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后农民在“从身分到契约”过程中经历了一个独特的“身分+契约”的阶段，在此阶段旧的身分挥之不去，新的身分不易获致。更为重要的是在此阶段，农民在城市只能获致底层的就业机会，在工资待遇方面，农民即使是与正式工干着同样的工作，甚至付出更多，但在收入上却与正式工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是工资比正式工低很多，其次农民工的工资都是一次性给付的，基本不存在养老保险等待遇，而正式工却可以终身享受多项社会保障，而且在此阶段农民要承受身为“农民”和“工人”的双重负担。 
　　关键词：身分 契约 身分+契约 农民工
　　一、农民经历“身分+契约”的特定阶段
　　亨?萨?梅恩在《古代法》中指出：“我们可以说，迄今为止进步社会的运动都是从身分迈向契约的运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评价说：“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分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说过了。” 弗兰克也说：“从社会的有机多位一体这一性质，从充当社会基础的精神生活必然是团结原则与自由原则的结合这一特点可以得出结论：社会必然分解为一个个以契约形式相互关联的权利主体。” 
　　身分是指生而有之的可以成为获得财富和地位的依据，“人的肉体能使人成为某种特定社会职能的承担者，他的肉体成了他的社会权利。WwW.11665.coM” 身分成为确定人们地位高低、权利大小、义务多少的根本标准。身分的本质就是讲究差别、亲疏、尊卑、贵贱，因而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分水岭，人与人之间一切差别的总根源。 后现代理论家拉希和尤里说，“个体结构和主体身分必须从物理空间和地点（例如邻里、城镇或国家等）分离出来的文化符号那里不断地得以重构。” 在中国，表面上看是地点（农村和城市）区分出农民和市民，其实是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制度（符号）区分出二者的身分。改革前农民只能固守在土地上务农，并且不能享受市民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这就是典型的身分社会的特征。
　　而在“契约社会”，契约是设定人们权利义务的常规手段，是指依据利益关系和理性原则所订立的必须遵守的协议，其实是当事人自己为自己设定权利义务，它不像“身分社会”那样依靠出身继承而不作任何努力却获得种种特权，它主要依靠的是每个当事人自身的努力，通过自由竞争，自己设定权利，自己履行义务、自己承担责任，契约因而成为创设人们权利义务的种种手段中最合理的手段，它能激发和维持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契约的基础是主体平等、权利义务对等、等价有偿，契约就是法律赋予人们的争取实现权利义务平等的最主要的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不满足于固守在责任田上，开始追求发展，在此过程中农民确实经历了“从身分到契约”的转变，然而，由于缺乏城市户口，农民在此过程中所经历的转变与市民经历的转变是有着很大差别的，农民必须经历一个特定的“身分+契约”阶段。 
　　改革开放后农民的角色分化十分明显，由以前整齐划一的以务农为职业的“农民”，分化出“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这两个概念可能是我们听得最多的，前者数量虽不及后者多，但前者的影响力却很大，他们不仅有能力、有钱，而且正在由以前的边缘群体日益走向社会的权力中心，这点只要看看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农民企业家”数量日增即知。“农民企业家”还是传媒乐于追捧的人物，《扬子晚报》现在有一个“非常人物”的版面，隔三差五就可以看到“农民企业家”的报道，报纸的阅读群体主要是市民而不是农民，“农民企业家”的有关报道可能会引起越来越以财富为取向的市民的“心态开始失衡”，时不时再加上一句“农民终究是农民”。 农民工为数甚众，一般而言在乡镇企业工作的有1.3亿，进城“打工”的应有1亿左右，我们对“民工”的了解就不需经过传媒了（当然传媒也不乐于此事），我们可以从生产和生活中直接了解到，童星曾指出：在城市中，从环卫工人、花匠、泥瓦工、木匠、屠宰场工人、纺织厂工人、服务行业的招待员到各种个体工商户，农民扮演着越来越多的职业角色，发挥着越来越大的正功能。 
　　与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不同，经常见诸报端的是“农民××”的报道。《扬子晚报》（2002年12月13日）报道了《农民发明家的故事》：尚贯通是河南省巩义市农民，他利用中草药与农家肥结合，经过48次实验，配置既能增产，又能改善作物品质的“压缩饼干”式特种肥料——“高效植物园微肥”，获得了国家专利。《扬子晚报》（2002年10月4日）报道：长江三峡11月23日将上演惊心一幕：3位农民将驾驶摩托车，实现人类首次在自由摆动幅度为80厘米以内的钢索上骑摩托车高空行走的壮举。据悉，3位农民均为“中国西部农民摩托车特技队队员”，该队由8位农民摩托车爱好者自发组成。近日，在苏州工业园区新开了一家姑苏翻译社，翻译社的老板是个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他叫马惠兴。两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马惠兴参加了苏大口笔译中心的中级英语口译培训班，他凭着一股牛劲，终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了，成了“农民翻译工作者”。2003年2月18日报道，一群种田的、杀猪的、做泥瓦匠的、做木匠的组成了一个电视剧组，六年时间内，他们竟拍了20部32集电视系列片——《竞城雄风》，《扬子晚报》报道的标题为《农民自拍电视剧》，因为该电视剧组的人员全是当地的农民。
