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颜乐处”既是中国历史上的佳话，又代表了中国古人最高的生命理想。这种理想与其说是出于一种对无奈人生的精神自慰，不如说是在直接切入生命苦难后而迎来的对人生命运的彻底的皈依，即孔子所谓的“知天命”是也。当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时他实现了这种皈依，当张载讲“贫贱忧戚，庸玉汝于成”时他也实现了这种皈依。因此，一个真正的儒者，他乃是《周易》的“忧患哲学”的忠实的信徒；一个真正的儒者，他也是敢于直面惨淡人生和血淋淋现实的真正的勇士。对于一个真正的儒者来说，“冯河暴虎”“勇冠三军”充其量是一种“匹夫之勇”；一个真正无畏的勇士乃在于他不仅敢于只身担荷苦难人生所带给他的生命的不可承受之重，并且还独具只眼地把这种生命的重荷视为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视为是上天给予他人生的最大的眷顾、最高的馈赠。

　※“感而生弃”的故事告诉人们，历史总爱和中国古代的伟人们开着辛辣的玩笑。在中国历史上，大凡伟人们似乎总是生无“福相”，总和“大富大贵”的命运毫不沾边，他们要么生不逢时，要么出生于“缺损型家庭”而被家人遗弃。以“弃”为名的周人先祖后稷是如此，作为私生子的孔子也不例外。这似乎预示着他们一出生就背负着无家可归的命运，一出生就为世所不容。他们就像被上帝遗弃而流离失所的以色列人，就像“德行并不许诺幸福”的约伯，苦难就像他们的名字一样在他们的生命中如影随形。然而，和一般人不同的是，如果说一般人因此而怨天尤人地抱怨世道对他们不公的话，那么，他们却对这一切不仅安之若命，而且恰恰从中看到了自己不可让渡的庄严使命，看到了自己生命，自己人格的无上尊贵、无上殊荣。因此，当孔子和其弟子们去鲁、斥于齐、逐于宋卫、困于陈蔡，其一生像疲奔于旷野山林中的野兽那样四处流浪、为世不容之时，当孔子的一些弟子对这一命运感到深深不解之时，孔子却告诉他们：如果凡仁者就必然得志，就不会有饿死在首阳山的伯夷、叔齐；如果凡知者就必然得志，就不会有因谏而被剖心的王子比干。或者换用孔子最心爱弟子颜回的话来说：“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易言之，孔子之所以为孔子，恰恰在于他为世所不容，在于中国之大，已放不下一个孔子。
　　※如果说对于西人来说，哲学始于惊奇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古人来说，哲学则始于忧患。因为，一种真正的中国哲学乃是人自身生命的哲学，而苦难正是人生哲学得以呱呱坠地的助产婆。苦难使人生命欲望遥不可及、屡屡不逞，同时，苦难又使人生命欲望愈发如饥似渴；苦难为我们迎来了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同时，苦难又为通向一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想王国叩开了大门，使人类开始从一己之欲走向人我之互欲，从一种对“欲”的顶礼走向了对作为“原欲”的“情”的皈依。这一切，也正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为我们民族所做的工作。而这一工作与其说得益于孔子的天资聪慧，不如说得益于集孔子身上的与生俱来的生命残缺——那种单亲家庭的家的残缺，那种血缘政治解体的国的残缺，那种诸侯割据征战所带来的满目疮痍的整个天下的残缺。正是在这种血淋淋的生命残缺之中，才为我们诞生了重返家、国、天下和吁求大爱无疆的伟大的儒学。
　　※儒家的伟大不仅在于对自己生命痛苦的敏感，而且也在于对他人生命痛苦的敏感。因此，一个真正的儒者，他是沉溺于《周易》所谓“旁通之情”的真正情痴，他把是否具有“恻隐之心”视为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的唯一标志，他像“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者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的古圣贤那样，是那样的视人若己地与他人的病苦疾痛相感、休戚相关，以至于虽为一己之身，却可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地担荷起整个天下的生命苦难。