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语言问题的深耕广拓紧相交织的另一关键问题，是文学主体问题，其具体内容是对文学活动主体的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实行历史性的甄别、批判和革命性的置换、改造。文学历史、文学空间和文学价值的新与旧之分、传统（精英）与民间（大众）之分交相穿插在一起，形成了新文学胜于旧文学，但新文学和旧文学相对于民间大众的文学，又都同等地带有以少数社会精英为主体、以书面语言为基本形式的隔膜于民间和大众的局限这一繁复、曲折的价值评判逻辑。一部代表着与大众疏离对峙的社会中上阶层的精神需要和审美趣味的书面化和知识化的文学史，以及在这部文学史中始终居于主体地位的文人、知识分子群体，经这种价值逻辑的比照，立时显出原罪深重的一派幽暗。好在，偿尽原罪、谋求救赎的方向和方案，也同时包含在了这种逻辑之中，那就是走向民间、与大众相结合，完成社会角色和阶级身份的自我转换。
　　三、伪争辩内外的真对话
　　像有的论者曾特别注意过的那样，“延安文学”或整个“延安文化”本身，就已是抗战爆发后素以沉湎书面文化为习的城市知识分子大量向边缘乡村地区流动的一个直接的社会结果。 参阅汪晖：《地方形式、方言土语与抗日战争时期“民族形式”的论争》，《汪晖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347-349页。作者原是在探讨“民族形式”论争的发生原因和这场论争中“民间”问题的生成契机时，提到知识分子大规模社会流动这一事实的。从历史脉络上看，“延安文学”和“延安文化”成型的这种社会机理，恰好与促成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或“五四”运动发生的城市新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以及与此相关的城市书面文化生活空间的扩大的社会机理，动向相反，效应对冲。就这个角度而论，聚讼“民间形式”是否应被当作“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这类问题，与其称之为论争，倒不如视之为仪式。因为，这类论争里，其实并没有设置真正的排他性选项可供参论者一争。要设置这种选项，必须把论证主题依托的事实情境或者客观条件充分确凿地固定下来、统一起来，但实质上的问题偏巧正集中于此。难怪当时一度占据了这场论争靶心位置的向林冰，会在论战中禁不住感慨：“如果我们把问题的提起与问题的解决混为一谈，便是令科学家笑掉牙齿的愚蠢行为。” 向林冰：《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现代文学教研室主编：《文学运动史料选》（第四册），第425页。
　　这样的论争，论文联盟http://如果还有比作为仪式更多一层的功能或意味，那这层功能或意义，就该是与巴赫金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艺术观察范畴时所揭示的一种情形相似：不是寻求不同性质存在之间的历时性的一致，而是显现不同性质存在的共时并存和相互作用。 关于巴赫金的相关论述，参阅钱中文主编：《巴赫金全集》（第五卷），白春仁、顾亚铃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6-42页。只是在宏观的文学史视野中，要从“延安文学”这里扫描出一种不同性质存在共时并存、相互作用的场景，似乎比相反的串联历史链条、勾划历时性逻辑线索的工作，更有挑战性，也更有难度。后者的显例，虽在陈陈相因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专业教科书里，一向较为少见，但在专业话语的正统疆界以外，早有严肃的学术著作把“延安文学”确认为祛除书面程式、重建视听直感艺术（口传歌谣和戏剧演出）的“第二次文学革命”。与陈独秀、胡适揭橥宗旨的第一次文学革命不同的是，兴起于延安的这“第二次文学革命”，有了详明的革命政治理论“毛主义”的支撑；而两次文学革命之间的中继环节和之后更激进的发展，则分别是1930年代初左联早期的理论建设，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间样板戏的出炉。 参阅李欧梵：《文学趋势：通向革命之路，1927-1949年》，［美］费正清、［美］费维恺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杨品泉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552-553页。
　　厘清一条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和“左联”，再从“左联”到“文革文学”的历史线索，自有一份特别的学理价值，这至少有助于我们把握这条线索所连接的各段文学史在思想观念背景上的层累关系和主轴取向。但假使我们的认识以此为足，这条线索所及之处的文学史实，本质上也就被演绎成了单一主体、单一向度、单一诉求的一通“独白”，所有曾经出现在各阶段文学史实现场的人、事、文本，都得因这通“独白”的覆盖、过滤，而只能在奔着一个方位姿态一律地倾斜、奔趋的过程中，显示自己作为“历史中间物”的一层价值或意义，舍此之外的价值和意义则被遮蔽、归零。更何况，每一条这样单向突进的线索，只能连贯有限的史实，对完整历史情境中的丰富存在，不啻于施行了“选择性失忆”式的处理。要矫正这种偏颇，必须把单一线索增扩为多向的多线交织网。可这么一来，“线索”型思维的便利和线索本身的意义，也就消失殆尽。
　　就“延安文学”而言，它作为历史一环的价值和意义，正体现在它不仅仅在一条单向的历史线索上充当着一个醒目的跃点，更体现在它是整个现当代中国的文学时空中，文学主体、文学资源的流向从单向的“进城”或“下乡”形态，转变为“进城”与“下乡”两种流向交错汇集、表里相依的二元“共时并存、相互作用”形态的第一次成功。这次成功，一边终结了此前中国现代文学板结于不是精英至上、就是大众至上，不是厉行“启蒙”、就是高倡“民粹”的单边“独白”和单极演进的存在模式，一边也决定了此后走向当代的中国文学的基本模式：通过精英与大众、“启蒙”与“民粹”的相持和“对话”，求得促动或引导文学变迁的理论根据和实际取向。
　　与1930年代初期苏区文艺政策和上海左翼文论中丝毫不留余地的否定和反对“五四”新文艺的主张 参阅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235、522-531页。相比，“延安文学”的理论经典——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提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改造，实际上仍带着“五四”新文艺滋养和影响，从“五四”新文艺赖以滥觞和发展的城市地区奔赴到延安的文人、知识分子，有条件地保留了主体的尊严和继续投身革命文艺发展的政治资格。这不能只解释成从1930年代的苏区和左联到1940年代初的延安、从瞿秋白到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和知识分子政策的变化发展。更应该注意的是1940年代初期的延安，已经成为1910年代中后期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滥觞以降近三十年间各种不同背景、不同来路、不同层次的进步文人、知识分子共处一堂，以及他们所抱持的各种不同派别、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文学观念和文化思想交会碰撞的一个中国新文学史时空的缩聚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