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观；表象主义；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论
　　论文摘要：白近代科学革命以来，科学知识便以其普遍性、客观性、价值中立性为标榜。正是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和去局域化的理论体系。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的日益复杂化，科学知识现便逐渐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转向为一种涉及历史的、社会的广泛情景。其中，科学知识社会学以社会建构论为纲领对传统的科学知识观进行了深刻地解构，相对性、境域性、多元性成为审视科学知识的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科学观问题是科学哲学领域中最根本、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它是科学哲学的发展主脉，它在不同的语境中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逻辑实证主义者所创立的科学哲学基于“科学逻辑”的定位提出了表象主义的科学观。然而，随着科学知识自身发展所日益显露出来的完整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日趋社会化，这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野中，科学知识观发生了根本性的擅变。
    一、“标准”的表象主义
    从科学哲学的发展来看，传统科学哲学的研究任务在于搞清科学究竟是什么?科学知识的起点、发展动力及其进程是什么?科学知识的构成及其辩护方式是怎样的?以及判断科学知识真伪的标准是什么?等问题。面对这些问题,20世纪50 - 60年代两个重要的哲学方法，逻辑实证主义、批判理性主义(证伪主义)相继出现。wwW.11665.COm尽管他们在理论上存在差别，但他们的工作实际上都是在主张一种与数理逻辑相结合的，静态地分析、研究自然科学的逻辑方法，并由此给出了一种规范性的科学概念:“科学是一种规范的行为”，“科学的特征就是理论和数据间的形式关系”，进而表达了与此相对应的表象主义的(representa-tionalist )科学观，即“科学知识是已证明了的知识。科学理论是严格地从用观察和实验得来的经验事实中推导出来的。……个人的意见或爱好和思辨的想象在科学中没有地位。科学是客观的。
    这就是说，在这种“标准”的视角之下，科学知识被看作是对自然的精确表象，是一种去情境化(decontextualized)和去局域化(delocalized)的理论体系。换言之，这种“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无非就是一种把科学及科学活动理解为非社会的、非人类活动的‘既有观念’—一副实证主义的、甚至是机械论的图景:科学自己决定自己的逻辑与发展，决定自己的价值与目标。
    二、危机:“自然之镜”表述的终结
    尽管这种抽象地、非历史地，能与社会相分离的科学知识观把科学知识表述为“自然之镜”，即科学知识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但是，随着小科学向大科学的过渡，科学知识自身的发展日益显露出其完整性，科学技术的发展也越来越社会化、政治化。这似乎都向我们表明科学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一种理性知识。
    与此同时，20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史上出现了十分吊诡的现象，这就是作为人类文明象征的现代科学最终受到了文明社会的怀疑和批判。这也意味着一个科学反思时代的来临。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率先将现代科学和技术理性推上了“社会批判”的祭坛。随后，对科学的深刻怀疑情绪不断蔓延且愈演愈烈。这种怀疑首先针对的是科学技术的社会应用，然后就是科学知识本身。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在继承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现代工具理性、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进行了意识形态上的批判。然而，这仅仅只是对科技质疑的开始。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遍及西方的社会运动和文化反叛运动中，来自不同学术背景的激进主义者更进一步地对各种理论提出了普遍质疑。在他们看来，整个西方传统文化和各种传统理论对于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总观点和研究方法，都是令人怀疑的，因而都值得给予彻底的批判。其中，他们对科学知识的批判尤为用心，因为理性与科学毕竟是西方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基础。这些趋势的后果之一“就是使知识真理的标准丧失了客观性”，“普遍主义的形而上学受到解构，知识变成了非知识，真理变成了非真理”。
    除了来自社会理论领域的怀疑主义倾向，科学自身的逻辑限度也受到了来自科学实践的挑战。一方面，科学自身发展的事实表明，科学总有某些错误的东西。换言之，科学知识并不能够被证明为真，尽管我们希望科学家建构的知识能够确定为真理。另一方面，尽管科学哲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科学，但它本身仍属于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就其研究方法来说，若是按照传统科学哲学家的理想，完全排除社会、历史和心理等因素，纯粹用逻辑和理性将科学哲学建构成类似物理学那样的精密学科，显然是成问题的。因为科学活动说到底是并且无可抗拒地是一项人的(社会的)公共性的事业，它始终无法脱离社会文化情境，因而仅仅从静态的、理性的角度来研究科学也是远远不够的。
