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过渡时期  思想文化  批判运动   文化透析
     论文摘要：过渡时期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体现出复杂而精微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这一时期的毛泽东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二重心态，体现着一种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知识分子群体则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态和非自主化的批判人格。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背反现象与运动中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过渡时期，为了达到思想文化整合的目的，党在思想文化领域开展了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思想和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由于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历史复杂性和现实敏感性，大多数研究者更多的是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其进行分析和探讨。应当说，思想意识上的斗争是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基本特性，但并非所有特性。从这个意义上看，意识形态的视角并非完全涵盖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性质和特征。要全面的揭示其性质和特征，除了意识形态的视角外，还应引进别的视角，而文化的视角就是其中之一。
    意识形态视角比较强调精神文化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对一定经济基础的依存性和服务功能，而文化视角相对来说则更为注重精神文化在人类本体存在中的自由性和自我解放功能。WWW.11665.CoM如果将意识形态视角和文化视角都看作镜子的话，在意识形态视角这面镜子中映照的是经济和政治的状况、现实关系的特点以及阶级斗争的事实等，而在文化视角这面镜子中映照的却是人的自身，是人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
    毛泽东作为国家领袖和批判运动的发起者，特殊的政治地位决定了他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对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巨大影响。
    首先，这种影响集中体现其对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上。在建国初期阶级斗争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很容易从阶级斗争出发，以阶级对立来看待思想文化上的差异，这也就使得他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状况在整体上的估量出现了偏差。建国初期，从旧社会过来的200万知识分子就世界观和立场而言，绝大多数还是资产阶级的，这种状况与知识分子在新中国的经济文化建设中所处的重要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因此，解放初期的思想改造就显得十分必要。问题在于怎样判断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毛泽东不是从他们的政治态度出发，而是依据他们是否熟悉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他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是赞成但不熟悉。’.国虽然这也符合当时知识分子的实际状况，但这种忽略知识分子的政治态度和立场而以熟悉与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程度作为衡量知识分子世界观的依据，并不科学。世界观毕竟是意识的东西，衡量的标准只能是客观实际。一个人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在实践中表现出来主要是他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标准上存在的二重性，导致他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二重性认识。过渡时期，毛泽东在划分知识分子属性的标准问题上，基本上沿用了民主革命时期的二重性标准，且更多地是用家庭出身、所受教育性质及政治思想来判断知识分子属性。在1956年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曾谈到:“我们党也吸收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一千万党员里头，大中小知识分子大概占一百万。这一百万知识分子，说他代表帝国主义不好讲，代表地主阶级不好讲，代表官僚资产阶级不好讲，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也不好讲，归到小资产阶级范畴比较合适。
    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上，可以看出其对知识分子的双重心态:重视文化人，肯定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又从世界观出发认定其为小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既然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知识分子的思想便很容易被冠以“唯心主义”。把这种阶级对立的思维方式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就会导致把不同的思想认识、学术见解上升为政治问题，无限上纲，对许多文艺作品、理论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代表人物形成政治批判和声讨。此外，毛泽东对待知识分子的这种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使社会上的一些人产生对知识分子的轻蔑和歧视心态。中国传统的小农意识所具有的强烈的“反智”意识，也使得知识分子每遇运动就容易成为革命的对象。而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贬值又会造成人的素质低下，缺乏理性思考能力，易被卷人运动，造成运动的狂热发展。
    其次，这种影响还体现在其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上。可以说，在加世纪中，“急进”和“斗争”的文化态度始终主宰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使整个发展表现为一种急促和紧张的节奏。这种节奏再伴随着声势和规模都空前浩大的群众运动的疾风暴雨，形成了20世纪中国文化的壮观而又激烈的外表特征。毛泽东作为这种“急进”和“斗争”的中国现代文化心态的代表人物，自然也就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的历史情势。在毛泽东身上，我们可以最集中、最明显地看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主静”、“主和”的特征已基本不存在，而被“主变”、“主斗”的新的文化特征取而代之。