　　《南方周末》（2002年11月16日）发表刘洪波的《农民可不可以造飞机》一文中指出，广东农民张斗三带着他的“怪翼飞机”应邀参加了今年的珠海航展。文中说这几年媒体上报道的正在造飞机的农民，除了张斗三还有不少，还列举了山西、山东、宁夏、陕西、湖北、四川、浙江的8位农民，都在从事自己的飞机制造工作，这批“农民飞机制造者”中有成功飞起来的，也有没能成功飞起来的。另据《南方周末》报道，在2002年国家司法考试中，广西南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有30人左右报考，但无一人通过，而全广西有两位农民报考，有一人通过了考试，通过率为50%，这样我国就有了“农民律师”。据《光明日报》报道，王永安是国家级贫困县——安徽省岳西县青天乡的农民，他将村妇们一针一线手工纳制的布鞋通过互联网卖到美国、日本、芬兰等10多个国家，创产值达300多万元，因此文章的标题为《第一个在网上卖布鞋的农民》。 借助网络中的flash形式，一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让雪村一夜之间成为著名的“农民歌星”，并且享受了一个歌星能够享受的最高“荣誉”——在中央电视台2002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独唱了一首歌。
　　纵观对改革开放后农民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的称谓和报道，除了确实有新闻价值外，各种各样的“农民××”的称谓其实是二元社会的影响太深所致。除了种田的农民不必称为“农民种田者”外，农民干其他任何工作都被称为“农民××”，盖因为农民只应是种田人，干其他任何工作都成了新鲜事。对此现象，王春光曾指出：“正是当前我国独特的城乡社会空间与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群体社会记忆（包括务农等活动）之间的互动铸就了他们的社会认同，而新生代基本上是没有了务农经历的打工仔（妹）群体，依然背负了农村社会时空的背景。” 
　　从个体和社会的关系来看，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角色构成的。人的一生要进入不同的社会位置（拥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因而要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同时，由于社会生活的多元性，也使处于同一社会地位上的个体要同时扮演不同的角色，根据角色所占据的社会地位是否经过角色扮演者的主观努力，将角色划分为先赋性角色与自致性角色。先赋性角色是指那些不必经过角色扮演者的努力而由先天因素决定或由社会所规定的角色。自致性角色是指个体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进入某一社会位置后所扮演的角色。 陆学艺曾指出：在农村建成人民公社制度以后的相当长时期里，农民首先不是被当作一种职业，而是被当作一种与生俱来，难以改变的身分。 这种身分即使是在以契约的形式获得了其他职业（社会角色）时，身分也挥之不去，也就是自致性角色必定还会冠以先赋性角色，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先赋性角色+自致性角色”或“身分+契约”。而城镇非农业人口则不必如此，现以表1表示这种区别：
　　 表1 户口类别
　　角色类别 非农业户口 农业户口先赋性角色（身分） 市民 农民自致性角色（契约） 工人、干部、企业家、歌星、发明家、律师等 农民企业家、农民工、农民歌星、农民发明家等 
　　改革开放后，农民经历“从身分到契约”的转变路径应具体化为“从身分到‘身分+契约’再到契约”三个阶段。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获致城市户口的“农民企业家”、“农民工”等都将去掉“农民”这一身分标签，成为“企业家”、“工人”，也就是进入“契约”阶段。在“身分+契约”阶段最主要的特征是身分对契约产生重要影响，下面以人数甚众的“农民工”为例分析此阶段的特征。

　二、“身分+契约”阶段不易获得契约式就业
　　滕尼斯曾说：“在自然法的社会概念里，所有的人作为理智的和有行为能力者，先天就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是而且拥有他的随自己意愿行事的某种力量、自由和领域。……每一个人如果有材料和器械，都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制造新的东西作为自己的东西。因此，每一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活动变为东西并且出售它。他可以把它变为一种承诺即一项契约的对象。” 涂尔干指出，如果分工是自发产生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是自发产生的，……。社会不仅没有强迫个人从事某种特定的职务，而且也没有对个人获得与其能力相适应的地位设置任何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或者至少在平均情况下，个人本性和社会功能之间就会产生一种和谐状态。在竞争者们在争夺工作的过程中，如果不存在任何妨碍因素和辅助因素，那么谁有能力胜任哪种工作，谁就肯定会得到它，决定分工形式的惟一因素就是人们的能力差异。 