    毋庸置疑，这不仅对传统“自然之镜”的科学表述形成了巨大挑战，而且更使人们感到了20世纪科学表述上的某种“世纪末”情结。人们不断地开始质询:那种普适的惟一的科学存在吗?科学知识的性质是什么?社会因素以及其他非理性因素在科学知识的产生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样的作用?等等。伴随着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质疑和探寻，对传统科学知识观进行反思和批判并重新审视科学的地位和形象就成为了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可以说，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科学知识出现了认识论上的社会学转向，即科学知识观从传统的“标准”形象，进而逐渐转向一种生动活泼的多面形象。这里涉及了科学更为广泛的情景，也就引起了诸如历史的、社会的等多重视角的研究。
　　三、它山之石: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
    提到科学认识的转换，不能不地提及库恩( t. kuhn )的功劳。因为自从库恩的经典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发表以来，尽管对库恩的不同解读造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向，但库恩开启了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视角仿佛是没有争议的。可以说，库恩是一个分水岭，他的出现彻底打破了传统科学哲学的“科学逻辑”的定位，使科学哲学进人到t“解释学”( hermeneutics)阶段。其革命性思想告诉我们，“我们都关心获得科学知识的动态过程，更甚于关心科学产品的逻辑结构”，并由此展开了对传统认识论和科学观的集中清算，坚持对那种将逻辑和证据看作是科学有效性的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进行强烈质疑，进而把相对主义公开引人了科学哲学。这样，经验性的社会学研究也就顺理成章地在这种考察中扮演核心和基础性的角色。同时，维特根斯坦(l.  wittgenstein )后期哲学影响日盛，在后期代表作《哲学研究》(1953)中，维氏试图摆脱传统哲学思想定势的左右，甚至还试图对他前期思想中所反映的一直统治西方思想领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作出彻底清算。我们看到，他完全放弃了前期那种视逻辑分析为哲学主要任务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抛弃了用逻辑分析手段建构世界和命题的理想，转而考察了日常语言的用法，提出了“语言游戏”理论。他告诉我们，传统科学哲学其实都犯了简单化的毛病，即把生活中丰富的语言用法都纳人到狭窄的意义框架中去了，事实上语言并非像逻辑实证主义所描述的那样，是静态反映世界的镜子，而是一种活动或一种生活形式的组成部分。
    总之，库恩、维特根斯坦等人对传统科学哲学的改造以及由此带来的新的思维方式，已经为科学的社会学转向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不过，至此真正科学的社会学研究还尚未最终形成，这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传统的(“标准的”)科学知识观所产生的思想禁锢。

    我们看到，20世纪30—50年代，尽管曼海姆和默顿传统科学社会学主张把社会学看作是分析科学的手段，但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根本缺陷，即把科学知识的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可以说，这既是传统知识社会学长期悬置的难点，又是主流科学社会学的一个盲点。事实上，不论是知识社会学还是科学社会学它们实际上都委身于一种实证主义的科学观，它们在认识论和社会学之间划了一条径渭分明的界限。因而直到20世纪60年代为止，它们都不足以取代实证哲学对科学知识的解释而引导科学认识的社会学转向。
    不过，当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悬置点和盲点被揭露之后，如何消解认识论与社会学之间的传统界限就成为社会学者70年代的主要工作。后续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而在社会学领域内酝酿着一场认识论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包括英国在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科学知识社会学”( sociology of scientific knowledge，简称ssk)就是沿着库恩等人所开创的反本质主义的进路而兴起的。实际上，随着ssk的兴起，美国传统或默顿纲领在经历了巧年左右的繁荣发展之后，其主导地位即被这种新纲领所取代，科学的社会研究进而也就从“科学体制社会学”走向了“科学知识社会学”，人称“社会研究的转向”。这一“转向”的实质就是要进一步推进库恩的“解释学转向”，彻底实现科学的情景化和地方化策略。

   四、解构:“强纲领”的批判
    可以说科学知识社会学(ssk)的出现及其壮大其实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哲学转向所作出的敏锐反应。因此我们看到，尽管ssk融合了知识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这两股社会学的历史潮流，但从一开始ssk在理论建构方面的实践就不同于它们。它不仅始于对科学理性主义的质疑，甚至还直接指向了传统社会学的双重“黑箱”，即保护和豁免科学知识不受社会学的检讨。于是，作为一贴激进的处方“强纲领”出现了。事实上，对传统“标准”科学观的彻底解构也正是从这一纲领开始的。
