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诞生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并在三、四十年代和八、九十年代形成二次研究的高潮期，而中间五、六十年代则为研究的低潮期。这二次高潮和一次低潮的出现，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与20世纪中国学术思潮的整体发展一脉相承。

 

    一

 

    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中起步最早、收获最多、成绩最大的一个领域。1927年，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文学丛书”第一种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这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首部批评史著作，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诞生。陈著篇幅不大，只有七万余字，但论述的范围却很广，从孔子到章太炎，大致勾勒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脉络。全书共12章，各章叙述简约，其中第3章“总述”只有二百余字。然而，作者“以远西学说，持较诸夏”，在研究方法和编撰体例上均不乏新颖之处，同时对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性质、对象、特点和分期的看法也颇具现代学术眼光。故该书虽属首创，在许多方面都难免失之粗疏、简括，但对后出的批评史著作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真正奠基人郭绍虞就很推崇这本书，他承认自己所以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完全是受陈先生的启发，并说：“陈先生的学问很博，他在这方面开创了门径之后，又在其他方面建立了许多新的园地，似乎在这方面反而变得不大注意了。”（注：郭绍虞：《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载《书林》，1980年第1期。wWW.11665.cOm）

 

    然而朱自清则认为陈著并不怎么样，他在《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一文中说：“那似乎随手掇拾而成，并非精心结撰。取材只是人所熟知的一些东西，说解也只是顺文敷衍，毫无新意，所以不为人所重。”（注：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8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96页。）说实话，这样的评价不仅抹煞了陈著筚路蓝缕、发凡起例之功，而且还有点与事实不符。陈著虽属首创，然并非“毫无新意”，如书中认为：

 

    后人率谓昌黎“文气”之说，本诸魏文。然观魏文言“徐幹有齐气”，“公幹有逸气。”又谓“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实指风格(style)而言。至后世所谓“气盛言宜，”所谓“鼓气壮势，”则并指语势(fmphasis)言之。自以语势为气，而后作者务曼衍其辞，壮盛其句，如飘风之旋，奔马之驰，长江大河之倾注，犷气乃流露于行间。（注：陈钟凡：《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中华书局1927年版，第93页。）

 

    这里将曹丕的“文气”理解为风格之气，将韩愈的“文气”理解为语势之气。应该说这种区分还是精当的。而陈著1927年初版，1929年三版，至1940年已出六版，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几位批评史研究专家，也都认为陈著具有开创之功，并承认他们从事批评史研究或受其影响。当然，若与郭绍虞的同名著作相比，那么陈著的不足又是显而易见的。椎轮之始，不可苛求。我们应该看到，“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注：张海明：《回顾与反思》，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86页。）

 

    前修未密，后出转精。到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迎来了第一个高潮，郭绍虞、方孝岳、罗根泽、朱东润等人的批评史专著纷纷出版，奠定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基础，使之成为一门众所公认的独立学科。这当中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无疑是郭绍虞和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

 

    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先秦至北宋），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下卷（南宋至清中叶）分两册，1947年出版，由于战争的原因，上下卷前后相隔了十三年。朱自清在1934年为郭著上卷所写的书评中说：“郭君这部书，虽然只是上卷，我们却知道他已费了七八年工夫，所得自然不同。他的书虽不是同类中的第一部，可还得算是开创之作；因为他的材料与方法都是自己的。”郭著在材料与方法上确有自己的特点，视其为“开创之作”是毫不为过的。

 

    资料的搜集和积累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这门学科的草创时期，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显得尤为重要，也格外困难。而第一个大规模搜集材料来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人，正是郭绍虞。早在二十年代，郭绍虞就开始广泛搜罗各方面的材料。他搜集材料的一个特点是扩大了取材范围，除了传统的诗文评外，他还注意从史书的文苑传或文学传序以及笔记小说、论诗诗等中剔抉爬梳，提要勾玄。在各种材料中，诗文评无疑是批评史研究资料的主要来源，所以他在这方面用力尤勤。朱自清曾感叹地说：“他搜集的诗话，我曾见过目录，那丰富恐怕还很少有人赶得上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5页。）这就使郭著在材料的掌握上大大超越了前人。他搜集材料的另一个特点是：在整理、考订材料时尽量贴近古人，做到根底无易其固；同时在分析、解释时又不失个人的见解，力求裁断必出于己。郭著《自序》有言：“我总想极力避免主观的成分，减少武断的论调。所以对于古人的文学理论，重在说明而不重在批评。”但在具体的材料辨析过程中，他又总是本着由考订而史述、由史述而论断的原则，以小见大，从现象观本质。1928年，作者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文气的辨析》一文，对古代文论中纷繁复杂的“文气”说进行辨析。通过逐一分析考订，作者认为各种文气说归纳起来不外两大端：

