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危机刺激下近代历史文化认同面临的紧迫课题
族文化认同是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发展、披荆斩棘、战胜无数劫难、形成多民族的统一国家的精神纽带。到了近代，由于民族危机的刺激，历史文化认同面临了一系列紧迫课题，这就是：抛弃“天朝上国”的幻梦，直面御侮图强和认识世界文明真实格局的双重任务；阐发历史变革思想和“改从西法”的主张；实行维新变法，走世界各论文联盟http://国的宪政道路和发展资本主义；掀起民主启蒙思想潮流，为废除封建专制、创建“全民族的共和国”而奋斗。近代历史文化认同的逐步发展，与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和推进社会近代化的进程正相合拍。
以1840年鸦片战争发生为起点，中国历史进入了近代时期。鸦片战争爆发，西方殖民者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大门，使中华民族面临亘古未有的历史变局。民族生存危机越来越迫在眉睫。中国文化的进程也发生了巨大的转折，以往的传统文化，基本上是在中国自身的条件下演进的，（汉唐两朝大规模地吸收外来文化，是在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出现的），至鸦片战争后，中西文化互相接触，发生激烈碰撞和互相交流，中国人的民族观、国家观以至社会根本发展道路的选择上都逐步发生根本的变化，其深刻和激烈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两千年。
由于封建统治腐败不堪、社会矛盾尖锐，和外国列强步步侵略欺凌，决定贯穿整个近代时期始终必须解决两大任务：进行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争取民族的独立；改变经济落后状况，学习西方先进国家，发展工业、发展资本主义，推进近代化进程。www.11665.com从近代史开端时期起，民族存亡的危机就激发先进的中国人探索救国道路，解决一系列面临的紧迫课题，民族文化认同逐步升华，推动多民族统一国家渡过重重难关、战胜艰难险阻，最终获得新生。近代民族文化认同的逐步发展，是同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同民主启蒙思想潮流和推进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相合拍的。
御侮图强和认识世界文明真实格局的双重任务
当中国在近代被迫卷入世界潮流之时,这个历史悠久，以往曾经强盛、辉煌的民族,如今却处于积贫积弱、备受欺侮的地位。中国所遇到的西方文明,既具有先进性,同时又咄咄逼人,富于侵略性,一再对中国欺凌、掠夺,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中国为了免除亡国灭种的惨祸,就必须奋起反抗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
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以及姚莹都是出色的代表人物。林则徐是抵抗派领袖、民族英雄。他受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主持广东防务，严禁鸦片走私贸易。他不仅坚决抗击侵略，维护民族尊严和国家的安全，部署严密、措施得力，而且见识远大，是中国最早认识外国事务重要性的人物。他把抵御外侮建立在尽可能掌握列强虚实的基础上，自到广东后，“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他所组织翻译的有《澳门新闻纸》，从1839年春开始翻译，并多次及时将从外国报纸获得的重要消息转送到广州巡抚怡良等参阅，了解英国方面的行动。林则徐还“并于新闻纸中抄译夷信六封进呈”道光帝阅览，在折中报告“现值防夷吃紧之际，必须时常探防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驭之方”。尤为著名的是《四洲志》，系译自1836年伦敦出版的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该书介绍亚、非、欧、美各洲主要国家的历史地理。由于林则徐及时了解外国情形，有效地帮助他在禁止鸦片走私贸易和抗击武装侵略中制定出正确的方针。当英国鸦片贩子交出鸦片2万余箱和虎门销烟之后，林则徐宣布恢复中英贸易，体现出将严厉打击鸦片走私和保护正常贸易严格区分开来的正确决策。他从外国新闻纸获知了英国侵略军海军编队来华，准备北犯定海、天津的消息，并向道光帝先后“奏请敕下筹防”，共计五次。