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跨文化传播　高度语境文化　低度语境文化
　　论文摘要：在跨文化选择与互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这严重制约跨文化的有效传播。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擅变及造成跨文化传播冲突的主要原因—高度语境文化和低度语境文化的差异，区分高低语境文化，进而做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进入诉求对象的文化角色，考虑他们接受信息的感知方式和心理特点，才能有效地使本国文化融合到他国文化中去，对他国文化产生吸引力，使跨文化在传播中多几分理解，化解差异、误解和冲突。
　　随着先进的通讯和交通工具的发展，各国之间经济上的依赖关系日益密切，世界正变得越来越小。狭隘的文化定位显得不适实用，文化已不是简单的与国家概念相统一，更不是与疆域概念相一致。跨文化传播理论，揭示出文化的类型差异，可以是全球的、国家范围的，也可以表现为一国内部的、甚至是一家内部的。即使在个人的行为和心灵中，也会有文化的冲突。
    由于人们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不同，对于外来信息的处理也就不同。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信仰、态度和价值观。原本在同一文化范畴内，人与人沟通时也会发生误解;然而，当人们跨越文化产生互动的时候，尤其是试图跨越那些价值体系差异较大的文化，正常的误解就会被夸大。这不仅给个人之间带来意义读解的困惑、心理情感的隔膜、文化身份的疏离，而且引起文化族群关系的失谐和冲突。这个问题随着全球化交往活动的日益频繁，就显得更加突出了。在全球文化的选择与互动过程中，明显存在着严重的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问题。WWW.11665.COm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目前国际间或人群间的所有冲突，都与这种交流媒介编码失误和交流媒介译码误读相关，这严重制约跨文化的有效传播，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巫需与国际接轨，国际的跨文化传播学也还函待发展。
    一、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嫂变
    文化传播是人类特有的各种文化要素的传递扩散和迁移继承现象，是各种文化资源和文化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流变、共享、互动和重组，是人类生存符号化和社会化的过程，是传播者的编码和读者的解码互动阐释的过程，是主体间进行文化交往的创造性精神活动。
    “跨文化传播”( intercultrual communication或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指的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体、群体或组织之间进行的交流活动。跨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旨在研究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流以及研究如何提高跨文化交流技巧，跨越跨文化交流障碍的方法和途径。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跨领域的学科，融合了人类学、文化学;心理学以及传播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它是一个既现代又古老的话题，我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玄类取经、郑和下西洋;在西方，很早以前，佛教、基督教的宗教领袖，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古希腊剧作家索福克勒斯以及英国剧作家莎士比亚便注意到“说对方的语言，根据听众来调整传播技巧”的重要性，这些都是中西方历史上跨文化传播的典范。
    系统地研究跨文化传播的第一人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学者爱德华·霍尔(e. t. hall ) 0 1959年霍尔发表《沉默的语言》，在书里霍尔第一次使用了“跨文化传播”这个术语。他的著作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10年中为美国的外援机构培养外事人员时使用的。因此，跨文化传播研究有它的实践和战略训练背景。
    霍尔更多的从行为科学着眼，分析了分属于不同文化的人们的行为类型、学习特点、接受和反应方式。霍尔并没有局限在量化和实验研究的范围，他将应用性的研究和逻辑的分析结合起来，在60年代中期，他发表了《隐藏的维度》。80年代以后，代表跨文化传播研究基本趋势的是古迪昆斯特(w. gudykunst)的“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anxiety/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汀一图梅(s. ting-toomey)的“面子一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以及菲力普森( g. philipsen)的“口语代码”理论(speech codes theory)。这些理论的总的特点是将跨文化传播研究发展到更加精细的水平。
    二、“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差异
    语境可以理解为那些与话语本身密切相关的人的社会的、文化的因素和氛围。根据爱德华·霍尔的高低语境学说，在“高度语境文化”( high contextculture)中，绝大部分信息存在于物质语境中或内化在个人身上，极少体现在清晰的被传递的编码信息中。信息的传递与沟通是通过肢体语言、上下文联系、场景等信息进行的。高语境文化在沟通过程中的反映，就是信息与信息之间存在高度的前后联系或隐含在某种个体特性之中。例如，中国人沟通使用诸多含蓄而不直接的语言，这种过程导向型的沟通，往往取决于接受者对信息的诊释。与高语境正好相反，低度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将大量的信息体现在清晰的编码中。大多数信息是由清晰的符号如语言、文字、符号和各种象征图案等来表达的。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人们往往使用的是发送导向型沟通方式，信息发送者有义务帮助接受者正确地理解信息。这就是说，中国人的沟通是含蓄的，美国人的沟通是直截了当的。显然，中国文化是一种典型的高语境文化，而西方文化则是一种典型的低语境文化。