    一是所以致之之本，一是所以致之之法。前者是因气以论文，所以所说的只是种种方面与文气的关系；后者是因文以论气，所以所说的又是文气在文章中间的作用。我们再明晰些说：前者以批评理论为主，是从作品中看出作者才学气习的问题；而后者则以创作方面的方法为主，是说明文章如何才能不“吃”而贯的问题。（注：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20页。）这就是通过博考事实而得出的宏观裁断，其结论高层建瓴，发前修所未见。建立在此基础上的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自然显得治棼理丝，层层深入，得其大体，胜人一筹。

    在方法上，郭著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从思想背景方面分析文学理论问题。他认为：“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因此中国的文学批评，即在陈陈相因的老生常谈中，也足以看出其社会思想的背景。”（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页。）以这个方法为基础，他建立起全书的系统来。具体而言，郭著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以及全书的体例安排，都是与这一方法联系在一起的。体例方面，他在《自序》中说：

    此书编例，各时期中不相一致，有的以家分，有的以人分，有的以时代分，有的以文体分，更有的以问题分；这种凌乱的现象，并不是自乱其例，亦不过为论述的方便，取其比较地可以看出当时各种派别、各种主张之异同而已。

    这种体例上的“凌乱”现象是由于书中在内容分析上全以思想背景的不同为依据所造成的。郭著的体例实际上主要是“以问题为纲”，因为这样编写容易旁及其他学科，并与思想史联系起来。如周秦部分述及孔孟墨庄荀诸子，注重从各派思想学术的特色入手；北宋文论一章时刻不忘与道学（理学）之瓜葛，开篇即论“统的观念”，且为道学家单列一节；明代以理学与心学之并峙交替为贯穿线索，论宋濂则引《宋元学案》以述其与朱子学说之渊源，叙陈献章薛瑄之诗风诗论则先指明其学术上潜在的“师心”倾向；对清人袁枚的性灵说，又揭示其与颜（元）、李塨学派之因缘，等等。（注：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39页。）分期方面，郭著赖以划分批评史发展阶段的根本依据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而每一次文学观念的演变都蕴涵着一定的思想背景。作者说：

    大抵由于中国的文学批评而言，详言之，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一是文学批评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为文学观念演进期。自隋、唐以迄北宋，为文学观念复古期。南宋、金、元以后直至现代，庶几成为文学批评之完成期。（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这样的划分着眼于文学与学术的分合，强调了从文学的自觉到批评的自觉的发展历程，即文学观念正——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郭著在资料搜集上的优长和撰写方法上的革新奠定了它在批评史研究中的地位。尽管如此，郭著也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其中最明显的是郭著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将传统的诗文理论视为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核心，而把明清时期已经兴盛发达的小说、戏曲理论置于批评史研究的范围之外，这就使得郭著实际上成了中国古代诗文批评史，从而大大地限制了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本应包括的范围。就是在诗文理论方面，郭著也不是没有缺憾。我国古代不少诗词选本，往往附有评语，其中的序言、例言常提出一些重要的诗学主张，也是批评史研究所当重视的。如唐人选唐诗中殷璠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的《中兴闲气集》，清人沈德潜编选的《唐诗别裁集》、《明诗别裁集》、《清诗别裁集》等，多有序文或评语，足资钩稽。又如一些词的选本也有明显的倾向性，清初、朱彝尊选辑《词综》，论词以“清空”为宗。一时作家，相习成风；厉鹗继起，蔚为大国，世称浙派。清中叶，常州张惠言兄弟选辑《词选》，以“意内言外”为主。董毅选辑《续词选》，推衍这种理论，于是又开了常州一派。与董毅同时的周济又辑《宋四家词选》，在《序论》中他发挥“意内言外”的说法，并进一步明确提出填词要有寄托，即“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的主张。这些人选诗论词，自成一派，似可列一专章论之，惜作者未予重视。

    与郭著同年出版的批评史著作还有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和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汉魏南北朝），方著1934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作者自谓本书的写作“大致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故本书虽不以“史”命名，却随处可见作者精彩的议论，这也就构成了本书史论并重的特点。“比方对于老杜的文学批评，注重别裁伪体；对于元遗山的文学批评，注重悲歌慷慨；及唐诗分初盛中晚的争辩，宋诗的崇拜与攻击，都是能搔着痒处，发人深省。”（注：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160页。）