    从思想渊源来讲，毛泽东这一文化特征的形成，归结于中西方文化思想的综合作用。早期康有为、梁启超的“穷则变、变则通”的思想和赫青黎、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规律，都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得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就确立了动—变—斗的人生哲学和发展观念。当毛泽东成为一个成熟而富有独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后，运动、变化、发展和斗争，始终是他的理论思维的一个兴奋点。这种认识，反映在毛泽东的人生性格中，便是讨厌传统文化所偏重的和谐、不争、守成、世故。在他看来，事业的发展往往是由一个又一个的“浪潮”和“运动”推进，斗争是历史和人生最有创造性的状态，不斗争就不能进步。
    纵观这几次批判运动，之所以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以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学术问题，除了当时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影响之外，与毛泽东个人“主变”、“主斗“这一文化性格是分不开的。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无不体现着毛泽东对传统文化尤其是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强烈的批判意识，也无例外地采取了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这种批判意识和群众运动的批判方式，正是“主变”、“主斗”这一文化特征的具体体现，或者说，毛泽东的“主变”、“主斗”的文化性格直接决定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性质和发展进程，同时，这一文化性格也在整个批判过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
    建国后，毛泽东的文化批判实践是从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开始的。“主变”、“主斗”的毛泽东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武训传》以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改良主义，以改良主义来贬低阶级斗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和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是由李希凡、蓝翎两个“小人物”的文章引起的。在李、蓝身上，毛泽东依稀找到了他年轻时对传统教育反叛的影子，因此非常赞赏这种“小人物”对学术权威的挑战。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则反映了毛泽东“主变”文化性格的另一方面，那就是“防变”，时刻引导矛盾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防止事物朝相反方向转化。胡风的文艺思想在很多人看来是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挑战，两个不乏固执个性的人碰到一起，以毛泽东“主斗”的文化性格，是不会容忍这一现象存在的。而胡风的小集团和他的《作为参考的建议》正好授人以柄，印证了毛泽东在过渡时期的“防变”之虑。在毛泽东看来，“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口这一政治定性无疑决定了胡风等人的悲剧命运。 
   置身于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其对人类的思想深度有多大的推进。要究其原因，除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外，我们还必须具体地进入批判者与被批判者相似性及同源性的观照之中，进一步揭示其深层文化心态、文化人格。
    过渡时期伴随着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知识分子群体的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和现实的要求。现实的经济和政治原因，结合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固有的参政、从政、学术政治化的本质特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以政治权力依附形式存在的人身依附，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将政治立场上的划界表态作为价值取向的标准。政治权力文化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生存环境，知识分子群体对此大多是认可的，并以自己的言行加强了这种生存环境。他们不仅以自己赖以立命的学术活动与现实的政治斗争、政治权力紧密结合，学术依附于政治，而且更以自己学术批判的政治化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倾向。知识分子原本就比较脆弱的相对独立的理性批判和自由思想也就很难存在，其群体呈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心态和非自主性的批判人格。其具体特征如下:

     自主批判意识缺失。自我意识的具备和尊重自我、保护自我的实现程度标明着个体与群体进化与成熟的程度。然而，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知识分子却群体体现出自我意识的退化，并由此导致了低层次的批判人格。首先，伴随着对领袖宗教般的崇拜意识的增强，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也就越来越弱化，随之而来的便是自轻自贱自贬自责。他们基于出身的原罪感，不断忏悔和赎罪，把所有富于生气的棱角，包括自主意识、独创精神全部刨光、磨平。其次，知识分子在批判运动中呈现出一种畸形心理，通过非我化，把自己变成他人或他人的影子。翻阅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千人一面，都是对政治观点的重复、演绎和注解。他们的选择是单一的，参与批判是他们最自然的行为。他们衡量一切的价值不在于其本身的意义是什么，而在于他们自己在现实中的地位、命运和利益。在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紧跟政治风向就成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原动力。当这种外在的强制转为内心的自觉时，知识分子在运动中也就表现为两种极端:一是帮凶，一时帮闲。无论是批判电影《武训传》，还是批判俞平伯及胡适，尤其是批判胡风，都可以看到各类知识分子争先恐后表态紧跟，站稳立场划清界限，甚至于赤膊上阵粗暴批判。
    “集体无意识”的文化心态，使知识分子缺乏群体性的民主自由意识，缺乏救助意识。民主和自由的环境的形成不能指望少数几个人的努力，而需要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合作。这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上就体现得很明显。从已经披露的材料看，中央最高权力机关在建国初期对胡风的斗争中一直抱着观察的态度。林默涵同胡风几次接触中的情绪变化是个晴雨表，他某些时候的温和反映了中央内部的一种处理意见。刘少奇曾谈到“对胡风小集团，可以开些会，根据政治原则对他们采取帮助的态度。对胡风，不是打倒他”。四但当周扬、林默涵依靠他们地位的优势不断向上汇报，使问题逐渐严重起来时，很难找到一个为胡风说话的人。假如当时在学术观点上和胡风保持相同或相近的人们能够站出来为胡风辩护，决定胡风命运的天平也许会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材料，中央未必不期待这种声音，然而关于这种意见的渠道一直没有打通，“孤家寡人”的胡风注定要遭到厄运。

