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海河湟地區，雖然這兒齊家文化人群與甘肅齊家文化人群使用相同或相似的陶器，但是在經濟生態上，卻與後者有相當的差別。當時住在互助總寨的人們，使用兩種用途截然不同的石刀(見圖二)。一種是長方形帶孔石刀：這與從前馬家窯、半山、馬廠文化的人所使用的，以及東部齊家文化人群所使用的並無不同。另一種是，以堅硬的石材打造的小型長條片狀石刀。前者的用途，主要是割斷穀類植物的莖纖維：後者，較適於切割動物的皮肉。而且，在總寨遺址沒有發現豬骨，相反的，十個墓葬中的四個都隨葬羊角。在甘肅齊家文化中，人們的隨葬陶器即大且多：在河湟總寨，人們流行以小件的銅飾物隨葬，陶器即小又少（10）。另一個河湟地區齊家文化遺址，青海貴德朵馬台，當時的人所使用的石器,也是以細石器為主，幾乎沒有可稱為農具的大型石器。隨葬品以小件的銅飾物為主（11）。

究竟，在齊家文化時期青海河湟地區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使得當地的人減少農業活動；不願養豬，而養更多的羊：不願擁有太多、太大的陶器，而偏好小件的隨身飾物?在人類生態上，這些考古現象的轉變有何意義?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從養豬與養羊在人類生態上的差別說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0)  青海省文物考古隊．<青海互助土族自治縣總寨馬廠、齊家、辛店文化墓葬>，《考古》4(1986)：309-17。

(11)  青海省文物管理局考古隊，<青海省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見《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北京：文物出版社，1979），162。

以養羊取代養豬

養丰與養豬，在人類生態上有截然不同的意義。原始農民所養的豬都是放牧的。在自然環境中，豬所搜尋的食物是野果、草莓、根莖類植物、菇菌類、野生穀粒等（12）：這些，幾乎也都是人可以直接消費的。因此在食物缺乏的時候，豬與人在覓食上是處於競爭的地位。這時養豬並不能增加人類的糧食。相反的，羊所吃的都是人不能直接利用的植物。尤其在河湟地區，由於牧羊這兒的人們可以突破環境的高度限制，以利用河谷上方的高地水草。

造成這種變化的原因，一方面是西元前2000-1000年全球氣候的乾冷化，使得原始農業受到打擊：另一方面，由於馬家窯時期以來長期的農業定居生活，造成河湟地區人口擴張與資源分配不平均。關於氣候變遷的問題，我們將在下一章說明。在此，我們先討論資源分配的問題。在前面我們曾提及，在馬廠與齊家文化中有些人遠比其他人更富有、更有權威，所謂「社會階層化」逐漸形成。當時河湟地區的人們，有可能像中原地區的人們一樣，選擇以統治者剝削被統治者，以重分配的方式來解決生存資源不足的問題。但是，可能因為在這農業的邊緣地區，沒有足夠的、可靠的農業生產來支持這樣的中央化威權，因此河湟地區究竟沒有完全發展成中央化的階級社會。同時，在資源不足的情形下，另一個解決之道在蘊釀中。那就是多養草食類動物，尤其是羊。羊可以吃草，人再來喝羊的乳，吃羊的肉。這樣原來無法利用的高地草資源，就間接被人類利用了。

_____________________

(12) frederick e．zeuner，a history of domesticated anjmals(l0ndon：hutchinson ＆ co．，1963)，262；我在四川松潘地區，對於羌族在山區牧豬的採訪與觀察,也有同樣的結果。當地放牧的豬，经常尋找一種野穀粒為食。據當地羌族告訴我，在六十年代的三年饑荒時，就是這種野穀粒救活了許多人命。适也說明，在糧食缺乏時，豬輿人在覓食上處於競爭的地位。

當時的情形可能是，在河湟地區，一些窮苦的農人發現他們能遷到較高的地區，依賴馬、牛與羊過活，以此脫離谷地那些剝削他們的人。很快的，大家都發現這是個好主意，於是以農業為主的齊家文化生活方式漸瓦解。這種選擇，最後將河湟變成與中原完全不同的世界。

辛店、卡約文化時期的人類生態變遷

這個變化，在齊家文化之後變得相當急遽。約在西元前1700年到西元前600年左右，在考古上辛店文化與卡約文化取代了齊家文化。這時，特別是較晚的卡約文化時期，河湟地區的人幾乎已完全脫離了農業定居生活。