    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34年由北京人文书店出版，内容只限于周秦汉魏南北朝。后来作者一面修改，一面续写，到1943年改由商务印书馆重排，分别题名：《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和《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四本书。1957年，经作者修订、合编，题名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两册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第一册包括前两本，第二册包括后两本。1961年，作者去世后，又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第三册（两宋文学批评史）。罗著之所以分册出版，是有作者独特的意图的。他说：“许多写书的同志大都计划着先由简略而后扩充到详赡，我最早却拟了一个相反的计划，打算‘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注：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重印序》（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遗憾的是，疾病过早地夺取了他的生命，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既没有写完出齐，简明本也就更谈不上了。尽管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批评史著作，但它仍不失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的一部力作。

    首先，这是一部充满史学意识的批评史著作。作者在长篇“绪言”里，不仅对“文学”与“文学批评”分别进行界说，而且还对“文学与文学批评”、“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总结出中国文学批评的特点；不仅对文学批评与时代意识、文学批评家、文学体类的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文学批评随时代、人物、文体的不同而不同，而且强调史家的责任就是求“事实的历史”之真；不仅关注“材料的搜求”、“选叙的标准”，而且重视“解释的方法”、“编著的体例”。

    其次，强烈的史学意识使得罗著在材料的搜求与爬梳上见出优长。罗著论述的时期较郭著为短，但内容却较郭著为详。仅到两宋时期，就近六十万言，若明清部分完成，则不下八十万言。在材料的搜求甄别方面，举凡群经子史、文集笔记、总集诗集，乃至品藻之言，作者无不一一抽绎，殚精考索。所以，就连同样以材料的搜求整理见长的郭绍虞也称赞说：“雨亭（罗根泽字）之书，以材料丰富著称。”（注：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序》（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复次，强烈的史学意识还使得罗著在编撰体例上胜人一筹。罗著分为六篇，篇各分章，章又分节，条例分明，叙述详尽。这种效果与他自创的“综合体”分不开。传统的史书体例，大别有三：一、编年体——以年代为纲；二、纪传体——以人物为纲；三、纪事本末体——以事类为纲。但就批评史而言，这三种体例各有不足。所以不能拘于一种体例，而要兼揽众长，创立一种“综合体”。即先依编年体的方法，分全部中国文学批评史为若干时期；再依纪事本末体的方法，就各期中之文学批评，照事实的随文体而异及随文学上的各种问题而异，分为若干章；然后再依纪传体的方法，将各期中之随人而异的伟大批评家的批评，各设专章叙述。而遇有特殊的情形，这种综合体的体例，也不必拘泥。罗著就是按照这种科学、严密而又变通的“综合体”来分篇立章设节的，这就无怪乎其书在体例上给人严密周至、耳目清新的感觉。

    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这是由作者三十年代初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的讲义稿修改而成，本来1937年秋即已排印，由于抗战的爆发而耽搁下来。尽管如此，“这还是第一部简要的中国文学批评全史，我们读来有滋味的”。（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因为陈钟凡的批评史只有七万余字，严格地说来还算不上“史”，郭绍虞的批评史下册当时还没有出版，罗根泽的批评史则是一部没有全部完成的书，而方孝岳的著作又不以“史”名。这样一来，朱东润的讲义稿虽不是“详密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却也自有其特殊的贡献和地位。更重要的是，朱著之前虽然有好几部批评史著作出版问世，但朱著仍不失其独到之处，与其他批评史著作相比有许多不同的地方。第一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大部分以单个的批评家标目，所以“章目里只见到无数的个人，没有指出这是怎样的一个时代，或者这是怎样的一个宗派”。作者认为：“伟大的批评家不一定属于任何的时代和宗派。他们受时代的支配，同时他们也超越时代。”（注：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开明书店1944年版，第3页。）这是作者的独到之见，也是过人之见。作者根据这种见解选出了一些前人未曾注意的有代表性的批评家，如南宋反对江西诗派的张戒、清代论诗重变创的叶燮、第一个有文学批评史的自觉的纪昀、创诗话新格的赵翼等。第二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特别注重近代的批评家。受儒家正统文学观的影响，五四以后的大学课堂里，文学史的讲授，是到唐宋为止；专书的研讨，看不到宋代以后的作品——并不是罕见的实例。鉴于这种情况，作者根据“远略近详”的原则，对于近代的批评家加以详尽的叙述。尤其是注意到明清以来小说戏曲理论在文学批评中应有的地位，如金圣叹和李渔在书中各占一章，而袁宏道一章也特别指出他推重小说戏曲的理论。这些都是作者的远见卓识。第三个不同的地方，是他的书带有比较浓厚的“批评”气息。作者在《自序》中提到当时就有人说：这本书虽然是“史”，但是还有些“文”的意味；也有人认为这本书是“文学批评之批评”。批评就是阐释，是对材料意义的重新建构。批评的价值并不是或不仅仅是认识过去，而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过去。历史事实是客观存在的，不可改变的，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却是一代比一代更深刻、更全面。历史研究包括批评史研究之所以具有长远的价值，就在于它能将过去的历史事实赋予“新意义”、“新价值”，以供现代人参考。当然，史家赋予过去的历史以“新意义”、“新价值”，必须以尊重历史事实为前提；史家的思想观点可以寄寓在史作中，但不能以主观代客观，甚至歪曲历史事实。

