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朝专制主义皇权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又急转直下而消失，给后人留下清除帝王崇拜文化心态的使命。清朝满洲族统治对多民族国家巩固发展有巨大贡献，她在民族地区的多种体制政策颇有成效。鸦片战争之前社会经济文化具有前近代因素，可以与近代社会相衔接；鸦片战争之后
　　关键词　专制主义皇权，民族关系，社会结构，社会转型，爱国主义
　　　　
　　讲述清代的历史特点，是属于宏观研究范畴的大题目。将近五十年前，郑天挺先生在《清史简述》一书中，概述清代历史的六个特点，他认为清代是封建社会晚期，而不是末期，即封建制度尚未走到尽头；孕育资本主义萌芽的封建经济继续发展；满洲人关之初，满族封建社会处于上升期；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与发展时期；抗拒殖民主义侵略；历史上最大的农民战争之后的朝代。总论一个朝代的历史特点是必要的，有利于总结历史经验。在当前微观研究盛行之时，就有学者倡议加强宏观研究。我的治史基本上是微观研究的，遵循小题大做的原则，今日来做大题目，讲述清代的历史特点，包含着对清朝历史地位的认识和评价，同时涵盖着对清朝满洲族为主体的执政者的评价，我现在从四个方面来认识，即清代的皇权发展与衰落，清代民族矛盾与清朝

　5，强化皇权的文化专制与文字狱
　　文字狱频发而残酷，乃皇权神圣不可侵犯、高度集权之反映。乾隆朝御讳案是典型事件，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致仕布政使彭家屏，因藏明季野史入狱，又加上家谱名日《大彭统纪》，御名直书不避讳、不缺笔，等等罪名，赐死狱中。wWw.11665.COm江苏赣榆县韦玉振为其父刻印行述，讲到乃父免收佃户田租，使用“赦”字来表达，家谱中又有“世表”字样，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以僭用字样治以僭妄罪，杖一百，徒三年。“世表”用于给贵族、高官作史，民间不可用，真是等级森严。这类文字狱影响于民间家谱的写作。同治间常州姚氏修谱，谱例中特意举出韦玉振案，加以警惕，避免使用世表字样。清代文字狱之酷，历史上罕见。《四库全书》编辑过程中，毁禁、篡改图籍乃人所共知之事，不必多说。雍正帝干涉佛教内部教旨之争，禁毁禅宗内部汉月藏派佛书，是佛学领域的一种文字狱。文字狱的思想禁锢，是对明代中后期思想开放之反动，是历史的倒退。
　　当然，清朝也有节制皇权专断的微弱因素，就是天人感应之说。清朝皇帝以天心、民心自警自励，以“敬天法祖”为立国理政的基本观念，表示勤政爱民。皇帝读祖训、实录，遵守祖宗家法，由于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恒有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实行固定农业税的国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政策，康熙、乾隆更行蠲免之策，以稳定农村社会。
　　以上从五个方面说明清代皇权的强化，关键 处是相权的消失。制衡皇权的相权。在

　西南改土归流，由元代的改土首为土司制，到清代的改土司为流官，中央政府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直接治理得以实现。
　　在东北实行驻防将军制，设置奉天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实行旗民分治办法，由副都统管理旗人，府州县辖治汉民。
　　在维族地区，实行领主制的伯克制度，但不得世袭。
　　在广大汉人地区设立行省，中央政府直接治理。
　　郡县制、盟旗制、驻藏大臣制、驻防将军制、伯克制、驻防都统制，多种体制，均受中央政府管理，特别是在主权方面，如在西藏驻军，对外事务由驻藏大臣与达赖商定。
　　清代形成稳定的疆域。疆域由不够稳定到稳定，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在乾隆平定北疆之后，是为清帝国疆域最终完成。是时疆域辽阔，北到外兴安岭，东至库页岛，南极南海，西至帕米尔高原、后藏阿里。辽阔版图底定，在农业社会极其不易，乃两千年历史所形成，是漫长历程的产物。清代以后国人常以“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勤劳勇敢”自诩、自豪，“地大”，诚然。
　　新的版图观念和国家主权观念。传统的版图观、国家观，与孟子的国家观相同，即国家有三要 素，为土地、人民、政事。清代内地、边疆一体化后，大一统观念得到发展及深入人心，“华夷之别”逐渐为“中外之别”所代替。中外之别，是“