辛店文化人群，分佈在的甘肅省西部與青海省東部。甘肅永靖張家嘴與姬家川的辛店文化遺址，出土大量的動物遺骨。動物種屬包括有牛、羊、馬、豬、狗與鹿，其中數量最多的是羊，其次是豬（13）。永靖蓮花台遺址，也出土大量包括有牛、羊、馬、狗、鹿的動物遺骨（14）。青海大通縣的上孫家寨辛店文化遺址，考古學者在此發現包括牛、馬、羊、狗等動物的遺骨。比起齊家文化時期當地的居民來說，辛店時期的人養更多的動物。而且，雖然豬仍然被人們畜養，但羊已普遍取代豬，成為當時人們最重要的馴養家畜。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3)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張家嘴與姬家川遺址的發掘>，《考古學報》2(1980)：204’215。

(14)考古研究所甘肅工作隊．<甘肅永靖蓮花台辛店文化遺址>，《考古》4(1980)：308—309。

他們留下的大多是墓葬與窖穴，房屋居址明顯的減少。他們製作的陶器，也較齊家文化人群的陶器要小得多。顯然辛店文化的人群較從前的人移動多，可能因此他們的房子結構簡單，不易保存在地層中，因此他們所擁有的陶器器形變小、數量變少，也因此，養羊、馬、牛比養豬更重要。雖然如此，因為文化層堆積厚，而且發現大量使用過的石製農具，因此考古學者認為他們仍是，在某種程度上，定居的農業人群。

由這些考古證據看來，齊家文化時期萌芽於青海河湟地區的養羊重於養豬的風氣，在辛店文化時期不斷的往東方擴散。終於，羊在畜養動物中的地位超過了豬。被馴養較晚的牛與馬，此時也在河湟地區人群的生計中佔有較重要的位置。一方面種植穀類作物，一方面畜養馬、牛、羊等草食動物，以擴大對自然資源的利用，這看來是個很理想的人類生態適應方式。但是，實際的情形可能不如此樂觀。畜養羊與行農業之間，有難以避免的矛盾。為了避免羊侵犯作物，牠們必須被栘到較遠的地方放牧。而遠離農業聚落，丰易受野獸侵害，需要人力來照顧牠們。因此，一邊養羊一邊務農，在家庭人力運用上會有無法避免的矛盾。只有羊的數量不大，而農業較粗放的情形下，家庭人力才勉可兼顧。相反的，任何一方的擴張，無論是多養羊或是行較精緻化的農業，都必須放棄另一方。在農業邊緣的河湟地區，農業難以進一步擴張，因此當資源不足時，一個較可能的發展便是養更多的羊而犧牲農業。

河湟遊牧人群的社會結構及其特質

全球遊牧流行的地區，在環境上都有一些共同的特點一農業資源(水分、溫度)不足：但更重要的還是這些資源不穩定。青海河湟地區便是如此的環境。不定期的乾旱與突來的風雪，對於定居的農民常造成致命的打擊。因此，遊牧成為在此農業邊緣地區的一種特殊適應，也是人類文明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進步（17）。遊牧不僅改變人與自然的關係，也改變人與人的關係。也就是說，遊牧經濟必需配合著特別的遊牧社會組織。這種社會的組織原則便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7） 許多學者認為，人類文明的演進曾經歷漁獵、畜牧、農耕三個階段。因此，畜牧或遊牧是人類文明發展序列申，介於原始的漁獵與進步的農耕中間的階段：這是農業定居人群的偏見。事實土，考古资料顯示，在全球主要遊牧地區中人類都曾由農耕，或以農為主的混合經濟，轉入遊牧經濟之中。

分裂(segmentary)與平等自主(egalitarian)。中國漢代時，住在河湟地區的人群一當時的中國人稱之為「荒人」一便在如此的社會之中。為了適應這種水草資源貧乏且不穩定的環境，河湟牧民必需結合在聚散有彈性的人類社會群體中。配合人畜卓越的栘動性，一個社會群體隨時能分裂成更小的群體，或與其它群體聚集成更大的人群，來利用環境資源，或逃避自然與人為災害。這就是一般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分裂性結構」(segmentary structure)(18)。

