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迁贵州的高等学校当中，大夏大学是在贵州省办学时间最长的一所大学，也是与贵州省府当局关系最为密切，深入贵州社会最为广泛的高校之一。自1937年内迁入黔到1946年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全体教职员生，在坚持正常教学活动的同时，针对黔省的地方需要，培养了大量的师范人才，充实到省内各级教育机关，他们积极协助省府当局进行教育改革，发展社会教育，为贵州教育的发展作了不懈的努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大夏大学；贵州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7-0051-02
　　
　　一、抗战前贵州教育概况
　　贵州近代教育肇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在贵州学政严修的主持下，贵州教育开新学之风气，随着清政府颁布“兴学诏书”，在全国“废书院，兴学堂”的风潮当中，贵州亦掀起了一股办学热潮，据《贵州通志》统计，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全省公办各类学堂683所，形成了贵州教育发展的一个高潮。辛亥革命后，贵州革命政府仅仅存在3个月，便被封建军阀所取代，进入了军阀混战，政权更迭频繁，教育经费奇缺，全省教育发展呈现衰退的景况。至1935年，蒋介石借剿共之机会率中央军入黔，结束了贵州军阀混战的局面，自此，贵州真正进入了国民政府的统治之中。经过两年的教育行政改革及对教育经费的整顿，贵州全省教育状况有了初步的改观。全省各县增设小学，实行义务教育；七所省立中学教育经费一律由省款支付；对于高等教育人材的培养，贵州省的状况亦非常尴尬，因省内无一所高等院校，虽制定国内外留学生补助办法，但仍因费用较高，每年派出学生均不足十人。wwW.11665.cOM由于贵州地处边远，土壤瘠薄，生产力低下，因此中央政府除了加强各级行政组织之建设以形成严密的政治管理系统外，其他方面的工作，中央并未加以重视，教育人材、经费严重缺乏，贵州省内甚至连一所高等学校都未设立。
　　二、完善教育制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各大高校纷纷内迁，贵州籍大夏大学创办人、校董兼校长王伯群便与教育部商定将大夏大学迁往贵州贵阳，以促贵州发展。随大夏大学迁入贵州的专家教授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在各个领域都有颇有建树，迁黔以后，他们以“深切研究贵州，参助地方当局及社会人士建设新贵州”为“第一个目标”，一方面尽心从事教学培养人才，一方面尽其所能参与政府各项建设。1940年5月，大夏大学副校长欧元怀出任贵州教育厅厅长，随即着手教育行政改革。首先，将教厅原有的“三科两室”进行调整：第一科专管中等教育（兼理高等教育）；第二科专管国民教育；第三科专管社会教育；秘书室掌理总务；扩大督学室组织，改称视导室，重订办事细则；增设编审室，专司编审统计等事宜。如此，革除了从前各科室职责难明，工作不协调之弊病。其次，在用人的方面，欧元怀将原有职员职务进行了调整，并聘请大夏大学教育学院社会教育系主任喻任声为主任秘书，大夏大学教务处课务组主任韩钟琦为第三科科长。经过一番人事改革，加强了教厅行政能力，提高了办事效率。再次，划一校行政组织。“订定贵州省中等学校行政组织纲要，以统一各校行政组织颁发，及各部分之职掌。”通过对各级教育行政单位职责的厘定，使教令通畅，行政效率得以提高。
