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语言哲学批判

　1 引言
　　
　　本文旨在反论文联盟http://思西方语言哲学，即分析哲学（analytic philosophy）、日常语言哲学（ordinary language philosophy）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ontologicallanguagephilosophy）。在此基础上，建议将前两者整合为分析性语言哲学，进而将分析性语言哲学和欧洲大陆本体论语言哲学整合为西方语言哲学，为中国语言哲学的建构奠定基础。
　　
　　2 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
　　
　　分析哲学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主要思潮之一，起源于弗雷格（frege, g.）、罗素（russell, b.），经过维也纳学派/维也纳小组（vienna circle）的努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等英语国家流传、发展，在英国等哲学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学术活动可以区分为分析哲学和日常语言哲学。两者的不同在于分析和研究方法。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具有共同特点。按照刘放桐等人的研究，这些共同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分析方法”：分析哲学家都关心如何把复合的东西分解为它们的组成部分。分析哲学家都肯定，无论语言表达式属于逻辑语言还是日常语言，哲学的任务都是澄清这种表达式的意义。第二，“反心理主义”：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成就就是把逻辑从心理学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中分离出来。尽管后来的一些哲学家（如后期维特根斯坦）并不完全反对心理主义，但他们的工作却是基于对逻辑规则客观性的承认，基于对传统认识论的排除。WWW.11665.COM因此，反对逻辑研究中的心理主义始终是分析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第三，“抛弃形而上学”：分析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反对形而上学，反对先天综合真理的可理解性，否认纯理智能够独自获得关于实在的知识。第四，“语言分析的重要性”：对语言表达式意义的描写和解释，是分析哲学的首要任务，也是分析哲学的重要标志。弗雷格就已经强调语言对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罗素和摩尔更是把一切哲学问题都归结为语言问题，而维特根斯坦则把思想的界限也划在了语言的范围之内。随着维也纳学派的兴盛和逻辑经验主义的发展，语言研究已经成为哲学研究的代名词。刘放桐明确指出，“重视语言因素在哲学研究中的作用并不是分析哲学中的特有标志，整个20世纪的西方哲学都以语言研究为特征，并由此与近代和古代哲学相区别。分析哲学不同于其他哲学思潮之处在于它把哲学研究归结为语言研究”（刘放桐等 2003：248）。也正因为如此，20世纪初被宣称为哲学中心问题的语言问题，似乎在该世纪中叶成为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以维特根斯坦呼吁分析日常语言为标志，开始了哲学中的第二次语言转向（linguistic turn）。
　　就上述4个特点而言，可以从两个方面予以批判。首先，从分析性语言哲学本身切入，“分析”是其贯穿始终的标志性特点。在这种语言哲学中，无论分析哲学还是日常语言哲学，都希望自己的分析具有一种针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治疗作用和预防作用，因为它们认为这类思辨都是由于不加批评、不加控制地运用语言，从而误用自然语言而产生的。但在分析哲学与日常语言哲学之间也存在着差别。前者通过建立可消除这类误用的科学语言来从事一种还原主义的工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它从逻辑出发，制定句子形成和句子语义解释的约定规则，以便排除形而上学陈述。对此，卡尔纳普（carnap, r.）的著名论文《通过对语言的逻辑分析克服形而上学》（1932）和重要著作《语义学引论》（1942）、《意义和必然性》（1947），艾耶尔（ayer, a. j.）的《逻辑实证主义》（1959）等是重要代表。