　　我国《宪法》规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权利平等原则的一种基本表述。《劳动法》第3条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和其他劳动权利；第12条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这些法律规定都明确地体现出就业权利平等的现代法律精神，但是，我国许多城市的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却明确地告诉我们：中国劳动者的就业权利因户口、出身地的不同而不同，本地人的就业权利高于外地人的就业权利，在就业领域歧视外地劳动者不仅是合理的，而且也是天经地义的。
　　1995年2月13日，上海市劳动局发布《上海市单位使用和聘用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办法》，在中国首次确立了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这一制度将行业工种分为三类：a类为可以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b类为调剂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c类为不准使用外地劳动力的行业工种。从公布日起，各企事业单位已使用的外地劳动力属于上述行业、范围的，必须限期清退。违反通告的单位一经查实，将按有关规定予以经济处罚，情节严重的，予以通报批评。该《办法》将职业分为两类、将国民分为二等（本地人、外地人），规定相对较好的职业只能由本地人担任，这实际上是在新中国第一次确立起内容明确的职业保留制度。职业保留制度，是禁止和限制某类国民从事某些职业（或行业），而让另一类国民独占这些职业或者享受就业优先权的制度形式。 被保留的职业一般都是地位较高，条件较好和待遇较厚的职业，有资格独占这些被保留职业的国民一般均为国民的上层。职业分类、国民分类是职业保留制度的基本特征。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给予了农民土地的同时，我国就有城市居民就业优先的劳动就业制度，但在法律条文表述上明确地绝对地将某一社会群体排除在特定的职业大门之外的法律、法规此前还未曾出现过。因此，上海制定的上述关于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的规章标志着新中国职业保留制度的正式出台。
　　上海市的做法作为推进再就业工作的成功经验在全国的许多城市中产生了很强的示范效应。当城市下岗问题凸现时，政府一个自然的反应就是限制外来劳动力。广东地方政府强调“三先三后”原则，即首先考虑城市里的工人，后考虑农村来的工人；首先考虑当地人，后考虑外来人口；首先考虑本省里的人，后考虑外省人。 青岛市也出台了《青岛市城镇单位招聘使用外来劳动力管理办法》。该《办法》规定，全市实行统一规范用工审批程序，按使用劳动力的单位、行业、工种等特点分为允许使用、禁止使用、调剂使用三类标准。1997年初，北京市也加入了限制使用外来劳动力的城市的行列，到2000年初，北京市限制使用外地来京务工人员的行业为8个，限制的职业为103个。 南京市对外来劳动力的限制性法规包括：征收一定的费用；行业、工种限制；城市工人优先原则；用工须经审批。据南京市劳动监察大队提供的数字，1997年南京市清退外来劳动力25341人，1998年上半年又清退11000人，共36000人。 
　　李强曾采用美国社会学家帕金（f.parkin）的理论模式分析这一现象。帕金认为，任何社会都会建立一套程序或规范体系，使得资源和机会为社会上某些人享有而排斥其他人。总的说来，有两种排斥他人的方式：一种是“集体排它”的方式，例如以种族、民族、宗教为区分标准，而将某些社会群体排斥在资源的享有之外，另一种是“个体排它”的方式，例如通过考试来选取人才，这样被选取者和被淘汰者都是以个体形式出现的，并没有一个身分群体被整体排斥，现代社会的基本趋势是从集体排它转向个体排它。 采用帕金的理论模型分析，就可以看到，我国目前对于城市农民工采取的是集体排它的对策，即农民工由于不具有市民身分，因此，他们在整体上就被排斥在了城市的正式居民之外。虽然有一部分精英也藏身于城市农民工队伍之中，这样，他们也就同样遭到了“集体排它”。
　　陆学艺用“城乡分治、一国两策”概括了这一现象，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逐步建立了一套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这一体制的理论基础是所有制的不同：城市以全民所有制为主，农村以集体所有制为主。这一体制的运行，在诸多方面是两套政策：对城市、居民是一套政策，对农村、对农民是另一套政策。几十年来逐渐固定化，加上有户籍、身分制作为划分标准，就形成了“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格局。 在就业方面，改革前政府对城市劳动力完全包下来统一分配和安排工作，而对农村劳动力则认为有地种自然就是就业，政府就不做安排；政府的劳动部门，只管城市劳动力的就业，而没有管理和安排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职能。