　　欧元怀根据黔省过去教育情况、社会背景，配合国家与地方的需要，订立了以培养地方建设人才为目标，以质量并重为原则，集力推进国民教育的教育方针。“质量并重原则”即“中等教育质量兼顾，国民教育先求量之增加及普及，再求质之改进充实”。按此原则推进，国民学校数量至1944年底已达8770校，较之1940年的3905校翻了一倍。而对中等学校注重质的改进，“以期与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以及国防与生产事业各方面之需要相衔接。”此外，还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教育改革措施。首先，加大经费的投入，充实各校教学设备。在1942年全省中学教育经费达到近一百八十万，较1940年翻一番。其次，在教员方面，提高教师待遇；每年暑假征调全省公立私立各中等学校教员一人至三人入暑期讲习讨论会进修；定期举办中等学校教育检定，将检定成绩公布。另外，对教学成绩进行考察。抽查调阅学生平时学业成绩，举办毕业会考，以学生考试及格率来决定该校增加或减少班级的设置。此项办法的设置既做到战时提高人们普通知识，加强国家民族意识，又为战后建设培养了人材，是符合贵州省情的战时教育与平时教

的良好结合。教育行政的革新，教育制度的拟定，为全省教育规定了发展的方向。
　　三、培养地方教育人材
　　大夏大学迁入贵阳，使得更多的贵州省内贫困青年能就近接受高等教育。为了能提高贵州省教育工作者的专业才能，省教厅与第二联大磋商请学校招收在职人员免试入学，经校方商议，指定了优待办法：“一、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中校民教机关或教育行政机关服务满三年以上者；二、高中或高中师范科毕业，在初等教育机关，服务满五年以上者，凡具有上列任何一项资格，经本省教厅保送，得免试入学。”学校于1937年12月27日正式开课，在第一学期黔籍学生共192人，占全校学生百分之七十以上，此后，黔籍学生人数逐年增长。由于贵州青年大多贫穷，大夏大学作为私立学校，在办学经费紧缺的情况下，依然坚持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及采取减低学杂费等措施。以1939年下学期为例，全校注册学生三百多人，获得全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40人，半额免费黔籍新旧学生36名，获减免学费学生比例是相当高的。同时，针对贵州中学生升学状况不佳的情况，大夏大学诸教授利用暑假开办暑期学校，给予补习，学校规定“除了本校同学可自由进读外，各大学肄业生，中小学教职员，以及有志增进作事效能，准备投考大学或求文艺科学之高深研究者，不论男女，具有中等学校毕业程度者，均得报名入学”。
　　大夏大学教育学院名师汇集，在多年的办学过程中成绩卓然，颇负盛名，在教育部确定师资国营制度后，私立大夏大学是少数几个经教部特准继续办理师范教育学校之一。该校迁黔后，致力于培养地方教育人材，历届毕业生服务于省、县、乡各级教育机关，具体人数已无法完全统计。就现有资料来看，在贵州省六个行政区均有大夏大学毕业生担任重要教育工作岗位，如省教育厅职员、各县教育科科长、师范学校校长、省和县立中学校长、省立民众教育馆馆长以及各级中小学教导主任及教员、各保甲职员训练所教育长等等，充实了贵州省历来贫弱的教育人材队伍。1941年秋，贵阳师范学校成立，大夏大学的教育学院全部师生，奉教育部的命令，一律转入贵阳师范学院的教育系，学生都按原有年级继续学习，如期毕业。 、提高普通民众智识
　　抗战军兴，提高民众智识、增强民众国家民族观念是教育的另一项重要工作，在教育落后的贵州尤为重中之重。1937年底，学校尚在安顿整合当中，校方便与贵阳县政府商讨参与社会教育的计划。经磋商后，贵阳县政府与大夏大学联合“于贵阳县属之花溪，成立一‘农村改进区’，借以协助政府，办理农村复兴工作”，派定喻教授任声负责主持。喻任声为大夏大学社会教育系主任，有着丰富的社会教育理论及工作经验，在他的指导下，花溪农村改进区于1938年3月10日正式挂牌成立。针对贵州农村特点，喻任声把改进区工作分为保健、教育、农事、社会四方面进行，经过三个月的初步试验，总结出推进农村工作的三个原则：（一）要充分运用政治的力量。由于一般农民，知识浅薄，意识顽固，不善接受新事物，因此，做最初的动员要以政治为手段，以达到使教育力量渗透到农村的底层；（二）要训练当地人才。农村的改进，外来的工作人员仅可协助倡导而不能包办，应当选择当地农村青年加以训练，以充当主要力量，一来利于在农村中工作的推进，一来在外来工作人员退去时，地方事业，可以持续发展；（三）要建立农村改进事业的中心。