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科学　道德　职业责任
    论文摘要:现代社会，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类生活方式的急剧改变，科学的“双刃剑”作用亦愈加突出。对此，科学家、企业与政府都有责任。建立约束科学行为的职业规范，增强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职业责任感，是防止因科技的不当应用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的需要。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以其巨大的历史力量和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文明进程。科学技术成为生产力，成为人类经济、政治、军事活动及社会生活中居于支配地位的重要因素，甚至成为国家兴亡盛衰的根本。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借助于科学技术获取过去无法得到的优势，谋取从前无法得到的利益，过上了过去从未有过的舒适方便的生活.然而，随着科学活动的深人，其“双刃剑”的作用亦愈加突出，人们对科技进步所存在的渴望与对科技成果应用负效应的优虑相伴而行，科学道德已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谁是科学行为后果的责任承担者?如何规范科学工作者的行为?这是当代社会实践提出的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一、科学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毫无疑问，人类现在所获得的日渐安乐舒适的物质生活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从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的巨大威力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而与之相比，人类其他知识却相形见细。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进步对人类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核能利用、人体器官移植、dna解码、人造卫星上天、太空人月球没步等等，催化出一个科学技术无处不在的现代化生存的世界。wwW.11665.coM然而，科学技术是一把既能造福又能生祸的“双刃剑”，它既是人类远征胜利的步步延伸，又是人类沉沦自陷的层层积累—可以说，它是两者与时俱进的同一体。回顾20世纪，人类不但没有获得使天空、大地和海洋免受人造化学毒素污染以及森林、草原、湿地和生物多样性不受破坏的能力，反而有史以来首次拥有了可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以及人类文明的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科学技术应用所产生的负效应已把环境污染、物种濒临灭绝、自然生态急剧恶化甚至崩演的景象展示给了人类.例如在科学技术的利用上，“增加使用价格低廉的化肥，是使农业生产能力发生革命的因素之一，但流人江河的硝酸盐却是污染的最严重的来源之一;用滴滴涕作为杀虫剂挽救了大量农作物，但也毁灭了野生生物和鸟类;汽车的汽油发动机较之蒸汽机效率更高，但它使空气充满烟雾;实际上，人类科学越是进步，问题越是复杂。“在现代技术文明还没有极盖住整个地球以前，差不多的灾害都可以说是自然灾害.即天灾。这种称为天灾的环境异变，对人类构成了可怕的威胁，所以人类拼命地抵抗，渐渐地战胜了这些威胁。但是在现代，灭绝人类生存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灾.这已是昭然的事实。不，毋宁说科学能够发挥的力量变得如此巨大以致不可能有不包含人灾因素的天灾。人类的力量影响环境.已经达到了会导致人类自我灭亡的程度。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卡森在她出版的《寂静的春天》一书中，以丰富的情感、生动的笔墨和探邃的思想.对科学技术应用所带来的负效应进行了全面的展现和揭露。人们为寻求自身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但动机和效果却具有那么大的反差，最后带来的只是“什么都没有了”的一个死寂的世界。科学的“双刃剑”效应使人不得不思考，科学究竟在给人类造福还是成为毁灭人类的祸首?科学是否在本质上就是进步的?对人类生存前景的优虑要求现代人对此必须作答.