    朱自清认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出现，却得等到五四运动以后，人们确求种种新意念新评价的时候。这时候人们对文学取了严肃的态度，因而对文学批评也取了郑重的态度，这就提高了在中国的文学批评——诗文评——的地位。”诗文评地位的提高，导致批评史著作的相继问世，由此形成了批评史研究的第一个高潮。而这个高潮的出现又是与时代的需要息息相关的。“因为我们正在开始一个新的批评时代，一个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时代，要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就得认识传统里的种种价值，以及种种评价的标准；于是乎研究中国文学的人有些就将兴趣和精力放在文学批评史上。”（注：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全集》第3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4页。）这一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从总体上看存在着这样几个特点：第一、研究者大多能自觉地运用科学的逻辑的分析方法。受时代风气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主要是借鉴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观念和方法，以分析性、逻辑性的语言来解读传统文学批评的术语、范畴，对其命题、理论内涵和结构体系作出新的解释，这就超越了传统的诗话、评点的研究模式，使本期批评史的研究具有了近代意识。第二、研究者一般都能自觉地强调史学意识。受传统史学“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会通”思想的影响，本期批评史研究一般都能从整体着眼，对中国古代批评史作“原始要终”的考察，即把研究的对象放到历史发展的总体中进行全面的分析，从中寻出众多材料背后所蕴涵的规律。这不仅是一种治学方法，也体现了批评史研究者的视野、胸怀和理论深度。第三、研究者的批评史著作中基本渗透了时代精神。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研究者时常运用新的文学观念，以现代意识为参照对传统诗文评的价值进行重新评估。如陈钟凡运用现代意识对批评的意义和派别的解释，郭绍虞对真善美三分法以及纯文学和杂文学二分法的运用，罗根泽认为“文学作品在表达情感”而“哲学论文在表达思想”的观点，朱东润所谓盛唐以后诗论大都可分为“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二派的提法等等，都是有时代气息的新观念。

    二

    解放后，随着政权的更替，意识形态的转换，人们的认识也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五十年代初，相继对电影《武训传》和萧也牧的创作倾向进行了批判。两次批判之后，文艺界开始了整风学习。1951年11月24日，北京文艺界召开了整风学习动员大会。胡乔木作了题为《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报告，周扬在讲话中也指出：文艺工作者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思想改造。批评史研究者与其它学科的研究者一样，在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以后，逐渐萌发出一种渴望、一种自觉，就是包括批评史在内的全部中国历史，都需要重新研究，重新审视。过去写成的批评史，也要按新的指导思想，新的认识，去重新改写，以消除错误思想的影响，适应新的需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郭绍虞着手对其旧著进行改写。

    1955年，郭绍虞完成对旧著《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修订，将原来的两卷合为一册，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于1956年出版。这次修订形式上变化较大，如作者对编目作了较大的调整，除保留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外，不再分章节排列，全书列目也不再以问题为纲，而大部分改为批评家。除此而外，书中内容的改动则不是很多。作者在新版《后记》中对此作了解释：“自己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研究不够，旧观点不能廓清，对各家意见不能给以应有的评价，均属意料中事。更因在病中，工作起来，每有力不从心之感，虽然改写的态度自认是严肃的，但结果仍只能是一部资料性的作品。”尽管在有限的改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受时代政治的影响，在书中有意运用政治标准来评判古代文论，并开始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历史分析的方法。应该说，郭绍虞主观上对旧著改写的态度确实是严肃的、认真的。第一次改写不满意，他又着手进行第二次改写。1959年作者对旧版批评史上册的第二次修订完成，以《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为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改写与旧版面貌完全不同，作者当时心中充满了喜悦之情，书前的《以诗代序》就是作者这种心情的流露。