总之，林则徐在列强野蛮侵略面前坚决抵抗，忠于国家，正气凛然，同时为了御侮的需要，积极探求外国知识，了解陌生的殖民者对手的特性和行动，寻求驭敌之方，又高度重视西方洋枪洋炮的先进，多方购求，加强海防。因此，林则徐被历史学家称誉为“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是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又是满清时代维新运动的重要先驱者”。龚自珍和魏源都是林则徐的挚友，以进步的政治倾向和突出的改革经世精神为共同的友谊基础。龚自珍和魏源是近代史开端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也都是抵抗派人物。龚、魏对内唤起民族危机意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黑暗，倡导改革，对外坚决主张抗击侵略。龚自珍在林则徐受任钦差大臣南下之际，曾写信表达忧心国事、帮助多方筹划的心情，主张坚决禁烟，主张加强兵力守卫海口，建议整修火器，批判投降派种种错误议论，希望林则徐坚定意志，毫不动摇，认为假如“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泄，不敢言之矣”！魏源曾参加定海抗战，《南京条约》签订后，他发愤总结反侵略战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所撰著的《海国图志》一书，就是受到林则徐的嘱托，并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完成的。姚莹同样是著名的抵抗派，他任台湾道，曾会同台湾总兵达洪阿率军抗击侵台英军，获得胜利。《南京条约》签订后，姚莹被投降派耆英等诬为“冒功欺罔”，贬官四川。姚莹又长期究心于探求外国史地和现状知识。他对中国当权者和官吏因昧于外事招致战争失败无比痛心，认为侵略者的得逞“正由中国书生狃于不勤远略，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故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以偾败至此耳”。因此，他历数年撰著《康〖fjf〗?纪行》,“于海外有名大国，与夫天主教、回教、佛教一一考其事实，作为图说”，其目的就在于“欲吾中国童叟，皆习见习闻，知彼虚实，然后徐筹制夷之策，是诚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重边海之防，免胥于鬼蜮。”《海国图志•叙》，岳麓书社，1998年。姚莹为之“喋血饮恨”者，就是要鼓舞国人的志气，提高民族的觉悟，冀雪中国之耻！
在近代史开端时期，为了抵御外侮，在认识西方列强武装侵略的严重威胁的同时，还迫切需要认识世界文明的真实格局，摒弃视西方国家为“化外之夷”的谬见。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的世界观念因中华文明长期相对独立发展，并以其先进性幅射东方各国而极其普遍和牢固地形成这样的心态；“毫不犹豫地坚信中国的中心性”。在地理格局上则认为天圆地方，中国居中央。与此相应的政治观念，以中国自居“天朝上国”，凌驾于四夷之上。长期的总闭关隔绝和傲慢拒外的态度，使中国人对真实的世界暗昧无知，“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乾隆皇帝对外一向持维护天朝尊严的虚骄心，曾赋诗云“间年外域有人来，宁可求全关不开”，吐露出对外睥睨防范的心态。此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在迅速发展并全力向东方扩张殖民地，中国朝野人士却有如鼾然昏睡毫无知觉。刊行于乾隆四年（1793年）的官修《明史》，在《四裔传》中能够明白列举的欧洲国家只有四个，即佛郎机（指葡萄牙，但有时又兼指西班牙）、吕宋（指西班牙，其时占菲律宾）、和兰（荷兰）、意大利。号称“通儒”的纪昀，在其总纂修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称传教士艾儒略所撰《职方外纪》，载天下分为五大洲，“前冠以万国全图，后附以《四海总说》。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然天下之大，何所不有，录而存之，亦足以广异闻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七十一，史部•地理类四，中华书局，1965年。对世界局势闭目塞听、愚昧无知，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惨败的一个重要原因。痛深创巨的教训,使开眼看世界,研求、介绍外国史地知识成为急务。魏源以“钩稽贯串，前驱先路”自任纂成《海国图志》，广搜当时一切所能得到的史料，而且以“西洋人谭西洋”《海国图志•原叙》，岳麓书社，1998年。