    “这是一个最坏的年代，这是一个最好的年代;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冬天.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春天。”英国作家狄更斯对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描述，最为恰当地反映了现代人对科学技术发展的矛盾心态。
　　二、科学的价值是中性的吗
    谁应当承担科学成果应用负效应的责任?毫无疑问，科学家是“始作俑者”。传统观点认为.科学本是一种认知世界的知识体系，它反对权威、尊重客观事实，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的基础。自由探索是科学精神的体现，对真理客观性的揭示则是科学的本质，这就决定了科学研究无禁区，科学的价值中性也由此产生.也因此，科学发展和应用中存在的问题不能完全由科学家来承担，科学家的行为并没有违背(相反正是在捍卫)科学精神.西方实证主义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人认为:科学是关于真伪的判断，它研究的是客观事实;道德是关于善恶的判断，没有真理与谬论的区别.属于人的情感领域，不存在科学价值问题。哲学家罗素也曾说过:“科学家只是关注事实而不是价值，科学是不讲价值的，它不能证实‘爱比恨好’或‘仁慈比残忍更值得向往’诸如此类的命题。科学能告诉我们许多实现欲望的方法，但它不能断定一个欲望比另一个欲望更可取。他们企图在科学与道德之间划出一条鸿沟，主张科学对道德中立.力求摒弃科学家对科学成果应用于社会的道德责任。
    然而，科学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科学与社会中急剧变化的环境使得科学共同体的规范体系正在发生变化。变化的一个源泉是科学家和其他的人普遍认识到科学知识的滥用可能会产生势不可挡的灾难性后果.许多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在内)开始注意到科学成果应用的道德间题，并由此对科学价值中性的合理性提出了疑问。我们知道，科学不能完全等同于改造世界和用于操作的技术，它是通过技术作用于社会的，技术是科学的延伸，科学是技术的升华。科学与技术就对现实世界的影响而言是不可分割的。科学本身也并非像人们习惯上认为的那样.是如何利用、谁来利用、为什么目的来利用的价值中性的东西。恰恰相反，现代高科技的发展已经昭示人们，毫无限制地发展科学有很大的危险性。科学活动本身既然永远有着人类无法完全把握的一面，这就决定了科学的正反影响作用是那么的明显和突出。事实上，进入20世纪末的计算机信息技术、互联网、基因工程、人体器官移植、核能、新材料等新的科技革命，已经产生了对人类社会利益与灾难并存的影响，这就使科学活动本身是否有道德约束性成为问题。

    科学家不是安琪儿，他们既是科学领域的工作者.也是具有正常思维与情感的社会公民，要他们不问收获只为耕耘是不现实的。从根本上讲，任何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最终都会被用于人类有关的活动，都会遇到有害于人或有益于人的价值问题;而且.科学的发展越是迅猛，科技发明的成果越是伟大，它所面临的价值选择间题就越是直接、突出、重大和尖锐.而这时的科学家，因其专业的权威性，不仅成为人类知识正确与否的立法者，而且成为判断知识是否可用的法官.“过去，科学家可以不对人们如何利用他们的无私的发现负直接责任。现在，我们感到不得不采取更主动的态度，因为我们在发展核能的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功充满了危险，它远比以往所有发明带来的危险都要大得多。基于此，“一个科学家不能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纯粹的’生物学家或‘纯粹的’社会学家，因为他不能对他工作的成果究竟对人类有用、还是有害漠不关心.也不能对科学应用的后果究竟使人民境况变好，还是变坏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不然，他不是在犯罪，就是一种玩世不恭。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行为本身不应也不能不受道德的约束，科学—同任何其他形式的人类活动一样—服从于道德规则。
　　三、谁应承担科学应用的责任
    自科学家的社会职业形成以来，科学家就不是社会的一个局外人，他们的科学研究与现实的社会生活紧密地交融在一起。然而，科学家可以发现客观事实，可以是科学成果应用的责任承担者，但却不应当是站在道德法庭受审席上的惟一被告。这是因为，在现实社会生活中，科学成果能否得以应用以及得到怎样的应用，与政府的政治需要和企业的利润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这就意味着，在对科学应用负效应后果的承担上，一国政府与企业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人类进人工业社会以来，政府是科学应用的宏观决策人，它对科技行为的约束不仅体现在对科学家科研行为利用经济手段进行鼓励与支持、利用社会舆论导向进行感化与劝诫上，而且还体现在利用政治与法律手段进行干涉与强制上，政府对科学的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推动力。