    自经批判认鹄的，能从阶级作分析。

    如聋者聪瞽者明，如剜肠胃加漱涤。

    又如觅路获明灯，红线条条逐历历。

    心头旗帜从此变，永得新红易旧白。

    建国以后，我国的对外政策的指导方针是向苏联“一边倒”，对世界文学思潮只接受苏联文学的影响。这就使得文学观念和批评标准较先前发生了彻底的变革，主要表现为以反映论为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强调阶级分析，注重文学的认识价值，以及推崇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等等。郭绍虞的改写力求体现上述倾向。他在《绪论》中说：“古典文学的优良传统，可以说基本上是现实主义；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可说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和反现实主义文学批评斗争的历史。”作者将“反现实主义”具体理解为“形式主义”和“唯心主义”，并认为“现实主义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的，它所创造的形象是现实中观察到的现象之再现，也就是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来理解世界的。形式主义则常和唯心主义相结合，把自己的幻想加在世界之上，所以常从空幻的观念来塑造形象。”既然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作为文学批评史的发展主线，所以书中随处可见什么“现实主义理论批评的萌芽”、“唯心论者的文艺思想”、“儒家文论唯心唯物的分歧”一类的标题。而魏晋南北朝则是形式主义文论的萌芽与发展时期，隋唐五代则贯穿着对齐梁以来形式主义文论的斗争的历史。与此相联系，作者对文学批评史的分期也作了调整，放弃了早期依文学观念的发展，按正——反——合的逻辑，将批评史划为上古、中古、近古三个时期的做法。而是“参酌文学史和哲学史的分期再与社会发展的情况相结合”，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分为八个时期：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北宋、南宋金元、明代、明清之际与清中叶以前。这样的划分与古代社会政治的发展更加贴近了。作者大概也意识到以上做法似乎有些简单化，所以强调在具体运用时要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不能简单化。他也确实这样努力了。如在分析司空图《诗品》时，他一方面承认“司空图《诗品》的本质，基本上也是属于反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另一方面又指出“他的诗论恰恰代表了盛唐另一派也拥有相当群众基础的诗人”，所以一向受到一般人的推崇，并且强调代表以王维为首的诗佛一派诗论的《诗品》，更值得重视。在对司空图的诗论作了具体分析之后，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能因为他诗论有脱离人生的思想，就认为他的诗是反现实主义的作品，他的诗论也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理论。”（注：郭绍虞：《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8页。）作者在书中时常流露出简单生硬的“左”的倾向，这种局限完全是当时“左”的思潮使然，不能苛求郭先生。

    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双方论战由暗而明。在“反修”的旗帜下，文艺界也开始要求肃清苏联文艺学的影响，从理论上摆脱苏联模式。与此相呼应，周扬倡议建设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强调要继承借鉴民族的文学遗产，以便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为此他还着手抓高校的教材建设，将“中国文学批评史”和“古代文论”教材的编写工作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样，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又有了新的变化。

    首先是1962年黄海章的《中国文学批评简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黄著篇幅不大，只有十五万余字，但从先秦诸子一直到近代王国维的文论思想，都作了简单叙述，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简史”。在编撰方法上，黄著按时代顺序以批评家列目，各个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基本都包括在内。至于黄著的指导思想、分析方法以及贯穿全书的主线，则明显也受时代风气的影响。黄著认为：“在古代文学理论和批评中，有些是含有现实主义文学的因素，可以推动文学向前发展的，有些是偏于唯美主义、形式主义，会把文学拉向后退的。文学史上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在文学批评史上也同样的显现出来。”（注：黄海章：《中国文学批评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页。）对于这种“左”的倾向，现在的学者往往嗤之以鼻。但我想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作者已经认识到批评家思想意识及其批评理论的复杂性，如“在过去号称为进步的向上的文学批评家中，他们自身也有许多矛盾，也有一些落后的反动的因素”。相反，“在某些落后的文学批评家中，有些部分还是值得肯定的，也不要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二是处于当时的政治形势下，作者运用阶级分析法来研究文学批评史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从1962年前后起，“‘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上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还有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这样一种大的政治气候下，作者书中的上述言论也是很自然的，今天我们只能把它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评判。

