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和谐文化　公民文化　比较
　　论文摘要：梳理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谙思想，把它与西方文化中的公民文化进行对比。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文化比较强调“分”、法理及对政治的广泛参与，而东方历史背景下的和谐文化更倾于强调“合”、情理及对政治的普遮冷漠。公民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运筹帷幌，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战略。
    有关和谐的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与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的“和”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和渊源。在古代的诸子百家中，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法家等都论及过有关和谐的思想。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出了“天人合一”的概念，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如《礼记》所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儒家所主张的以仁待人、以仁待物，以及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同一”(《庄子·齐物篇》)等都是和谐思想的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和为贵”。如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董仲舒提出“夫德莫大于和”，孟子主张“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荀子主张“下不失地利，中得仁和，则百事不废”(《荀子·王霸》)，在国与国的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如《尚书·尧典》主张“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四海之内皆兄弟”，提倡以德服人，兼容并包等等。wWw.11665.Com此外，古人所描绘的“大同世界”和“小康社会”则是他们心目中和谐社会的理想模板。《礼记·礼运》中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谈到小康社会时说“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是谓小康”。这些诸子百家的学说、主张和理想都充分表明了和谐思想的深厚根基和伟大生命力，也表明了和谐理想是古代圣贤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可以说这些观点和主张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也是我们构建和谐社会的坚实文化基础。
    概括来说，依托于传统农业文明的和谐思想中包含了很多值得今人借鉴的优秀思想和智慧，如强调人的道德修养(修身来达到内心和谐)，并把它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起点，重视家庭生活的和谐(强调“孝”与“礼”的观念，重视四世同堂，儿孙满堂家和万事兴等)，强调人的现世情怀和世俗生活(如孔子提出的“不知生，焉知死”，不问鬼神的态度等)，强调华夏与周边四夷的融合与和睦相处(中华民族的概念就来源于此)。在生产力十分不发达的古代社会，我们的先人也创造出“文景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的美好时代，创造了人类在农业文明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巅峰和极致局面。这些历史事实充分表明了和谐社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历史追求，历代先贤也曾付诸实践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
    然而，传统农业文明条件下的和谐思想也有其缺陷和不足之处，如过度强调礼治与德治，忽视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过度强调人的依附与顺从(具体表现在宣扬“三纲五常”的思想上)，广大百姓的臣民意识、顺民意识严重，再加上封建统治的愚民政策，使广大百姓要么默默无闻、逆来顺受、任人宰割，要么忍无可忍、揭竿而起，成为所谓的“逆民”、“暴民”，但就是没有公民意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极大的缺憾。
    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既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也包括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正如胡锦涛同志所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其中，社会关系的和谐是主流。同时和谐社会也应当具有健全的民主与法制制度，鼓励和包容人的自由、平等与独立精神，积极推动公民的参与意识，提高参与能力。李慎之先生指出:“千差距，万差距，缺乏公民意识，是中国与先进国家最大的差距。诞生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观念和公民社会理念有其独特和精华之处，其中也不乏带有普适性的价值观念，对其进行比较和鉴别可以更好地推进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公民”这一词源于古希腊时代，它的产生与古希腊城邦制度有着深刻的关联，由于爱琴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古希腊世界形成了很多城邦，城邦(polis) 邦的公共事务，是指公民对城邦事务共同决定的过程。古罗马人也继承了这一理念，他们用“公民的”一词来表达政治的本质，古希腊罗马政治，可以说都是一种“公民政治”。公民政治最著名的是雅典。
　　这些城邦虽然政体有所不同，但都孕育出了深厚的公民意识与公民文化，都设有专门参与议事的公民大会、议事会等机构，尤其在雅典，为方便公民议事，甚至发放津贴，雅典的“广场政治”和直接民主的政治实践更是促进了古希腊公民文化的发展壮大。法庭辩论、会饮时明智的对话、投票、竞技和悲剧竞赛等各种公共活动都推动了公民文化的发展。公民成为一种身份，一种作为城邦认可的构成成员的身份符号。不过，在当时，享有公民权的人主要是本邦的贵族和自由人，外邦人、奴隶和妇女都不享有公民权。如在雅典虽然有30万人，但真正享有公民权的只有5万人左右。总起来说，在古希腊，人的本质只能在共同体中体现和界定，“在政治学中，城邦的善只能通过公民的善来实现，因为城邦政治学归根到底是公民政治学。
    到了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兴起，行会的发展和宗教思想的传播，西方各国家内部逐渐成长起来一个市民阶层，随着这个阶层不断发展和强大，一个崭新的市民社会开始出现，并成为与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组织相抗衡的重要力量。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和工业革命的发展，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国家相继确立。资本主义的政党制度、选举制度、法律制度等日趋完善，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开始确立。正如美国政治学家琼·柯亨和安德鲁·阿拉托所说，公民社会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的领域(特别是自愿结社)、社运动等形式组成。可以说，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政府之外的民间组织，是独立的个人为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所组成的联合体。它有利于培养公民的参与意识、法治精神以及宽容、独立、自由与平等的观念。特别是有助于培养社会成员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有助于形成自主与团结互助的精神，可见，公民社会是一个以自由主义价值观为基础，以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为支撑，以自由市场经济为依托而形成的，融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为一体的一个整体性、综合性概念。是西方社会历史文化长期演进的产物，这其中既有西方社会文明演进所积累的精华，又不乏普遍性的价值因素存在。

