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全面地论述了人的性情在审美体悟中至关重要的作用。性情的摇荡不仅是审美体悟的根本原因，而且也使审美体悟以一种激越的过程表现出来；更为重要的是，《性自命出》的作者把审美体悟体当作“反善复始”的一个重要途径，把美学思想与天命论结合起来，依托性情，回归天命，提升自我，与《中庸》《孟子》具有内在关联，使儒家的美学思想向前大大地跨进了一步。
关键词：性自命出 性情 审美体悟 反善复始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一文，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儒家思想的性命之学、心志之学，构建起了“天→命→性→情→道”的心学贯注、存有、转化、推进、物化的模式，是对孔子本体论的转进、深化和提高，而且其美学思想也超越了孔子。《性自命出》的美学思想依托于性情，生发于心志，摩荡于悲忻，“反善复始”，把审美提升为体认天命的重要途径，磨砺性情，回归自我，具有十分深刻的美学史、哲学史意义，是值得我们认真对待的。
一、审美体悟是性情外化的形式
孔子的美学思想视善为美的根本，是其“仁学”的自然延伸。在《论语》中，美是“个体的心理欲求同社会伦理规范两者的交融统一”。[1]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孔子认为人的“性”与“天道”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遥远神秘之物，存而不论，因此，他对人的“性”“情”几乎没有展开任何本质上的讨论。WwW.11665.coM[2] 这就在客观上导致了，在其美学理论框架中社会伦理规范压制个体心理欲求的态势 [ 孔子思想的根本性路径，在于给人的天性中灌注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伦理规范，“学而时习之”，（《学而》）“举一反三”，（《述而》）并使之深入到人的灵魂之中，以一种“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出神入化的修养取代天性，或者说，与人的天性融为一体。这就是“仁学”的实质 ]。但是，在《性自命出》这篇不到1600字的短文中，作者就提到“性”字24次，提到“情”字20次，系统地论述了“性”、“情”在主体性中各个层面上的存有形态、转化和归依的状况。这在哲学史上是对孔子思想的调节和补充，在美学史上也是至关重要的发展。
值得深究的是，作者从本质上继承了孔子“性”与“天道”下注于主体的思想，肯定了“性”的天赋性、先验性和本原性，但同时他又淋漓尽致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把“性”界定为一种生命的动力，使之外化在一切实践的层面：
凡性，或动之，或逆之，或教之，或厉之，或出之，或养之，或长之。凡动性者，物也；逆性者，悦也；教性者，故也；厉性者，义也；出性者，势也；养性者，习也；长性者，道也。（《性自命出》第9、10、11、12简 ）[3]
而这种生命的实践性外化，又自始至终都是与“情”胶着在一起的：
性自命出，命自天降。道始于情，情生于性。（《性自命出》第2、3简）
仁，性之方也；性或生之。忠，信之方也；信，情之方也。情生于性。（《性自命出》第39、40简）
性是情的本原、依托，是生命的力量；情是性的激发、摇荡，是性命的飞动：
喜怒哀悲之气，性也。（《性自命出》第2简）
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性自命出》第29简）
用情之至者，哀乐为甚。（《性自命出》第42、43简）
挖掘出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征，从而在儒家哲学体系中，在中国美学发展史上开拓了一片新的天地。人的喜怒哀乐，是情感摇荡的结果，而艺术的审美体悟，则是情感的升华：
《诗》、《书》、《礼》、《乐》，其始出皆生于人。（《性自命出》第15、16简）
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性自命出》第23简）
其声变则其心变，其心变则其声亦然。（《性自命出》第32、33简）
艺术的创造只有来自人的真实情感，才有可能感人至深。在作者看来，这正是《诗》、《书》、《礼》、《乐》经久不息、源远流长的根本原因。艺术是情感摇荡的结果，至真至纯的性情是艺术赖以打动人的心灵、唤起人的美感之关键所在。人的生命本体，受到外界事物的诱发，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情感摩荡而导致艺术精神和审美体悟的生发，本来就是人更为圣洁、更为真诚、更富有审美意境的存有方式，是生命本体至圣至神的必需。这种论述在《论语》中是没有的。它们标志着中国美学史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美学史家刘纲纪先生指出：“情感的表现是中国古代艺术哲学的核心。”[4] 从此以后，《乐记》的“情深而文明”，《诗大序》的“吟咏性情”，刘勰的“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的“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都莫不导源于此，基始于此，而且源远流长，在中国美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以性情为动力，以骨气为主体，生生不息的传统。
二、审美体悟是一个激越的过程
潜心阅读《论语》，我们感到的是孔子在理论上的冷峻气息，“从心所欲，不逾矩”。（《为政》）究其原因，主要是自始至终都贯穿了一种“中庸”的力量：
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学而》）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子罕》）
孔子的这种中庸力量，并不仅仅是以某些词句集中地表现出来的，更为重要的是以一种理性精神，透入骨髓地融化于他的思想体系之中。承认矛盾、又使矛盾和谐化的辩证法，是