佣工身份，基本上是平民身份的雇工，明代还有一些身份介于贱民、平民之间的“雇工人”，到清代大体上转变为雇工，生产关系变化了，雇工虽仍受宗法性束缚，然而是平民，而不是从前的雇工人。
　　消费结构的改变，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共生，在工商业重镇高消费以商人、手工场主为主，外地人为主，乾隆间苏州府长洲令李光祚说：“一切唱楼酒馆与夫轻舟荡漾，游观燕饮之乐，皆行户、商旅迭为宾主，而本地士民罕与焉。”行户、商旅为宾主，他们为发展业务，需要应酬，需要有服务业来适应工商业和贸易的发展。
　　生产、消费变化，引起商品交换的发展，长江中游与下游，形成粮食与棉布(还有食盐)的对流，而粮食供不应求，促进粮食业生产的发展。江南与闽粤贸易，是棉布、棉花与蔗糖、材木的交换。
　　工商业、服务业、娱乐业的发展，社会消费结

构的变化，反映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就中棉布织业、丝绸织业、陶瓷业生产关系中，以及为出卖而生产的农业专门化地区的出现，无不表明经济领域已经有了近代的成分。传统的商品经济、雇工经营及其近代因素成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连接点。
　　
　　2，鸦片战争以后等级制度的变化与皇权的实际削弱
　　鸦片战争以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演变的若干迹象：
　　皇权的衰弱，大不如昔。鸦片战争失败，割地、赔款、开商埠，为亘古未有之巨变，皇帝的奇耻大辱，咸丰帝逃难中死亡，慈禧出逃，不成体统；地方势力实际加大，如湘军、淮军，部分地自筹军费(抽取厘金)，督抚与自主武装相结合；改革政体，预备立宪，实行责任内阁制，是皇权的让步，实际产生的是“皇族内阁”，内阁13名成员，皇族占7位，总理是庆亲王奕勖，排斥汉族官僚，又无能，无法驾驭朝政，乃宗室权力的回光返照。
　　官僚权威降落与官位贬值。战败的武官被人揶揄，不敢耀武扬威，文官在洋人面前直不起腰而遭到讥笑，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的“制台见洋人”的洋相。官位贬值，官多无职位可以赴任，甚或四品衔出任七品职。捐纳盛行，卖官，无可改变，恶性循环。
　　绅士社会地位进一步上升。表现在资政院议员选举，钦选一百名硕学通儒，条件是不必考试，由各省咨议局互选，于是绅衿充任议员者多；绅衿实际控制社区。
　　资产阶级产生与地位有所上扬。洋行买办转变为资产阶级，少数官员成为亦官亦商者，田主转化为资产者，他们经营造船、航运、纱布、矿冶、电讯、保险等近代行业；他们具有民族性，郑观应等已提出以商战对付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他们谋求政治权力，支持君主立宪。纳税多的资产者可以成为资政院、咨议局的议员和农工商部议员、顾问官，并有制度保障，即《资政院议员选举章程》、农工商部的《奖励公司章程》的规定，凡集股20～100万可为部议员，集资200-2000万授顾问官。
　　贱民的局部解放。堕民，继雍正朝改籍令之后，再度得到脱籍的机会。在堕民除籍史上表达出平等观念、人道主义的呼声。为堕民脱籍而奔走的宁波人卢洪昶说，“同是人也，而强名‘丐’、名‘堕’以辱之，不平何如焉?吾誓拯之出，以全人道。”(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丁编·堕民脱籍始末记》)他们通过办堕民子弟学校，令之取得学位而获得脱籍。
　　总而言之，时至近代，是中央集权的皇权下降，地方权力上升，地方自治的呼声和力量有所抬头，等级制度弱化，以至随着清朝的灭亡而等级制度的消失，应当说是近代平等、人道、自由观念的产物。
　　
　　3，民间群体的近代因素产生与政党出现
　　在传统社会的极少数合法群体之外，产生大量的社会团体，并与近代因素相伴出现。
　　古老的、带有宗法性成分的宗族，晚清上海的个别宗族依据地方自治和议会的原则成立“族会”，洗刷自身的宗法性因素；宗族进一步民间化，即成为平民的宗族，民众化和大众化，使之更具民众性和自治性。
　　政治性团体及政党出现。由清初不许结社到晚清社团林立，政党因应而生。开始出现的是强学会，办报纸，先后有《万国公报》《中外纪闻》和《时务报》，鼓吹变法，被视为乱议政治而取缔，但她为戊戌变法制造舆论，结束传统社会无政治团体的状态，意义非凡。保国会，以反对列强瓜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