   比较一下二者可以看出:
    第一，西方背景下产生的公民文化比较强调“分”，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和国家之间的分离与相对独立性。这种相对独立性可以保证公民社会的相对独立、自由和理性，也便于它更好地发挥对政府的监督和制约作用。当政府基于自身的利益，做出贪污腐败、侵害百姓和公共利益之时，强大的公民社会的作用就会立竿见影的显现，有力地促进了政府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如在西方有许多媒体、非政府组织和各类协会，其资金来源和运作等都不依靠政府，就是为了保持一份超脱和相对独立。而东方历史背景下的和谐文化更倾向于强调“合”，孔子曰:“君子不党”，自古以来，历代统治者都强调以农为本，反对大力发展工商业，乐于见到“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情景。中国文化背景下更强调个人更好地融人家庭、社会与国家等集体之中，强调和平、和解、和谐。从好处说，这可以保持社会秩序的稳定，避免矛盾与冲突的爆发，但是，为了这种所谓的其乐融融、和睦相处，广大百姓不惜选择忍让、退缩、得过且过等消极避世策略。对于政府和国家事务没有任何建言献策的权利，没有言论和思想自由，更不敢进行结社活动，中国百姓的忍耐精神更是举世闻名。这种和谐，在某种程度上是掩盖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它极易形成“大政府、小社会”的局面，甚至形成更加飞扬跋肩、鱼肉百姓、胡作非为的强势的、专制的政府。而百姓则普遍缺乏独立和参与意识，不敢、不愿也不能有所作为。政府国家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社会与国家之间没有良性的互动关系，社会矛盾表现突出。社会和谐怎能实现?荀子曰:“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其所用，何也?曰:群也”。由此可见，加强组织与协调，壮大公民组织力量，强化公民文化建设对于和谐社会能否实现意义重大。

　　第二，和谐社会的传统文化是建立在“情理”之上，而公民文化的传统是建立在“法理”之上。许多政治学者都把中国的传统社会称为“人治型”，把西方国家的社会称为“法治型”。应当说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中国自古号称“礼仪之邦”，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重视人情往来与社会交往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征，孝敬父母、诚实守信、热情待客、礼尚往来等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但是，从负面效果看，过度的重视人际交往，尤其是把它建立在各种情感与伦理的基础之上，形成了传统的“人治社会”。人们在社会生活与交往中更加重视人情、亲情、友情、爱情等人为因素，三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等理念像一张大网把每一个人都编人其中，各种社会交往都被千丝万缕的情感所掺杂其间，一个重视人伦及情感交流的大网覆盖全社会，上至统治者强调“为政在德”、“施仁政”，下至黎民百姓熟悉的讲面子、托关系、跑路子等无不是人情社会的生动写照，恰恰相反，那些“黑脸包公”，不讲情面、铁面无私、秉公执法的人则常常被斥责为“六亲不认”、不近人情等，并且无论在官场还是民间，都不被理解，遭人排挤、嘲笑，郁郁不得志，而且下场都很不如意。孔子曰:“听讼，吾犹众人也?”(《论语·为政》)连他都如此，普通百姓更是对打官司退避三舍，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啊。因此，整个社会成员在正常交往中，明明可以照章办事，却不得不付出极大的交易成本，这不仅扭曲了社会关系，毒化了社会风气，而且助长了权势人物的嚣张气焰，使得“官本位”、“权大于法”的观念深人人心，显规则流于形式，潜规则大行其道，社会制度与法律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政府效率极大降低，社会发展进步受到阻碍。
    而公民文化则注重法治。古希腊就有悠久的自然法传统，古罗马法律之发达更是举世闻名。尤其在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随着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确立，《权利法案》、《人权宣言》等相继用宪法和法律的形式规定民主的原则、内容及程序;广大公民的人身、言论、集会、出版等自由，政治、经济、文化等权力逐渐有了制度的保障;不仅建立了一整套三权分立、多党轮流执政、法定选举的民主制度，而且建立了完备的法律与司法体制。这不仅保障了广大公民的各项权利，而且使广大公民的参与热情有了法制保障，监督权力有了法律依靠，社会地位得到明显提高，强大的公民社会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第三，普遍的政治冷漠与广泛的政治参与是东西方两种类型政治的又一不同点。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广大百姓缺乏知识和教育，没有参与政治生活的基本条件和方式方法。长期以来，治国理政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肉食者谋之”的事情，和老百姓没有多大关系。百姓即使遇见难事或冤屈，也大多哭诉无门，只能选择默默忍受。表面上整个社会一团和气、其乐融融，本质上则病人膏育、积重难返。社会矛盾越积越深，民怨沸腾到一定程度总会爆发，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绵延不绝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西方，早在古希腊时期，广大公民就已积极地参与到政治生活中间去了，古代雅典的广场政治、罗马人的库利亚大会都包含民主、参与的公民政治因素。伯利克里在葬礼上的演说更说明了这种民主政治所包含的参与精神。另外，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中，都用大量篇幅谈论公民教育的问题，并把它作为实现理想城邦的一种手段。“理想城邦的核心乃是理想公民，而这种理想公民的出现，只能通过教育。教育是通向政治正义的唯一道路”。可以说，公民的政治参与是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是衡量一个国家政治生活质量和政治民主程度的标准之一。提高公民的政治参与能力，对公民个人还是对政府而言，都是有利的事情，它不仅提高了公民参政议政的能力，增强了政治责任感和主体意识，而且可以加强对政府活动的制约和监督，规范政府行为，减少腐败现象，保障政府的廉洁高效。这不就是双赢的好事吗?
    我们在继承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他山之时，可以攻玉，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公民文化中的合情合理之处。公民文化本身应当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唯有如此，才能逐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中国的公民文化，即生动活泼、团结和睦、充满活力、协调发展的健康的公民文化。可以说，公民文化的健康发展与和谐社会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公民社会必将推动和谐社会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