有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部、厅、局等机构是城市的机构，是2/10的公民的机构，从来而且似乎将永远如此。” 话说得尖刻一些，然而不无道理。其实问题并不在于各级劳动部门，如果把各级政府分别看作是寻求政治收益最大化的主体，它们通常会在政策制定的政治成本和政治收益之间进行选择，最终出台那些能够产生最大化政治净收益的政策。而由于地方政府是由本地选民间接、本地人民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的，自然是首先代表本地居民的利益。在城市居民通过各种渠道表达了对于外来劳动力的不满之后，地方政府便采取一系列政策手段，将就业机会对民工封闭起来，排斥外地民工在城市就业，阻碍劳动力流动、导致劳动力市场的继续分割。 这就培养了“贵族化”的城市工人，而由于农民工就业的“不合法”性，导致雇主可以毫无顾忌地对待农民工。 

　三、“身分+契约”阶段待遇差、负担重
　　农民工身分导致其工资一般要比正式工低一半，考虑到农民工的劳动条件、劳动时间等因素，农民工的工资就要低得更多了，而且几乎没有社会保障，一言以蔽之就是“待遇差”；农民在进城寻找就业机会的过程中，要支付作为“农民”的传统负担和作为“工人”的新型负担，其中相当一部分的负担是在农民还未获得收入的情况下就要支付的，简言之就是“负担重”。
　　（一）待遇差
　　所谓待遇差，主要体现在劳动条件、劳动时间、工资、福利等方面较差。
　　2002年5月21日《中国青年报》以《惟一被省却的“成本”》报道了煤矿工人（一线工人是以“农民工”为主的）生产条件：煤的采矿成本包括设备、矿工工资、安全生产投入、教育附加费以及价格调控费等数十种费，其中行政收费是“一个不能少”，惟一可被省却的成本是安全生产投入，甚至干脆放弃，因此小煤矿劳动条件极差，就此埋下死人的隐患。“死人”事件影响毕竟太大，所以数量较其他行业的农民工断手、断腿以及人数众多的职业病就显得少多了。
　　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工厂，特别是台资企业，以不执行《劳动法》而闻名，工人地位低，受不文明待遇事件多。1995年中山市劳动局将一个后台很硬的丝花厂安排到电视台以“90年代的包身工”为题曝光，引起社会强烈反响。1988年《工人日报》连续向社会披露的一些“三资”企业中打工妹的处境，竟然同50年前夏衍笔下的“包身工”相似。1993年则连续发生过多起私营企业失火烧死近百人的严重事件。 南京市使用农民工最多的是南京汽车厂，有1200人，但这个工厂正式职工约有2万人，使用农民工的比例不过6%。这些农民工之所以被留在企业，是因为企业里一些苦脏累险、而报酬相对很低的岗位无法招到城镇工人，企业迫不得已使用农民工代替。如南京化纤厂长丝车间使用的全是农民工，而长丝车间工作环境极差，既有有毒气体和强腐蚀性物质，车间温度又高达45℃以上，月收入只有300多元。 
　　孙立平指出，在工作场所，他们的基本权利经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农民工所从事的都是城里人所不愿从事的工作，工作环境差，待遇低。2000年在广东惠州曾发生过一起一个月工作500个小时，使得打工仔当场累死的事件。据了解，这家手套厂的工人都长时间地加班，一个月里每个工人的平均工作时间都要超过500小时，但工人的月工资最低的只能拿到300元。第二、基本的人生权利得不到保障。第三、工资经常被拖欠。 每年从元旦到春节期间，各大媒体的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农民工的讨工资问题。1993年劳务大检查发现，部分企业的工资水平大大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如深圳龙华某手袋厂，90%以上工人连加班费在内月工资仍不足200元。公明镇一家村办来料加工厂，工人加班工资1小时只有0.40元。打工者的工资大多在300元至500元之间，占样本的50.8%；但低于300元的占33.3%；500元以上的已属少数，占样本的15.9%；800元以上的仅占3.7%。
　　在福利待遇方面，第一、医疗待遇上，属工伤待遇最好，可以全部或部分报销的占样本的72.1%，重病、小病和女工孕产分别为33.0%、23.0%和17.9%。第二、关于病假期间厂方有无生活补助的问题，有87.1%的调查对象回答“没有”，有12.9%的调查对象回答“有”。在那些可以得到生活补助的人当中，补助金额从每日2.3元到80元不等，比较常见的是10元或20元。第三、带薪休假问题。《广东省经济特区劳动条例》第34条明文规定：“国家规定的法定节日为有薪日。”调查发现：春节可以拿到工资的占36.3%，“五一”劳动节、国庆节、元旦、厂休日、探亲假、婚丧假、生育假分别为24.4%、23.7%、23.4%、7.5%、13.7%、7.9%、6.1%。最后、社会保险问题。在厂方为打工者办了哪些社会保险的问题上，办理了退休养老保险的占样本的3.9%，办理了医疗保险的占11.9%、办理工伤保险的占25.4%。 
　　有文章指出，四川绵阳企业之所以大量使用临时工因为临时工的直接人工成本和管理成本都比正式工低得多。 1996年绵阳市临时工的平均年薪是3500元，全部职工的平均工资是5370元，除此之外企业还必须为正式工支付以下费用：医疗、失业、养老、工伤、住房公积金，总计占工资的33.6%，相比之下，使用临时工却没有任何附加费用。正式工和临时工的直接工资成本比为2.4:1，但考虑到各种社会保险等福利费用后，可以计算出正式工和临时工的年平均用工成本比为2.82:1。李培林曾指出，与城市职工相比，民工创造的利润更多地转化为企业利润，较少转化为他们自身的福利，因而以民工为主体的企业，在同样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往往生产成本较低，资本积累能力较强。 