春秋末期一个没落贵族对往日辉煌的流连，也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对在宗法制笼罩下的中国人之生活方式、行为方式的高度概括。《性自命出》的作者彻底地继承了孔子的中庸精神，并且是把这种精神贯注到了他的“人学”理论的框架之中，作为固定心志、体认天命的首要人生准则来立论的。应该说，这是先秦儒家的共性：
有其为人之节节如也，不有夫简简之心则采。有其为人之简简如也，不有夫恒殆之志则慢。人之巧言利词者，不有夫拙拙之心则流。人之悦然可与和安者，不有夫奋作之情则侮。有其为人之快如也，弗牧不可。有其为人之愿如也，弗辅不足。（《性自命出》第44、45、46、47、48简）
身欲静而毋憾，虑欲渊而毋伪，行欲恿而必至，貌欲庄而毋拔，欲务齐而泊，喜欲智而无末，乐欲释而有持，忧欲敛而毋闷，怒欲盈而毋盖，进欲逊而毋巧，退欲慎而毋轻。欲皆文而毋伪。（《性自命出》第62、63、64、65简）
但是，《性自命出》一文在哲学的框架上具有深刻的矛盾。亦即，作者一方面要努力坚持孔子的伦理道德，并始终以这种伦理道德来统领、宰制人的性情，另一方面当他面对人的性情时，又不得不如实、客观地加以描述、阐发，出现了客观描述大于理论思想的状况:
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至其情也。哀、乐，其性相近也，是故其心不远。哭之动心也，侵杀，其烈恋恋如也，戚然以终。乐之动心也，深郁滔，其烈则流如也以悲，悠然以思。凡忧思而后悲，凡乐思而后忻。（《性自命出》第29、30、31、32简）
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苟有其情，虽未之为，斯人信之矣。（《性自命出》第50、51简）
在这里作者空前地强调了情的重要性，已经把“真情”升格为衡量一切视听言动的标准，与孔子的“中庸之德”已经很不一样了。这一方面反映了儒家哲学本来就有真性、真情存有的空间，是儒家赖以存有、发展的基础，具有巨大的生命力；[5] 另一方面也透露了思孟学派何以最终携带着“性”、“情”、“气”等具有强烈个体化色彩的范畴，走出孔子理论架构的秘密。这种矛盾是性情与伦理的矛盾，是个人与关系的矛盾，也是自由主义与社会群体的矛盾，古今中外思想史上都概莫例外。其深刻的理论启示是巨大的。
事实上，这种矛盾并不仅仅是理论在情感面前无能为力的问题，笔者以为，还有其深刻的哲学根源。《性自命出》一文，短小精悍，却如文气激荡，关键是作者依托于性情，弘扬生命的价值，倡导“人道”在这个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凸显了个体的价值：
牛生而长，雁生而伸，其性使然。人而学，或使之也，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树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性自命出》第8、9简）
爱类七，唯性爱为近仁。智类五，唯义道为近忠。恶类三，唯恶不仁为近义。所为道者四，唯人道为可道也。（《性自命出》第40、41、42简）
这就必然要在美学理论上滑出孔子的轨道：
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滔如也斯奋。听琴瑟之声，则如也斯叹。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性自命出》第24、 25、26简）
喜斯陶，陶斯奋，奋斯咏，咏斯摇，摇斯舞。舞，喜之终也。愠斯忧，忧斯戚，戚斯叹，叹斯抚，抚斯踊。踊，愠之终也。（《性自命出》第34、35简）[6]
审美活动所唤起的情感，是有审美对象与审美主体的互动，共同碰撞产生的结果。《性自命出》的可贵之处在于，把审美体悟界定为一个主体与客体相摩荡，波澜起伏的过程，主体是审美的内在根据，客体是审美的外在条件；主体审美情感随客体世界的迁移变化而摇曳，客体的存有状态随主体有意向的选择而凸显其存有的意义。应该说，在这里，《性自命出》已经涉及到哲学上和美学上极为深刻的东西，开了刘勰“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的先河。如果我们把它的思想在向前推进一步，就几乎可以与王阳明、海德格尔实行思想对接了！[7]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研究的地方。
三、审美体悟是“反善复始”的重要途径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这里有两个意思，一是艺术的创作思想不能在伦理道德上违反仁义礼智、君臣父子的规范；二是艺术的创作手段不能在形式上违反中庸之道的模式。“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学而》）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八佾》）才是至善至美的风格。只有这种“思无邪”的作品，才“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尔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阳货》）应该说，孔子是充分注意到了艺术的内在特征的。但是，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以知识认识作用代替审美体悟，以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覆盖、宰制艺术规律的观点，其审美的主体性体现得十分微弱。在人类的思想史上，主体性的弘扬从来都是与社会整体控制相矛盾的，正是在这种矛盾摩擦推进、循环往复的过程之中，人类得以完善了自己，也同时使社会的结构趋于合理。孔子的思想毕竟是历史发展的一个思想环节，它有它存有的历史根据。