喻任声感到分四个方面进行工作，表面上是面面顾到，可是彼此没有联系，缺乏效率。因此，他认为应以教育为改进事业的中心，来推动其他的改进事业。具体来说，要在每一村设立全民学校，在联保所在地成立中心全民学校，在区的所在地，成立全民高等学校，以建立一种由教育而达到农村社会改进的制度。在此中心原则的指导下，改进区以花溪中心小学为社会教化中心，在各村设立民众学校，于农闲时举办公民训练，教育形式通俗多变。这种以政治为手段，教育为目的，注重培养本地人才作为工作骨干，以教育为中心辐射其他方面的工作模式，不仅最大程度的减少了在农村办社教的阻力，并且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在短短的一年时间便得到了民众与社会的认可，改进区在逐步设立民众学校之时，便有村民亲自到办事处请求设立民众学校，并有各地村民自发要求改进区政府指导其组织乡农会。花溪改进区工作的成功，为在贵州各县推行社会教育提供了经验，在其举办的花溪改进区教育展览上，连续

三日“各界参观者，络绎于途”。教育部亦对大夏大学在花溪实施改进情形，及兼办社会教育计划给予了嘉许。1939年1月10日，在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社会教育会议上，教部特指定喻任声教授前往出席，贡献意见。
　　为提高普通民众的智识，加强国家、民族观念，大夏大学全体员生都积极地投入到各种形式的社会教育活动中。1938年6月，大夏大学学生生活指导委员会发动全校教职员生五百余人，组农村宣传队，分九队赴贵阳县各片区进行宣传，动员全体民众，参加抗战救亡工作。为了使社会教育取得更大的效果，1939年5月，全校员生开展了“肃清贵阳文盲”的运动。首先将贵阳市划分为五个施教区，在每个施教区内，设立民众学校一所，每校分儿童班、妇女班、成年男子班三班。针对程度、兴趣和需要互异的对象，课程编制也以适合每班学生需要为原则而定。这次活动后续开展具体效果如何，暂时缺乏资料佐证，不过大夏师生几百人深入民众当中做大规模的宣传教育活动，对民众影响不可谓不大。除了全校规模的活动外，各系师生都积极的参与社会教育事业。1938年5月，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邵家麟为《贵州晨报》撰写的星期论文《筹设贵州省立科学试验馆之计划》受到省教厅的重视，受聘主持贵州省立科学实验的筹设工作。为研究黔省“与科学有关之诸问题，并灌输民众科学知识起见”，组织迁筑科学专家三十余人成立科学座谈会，轮流“举行通俗科学演讲，以灌输人民大众之科学知识”。政治系同学组织之政治学会与民众教育馆合作，邀请政府公务人员及高校教授在民教馆举办“战时政治常识讲座”，利用晚上闲暇时间，每周讲演三次。法学院学生组织法学会，利用报纸，代社会人士解答法律上之问题，同时在校方的资助下，备置三个法律质疑箱，分设于贵阳市较繁华的大十字、铜像台及司法路，接受函件质疑。法学会将法律质疑解答于每周三及周日在《贵州日报》刊出，该专栏的开设，受到读者的喜爱。以1940年5月至1941年5月止为例，共解答问题137件，询问信件除了来自贵州省内各地之外，还有四川、云南、湖南、广西等地的。除此之外，大夏各系学生，组织歌咏队、戏剧社，利用周末赴贵阳最繁华街区大十字演出；在校内、校外积极开办夜校、民众学校等，免费招收工友及成年民众入校学习。大夏大学师生对于贵州社会教育的发展，无论在学理上、实施细则上还是在人员上，都给予了最大限度的帮助。
　　私立大夏大学在迁入贵州省的高等学校当中，规模不是最大的，师资也不是最强的，但正如吴泽霖所说，与其他学校比较，大夏是“与贵州关系较深的”。抗战八年，也是大夏师生发扬“三苦精神”2努力发展贵州教育事业的八年。大夏培养的黔籍学生在战后多数留在了贵州，为贵州教育长期发展提供了人材。
　　
　　参考文献：
　　［1］欧元怀.一年来之贵州教育［m］.1941,(6):3,4,7.
　　［2］欧元怀.贵州教育［m］.贵州省政府教育厅编印,1943:17,74-77,80.
　　［3］喻任声.今后花溪农村改进区工作动向［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