    知识贫困化。知识分子知识贫困化，看起来似天方夜谭，然而在某一历史时期却是事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背反。随着政治选择成为知识分子群体价值取向的基础，知识分子群体的知识兴趣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关注于现实社会的各种感性需求，特别是政治形势的现实需求。与当时用政治、行政权力的方式将一切生产、生活等社会资源整合归为国家或全民所有的社会变革相一致，知识分子群体在学术方面表现为见风使舵的潮流显学，始终关注如何使各种学术研究从立题、论证到结论、诊释方法上都表现为与对政治图解的感性经验相结合，表现为一种政治独断性的知识兴趣，因此也就对自然、社会和人的终极关怀失去了理论兴趣。
    几次批判运动充分体现了批评群体在专业理论修养、相关学科知识等方面的极度单薄和僵乏。当时代将批评当作“领导文艺的主要方法”，当作“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规定下来的时候，颇爱趋同的知识分子也就把批判奉为文化价值的最高标准，以批判和斗争代替了批评。批判变成了一种文化机制，批判凝聚为一种广泛人格。即使他们采取社会学的批评模式，也只是将其庸俗化而没有完整的社会学的学科知识.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思想，他们接受的范围仅限于跟流行思想吻合的部分。艾芜曾回忆说:“解放后，我自以为学到了毛泽东思想，却又一步一步把我学成了‘右派’，学成了‘反革命集团起义人员’，真是‘读书越多越反动’。回头一看，原来我根本没有学到任何马克思主义，曾经自以为信马克思主义并信其与‘五四’精神一致者只是自作多情。马克思主义究竟是怎样的，我其实毫无所知。’，国这种知识的贫困化带来的是盲目、世俗、偏狭、固执、乃至昏联。正是这些负面的文化人格纠结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定势、一种合力，决定了当时知识分子做出了“大批判”的选择。这种批判人格扭曲了自己，也扭曲了文化。
    审视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可以发现一定程度上存在以下几方面的背反现象:一是理论与政策的背反。这一时期党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和实际中的对知识分子所采取的具体政策一定程度上存在着偏差甚至背反。理论上，充分认识到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在社会转型中的重要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划分阶级的基本原理，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进行了正确判断和表述，指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在政策上，忽略了对知识分子的依靠，仅仅强调团结、教育、改造。这一政策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并没有什么区别，很容易造成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即等于资产阶级的误解，也就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只是把知识分子当作争取和团结的对象，当作统战的对象，而没有视作依靠力量。二是指导思想和方式手段的背反。指导思想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通过思想文化整合使不同的思想文化因素纳人到统一体系，保证思想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但在方式手段上，混淆了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的界限，采取了群众运动、政治大批判的方法，没有了真正的自由讨论，问题也就得不到真正的解决。1952年，党即提出“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化发展方针，但作为“百家”之一的俞平伯和胡风均未能逃脱被批判的命运，“推陈出新”的《武训传》也由于政治批判运动而使讨论失去了意义。三是人格操守和政治选择的背反。这几次思想文化批判运动的特殊政治氛围，使得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选择、价值选择、话语选择、道德选择、心理选择等诸多方面形成了以政治选择为基础、为主导的潮流，久而久之，外在的政治现实的强制变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心的自觉寻求。这一政治选择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操守形成了强大而深远的定势性影响。学术研究的独立，学术思想的自由，学术人格的自重、自尊都被窥测政治动向所替代;人格、学术上的自辱、自卑、自贬，行事上的苟且偷生、卖身投机成为一部分知识分子心理的构成因素。胡风事件中的舒芜就是一个代表。四是主观愿望和客观效果的背反。应该说，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对丈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观点及胡适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基本上达到了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历史观、哲学观、文艺观、学术观的目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文化整合的作用。但是，由于轻易地对学术问题做出政治定性，使得这几次思想斗争最终都形成了大规模的群众批判运动，不仅直接伤害了有关当事人，而且给知识分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压力，影响到后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57年，毛泽东曾提到“双百”方针“是在批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提出来的”。国其意思是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批胡的成果呢还是说“双百”方针的提出是为了纠正批胡的错误，恐怕前者的成分更大一些。正是这样一种认识和独特的思维方式，导致毛泽东越来越强烈的“文化偏至”倾向，使他发动要从根本上解决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命运前途的“文化大革命”最终成为可能。
    思想文化批判运动中的背反现象与参与者的文化心态、文化性格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理论与政策、指导思想与方式手段的背反，形成了其政治选择与人格操守的背反，造成了参与者这一时期特有的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反过来这种文化心态和文化性格也形成和加剧了这些背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