体的意义。作为本体的“默”，是在“言”的发用中显现的。当发用兼顾到“诚”与“时”两种因素时，本体自然就呈现了。但对还没有达到本体高度的人而言，在追求完善的过程中，比较稳妥的选择应当是“慎言”，也就是从尽量不言做起。
关键词：默；本体；诚；时；慎言
on the voicing out and silence in zhouyi and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bstract: “silence” consists of two aspects of “voicing out” and “not voicing out”, possessing a significance of noumenon. as noumenon, “silence” functions in “voicing out”, and when its function touches “sincerity” and “timeliness”, the noumenon will appear naturally. but for those whose understandings have not reached the level of noumenon, in the process of pursuing perfection, a comparatively secure choice for them ought to be “watchful over words”, in other words, it would be best to start from not voicing out.
key words: silence; noumenon; sincerity; timeliness; watchful over words
一、默：本体的内涵
默包含着言与不言两个方面，具有本体的意义。wwW.11665.com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我们可以从《周易》复卦谈起。
《复·彖传》：“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王弼注说：
复者，反本之谓也，天地以本为心者也。凡动息则静，静非对动者也。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然则天地虽大，富有万物，雷动风行，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故动息地中，乃天地之心见也。若其以有为心，则异类未获具存矣。[1]
唐代的孔颖达作疏解释说：“语则声之动，默则口之静，是不语之时，恒常默也。”[1]孔氏的解释比较含糊，虽然他也指出了两种默，即“默则口之静”与“恒常默也”，但并没有加以辨别。王弼意思实际是：天地以无为本体。动静、语默这两组范畴正反映了体与用的关系。他强调，默并非相对于语的默，而是统摄语默，在更高一层次上具有本体的内涵的“默”，即所谓“语息则默，默非对语者也”。
在汉人那里，对默的理解实际也达到了本体化的高度，不过没有像王弼这样用概念明确的表示出来。《易传·系辞上》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九家易》注说：“默而成，谓阴阳相处也。不言而信，谓阴阳相应也。”[2]意思是，默然成就事物，不说话就能取得信任，是因为具有阴阳和谐相处相应的状态。《九家易》没有说明阴阳的具体内容，清代的李道平在疏解《周易集解》时，明确的指出它们代表的是语和默。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李氏所说“坤为默”的“默”不是本体的默，而是和“语”同一层次的“默”。李道平用复卦卦象疏解，他说：“乾伏坤初，坤为默。乾在天成象，坤在地成形，故为成。乾初震，震为言。乾信，又为德。震为行。乾元伏于坤初，寂然不动，乾体自正。故默而成，不言而信，存乎德行也。”[2]在《周易》的取象中，乾的取象为天，涵义为刚健的品质，故而又可引申为“信”、“德行”、“成”等。坤的取象为地，涵义为柔顺的品质，可引申为“默”的大地状态、生成万物的“成”的品质。震取象为雷，涵义为动，可引申为“行”、“言”。复卦卦象中，乾一阳爻伏在坤初，形成震象，“坤为默”，“震为言”，李氏用坤与震结合起来的复卦卦象表示语默兼容，存而不发的状态，正是对王弼上注的详细说明。而李氏所谓的“乾元伏于坤初，寂然不动，乾体自正”，与王弼上注“运化万变，寂然至无，是其本矣”，意思也是一致的，都是对“默”的本体状态的描述。
二、言：诚与时
作为本体的“默”，是在“言”的发用中显现的。当发用兼顾到“诚”与“时”两种因素时，本体自然就呈现了。
1．从内而言，是言与诚的问题。
诚，指真实无妄的状态。《大学》说“诚意”，朱熹注解说：“心者，身之所主也。诚，实也。意者，心之所发也。实其心之所发，欲其必自慊而无自欺也。”[3]自慊，即自足的意思。朱熹认为，心的发动只有真实无妄，自己才会满足。如果不真实，就是自欺。而自欺的最终结果，将会一无所获，即《中庸》所说的“不诚无物”，朱熹进一步解释说：“故人之心一有不实，则虽有所为，亦如无有，而君子必以诚为贵也。”[3]同样，在《周易》里也强调只有真实无妄才会有所收获。《周易·序卦》说：“复则不妄也，故受之以《无妄》,有无妄，物然后可畜，故受之以《大畜》”[1]意思是：复卦表示对本心的自省，自省就不会虚妄，所以复卦后面紧跟无妄卦，不虚妄才谈得上有所积累，所以无妄卦后紧跟大畜卦。而《大畜·象》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反映的也是笃实无妄的君子形象。
要做到言语上的诚，主要须避免两点：（1）巧言，指把言语当作取悦人的工具夸张的使用。《论语》说：“巧言令色，鲜矣仁。”朱熹评论说：“好其言，善其色，致饰于外，务以悦人，则人欲肆而本心之德亡矣。”[3]巧言的目的在于“悦人”，所用的方法是仅着力于言语，以此谄媚对方。巧言的实质就是不致力于自我的修养、行为上的践履，只追求外在言语的装饰效果，所以很容易陷入虚妄。（2）说大话。《论语》说：“其言之不怍，则为之也难。”[3]不怍，就是不惭愧。说了大话而面无惭色的人，其实也很难实行他的许诺。说大话的后果就是言行不一致，因而陷入虚妄。追究这两者产生的原因，主要由于言易行难，即“非言之难，而行之难也。人惟其不行也，是以轻言之。”[3]古人对此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强调少言力行，言行兼顾。《中庸》说：“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糙糙尔！”糙糙，笃实的样子。意思是：言行两者相比，行难而言易。行难，常会做得不够，所以需要勉励自己力行。言易，常多余，所以应警戒自己不要多说。作到言行之间互相照应，方可称得上笃实的君子。