为主，有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西方传教士著作《万国地理全图集》（郭实腊）、《地球图说》（伟理哲）、《地理备考》（玛吉士）、《外国史略》（马礼逊）等。魏源对于中外著作不是只作简单的汇辑，而是按照自己的指导思想编纂成以论、志、图、表互相配合的完整著述体系。如他所言，当时出版的西人著述“或详于岛岸土产之繁，埠货船市之数，天时寒暑之节；而各国沿革之始末、建置之永促，能以各国史书志富媪山川、纵横九万里、上下数千年者，惜乎未之闻焉”。《海国图志•后叙》，岳麓书社，2001年。魏源则以其独具的慧眼和匠心，将各种史料熔铸在一个内容涉及各国地理位置、历史沿革、政治制度、军事状况、物产风俗、行政区划的体系之中，因而成为当时最详备的世界史地参考文献，推动近代中国人逐步认识世界、学习西方。与魏源纂成《海国图志》大约相同时，徐继〖fjf〗畲纂成《瀛环志略》一书，共十卷。这部书提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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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近代意义的外国史地知识和东西方历史的趋势,同样成为近代中国认识外部外界的广阔和先进性的起点。人类生活的世界,真的像官书《皇朝文献通考》所说中国居大地中央，四周是海，五大洲之说毫无根据吗？徐继〖fjf〗畲对这种非科学的臆说明确作了否定。本书开卷为《地球》篇，回答说：“地形如球”，“地球从东西直剖之论文联盟http://，北极在上，南极在下，赤道横绕地球之中，日驭之所正照也”，“地球从中间横剖之，北极南极在中”。他又告诉人们，西方人所说五大洲确实存在：“大地之土，环北冰海而生，披离下垂如肺叶……泰西人分为四土，曰亚细亚，曰欧罗巴，曰阿非利加，此三土相连，在地球之东半。别一土曰亚墨利加，在地球之西半”。南北美洲大陆的晚近发现；南冰海的探险……所有这些，在当时都是令人耳目一新的科学知识。此后，论述世界真实图景的作者更多，如冯桂芬说：“今则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至，人力所到”，“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图”，而中国所处的“神州”只不过是“东南一州也”。更有一批人物先后走出国门，亲身到达欧洲、日本等地，他们更进一步报导世界的真实情景，这就是自从有了轮船、军舰，各国的距离大大缩短了。只有明瞭世界的地理状况和外交趋势,近代中国人的历史文化认同,才能建立在客观、真实的基础上,才能适应世界形势、符合时代潮流。
阐发历史变革思想和“改从西法”的主张
至19世纪70至80年代，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近代工业，中国产生了新的社会力量，反映在思想领域，是一批先进人物根据对世界潮流的观察和对国内社会现实的分析，纷纷阐发历史变革的思想和提出要求变法的主张，标志着历史文化认同向前发展，增加了具有深刻时代意义的重要内容。王韬于1867年至1870年应传教士理雅各之邀到英国帮助翻译中国典籍，并两度游历法国。此次游欧，目睹资本主义国家日新月异的进步，激起他希冀祖国振作和富强的炽烈感情，于1871年奋力撰成《法国志略》，其目的即在以法国的历史和现状唤醒国人，以求中国能自立于世界。他在序言中表达了深刻的寓意；“方今泰西诸国，智术日开，穷性尽理，务以富强其国，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间有瑰伟绝特之事，则人何以自奋？！国何以自立哉？！”王韬：《重订法国志略•序言》，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长洲王氏淞隐庐铅印本。黄遵宪于1877年起，先后担任驻日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达14年之久，不仅亲身经历了日本明治维新“改从西法”的变革，而且亲身观察了美、英等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于1887年撰成的《日本国志》，是一部及时记载日本发生了历史巨变的明治维新史，是一扇介绍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潮流的窗口，又是一部以忧天热血写成的期待中华民族奋起自强自立的政论，如他的诗句所表达的：“湖海归来气未除，忧天热血几时摅？！千秋鉴借《吾妻镜》，四壁图悬人境庐。改制世方尊白统，罪言吾窃比《黄书》。频年风雨鸡鸣夕，泪洒挑灯自卷舒。”