    对于高低语境文化的差异，汀一图梅则作了更具体的解释。“高度语境文化”如中国、日本、韩国等历史悠久的东方文化，在既定的文化系统中解释信息时，强调意义对语境(context)的关联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任何解释都是联系到语境的解释，从而没有绝对固定的解释;意义依赖于语境而不是被固定于语词。“低度语境文化”如美国、欧洲国家等西方文化，则是更加重视语言符号本身既定的意义和意思。语言和符号的既定意义在“高度语境文化”中，不是意义的最重要的来源，意义只是隐含在语境和关系当中的。隶属于“高度语境文化”的成员，崇尚集体需求和目标，将它置于个体需求和目标之上。

    假定说，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个体的决定都会影响到群体中的每个人，那么，个体的行为就理所应当受到群体规范的控制。是“我们”而不是“我”，才代表最高的认同。相反，在“低度语境文化”中，个体的价值、需求、目标均高于群体。个人权利比群体责任更值得重视。“我”自身的认同才是最高的认同。
    三、“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
    霍尔以日本人和美国人的差异为例，指出“高度语境文化”更多的依靠非语言传达，更习惯于将人群区分为“我们”或“他们”，更关心外来者进人“我们”的圈子时，是否能举止恰当，并不关心外来者究竟如何想、其真实的态度和感情如何。“低度语境文化”则认为，人们所用语言表达的就应是他真实的思想感情，沟通成败全系于能否恰当和准确的表达。因此，在后者看来，“高度语境文化”是含义暖昧的文化。在既定的语词辞典中，很难掌握到确切的解答。这样，分属于两种文化的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误解。问题是，这两种文化如何达到沟通?汀一图梅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对“自我面子关切”和‘他者面子关切”的协商式行为，达到沟通目的。
    汀一图梅认为“面子”有消极的和积极的两类。“低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消极的面子，“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的是积极的面子。所谓消极的面子包括“挽回面子”( face-restoration)即要求自我的自由空间，避免他人侵害个人的独立自治，“留面子”( face-saving)即表现出对他人自由空间和某种孤僻的尊重。挽回面子和留面子被定义为“消极”或“被动”性的，是因为这类面子，主要作用是维护自我的最起码的尊严，不具有对他人的控制和支配作用。
    所谓积极的面子包括“要面子”( face-assertion)和“给面子”( face-giving ) o“要面子”，表示面子有极高的价值，人们生活在群体当中，有被接纳被保护被包容的要求。要面子被认为是最合理的。“给面子”是鼓励支持并满足人们对被包容被接纳被承认的需求。在心理动因方面，显然消极的面子谋求“个体自治”，积极的面子谋求“群体包容”。不同的文化类型决定了不同的保全面子的方式，从而决定了不同的处理冲突的方式。群体价值导向的高度语境文化，追求积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亲切随和、协商妥协、退缩、避免冲突，也就是通过不断的“给面子”，来满足人们的“要面子”，从而化解冲突。个体价值导向的低度语境文化，追求消极的面子，处理冲突的策略一般是整合的、解决问题式的，或者通过竞争，谋求独断权威。
    四、把握语境文化的类型差异增强跨文化的传导能力
    在跨文化传播活动中，只有深切理解这种语境文化的类型差异，才能更有效得进行跨文化传播，使本国文化融合到他国家的文化中去，如果中国的文化通过有效地对外传播能够对其他国家产生吸引力，具有那种安近来远的魅力，得到普遍认同，甚至被吸纳，中国与他国之间就会少几分敌意，多几分理解，化解差异、误解和冲突。就会使各国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与我国合作的愿望也会日趋强烈，这就为我们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发展壮大自己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从而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
    目前席卷全球的文化冲突和对话，正体现着人类精神视野的不断交流融合。源远流长的历史和不曾中断过的华夏文化，将为未来全球文化的建立和研究提供有中华特色的精华和取之不竭的资料源泉。我们需要努力总结和发扬中华文化的精华，将中华文化成果纳入世界文化和世界文化的未来“天择”之中。并进一步发挥中华文化的传播能动作用，以提掣世界文化到最融洽交流的高度为己任。
    北京奥运会的举办是跨文化传播的有效方式。据统计，北京有世界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62处、市级重点保护文物112处、重点保护历史街区40处(胡同和四合院)、地下历史文物保护区35处、博物馆58所、传统工艺14种、百年老字号67个。北京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为奥运文化的跨文化传播与文化积淀创造了得天独厚的人文环境。北京奥运会从申办到筹办的过程，不仅是奥林匹克文化的传播过程，还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和平崛起的中国国家形象的过程。北京奥运文化传播正逐渐从奥运理念宣传发展成为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文化发展战略。
    北京奥运文化传播不仅仅是体育文化的传播，它还为中西方文化搭建了一个交流与对话的平台，通过文化的整合、设计和引导，以一种西方低语境文化国家可以理解和接受的方式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进步，使真实的中国和北京呈现在世界面前，而基于这个机遇中国也将在更多的领域融入世界。因此，北京奥运文化传播的目标，不仅要着眼于通过举办奥运会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展示当代中国的人文风貌，也在于通过举办奥运会这一全球性的媒介事件整合文化的力量，提升中国国家形象。
    我们要通过跨文化传播向世人展示我国的社会主义价值核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建设和谐文化，弘扬中华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增强文化发展活力，加强文化建设和对外文化交流，增强中华文化的亲和力和影响力，研究跨文化交流和传播的规律，揭示在跨文化交流中如何体现不同文化各自的吸引力，发现和挖掘不同文化间的相通之处和共有特质，建立相互沟通理解的桥梁，增进相互了解、理解、共通和相容，化解差异、误解和冲突。通过跨文化传播让世界了解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文化，这是构建良好国际环境，促进和平合作与发展的需要，是联合世界其他各国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需要。区分高低语境文化，进而做到换位思考，设身处地进入诉求对象的文化角色，考虑他们接受信息的感知方式和心理特点，跨文化的传播就会达到预期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