根據漢代文獻，以及參考當代遊牧民族誌的資料，我們對漢代河湟羌人分裂性社會結構的理解大致如下。幾個家庭，組成一個牧團：許多牧團，構成一個次部落：許多次部落又構成部落。因此，中國文獻中以大豪、中豪、小豪，來稱不同層級的羌人領袖。在分裂性結構中，每個牧團都可以自由的加入或退出一個部落。他們缺乏中央化的領導，部落首領的權威十分有限；除了戰時，沒有上級領袖能指揮下級領袖。因此中國文獻描述河湟地區的人群為：

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為雄（19）。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evans-pritchard, the nuer, 142-150; fredrik barth, "segmentary opposition and the theory of game: a study of pathan organization,"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89 (1959): 5-21; pierre bonte, "segmentarit* et pouvoir chez les *1eveurs nomades sahariens. el*ments d'une probl*matique," in pastoral production and society, 171-99.

(19)  《後漢書·西羌傳》87／77。

在這樣的社會結構中，「決策權」(decision making)散在每一個牧團中，甚至在每一個遊牧家庭之中；這就是在許多遊牧社會中常見的「平等自主」原則。西元前63年，先零部落與一些羌族部落結盟，結果聚集了200多位羌族首領。西元87年，一位中國將領設宴招待羌人首領們，伺機將他們全部殺害；結果有800多位羌人首領被殺。西元164年，3000餘帳的羌人集體對漢朝政府投降，率領前來的領袖多達355人（20）。這些資料都顯示，无論是結盟或投降，每一個小遊牧單位都自行決定自己的命運，由他們的首領代表出席。

各遊牧人群間的對立、仇殺與戰爭，是他們生活的一部分；藉此，各層級的遊牧人群得到暫時的凝聚。譬如，與其它次部落之間的戰爭，凝聚一個次部落下的各牧團。部落與部落之間的戰爭，則能凝聚部落下的各個次部落。部落問的結盟，只在非常必要時才會出現；通常是為了戰爭。在漢代，為了對付中國的入侵，羌人每次結盟時各部落都必須先解除彼此仇恨，交換人質取信，並發誓盟詛，這也可見部落結盟並不容易。戰爭結束後，結盟就解散，又回到各個分散的遊牧人群之中。然後，又開始各遊牧人群間無止的相互仇殺與戰爭（2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漢書·趙充國傳》69／39；《後漢書·西羌傳》87／77：《俊漢書·段頭列傳》65／55。

  (21)  《後漠書·西羌傳》87／77：ming—ke wang，tac ch'iang ofancien，china through the han dynasty,90-94．

部落間的戰爭與仇殺，主要為的是爭草場與肥美的山谷。漢代河湟主要羌人部落都是兼營農業的遊牧人群。他們在春天出冬場(遊牧社會人畜過冬的地方)後，先到河谷種下麥子，然後往山中移動，展開一年的遊牧。秋季回來收割後，再回到冬場。如此在河谷中種麥，在附近山上遊牧，生活所需大致無缺。因此，一個美好的山谷是各部落必爭之地。為了爭奪、維護一個山谷，部落成為最重要的社會組織，也因此使得任何超部落的政治結合都是短暫的。

漢代遊牧的河湟地區與東方的中國相比，可以說是兩個極端相反的世界。在中國的世界中，皇帝統治著一大塊地方。皇帝之下是各層級的貴族、官僚，他們也是大小不等的地主。這個鉅大的政治體制，主要依賴著農人的徭役賦稅來維持。在這個中央化與階層化的世界中，強調的是尊卑之分，下位者對於上位者的服從與效忠，以及由此產生的社會秩序。在西方遊牧的河湼地區，這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因為環境是如此困苦，而人們的財產大都是長了四條腿的牲畜，所以分散、平等、自主成了普遍的生存原則。在這兒，每個家庭或牧團都為了生存而努力，沒有徭役賦稅。「移動」使得人與人之間，人與群體之間的關係，都是短暫的、易變的。因此，個人對所屬牧團或部落的認同，以及對部落領袖的效忠，都不必是永久的。

西元前3000年，河湟地區的人類文明原是黃河中游地區仰韶文化的延伸：無論在物質文化上，或是經濟生產方式上，兩者都沒有太大的差異。約從西元前2000年前後開始，兩邊各自發生一些變化。到了西元前200年左右時，河湟地區與中國問的分野，不只是定居與遷徒、農業與牧業的差別而已。更重要的是，東方的中國成为中央化、階層化的世界：西方河湟地區則是分散化與平等化的世界。於是，對中國而言，一個生態的、社會的與意識形態的邊緣已經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