他在书中详细地记载了日本“革旧取新”，“改从西法”，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取得的迅速进步，及时地警示国人：日本因国土狭小、资源贫乏，必然要走对外军事扩张的道路，成为中国的巨大威胁：“日本壤地虽曰褊小，其经营筹画率能自立，亦有足多矣！然而日本论者方且以英之三岛为比。其亟亟力图自强，虽曰自守，亦埋有以小生巨、遂霸天下之志。试展五洲舆图而观之，吾诚恐其鼎举而膑绝，地小不足回旋也！”未及八年，这一预见就完全被中日甲午战争所证实。正如梁启超在1905年所说：“当吾国二十年前，群未知日本之可畏，而先生此书，则已言日本维新之效成则且霸，而首先受其冲者为吾中国。及而先生之言尽验，以是人尤服其先见。”黄遵宪从多方面论述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和强盛，同时又反复告诫：这种进步和强盛对于弱小落后的东方国家来说，则又意味着侵略。他说：“客船电线争骛纷起，机巧夺天工，智能欺鬼神，凡西人兵威宗教，几乎弥纶地球而无所不至。……余观亚细亚各国，印度覆矣，土耳其仆矣，安南、缅甸又倾踣矣！”它们丧失独立地位的悲惨命运正是中国的前车之鉴。他还总结出西方列强为达到侵略目的而使用的手段是极为狡猾的：“虽使车四出，〖fjf〗?敦雍容，而今日玉帛，明日兵戎，包藏祸心，均不可测。”黄遵宪：《日本国志》卷二十一《兵志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弱小国家对此必须保持高度警惕。黄遵宪深沉地向国人呼吁；必须抛弃“用夏变夷”的陈腐观念，采取“互相师法”的学习态度，才能通过效法西方国家富强之道，使国家民族自强兴旺。“弓矢不可敌大炮，桨橹不可敌轮船”，任何人也不能否认。可是不明时势的国内守旧派，死抱着“用夏变夷”的旧教条，视西方为“异类”以学习西法为“可耻”，结果造成中国依旧落后，“不能与之争雄”，一再受其欺侮侵逼。相反地，“泰西诸国以互相师法而臻于日盛”，日本也因大力学习西方而“繱繱乎有富强之势”。 “今万国工艺，以互相师法，日新月异，变而愈上”。为求中国之富强，必须立即抛弃“用夏变夷”的旧见，转而“效之法之”，这样下去就能“收效无穷”，赶上西方，进而达到“远驾其上”的目的。
戊戌维新：中华民族在危急形势下奋起一搏
1894—1895年爆发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胁迫中国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规定中国赔款二万万两，割让台湾、澎湖列岛、辽东半岛给日本。从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更为加紧，各自割据势力范围，抢夺铁路修筑权、矿山开采权，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有志之士，目睹国家艰危，无不义愤填膺，奔走呼号。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开变法运动之先河。此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以变法救亡为号召，在各地建学堂、开报馆、设学会、译书籍，举办各种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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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以求中国之进步。在全国范论文联盟http://围内维新思想激荡的推动下，光绪皇帝和他的师傅翁同〖fjf〗騄也倾向于变法，起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毅然下“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决心，并斥责守旧大臣：“托于老成忧国，以为旧章必应墨守，新法必当摈除，众喙哓哓，空言无补，试问今日时局如此，国势如此，若仍以不练之兵，有限之饷，士无实学，工无良师，强弱相形，贫富悬绝，岂真能制梃以挞坚甲利兵乎？”光绪帝在维新派的辅翊下，屡颁谕旨，实行新政。戊戌维新运动是老大衰弱的中华民族在屡遭列强侵凌的危急局势下奋起一振！它宣告有识之士已经断定维持封建制度的中国已经无法在世界生存，中国必定要实行废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颁布宪法、发展资本主义，才能救亡图强，在文化思想上大力变革，荡涤旧物，废除为害国家的八股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制度，学习西方进步学说。这是戊戌前后广大爱国知识分子和民众救亡图强的共同要求，标志着民族文化认同至此达到了新的高度。“公车上书”之役，康有为联合各省会试举人共一千三百多人，集会于松筠庵，联名上书光绪皇帝，群情激昂，相继发表演说，痛陈割地弃民的严重后果，必须变法才能御侮图强。