　　2.负担重
　　农民工的“负担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身为“农民”的传统负担和作为“工人”的新型负担。
　　农民工并不是因为他（她）不是“农民”而是“农民工”就可以免除身为“农民”的负担。李昌平说：“城里人八百元月收入才赋税，乡里人没有收入也赋税。只要你是农民，百岁老人也要交税，刚刚出生的小孩也要交“合理负担”。 《南方周末》曾报道，一位102岁的老人“高兴地”将自己的几十元钱交了农业税。
　　我国现行的农民负担办法主要依据国务院1991年12月发布的《农民承担的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条例》将农民承担的费用明确为三项提留（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和五项统筹（乡村两级办学、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修建乡村道路），规定：农民缴纳的村提留和乡统筹费，以乡为单位（后明确为村）……不得超过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5%。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2001年，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02%，扭转了农民收入增幅连续几年下降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在整个经济波动中，农民受到双重的压力：一是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农业收入大幅减少，二是在非农产业中就业的农民工受到排斥，打工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减少。而就在这些年，农业的税收是逐年增加的。1993年全国农业各税为125.74亿元，1998年增加到398.8亿元，平均每年增加54.6亿元。正税之外，农村的各项收费负担增加更多。这就不是国家规定的“农民上缴的提留统筹费不得超过上年人均纯收入5%”了，而是大大超过了。 
　　现在，农民离开农村要办五证，交七费：身份证、未婚证、计生证、毕业证、待业证，每个证都得交几十元钱；此外，还要交两费，一是计划生育季度妇检保证金，二是公粮水费、三提五统保证金，少则五百元，多则几千元。农民来到城里还要办证交费，有暂住证、健康证、就业管理费、治安保护费，还有企业收取的保证金。 据广东中山市的调查，就业证：50元/张以下，暂住证15元/月，卫生管理费10—15元/月、健康证30元/年、特殊岗位的培训费500元/人?次，各种中介费。 南京市对外来劳动力的收费项目及金额与中山市差不多，另外1998年南京市解困基金预算为9000万，其中包含对外来劳动力征收1000万元。上半年市劳动监察大队加大工作力度，收了902万元，全年的任务应当会超额完成。上海市规定在政府管理半径之内的外来劳动力，企业需为他们缴纳各种管理费，每人每年890元，约占工资额的20%，这可称为“就业税”。 从长虹一个厂来看，内退人员以及正式工的较高收入可说是由临时工来补贴的，是民工在补贴城里人；而从整个绵阳市来看，其市财政收入近1/3来自长虹，考虑到财政对再就业工程的巨额补贴，事实上也是民工在补贴城镇职工。因此，所谓“统一的、城乡通开的劳动力市场”不过是以更低廉的价格雇佣更多的农民工的制度设计，而那些受雇的农民工不仅要以所在城市（如绵阳或其他城市）为单位用自己创造的利润来补贴城里人，而且在家乡还要以“三提五统”的形式供养从村一直到很高层次的各级官员、工人。
　　刘晓庆在事业处于颠峰状态时曾说过：“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做名女人更是难上加难。”这话其实是她快活得不自在时的话语。在中国，处于“身分+契约”阶段的农民要说：“做人难，做农民更难，做农民工更是难上加难”应是有一定道理的。
　　2003年7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报道，北京市所有行业和职业都将对外来劳动者开放。首都北京为全国开了一个好头，我们坚信，随着我国户籍制度的改革，城乡统一劳动市场的建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法规的健全和切实认真执行，“农民工”们将走过“身分+契约”阶段，进入“契约”社会，而使就业艰辛逐步成为过去。

参考文献：
1 参见周晓虹著：《西方社会学历史与体系 第一卷 经典贡献》，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年版，第292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8页。
3 参见c?谢?弗兰克著：《社会的精神基础》，王永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81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77页。
5 参见邱本等：《从身分到契约》，《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5期。
6 参见[美]乔纳森?特纳著：《社会学理论的结构》（下），邱泽奇等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99页。