儒家的伟大不仅在于矢志于自己生命痛苦的解脱，而且也在于矢志于他人生命痛苦的解脱。因此，一个真正的儒者，他是勇于对治人间重患、救死扶伤的真正大医，他把拯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视为永远不可让渡的自己生命的至上天职，无论天下多么的无道，无论人性多么的黑暗都不能使他与时俯仰地向既定的现实妥协，他是那样地不甘为鲁迅所谓的“看客”、禅宗所谓的“自了汉”，以至于虽为一介文士，却可以为万民请命，虽可以自我解脱，却始终不改“只要天下还有一个人不自由，我就不得自由”这一内心的弘愿。
　　※谁说儒家没有自己的上帝！“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正如这一孔子的自画像表明的那样，孔子心中是有上帝的，是有一个可以使自己忘掉饥苦、忘掉忧患乃至忘掉生死的上帝的。但是，这个上帝却不是那种从世界合理性的终极因中推导出的上帝，而是一个列维纳斯式的上帝，一个在直面集中营里他人的无助的“面容”时邂逅到的上帝，一个用他人的痛苦叩开了我自己封闭心扉的上帝，从而也是一个使人走出自我的狭小天地，趋向作为真正大写的“他者”的上帝。相反，和孔子不同，中国历史上有些人的确心中没有上帝。宣称自己就是“天命”的殷纣王没有上帝，自封为所谓“帝”的秦始皇也没有上帝，因为愈是无限放大唯我的自己，作为真正“他者”的上帝就愈远离自己。
　　※“流离文士命，慷慨逐臣心”。苦难成就了孔子，也成就了写下这一诗作的王阳明。如果不生逢一个君昏臣暗、时事日非这一志士仁人仰天锥心而泣血的时代，如果不身遭陷囹圄、伏刀锯、投荒万里这一命系一线、“百死千难”的个人厄运，王阳明就不能成其为王阳明。同样，如果在苦难的人生中和《周易》失之交臂，而没有为我们留下用其全部心血写下的“玩易窝记”，王阳明亦不能成其为王阳明。正是在对大易精神的品味中，使王阳明与那些“不事王侯，高尚其志”的古人，那些“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的古人，那些“内难而能正其志”的古人不期而遇，使王阳明不无感激地蓦地发现，个人的痛苦与其说是生命的厄运，不如说是“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这一上天的厚赠；同时，使王阳明开始切身体会到，自己的痛苦连着古今整个人类的痛苦，自己的心息息相通着古今整个人类的心，故“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从而使自己最终实现了从程朱的“穷天理”的“理学”，向孟子的“知恻隐”的“心学”的伟大皈依。由此也可以得出的是，宋明“心学”乃至整个儒家所讲的“心”，与其更多地是一种“知”的“心”，不如说更多地是一种“情”的“心”，即所谓“满腔子恻隐之心”的“心”。
　　※中国哲学史上必须为李贽留下重重的一笔。如果说朱子是中国哲学的黑格尔的话，那么李贽则是中国哲学中的尼采。像尼采一样，他是一个彻底生活在自己生命的真实里的思想家，尽管他生活在一个完全用谎言编织的社会里。他彻底的不仅从不知道如何与时俯仰，而且也从不知道韬光养晦、敛迹藏锋；他彻底的不仅从来都童心无忌，而且也始终都童言无忌。在一个人人都指鹿为马的时代，他却一针见血地指出皇帝并没有穿着衣服的真相和事实；在无人不鹦鹉学舌地只习惯于用一种钦定的声音说话之际，他却大声宣布“执一便是害道”，宣布唯一的话语绝非真理。因此，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抗思想专制主义的最无畏的勇士。即使明知其书被禁，他依然在不停地写作；即使其明知身被囚，他依然要放言地议论。这种对表达的献身与其说是来自对个体思想自由的崇尚，不如说深深植根于我与他人一体之仁的血肉相连、疾痛相感，深深植根于忧以天下、乐以天下这一“士以天下为己任”的人生信念。这种信念使作为“士”的古代知识分子意识到，他在抒发自己生命真情实感的同时，也一言九鼎地为沉默的普天下人代言。故对于他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自艾自怨而可以自我隐忍的“私人语言”，任何语言表达的都是我身上所载有的整个人类生命意志的欲罢不能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