    “强纲领”反对传统科学社会学将科学内容排除在社会学研究之外的做法，转而要求用社会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形成的动因。因而ssk的理论和方法通常也被称为“社会建构论”( social constructivism ) ,“这一思想在现代科学论中的应用，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科学家生产和再生产科学文化的当下互动。”我们看到，ssk的理论纲领其实包括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试图通过对科学哲学传统难题(如归纳问题、科学划界问题等)的社会学求解，把科学社会学的情境化考察与认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即是把社会历史的方法应用到被黑箱化了的科学知识的“认识内容”中，从而对这些内容给出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的细致考察;另一方面拒斥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赋予科学的客观性和普遍真理性以及其它诸如此类的概念，进而解构传统的“标准”知识观，坚持主张即便存在客观性和普遍性这样的东西，它们最终也要通过具体的社会文化群体中的具有局限性的文化规范来解释。
    由此不难发现，ssk的这种“社会研究的转向”实际上就抛弃了知识内容与研究活动方式之间的二元关系的分离，并为科学社会学家向盛行的“标准”科学观宣战提供了理论武器。它断言科学知识的内容完全可以被社会学所研究，而且科学知识实际上也应该像其他知识一样接受“社会化”和“文化适应”，这不仅给知识和科学的社会研究注人了新鲜血液，而且也消解了认识论与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ssk实际上走完了默顿科学社会学没有走完的路，彻底实现了科学的“社会研究”。
    五、结语:新的“不对称”
    当ssk以“强纲领”展开了与传统科学社会学的战斗，并取得了或多或少的胜利之时，人们开始反思ssk那些对科学内容作出解释的社会因素。人们逐渐意识到，尽管“强纲领”消除了旧的不对称关系，但“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其实依然包含着一种实质上的不对称，因为社会建构论者在得出一个社会建构的普遍结论时，实际上就己经为自己预设了一个“社会”的前提。
    事实上，自“强纲领”提出以来，它始终面临着一种尴尬，即它无法向人们证明，用“社会”的因素来解释科学知识究竟是否充分。退一步说，即便能证明这一点，“强纲领”也无法克服一种相对主义的倾向，即科学与技术的知识并非是对既有知识所作的合理的和逻辑的推论，而是各种不同社会、文化和历史过程的随机条件下的产物。于是我们不难发现，这种相对主义的最大麻烦就出在“强纲领”的“反身性”问题上，即他们是否是用一种社会的实在论取代了自然的实在论，用一种独断取代了另一种独断呢?我们知道，说科学知识完全不受社会、人为因素的影响，与说科学知识完全是社会地建构而成的，这两者同样都是极端的。这就是说“强纲领”其实在批判“自然”实在论的同时，一不小心使自己滑到了“社会”实在论的另一极端上去了。可见，“强纲领”实际上并未“对称”地对待社会和自然，它是用表面上的“对称”掩盖了实质上的“不对称”，或者说它实际上又导致了新的不对称。也正是这一点使得“强纲领”受到了强烈批评，拉图尔就曾表明:“这就是死胡同，这就是我们为自己设下的陷阱，我们应该从中摆脱出来。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从80年代以后的发展来看，“强纲领”不仅招致了哲学界、社会学界、历史学界甚至是科学界的强烈批判，而且就连ssk内部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开始对社会学的研究进路越来越感到不安。
    针对“强纲领”内在的理论矛盾—是否应该把“反身性”研究用于社会学和科学社会学本身这个问题，ssk后续者s.沃尔伽(steve  woolgar)和m.阿什莫(malcolm ashmore)给出了“反思性方案” ( reflexive project，又译“反身性方案”)，他们认为如果不将科学的社会研究本身的工具应用于其自身，那么科学的社会研究就不会有任何进展。这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研究者必须对他们研究科学的权利和有效性进行反思，至少要求他们应该公正地看待自然科学家们的立场，不能在着手批判时把从技术专家那里夺取的特权免费地赠送给自己，并使自身拥有免于批判的特权。
    毫无疑问，这些观点对于“强纲领”而言无疑都是颠覆性的。不过，“反身性”研究是一把双刃剑，它的解构向度和建构向度并存。对ssk自身的文本和话语反身性的检讨，构成了ssk阵营内部的一种持续而有益的批评力量。这就有助于促使ssk的经验研究道路得到进一步地完善。    事实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科学观的理论图谱也因此而逐渐变得更加复杂起来。许多与ssk的主题有所重叠但关系不甚明了的进路纷纷出现。这里既有默顿的正统传人科尔的“实在论的建构论”、劳斯(j. rouse)的“科学知识的文化研究”，也有哈丁(s. handing)的“地方性知识”，更有在科学大战中出现的种种观点。这些新进路之间分歧颇多，论争激烈，使得科学观的这副图谱日显复杂。不过，透过这些复杂的炜幕，我们仿佛可以欣喜地看到一条主线，那就是“作为实践的科学”的态度逐渐深人人心:科学是一种介人性的实践活动而不是世界的表象;科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同其他社会文化实践勾连在一起，构成一幅开放、动态的图景;科学的文化多元性并不是对科学客观性的消解;科学正是在全球性与地方性的知识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这就是说，正是在对ssk的反思和批判中，人们发现了新的“范式”而使科学知识的社会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使得科学观的理论图谱不断地在开放中自我完善自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