    受周扬的委托，复旦大学成立了以刘大杰为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编写组，并于1964年编写出版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该册包括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三编，每编都有绪论，分别概述该编的主要内容，然后再分章节详加叙述。该书的编写力求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和文学理论斗争的实际情况。但在具体的编写过程中，作者却避免了简单化的倾向，尽量从批评史本身的规律和特点出发，依据文献材料对批评家的文论思想作全面客观的分析，而不是强调唯物与唯心、进步与落后、现实主义与反现实主义的对立与斗争，即使对像庄子、沈约、司空图这样一般被看作落后保守，追求虚无的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的批评家，作者也凭事实说话，尽量对其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因而该书较少当时同类著作中普遍具有的浓厚的政治色彩和“左”的倾向。

    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情况大体如此。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时间里，批评史著作实际上只有一部改写本和一部半新作，而且问题还不少，因此这一时期是批评史研究的低潮期。按理说，解放后各方面的条件都得到了改善，批评史的研究应该有长足的进步才是，但实际情况恰好相反。究其原因当然很复杂，但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政治上“左”的影响。从1949年到1966年的十七年里，政治生活中“左”的倾向逐步发展为“左”的思潮，直至形成“左”的路线。“文革”的爆发又将“左”推向了极至，一切旧时代的文化都被视为封建性糟粕而遭到抛弃。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使有一两部批评史著作，也难免烙上“左”的影响的痕迹：一是批评史的写作往往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史实出发，结果导致史从论出；二是作者常常教条似地、片面地、不正常地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法，把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作为贯穿批评史的红线。这种痕迹，郭绍虞的改写本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存在了，而黄海章的新作中更是比比皆是，甚至断言“在进步的向上的和落后的反动的两种矛盾的斗争中，胜利是属于前者而不是后者”，这已经是从原则出发的政治口号了。

    三

    粉碎“四人帮”以后，文艺从长期的窒息禁锢中解放出来，开始迎来了中国的“文艺复兴”。新时期的文学在反思中突进，文学理论批评也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肃清极左路线的影响中向前迈进。1979年秋，周扬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作了题为《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鸟瞰一百多年的社会主义文艺史，总结建国以来三十年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就如何处理好攸关社会主义文艺兴衰成败的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的继承与革新三个关系，作了科学阐述，提出了新时期文艺的战斗任务。”（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49页。）这样，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终于走出低谷，从八十年代开始进入第二个高潮期，并且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新时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繁荣的标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量多，各种批评史著作多达二十余部；二是种类多，除了一般的全史以外，还有通史、断代史、分体史等；三是篇幅大，除少数几种为一卷本外，从二卷本、三卷本到五卷本、七卷本，篇幅越来越大；四是质量高，本期批评史著作除了材料掌握得比较全面以外，理论分析上也较前期有所深入；五是范围广，本期批评史研究还开拓了一些新领域，不仅近代批评史受到重视，还出现了现、当代的文学理论批评史研究著作。