对于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实行全面的集权统治，集中社会的整体力量以克服各种困难的必要性，对孔子“里仁由义”，“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里仁》）的仁义归依，《性自命出》的作者是有深刻认识的。这就是作者著文论述“凡人虽有性，心无定志，待物而后作，待悦而后行，待习而后定”的根本原因。但是，“心无定志”来自性情的摇荡，虽然可以“习而后定”，但是，我们回避不了人的性情和情感，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审美体悟。正是在充分认识到审美体悟与性情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之中，作者发现了一
条最为直截、深入地触及人的灵魂，直达仁、义的捷径——这就是审美体悟：
《诗》，有为为之也；《书》，有为言之也。《礼》、《乐》，有为举之也。圣人比其类而仑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文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性自命出》第17、18简）
吟，由哀也，，由乐也，愁，由声（也），呕，由心也。（《性自命出》第33简）
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性自命出》第36简）
孔子在把握审美体悟可以直达仁义，把人的个体心理体验与社会伦理统一起来的思想，是与《性自命出》的作者一样的。孔子也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但是，我们如果全面地分析了《论语》与《性自命出》的整个思想体系，就会轻易地发现，孔子之“游于艺”的目的在于达到道德仁义的境界，他的思想始终都在致力于仁义与人的心理欲求的统一，可是这毕竟只是一种后天的愿望，需要付诸长时间的努力奋斗才能达到。在现实生活中，在专制集权势力十分强大的中国封建时代，往往是封建宗法伦理的规范取代了人的天性，人的主体性是谈不上什么空间的。《性自命出》的创作目的是为了锤炼“性”、“情”，在儒家的理论框架中为人的主体性赢得一片蔚蓝的天空。正是由于《性自命出》的创意都是建立在“性”、“情”之上的，其审美体悟的作用也就在主体性的阐述、丰富和建树中，得到了深刻的认识：
观《赉》、《武》，则齐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俭。咏思而动心，如也。其居节也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纵之也。凡古乐宠心，益乐宠指，皆教其人者也。《赉》、《武》乐取；《韶》、《夏》乐情。（《性自命出》第25、26、27、28简）
审美体悟的目的，就是要更直截、更顺利地“反善复始”。作者的论述虽然并不是以“反善复始”为逻辑的最终归宿，但是，从上下文的语境中，《性自命出》中确有这样的背景。 “反善复始”这一命题直接来源于《礼记·祭义》的“反古复始”。这是思孟学派依山点石，借海扬波的结果。“反古复始”的理路是，通过对祖先的祭祀，对宗亲的复归，在细密、繁复的礼仪之中，体认天命，“报本反始”，它的理论本质是宗法性的天命皈依；而“反善复始”却重在通过审美体悟，通过音乐欣赏，来确证自我，虽然这种“自我”仍然具有天命的支撑。《性自命出》指出“义也者，群善之也”，（第13简）郭店简《语丛·一》也有“有物有容，有尽有厚，有美有善”（第15简）“爱善之谓仁”（第92简）的命题。可见，在郭店简中，“善”是一个直接脱胎于“仁义”，却又超越了“仁义”，甚至高于纯粹美的一种概念，
也就是后来孟子“此善不与恶对”之先验的“善”。这里的“始”，就是《易·乾》“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的元初之“始”，就是“性自命出，命自天降”的“天”，也是超越了善恶的，先验的心之本体。因此，“反善复始”在精神上追求仁与义，在主体上回归性情，在实践上“固定心志”，把审美的体悟与天命的皈依融为一体。从哲学史的发展来说，《性自命出》的这种美学观，是与《中庸》“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以及“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完全一致的思想路径，而且还直追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超越思想，这就使儒家的美学思想向前跨了一大步。
注释：
[1] 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
[2]《论语》中共提到“性”字，“情”字各两次，都没有正面论述这两个概念。
[3] 本文所引用的《性自命出》原文，参阅了廖名春先生《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校释》（请参见2000年8月油印本《清华简帛研究》第一辑），在此致谢。
[4] 刘纲纪：《艺术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86页。
[5] 《语丛·三》第98简有“丧，仁之端也”的判断，这给我们透露了由前儒时期为人主持丧礼而来的儒家哲学，对人的观察是极为深刻的，对人生的生老病死也天然地富有悲悯的情感。另外，儒家重视诗教和乐教，上海楚简披露的《诗论》中有“诗不离志，乐不离情，文不离言”的重要判断，这也说明了情感在儒家哲学中的地位。
[6] 这里的第二段引文与《礼记·檀弓下》相近，但是，《礼记》之文是谈论丧葬之踊，而这里却是谈论“凡学者求其心为难，从其所为，近得之矣，不如以乐之速也”，是地道的美学之论。这是《性自命出》利用儒家已有经典，推陈出新，点石成金的典范。
[7] 王阳明指出：“有是意，即有是物；无是意，即无是物。”（《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海德格尔认为：“真理不是关于对象（客体）的真理，而是人自己的在的真理。真理不是知识，而是人的在本身的展现、澄明。”（参见刘放桐等编著《现代西方哲学》下册，第5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