显然，科学家之所以能运用科学技术打开潘多拉魔盒，政府是脱不开干系的。政府可能对科技发展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处于盲目状态，但不能游离于科技失范的责任之外。1962年，美国政府宣布于当年4月在高空进行‘海星’核爆炸试验。当时，科学家们在对这次核爆炸试验可能给自然环境造成影响的评估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许多科学家持反对态度。然而在政府的压力下，实验仍如期进行，结果导致外层空间形成人为电子云带，存在时间长达30年之久，不但给无线电通讯及太空观察造成严重影响，而且对太空环境造成了伤害。我国“六五”期间，国家曾组织几百名科学家对2000年的中国发展状况进行预测。如今现实结果是，科学家们当初有关经济发展前景方面的预测(如电信、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无不失准，而对于生态环境前景方面的预测(如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地沙漠化、沙尘暴等将威胁我国并带来严重后果)却无不言中。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对于经济的预警，由于引起政府高度重视而使间题得以解决;而对于生态环境的预警，却由于不能撼动政府部门强大的发展冲动，结果未能防患于未然。实践表明，科学家作为一个受制于政府的社会群体，其科学研究行为并非完全由自己把握，有时甚至成为政府恶习劣行的牺牲品。用科学家的良知与道德去抗衡政府的强大力量，多数情况下显得苍白无力。

   企业是科学应用的主体，其应用科学的行为对社会生活具有现实和广泛的影响。科学应用的人道主义规范要求企业能通过自己的生产活动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的协同演化，并使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增长与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的增长并行不悖。但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不是这样，企业对自己眼前利益的一味追求扩散了科学成果应用的负效应。这一方面体现在企业出于自身利益，不计新产品应用后果，滥用资源和盲目生产，从而使消费者直接受到伤害上;另一方面也体现在企业生产过程中对环境所带来的污染与破坏上。如果说科学家的科学发现为科学成果滥用提供了可能，企业的生产活动则将这种可能变成了现实。正因如此，离开人类整体价值坐标的企业发展是社会的一种不幸，企业也不能逃避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社会负面影响之责。
　　四、如何实现科学行为的道德约束
    现代社会生活使科学上升到不可或缺的地位。人类绝不愿意也决不能再回到蒙昧艰辛的过去。科学技术是一把令人兴奋与赞叹的钥匙，它可以打开天堂之门，也可以打通地狱之门。科学的“双刃剑”作用表明，科学技术如果不受控制地发展，结果常常会出人意料，甚至给人类带来深重的灾难。因此，科学道德建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重要过。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不应被科学技术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冲昏了头脑，而无视它们给地球生物圈、给人类文明带来的负面影响。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宜言》，宜告:“现在已达到历史上这样一个时刻，我们在决定世界各地行动的时候，必须更加审懊地考虑环境产生的后果。由于无知或不关心，我们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和幸福所依靠的地球环境造成巨大的无法挽回的损害。反之，有了比较充分的知识和采取比较明智的行动，我们就可能使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后代在一个比较符合人类需要和希望的环境中过着较好的生活。”为了达到这一点，我们必须对科学技术行为进行约束和规范。

    第一，国家和政府制定伦理准则以规范政府自身、企业与科学家的科学行为。如何让科学成果广泛地造福人类而又不使人类受其负面影响的伤害，是21世纪民族生存及人类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科学道德的沦丧往往比科技的暂时落后更可怕。随着科技对社会的作用愈来愈突出，政府、企业与科学家的科学行为对社会的影响也愈来愈大。因此，要建立政府、企业与科学家都必须遵守的、具有时代气息和人文精神的科学道德规范，以防止因道德失范和越轨而导致技术滥用、错用的灾难性后果的发生。
    面对科学的发展，国际社会正在积极努力，寻找合理的约束规则。1987年，全球24个国家签署蒙特利尔公约以限制导致地球臭氧层破坏的二氧化碳的排放;1992年，地球高峰会在里约热内卢举行，签订保护“生物多样性”条约;2001年，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禁止有关“复制人”的研究。凡此种种都告诉我们，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科学，而科学的有益发展又离不开人文精神、道德伦理及法制规范的约束。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国家政府都应出于民族国家利益及人类长远利益的考虑，将经济发展与科学道德建设统一起来，用建立约束条款及道德戒律来规范政府、企业与科学家的科学行为，以使社会向着对人类持续发展有利和免受不可预料的伤害的方向发展。
