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战后中间知识分子顺应社会民主主义的世界潮流，欲在

　为此，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主张，
　　
　　一、社会民主主义潮流与美苏冷战格局之间的矛盾
　　
　　如前文所述，“社会民主主义”成为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中间知识分子崇尚且欲于

　在这种情形之下，
　　值得注意的是，在世界格局开始向“两个世界”演进的同时，正是国内中间路线思潮兴盛的时期。以往学界比较强调“中间路线”思潮形成的国内政治因素，然而笔者认为，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对中间路线思潮兴起的影响亦是巨大的。众所周知，有关中间路线的思想和政治主张自抗战时期就开始提出，但所谓“中间路线”的概念，却是随着战后国共、美苏的冲突对立而出现的。1947年3月以后的几个月中，施复亮连续发表几篇文章，第一 次明确提出“中间路线”的概念，并对“中间路线”予以完整的界定和表述。在5月2日发表于《时与文》1卷8期的《中间路线与挽救危局》一文中，施复亮把“中间路线”的内涵最终界定为对内、对外两个方面。亦即，在国内号召中间力量的崛起，消弭国共战乱。在国际上充分发挥

　在中间知识分子的观念中，两党政治又是最理想的政党政治。WWW.11665.cOM一党政治是知识分子绝难赞同的，多党制亦难以体现宪政对人民负责的原则，而“两党政治兼具‘民主’与‘安定’两大长处，实为政党政治的理想境界”。其中，“反对党”的立场是他们最珍视的。萧公权指出，“为了获取正当的监督起见，一个民主国家必须要有健全的，经常存在的反对党”，“执政党对于这样的党，要雅量优容，不是请反对者做官而是让他们说话。不是分享政权而是采纳忠告”。因此，知识分子多次强调：“
　　对于政党政治而言，中间知识分子最强调的民主原则是“妥协”。他们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当中，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是通过政党来表达其政见的，而政党之间应该通过和平的说理、协商、或 讨论进行。陶孟和指出：“唯有靠着和平的说理，才可以说有政治，才可以成立正常的政治关系，才可以设立正式的政府，也才可以维持那个政府，发展它的活动。”只有排除武力、放弃武力，完全用说理、协商、讨论进行一切，则政党的更迭、政治的纷争，只能兴起人事上的波澜，而不致演成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结果。李澈庐亦认为：“唯有公平而合理的解决，才能一劳永逸，问题不致再起。这就是民主政治所以能够完成统一，巩固统一，也就是民主政治所以优于其他一切政治的道理。”
　　在适用于政党政治的“妥协”的民主原则指导下，对于国共党争，中间知识分子主张不靠武力，而要通过和平、民主的方式解决。他们要求两党站在为全民造福的立场上，互相信任，最大程度地相互妥协，以实现和平、民主和统一。因此，抗战胜利初期，国共和谈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举行，都使知识分子欢欣鼓舞。然而之后的种种事实却表明，要求这两大党遵循互相“妥协”的原则，实在是难上难。

　即便是对当时的执政党国民党，对其性质的认识，各方意见也非常不同。平情认为，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是代表地主、买办和知识阶级的”。“美国左派分子”指责“国民党是地主阶级的政党或浙江财阀的政党”。但有的知识分子则认为国民党甚至还不能算是一个现代的政党。泉清指出，认为国民党代表某某阶级的认识“完全是一个误解”，是套用马克思主义的“八股”的结果。这个误解显然还“过分夸奖

正因有此深刻的洞见，杨西孟和伍启元得以用一种不同的视角看待内战。与当时绝大多数人认为内战起源于党争的观点不同，他们质问到，如今的政治动荡，乃至内战之所以爆发且延续不止，究竟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还是自抗战时期就开始的通货膨胀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呢?杨西孟指出，国内和平局面的更难调和，“焉知不是政府只注意其他方面而忽略健全的财政政策，而有识见的对抗方面知其不能持久，于是更加如此呢?”伍启元则认为，正是在这样贫富极端分化的社会情形之下，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号召大多数的贫穷的人与政府抗争。可以说国民党实行背离了民生主义的经济政策，为共产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阶级基础。他进而指出，如果说中国以往的内战，包括抗战前对共产党的武力行动都是“以实现政治目的为中心的战争”，而这次内战则会变成“一种贫富阶级的经济斗争”，是一种反映“经济斗争”的军事行动，“内战的经济意义超过于政治意义”。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伍启元把这次内战定性为“经济战”。而贺昌群更大胆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就是象征近四十年来封建主义的官僚政治，与世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侵略，二者交攻之下所造成的无数内战中产生的‘天民之无告者’。”中国四十年来“内战、外患与天灾、人祸堆积起来的一个严重的民生问题”和“中国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所感受的这点抑郁愁苦之情”，都经由中国共产党表现了出来。
　　经济学家进而抨击国民政府十年来解决经济问题的方式都是“枝节应付”。面对此种经济结构的大动荡造成社会结构大失衡的状况，国民政府始终有一个“主旨”，即维护并扩大富裕阶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牺牲中下层阶级的利益。为此，经济学界和社会舆论发出了向豪门征税、清算

豪门、争取经济正义的强烈呼声。杨西孟提出，向富裕阶级纳税，是财政上“一个最平凡但是最健全的方策”，可是自抗战以来，无论国家经过怎样的艰难和危险，这个必须的平凡方策始终未曾用过。他主张打破既得利益集团对财政经济的控制，严惩贪污并清算豪门巨室，试厉行主要财产的登记，加重征取富裕阶级的租税，并从高级做起。一时间，经济学家掀起以“大商人、大资产者、和大地主”作为租税革命对象的所谓“租税革命运动”。
　　在当时众多挽救经济危机的方案当中，经济学家们都公认这很可能是最有效的办法。一方面，征得的巨额租税可以抵偿巨大的军费开支，缓解收支的严重失衡，有益于制止通货膨胀。一方面，政府若真能痛下决心予以实行，则将有可能改变各方面对于国民政府的感观，从而树立起维护经济公平、社会正义的姿态，挽回为物价上涨所破坏的政府威信。另一方面，如前面所指出的，国民政府片面的经济政策是引致国内分裂，内战爆发的重要原因。国民政府若能痛改前非，或许还可能消除引致社会动荡的一个重要根源。
　　然而无论呼声有多高涨，这个方案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这无疑暴露了国民政府的政权本质，证明了它是一个代表豪门资本、官僚资本经济利益的政权。知识分子痛斥到，正是这些既得利益阶级在控制着国家的财政经济，他们在抗战时期发“国难财”，在内战中又发“内战财”，豪门征税、国家财政经济的彻底变革才不能实行。他们的贪婪与残忍，比战争和天灾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