7 参见张清：《从身份到契约：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之变迁》，《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8 参见周晓虹著：《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3页。
9 参见童星著：《世纪末的挑战》，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43页。
10 参见童星等著：《网络与社会交往》，贵州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0页。
11 参见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2 参见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多维视野中的社会行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2页。
13 参见陆学艺著：《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64页。
14 参见斐迪南?滕尼斯著：《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119页。
15 参见[法]涂尔干著：《社会分工论》，渠东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36页。
16 同上书，第335页。
17 参见俞德鹏：《论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性》，《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11期。
18 参见费思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务工机会——论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完善》，《中国人口科学》1999年第2期。
19 参见俞德鹏：《论外地劳动力分类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性》，《中国农村经济》2000年11期。
20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南京：福利惯性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1998年第4期。
21 参见李强著：《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7-138页。
22 参见陆学艺：《走出“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困境》，《读书》2000年第5期。
23 参见郭书田著：《失衡的中国》，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24 参见蔡昉：《中国城市限制外地民工就业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中国人口科学》2000年第4期。
25 参见宋林飞：《“民工潮”的形成、趋势与对策》，《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26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南京：福利惯性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1998年第4期。
27 参见孙立平：《断箭——关注当下中国发展中的社会断裂（上篇）》，《社会学家茶座》第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
28 参见“外来农民工”课题组：《珠江三角洲外来农民工状况》，《中国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
29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四川绵阳：一个统一的、城乡通开的劳动力市场》，《改革》1998年第5期。
30 参见李培林，《就业与制度变迁——两个特殊群体的求职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31 参见李昌平：《出路何在？——三农寻思录之二》，《读书》2002年第8期。
32 参见岳连宏等：《农民负担“费”改“税”的可行性研究》，《改革》1999年第4期。
33 参见陆学艺，《三农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07页。
34 参见李昌平：《出路何在？——三农寻思录之二》，《读书》2002年第8期。
35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力市场”课题组：《广东中山：外来劳动力供给短缺现象分析》，《改革》1998年第5期。
36 参见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城市劳动市场课题组：《上海：城市职工与农村民工的分层与融合》，《改革》199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