1896年创办于上海的《时务报》是维新派的喉舌，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强为宗旨，主笔梁启超撰写《变法通议》在报上连载，他对危亡形势的沉痛分析、对变法紧迫性的的激情呼吁，引起全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举国如饮狂泉”。数月之间，风靡海内，销至万余份，“为中国有报以来所未有”。在1895—1898年，有一个原先闭塞落后的省份，由于锐意改革而在短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就是巡抚陈宝箴主持的湖南省，他在谭嗣同、黄遵宪、江标等维新派人士的帮助下，在地方实行新政，设矿务局，创设电报，开小轮船，修筑湘粤铁路，立保卫局、南学会、湘报馆，创办时务学堂，使湖南风气大开，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时务学堂聘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师生醉心民权学说，日夕讲论，培养出蔡锷、林圭、秦力山、李炳寰、唐才质等日后献身国家的出色人才。以上史实，从各省举人集会群情激昂上书皇帝要求变法图强，从全国广大民众争相阅读倡导从根本上进行改革，主张要“大变”、“速变”、“全变”的《时务派》，视为救国的良策，从地方上锐意推行新政，由闭塞落后到首开全国新风气，都证明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从根本上实行改革，赶上世界潮流，是人心所向。“百日维新”虽然被以西太后为首的顽固派残酷扼杀了，维新志士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是，顽固派的凶悍手段恰恰证明他们是阻挡时代车轮前进的绊脚石，虽然一时得逞，却已充分地暴露出其与全国广大民众的要求相敌对的反动本质，注定要遭到彻底的失败！戊戌变法之后迅速掀起的民主启蒙、批判专制的思想潮流，正是宣告历史潮流必然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向不可改变奔涌向前！
为废除专制、创建“全民族的共和国”奋斗
至20世纪前半期，民族文化认同提升的势头更加迅猛。刚刚进入20世纪，启蒙运动便如春潮般澎湃。由于西方近代国家、民族学说的不断传入，而中国早已卷进世界潮流之中，中国封建制度的衰弱落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对比极其强烈，因而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更加猛烈地抨击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呼吁废除专制，走世界各国共同的民主宪政道路，同时要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全国各地，从沿海的上海、江苏、浙江，到远在内地的河南、四川、云南，新的报纸、刊物如雨后春笋般产生，教育、青年、妇女各界也纷纷创立自己的报刊，彼此呼应，形成不可阻挡的声势。
新思想的代言人还运用新学理提出了近代国家学说，指出必须将一家一姓的朝廷与近代国民共有的国家严格相区分，论述对于压迫、残害民众的专制朝廷必须推翻，国民必须自强，发挥合群的力量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利。孙中山于1905年创立的同盟会，更成为领导民主革命的核心组织，同盟会制定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十六字纲领，成为全国民众瞩目的奋斗目标。20世纪初，革命派人物策划了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同时慷慨陈词，号召建立民族国家，努力为实现民族的独立富强而奋斗。1903年，孙中山在《江苏》杂志第六期发表《支那保全分割全论》，针对列强瓜分中国甚嚣尘上的种种言论，深刻有力地论证中国各民族的统一有着悠久而牢固的基础，在帝国主义野蛮的侵略威胁面前，中华民族凝聚力更大为加强：“支那国土统一已数千年矣，中间虽有离析分崩之变，然为时不久复合为一。近世五、六百年，十八省土地，几如金瓯之固，从无分裂之虞。以其幅员之广，人口之多，只闽、粤两省言语与中原有别，其余各地虽乡音稍异，大致相若，而文字俗尚则举国同风。往昔无外人交涉之时，则各省人民犹有畛域之见；今则此风渐灭，同情关切之感、国人兄弟之亲以日加深。是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若要合列国分割此风俗齐一、性质相同之种族，是无异毁破人之家室，离散人之母子，不独有伤天和，实大拂乎支那人之性；吾知支那人虽柔弱不武亦必以死抗之矣。