2．从外而言，是言与时的问题。
时，指说话的对象、场合、早迟，甚至国家的大形势等。从《论语》中，可以看到诸如此类“时”的一些细节：（1）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之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卫灵公第十五》）（2）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季氏第十六》）（3）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宪问第十四》）[3]他们的意思分别是：可以说却不说，会失去与人交往的机会。不可以说却说，在言语上会有所过失。聪明的人既不会失去与人交往的机会，也不会在言语上有所过失。伺候君子有三种过失需要注意，第一，还没有到该说的时候就说，叫作急躁。第二，该说的时候却不说，叫作隐瞒。第三，不看对方的脸色就说，叫作瞎子。国家昌明的时候，在言与行上都可激烈，但国家黑暗的时候，在行为上可以激烈，言语则要保持谦逊。可以看出，对时的重视，实际上就是不单纯的执着于“言”和“不言”任何一方面，而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处理。
我们可以从下面例子里得到启示，深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论语·阳货第十七》说：“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朱熹解释说：“学者多以语言观圣人，而不察其天理流行之实，有不待言而著者，是以徒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夫子发此以警之。”[3]朱熹的意思，圣人之言只是其德性的自然流露，言是末，德是本。子贡是言语科中的比较优秀的学生，孔子怕子贡执着于言语，忽略对本心之德的体认，所以欲无言，促使子贡从自己内心探求。孔子的“予欲无言”，是他启发子贡的一种教育方式。在《论语·述而第七》的另一篇章，孔子又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于二三子者，是丘也。”孔子对隐的理解是“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3]认为当言就得言，否则就是“隐瞒”。在这里，孔子的“予欲无言”和“无隐”，实际上就是他对言与时关系的把握。
三、不言：慎的选择
以上探讨了言“诚”与“时”两方面，这两方面完善了，也意味着达到了“默”的本体层次。现在的问题是，对还没有达到本体高度的人而言，在追求完善的过程中，比较稳妥的选择应当是什么呢？古人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一般倾向于“慎言”，也就是从尽量不言做起。
这其中，《易传》是一个典例，这和《易传》本身的忧患意识有关。《易传·系辞下》说：“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认为《易》道所要传达的精神是：从始至终只有保持畏惧的心境，人生才不会有大的灾难。因此，《易传》多次提到慎言。如：（1）《系辞下》：“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2）《系辞上》：“乱之所生也，则言语以为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3）《系辞下》：“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4）《颐·象》：“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1]等等。总之，《易传》对言语不当可能导致的灾祸，有很清醒的认识：小则是躁的评价，大则是关系生死荣辱、功败垂成等等。因此，从《易传》的角度看，慎言主要为了避祸。另外，上文探讨“诚”的问题时，也提出过以“少言力行”来避免言语上的虚妄，可见慎言还有“闲邪存诚”的好处。
但是，提倡尽量不言，毕竟不是“适时而言”，所以有它负面的影响。上文曾说过的“可以说却不说，会失去与人交往的机会”，“该说的时候却不说，叫作隐瞒”这两条就是其证。所以选择慎言，只不过是出于利和弊的权衡。
最后，在《论语·宪问》篇，记载了一段公叔文子“不言”的故事，值得玩味。
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贾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孔子曰：“其然，岂其然乎？”[3]
公叔文子给人留下的是“不言”的印象，分析来说，公叔文子这种“不言”是仅仅执着于不说，还是已经处于“默”的本体层次，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公明贾很会说话，他为公叔文子辩护说：“夫子时然后言”，就是说公叔文子并非不言，而是适时而言。朱熹评论说：”然此言也，非礼义充溢于中，得时措之宜者不能。”\[3\]按照这种解释，“适时而言”的要求是很高的，公叔文子是否能做到，孔子持怀疑态度，所以接连反问了两句“是这样吗，是这样吗”。可见，在孔子的心里，公叔文子很有执着于不言的嫌疑，而执着于不言也很可能就是由于公叔文子“慎”的人生态度使然。
参考文献：
[1] (唐)孔颖达.周易正义［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清)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4.
[3] (宋)朱熹.四书章句［m］．济南：齐鲁书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