    第二，科学家实行职业自律以强化自身的职业责任。科学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其内在的心理约束力有时甚至比宗教、阶级的模式更强，“对科学家来说，无论他信仰哪一种宗教，持哪一种政治态度，属于哪一个阶级，来自哪一个民族，都必须遵守共同的行为规则，都必须按共同的价值标准做判断。一个科学家对科学的价值标准和行为标准的背离，意味着他的科学生涯的结束。科学家道德自律是职业道德得以长存的根本，富有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科学家们应该联合起来图谋自救，与违背科学精神的堕落行为做斗争。人们不能忘记，我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一次中国工程院院士增选中，有32个名额空缺。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参评者的学术水平不够，而是因为他们在参评过程中进行了违规活动。为了保持科学领域这一方“净土”，评委会果断做出了宁缺毋滥的决定。2001年4月，北京大学召开了一次自“文革”以来规模最大的关于文科学术道德的大会，全体教师郑重表示，在北大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进程中，绝不允许腐败渗人学术领域。2002年初，中国科学院又公布了《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道德自律准则》，倡导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坚持严肃、严格、严密的科学态度。这些事例都在告诉我们:我国科学界正在为自己的荣誉而战。
    科学家应该是具有正义感的人，特殊的职业决定了他们应该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和责任心。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科学家，就必须成为一个具有科学精神和科学道德的人，否则，他就为科学家队伍所不容，不配做一名科学家。首先，科学家要有求是精神。从事科学研究活动最基本的前提就是尊重客观事实。科学家应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战，不能不负责任地提出不严谨的假说、半真半假的推测来误导民众，从而毁灭科学的前程。其次，科学家要有敬业意识。从事科学活动不仅意味着艰苦，也意味着责任。科学家要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负责，要为人类整体利益着想，有责任思考、预测、评估自己所阐明的科学知识及可能带来的社会后果，要主动承担起向公众披露科技事实真相的责任。再次，科学家要有服务思想。实践证明，科学的应用能够冲击人们保守落后的道德观念，改变不良社会风尚和生活习惯，科学的普及能克服人们的愚昧、迷信和盲从。既然科学家代表着某一领域的权威和真理，就应该承担救民于蒙昧之中的责任，科学家和广大社会公众不能隔离，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公众进行启蒙教育，使其了解科学的破坏性和创造性潜力，以使科学知识及其精神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
    第三，国家必须将伦理规范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治理企业行为。与规范科学家的行为不同，对企业行为的规范仅仅依靠道德自律来提升企业家的职业责任并不够。社会要求企业家要有关怀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人文精神，希望他们不能是只求收获不问是非、只求企业赚钱而对社会不负责任的生产者和经营商，要求他们关心社会生活和人类的愿望，使自己成为一个既具有管理才能又具有人文科学知识的人.然而，企业家作为企业的化身，他的灵魂必然是企业行为的灵魂。在现实的社会中，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主体，它的功能就是通过组织生产与流通，在满足社会需要的基础上来实现自身资本的增值.企业是赚钱的机器，其行为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因此，以道德规范来约束企业行为固然必不可少.但其“软”的规则对他们的约束毕竟有限，在创新冲动中的企业会不自觉地冲破道德藩篱，走向与人们的愿望背道而驰之路。这就决定了在对企业行为进行约束时，必须将科学道德建设同法制建设结合起来，以法律作为道德的下限来巩固人们希图建立起来的道德成果，通过实行道德约束与法律强制相结合来规范企业行为，防止企业因科技成果的滥用和对科学家科研意识的不利诱导而引发盲目的科学研究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