何也？支那人民，为虏朝用命，虽亦有之，然自卫其乡族，自保其身家，则必有出万死而不辞者矣。”又以义和团事件中无数民众抗外侮、保家园表现出来的勇敢无畏、视死如归的精神，作为有力证据，断言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必将惨败：“观于义和团民以惑于莫须有之分割，致激成排外之心而出狂妄之举，已有视死如归以求幸中者矣。然彼等愚蒙之质，不知铳炮之利用，而只持白刃以交锋。设使肯弃粗呆之器械，而易以精锐之快枪，则联军之功，恐未能就效如是之速也。然义和团，尚仅直隶一隅之民也；若其举国一心，则又岂义和团之可比哉！自保身家之谋，则支那人同仇敌忾之气，当有不让于杜国人民也；然四万万之众，又非二十万人之可比也。”最后充满信心宣布，中国的前途必将是民族自立，再造新的国家；“欲筹东亚治安之策以何而可？曰：“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这一时期，其他革命派人物也相继发表文章，论述民族要生存，必须有国民意识发达作为基础，联合本民族力量，建立强大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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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国家，以自立于世界，这就是时代要求的民族主义。如《浙江潮》发表说：“有国之民存，无国之民亡；有国民之国存，无国民之国亡。国也者，视其国民之数之多寡，国民之力之强弱为比例。而凡可以为国民之资格者，则必其思想同，风俗同，语言文字同，患难同其同也。根之于历史，胎之于风俗，因之于地理，必有一种特别的固结不可解之精神。”又如，《江苏》杂志发表《政体进化论》（署名竞庵）一文，从地理、历史和民族团结力三项，分析中国的前途必定是建立变专制为民主、完全无缺之“民族共和国”：“幸哉吾国！吾国实有由专制而变为民主之大希望者也。如吾前所举民主政体成立之四因，吾国实有其焉：（一）十八省得天然之地势远胜美之十三州，以地理论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二）专制之毒受之独久，反动力当独强，以物理论可独立而为民主也；（三）同胞四亿万，同文同风同利害，群策群力何事不成，以民族论尤可独立而为民主也。要之，具此三因，旧染之污必去之净尽，而新国既立人皆平等，更无人敢出而独揽大权，二十世纪中，必现出一完全无缺之民族的共和国耳。”作者最后满怀信心地鼓舞全国民众：“建民族之国家，立共和之宪章，凡我同胞，其矢斯志。”“民族主义”，就是面临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的危险，号召中华民族猛醒，加强全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万众一心抗击侵略，以建立一个新生的中华民族的共和国家。革命派所号召“民族国家”，决不是以狭隘民族利益为宗旨，排拒外国，更不是以“民论文联盟http://族主义”为旗号、行对外扩张侵略之实。一言以蔽之，革命派的“民族主义”，是发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挫败帝国主义瓜分阴谋，赶上世界潮流，建立一个全民族的共和国。因而这一主张体现历史与时代的使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先后举行起义，虽然都遭清朝军队残酷镇压，但是清廷极端虚弱、走投无路的本质已彻底暴露。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响应，清朝宣告覆亡。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探求救国道路，历尽艰辛进行御侮图强斗争终于获得了结束两千年封建帝制的胜利，这也是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在近代取得的重要成果！武昌首义成功，全国各族纷纷响应，各族人民以及海外华侨在辛亥革命中共同认定以推翻清朝为目标，在斗争中互相支持，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虽然因袁世凯篡夺了革命胜利果实，使辛亥革命归于失败，但是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即自认为是孙中山民主革命事业的继承者，百折不挠地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 转贴于论文联盟 ht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