    1981年，敏泽的两卷本《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原由刘大杰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也于197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新版。同时，实际由王运熙、顾易生负责主编的中、下册，也于1981年和1985年分别出版。以上两套批评史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两套书确有自己的特点。首先是内容全面。从时间上看，两套书都是从先秦一直通到近代，堪称名副其实的全史；从范围上看，两套书都不限于传统的诗文评，小说、戏曲理论在书中也占据重要地位。其次是阐释详明。两套书自称都力求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运用社会分析、阶级分析的方法对古代文论的思想内涵进行理论剖析，而不以材料的铺排考订为能事。但书中也难免有简单化、教条化之处，如敏泽认为作家自己的生活道路和艺术趣味，特别是作家在现实生活中的阅历，是决定作家艺术风格的最重要、最关键、最基本的因素。根据就是毛泽东说的“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这样一个哲学道理。于是作者得出结论：“对于哲学是如此，对于文学或文学风格的理论也不例外。”这就太僵化了！又如钟嵘认为诗歌具有“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的功能，敏泽说这表现了钟嵘的典型封建地主阶级的观点：“把文学作品看作是使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安’于自己贫贱地位，并使‘幽居’的士大夫因此而得到精神上解脱的慰藉的工具。”这也未免有点牵强附会。作者对该书的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后来作了一次较大的修改，增补了一些内容，于1993年修订再版。198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该书篇幅不大，只有二十余万字，却也大体勾勒出历代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线索，并且能在有限的篇幅中突出重点。作者认为批评史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上半段以魏晋南北朝为重点，下半段以明代为重点。前者承上启下，理论建树最为突出；后者内容丰富，戏曲小说等理论均有可观。这种观点还是有见地的，书中所论也大致体现了这样的观点。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史研究和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一样也带有浓厚的反思与探索的色彩，只不过这种反思与探索在理论研究方面更需要假以时日，因此八十年代初几部批评史著作的主要特征还是“拨乱反正”，即回到“文革”前理论研究的正轨上去，敏泽的批评史著作基本写于文革之前，王运熙等主编的批评史中、下册也在体例和编写方法上与六十年代出版的上册保持了较好的一致。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和蓄积，真正具有反思探索性质的批评史著作终于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出现了，这就是1987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由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三人撰写的《中国文学理论史》。书前的长篇《绪言》首先对解放前的批评史研究进行了回顾，指出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的研究未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放后的批评史研究运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出现过偏差。于是，作者通过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问题、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世界观问题等，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作者阐述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固有规律，并从经济、政治、哲学、文学四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学理论赖以发生、发展的客观诸因素，以及它们怎样以各自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方式推动着中国古人对复杂的文学现象进行理论思维。最后得出结论：一、中国文学理论是以杂文学观念为基础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二、中国文学理论是运用朴素辩证的思维方式及其逻辑手段建立起来的范畴体系。以此为特征的中国文学理论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周秦两汉为第一阶段，儒家各学派在文学理论上建树较多，提出了文学的社会功用论；魏晋到唐初为第二阶段，这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盛唐到两宋金元为第三阶段，也是中国文学理论分途发展，逐步深化的时期；明清为第四阶段，这是中国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的总结时期，也是由传统的杂文学理论体系向现代纯文学理论体系转化、过度的时期。这些论述可以看作是新时期首次对批评史研究所作的深刻的反思，这些反思又被作者具体落实到其著作之中，致使该书新见迭出，立论不俗。例如，书中对此前常被忽略的老庄道家及魏晋玄学家的文学思想和影响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作出新的评价；对政教中心论与审美中心论两大流派的产生、分化、发展及相互影响，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八十年代后期不仅出现了多卷本的批评史著作，而且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编写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展开。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研室组建了以王运熙、顾易生为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写作班子，并于1989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首先推出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其余各卷则在九十年代陆续出版，至1996年已全部出齐，它们是：顾易生、蒋凡撰写的《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1990)，王运熙、杨明撰写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94)，顾易生、蒋凡、刘明今撰写的《宋金元文学批评史》(1996)，袁震宇、刘明今撰写的《明代文学批评史》(1991)，邬国平、王镇远撰写的《清代文学批评史》(1995)，黄霖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993)。这套批评通史把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阶段。因为其规模较大，材料比较丰富，论述比较全面完整。全书对过去研究史论析较少或未加论列的批评家，也作了较为具体的介绍；对各个批评家的主要文论思想作重点分析，但也注意到其他次要方面。另外，在论述中努力阐明各种文学观点与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时代风气的联系，同时还重视结合批评家对作家作品的评价以及他本人的创作实际。然而，全面完整还不是一部批评史著作成功的全部，关键还要看它是否在全面完整的论述中提出某些新的观点，启发人们对古代文论的重新审视，这样才能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超越前人。在这方面，该书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如人们一般都将魏晋视为“文学的自觉时代”，而把两汉看作是经学的鼎盛时代，认为它扼杀了文学艺术的发展。果真如此，则蓬勃发展的先秦文论，陡然跌入黑暗深谷，历经漫长的四百年后，又突然迎来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发展的新曙光，这种说法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因此，“本书两汉编特从思想文化运动的客观史实出发，力矫‘断裂’旧说，阐述汉代文论以其特有的形态循序渐进，分阶段地发展，终于不负历史使命，完成由先秦向魏晋南北朝的过渡。文学自觉的种子已经埋伏于两汉，汉人实开启文学批评新高潮来临之先河。”（注：顾易生、蒋凡：《先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这种观点无疑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后来张少康在《先秦两汉文论选》的《前言》中，再次重申“文学的独立和自觉非自魏晋始”的观点。总之，该书凭其材料搜求之备、体系架构之大、理论阐述之较深，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综合优势，在新时期的批评史著作中是佼佼者。与这套批评通史篇幅相当而又另具特色的是罗宗强主编的八卷本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目前已出三种，即罗宗强撰写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和张毅撰写的《宋代文学思想史》，其余周秦汉、辽金元、明代、清代和近代文学思想史正在撰写之中。从已出的几种看，质量不错。因其研究的重点除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外，还包括文学创作中所反映的文学思想倾向，所以能对现有的文学批评史著作起到补充作用。