如果分析哲学是通过逻辑分析、创造科学语言来消除语言误用、解决哲学问题，那么日常语言哲学则不创造任何意义上的语言，只是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分析来揭示在正常用法的有限范围内支配语言行为的模式。日常语言哲学的真正奠基人是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l.），他的相关主要思想集中体现在《哲学研究》（1952）中。其语言游戏论和意义使用论等（维特根斯坦 1992b）成为牛津日常语言哲学学派等日常语言研究的指南。这包括约翰•奥斯汀创立、约翰•塞尔发展的言语行为理论，保罗•格赖斯的会话含义理论，斯波伯和威尔森的关联理论。奥斯汀创立的言语行为理论在语言哲学中的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其一，语言不仅可以描写、反映人对世界的认知过程和结果，而且可以行事或者施为，这一发现突破了语言单功能观，迎来了语言多功能时代，为语言哲学研究人的主观创造世界（神话、童话和宗教等）提供了新的可能。其二，突破了语言真值观的局限，因为言语行为无所谓真假值，只有得体与否、实现与否之别。这两点可以称为语言哲学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主题之一。其三，奥斯汀将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区分为言说行为（locutionary act）、意向行为（illocutionary act）和取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为我们通过语言分析研究人的意向（目的）提供了可能。要知道，意向与人同在，是人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塞尔是哲学史上被忽略的人物。也许，忽略他的原因是人们认为塞尔一生做的主要事情是完善、发展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其中，他将言说行为变为命题行为，为我们以概念为材料、以命题为形式建构知识系统奠定了基础），缺乏独创性。其实，塞尔的最大贡献在于提出间接言语行为理论。所谓间接言语行为，就是言说行为与意向行为不一致，也就是人们说的话与真实含义不同。比如，有人想向同事借钱又不好意思直说时，通常实施间接言语行为：“哎，最近手头真紧。老岳母生病，孩子该交学费了……” 间接言语行为理论的提出给将言语行为理论发展成为一种涵盖一切语言现象的普遍理论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语言中最难分析、与人关系最密切的现象往往都是间接言语行为。言语行为理论之后，格赖斯基于语言交际的对话性，进一步系统研究对话中的意向行为（说话人意义），但是他叫做“会话含义”，该会话含义理论的核心是“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包括质、量、关系和方式4个准则。其中，质指说话人说出的话要真实，不能说假话；量指说话人说出的话在数量上要适当，不多也不少；关系指说话人说出的话要与说话人及其言说主题相关，不能离题；方式则指言说要直接、简明。按照他的理解，这4条准则既是说话人言说时应该遵守的，也是受话人解释话语所应该遵守的规范。也就是说，对话语分析只要照此4条准则实施，就可以确定说话人的含义（意向）。不过，他又将会话含义区分为一般会话含义和特殊会话含义。这样，就出现一种异常情况：无论对合作原则遵守与否，都会产生会话含义。正是这种情况消解了格赖斯理论的价值和信度。尽管如此，他将话语中的说话人意义作为研究重点的做法，得到了学界和后来学者的赞赏。之后是斯波伯和威尔森的关联理论。关联理论认为格赖斯研究会话含义的合作原则太空太泛，可操作性不强。于是，上述两位学者便从合作原则中的关系准则出发，将话语含义区分为与话语字面意义一致者和不一致者两种。不论是哪一种含义都与说话人的交际-认知目的、言说主题、语境和受话人相关联。于是，对于话语含义的分析和确定来说，关联性（包括最大关联性、最佳关联性）就是核心环节。斯波伯和威尔森主张，所有话语含义的分析和确定都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通过解码获得话语的字面意义。如果字面意义与说话人的交际-认知目的、言说主题、语境等因素具有最佳关联性，那么它就是该话语的说话人含义，含义的分析和确定过程到此结束。第二阶段，如果话语的字面意义与上述因素不具有最佳关联性，就须要通过认知假设来断定、推导说话人的真正含义。受话人不同，其推导话语含义的过程在长短上也各不相同，但这一阶段直到找到最佳关联性和话语的真正含义为止。坦诚地说，关联理论迄今为止还停留在理论假设阶段，不仅其基本范畴——认知语境、最大关联性、最佳关联性、推导等还不确定，而且其解码规则和假设-推导规则都有待于建立。以上是自赖尔提倡、后期维特根斯坦奠基以来，分析性语言哲学发展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