    九十年代中后期，张少康和蔡镇楚在充分吸收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分别推出了篇幅适中、便于教学且内容、观点均达到世纪之交学术水平的批评史著作。张少康、刘三富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上、下）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作者近四十年从事古代文论教学和研究的心得之作，在诸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绩。首先，作者继郭绍虞、蔡钟翔等人之后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分期问题重新进行思考，提出了不同于以往的看法。该书《前言》说：“我们把文学理论批评史的发展分为两个大阶段：古代和近代；五个时期：一，先秦——萌芽产生期；二，汉魏六朝——发展成熟期；三，唐宋金元——深入扩展期；四，明清——繁荣鼎盛期；五，近代——中西结合期。前四个时期为古代，第五个时期为近代。”其次，在内容取舍方面，该书的着眼点是审美的文学，即着重讲纯文学的理论批评，舍弃了有关一般文章写作的材料，这与以往批评史写作细大不捐的做法颇不相同。第三，在分析古代文论时，该书注意联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从文史哲多层面搜集材料，并能把各种艺术理论融合贯通，以辨明古代文学理论问题的历史环境和思想渊源，从而揭示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的民族特色及其发展规律。例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具有“外儒家而内释老”的特征，全书便注重分析这种特征的形成及其发展过程。第四，作为后出的批评史，该书还能将最新的学术研究成果反映出来。九十年代中期，学术界关于《二十四诗品》的作者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作者在书中不仅对争论的情况作了简单介绍，而且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对《二十四诗品》的作者是否为司空图所作持存疑态度，暂且将其附于司空图诗论之后予以分析。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999年由岳麓书社出版，博采众家之长，又不失自己的特点。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元开放、齐头并进的格局。除了全史、通史类的批评史著作外，还有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如许结的《汉代文学思想史》，而上述《中国文学批评通史》和《中国文学思想通史》，皆分段陆续推出，实际也可以看作是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罗宗强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1986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就是一种断代史著作，只是后来才作为通史的一种，改由中华书局出版。另外，本期断代史研究不仅包括古代和近代，还延伸到现代和当代。现代部分有王永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教程》等；当代部分则有古远清的系列著作《中国大陆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台湾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和《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此外还有古继堂的《台湾新文学理论批评史》，而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则囊括了现、当代部分。除了断代批评史研究著作外，还出现了不少分体批评史研究著作，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批评史》、萧华荣的《中国诗学思想史》、方智范等的《中国词学批评史》、陈谦豫的《中国小说理论批评史》、谭帆等的《中国古典戏剧理论史》以及蔡镇楚的《中国诗话史》等。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论析了。

    新时期的批评史研究从整体上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1.从简到繁，由博返约。本期批评史著作开始只是一卷本、二卷本，最多也是三卷本，如周勋初、敏泽和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批评史，后来从蔡钟翔等人的多卷本开始，批评史著作越写越长，终于出现了七卷本、八卷本的通史。这标志着批评史研究越来越具体、细致。然而，认识的深入并不一定要表现为篇幅的增加。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批评史研究者在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注重探索批评史发展的共性与规律。于是批评史著作开始由博返约、执简驭繁，重新出现了二卷本、一卷本，如张少康的批评史著作。而且这种势头正方兴未艾，如张少康在原二卷本的基础上又经压缩修订改写，完成了四十万字的一卷本《中国文学批评史教程》，而多卷本批评史的始作俑者之一蔡钟翔也正酝酿着一卷本《中国文学理论史》的写作。大家普遍感到简史比多卷本更难写，这与当年罗根泽的想法是一样的。2.充实材料，扩大范围。本期批评史研究者大多注意充实、更新研究材料，从文本材料到背景、身世材料，尽量搜罗齐备，致使篇幅越来越大。随着材料的增加，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早期被忽视的近、现代批评史和小说、戏曲理论，本期也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研究。3.变换角度，更新方法。本期批评史研究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立体交叉特色，有的批评史以杂文学批评贯穿始终，有的批评史则从纯文学的角度切入，在具体论述过程中，一般都能做到宏观与微观结合、背景与材料互证。方法上也不再局限于前期的社会分析和阶级分析，而是注意从哲学、美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层面进行综合分析研究。4.解放思想，重新估价。本期批评史研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原先的禁区被逐渐消解突破，一些原来被视为形式主义、反现实主义的文论家基本上都得到了重新审视，庄学、玄学和禅学对古代文论的影响也得到了充分的重视。目前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正在大家一致的反思中前进，逐渐有所深化，相信终会迎来新世纪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