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时间“灰暗”、“低沉”等成了文学的“罪过”与“禁区”，灰暗就等于消极悲观，悲观就等于没落，没落就等于不革命、不进步，就等于腐朽反动，情绪的高低竟然和特定的阶级连在一起，似乎只有资产阶级才是伤感低沉的，无产阶级则没有低沉的时候。这样一个直线链条使人们对“忧郁”、“消沉”一直以来都进行着不绝如缕的声讨，一些作家也为自己曾有的“灰暗叙事”而懊悔。巴金1977年的《一封信》就对自己解放前的“灰色叙事”做了自我批评：
　　我的第一部小说的第一章是《无边的黑暗中一个灵魂的呻吟》，我最后一部长篇的最后一句又是“夜的确太冷了”。我的作品里充满了忧郁、痛苦的调子。二十年中间我写了那么多的痛苦和黑暗……我没有给读者带来光明，指明出路。我自己不断地诉苦、呼号，我不断地在黑暗中摸索，用我的痛苦折磨读者。这就是我的痛苦的经历。我对读者的确欠了一笔还不了的债，我每次回顾过去都感到内心不安。为了这个，我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我都心甘情愿。
　　看来巴金真诚地为过去写了“不欢乐”、“不健康”的作品而忏悔，他说：“十七年中间我的笔底下再没有忧郁、痛苦的调子了；不管我那些文章怎样软弱无力，但字里行间也或多或少地闪耀着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巴金为自己的作品里充满了“欢乐”而自豪，好像即使是“无力”的、廉价的欢乐也比深刻的“痛苦”强，哪怕是肤浅的，只要是“欢乐”似乎就可以了。对这种唱赞歌的“欢乐叙事”，巴金是真诚地认同、接受了。我们一直把文学的“不昂扬”作为“不健康”，这种浸淫使巴金这样的作家被迫或真诚认同了，那种“论文联盟http://揭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文学传统已经受到挑战或被放弃。
　　对“欢乐”、“昂扬”的盲目追求，对所谓“消极”的指责，在当代文学批评中达到了“病态”的“不健康”程度。作品结局太“灰暗”的“不健康”的指责更随意了，“不健康”的作品受到的批评更严厉了，往往被上升到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攻击、对新社会的不满等高度，“不快乐”变成了“政治问题”。比如康濯《水滴石穿》写年轻寡妇带头搞合作化，要求入党不成反受到刁难，被批评“不该结局太灰暗”，被判定为“毒草”。杜鹏程《在和平的日子里》写很多工人在修铁路时牺牲了，被批评为“太沉重”、“太阴暗”，“血呀”、“泪呀”太多，调子不昂扬，“皱着眉头看生活”，作家因此受到长时间的批判。路翎《英雄母亲》写解放后沿海大城市一个工厂的青年团员在美蒋轰炸中为了抢救机器而牺牲，他的党员母亲对他的牺牲非常悲痛，陈企霞说：“解放了以后不应该死人，儿子被敌人炸死了，共产党员不应该那么痛苦，作品里前半部分有一个老工人不该有落后思想，这是散布悲观情绪，是歪曲了工人阶级，作者是小资产阶级，应该去长期改造。”黄秋耘感叹说：“凡是批评生活中阴暗的、不健康的、甚至是畸形的东西的文章，不管其动机如何，效果如何，大都被不公正地指责为歪曲现实、诋毁生活、诽谤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那些凡是“暴露”我们生活中缺点、阴暗面的作品，都会受到描写生活“太阴暗”、“不健康”的指责。
　　人们认为，到了新社会再来大量表现悲哀、阴暗是不合时宜的，“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却是没有什么痛苦的。使他们痛苦的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被历史埋葬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全心全意创造着集体的幸福，也创造着自己的幸福。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代人民享受着这样美好的生活”，新社会是没有“痛苦”的，如果写“痛苦”、“没有出路”的灰色低沉，就把社会主义劳动人民的舒畅愉快的心情抹杀了，“反映痛苦”就是用没落的剥削阶级的“痛苦”阴暗的心情去代替工人阶级的革命的乐观主义的感情。这种“不健康”的罪名，是在盲目的政治快乐想象基础上强加给作品的，是背离生活真实的。写社会的“阴暗”被看成是给社会“抹黑”，被看成是“不健康”。即使“文革”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指责依然存在，贾平凹《商州初录》发表后，有人认为作品“调子灰暗”，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给人看，别说为人民写作，为社会主义写作，连“进步作家”都不如。这使贾平凹当时有点胆战心惊，直到《秦腔》出版，他还有些忐忑地在后记里说会不会还有人指责他“调子灰暗”。
　　本来社会就是光明与黑暗的统一，我们却宁愿闭着眼睛说只有光明，这当然是自欺欺人；本来人的感情是丰富的，会有欢乐，也有伤感，没有单一的情感，社会本身也是欢乐与痛苦同在的，但现在却只允许有“排山倒海”、“史诗般”的“革命乐观主义”，把人的感情简单化，也就使人的感情变得不健全甚至畸形了，违背了感情自身的规律，这是强迫人们挤出“笑脸”的扭曲，感情被政治化了。要求文学只表现“光明”、“欢乐”，违背了文学自身的规律，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扭曲。人们为什么如此惧怕“灰色”、“消极”、“悲观”呢?我们固然需要“正面”、“光明”的东西来鼓舞士气，但更是一种政治的需要，是政治的“大好局面”通过权力话语对文学提出的要求。这有其合理的一面，但也有不自信的一面、自欺欺人的一面、违反生活真实的一面。同时，这种强行缀上的“光明的尾巴”，也使文学口号化、概念化、公式化，丧失了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广泛性与艺术性。
　　三、“低级趣味”的“不健康”
　　在中国文学中被看作“不健康”的另一重要内容，是追求感官快乐的“小市民低级趣味”的通俗文学、武侠文学、言情文学等。这种以感官享乐为主要内容的“趣味文学”，在中国现代批评史上一直难有正当的“名份”与地位，一直受到轻视与批判，与“庸俗”、“低俗”、“不健康”等纠缠在一起，其合理价值被长期压抑。如“鸳鸯蝴蝶派”就一直受到新文学主将们的攻击，认为它们只是现代恶趣味的代表，周作人说：“《礼拜六》派(包括上海所有定期通俗刊物)的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如退一步说，这个责任也可以推给经济制度和旧教育去，因为他们把恶趣味拿去卖钱。”武侠、言情等通俗文学被看成是小市民的“迷魂汤”，在新文学看来，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文学是一种工作，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而那些“不健康”的趣味文学则被认为思想简单，艺术性差，没有社会重大意义，只是追逐商业利益、感官快适的游戏之作。正如鲁迅所讽刺的，尽是什么“梦”、“魂”、“影”、“泪”，什么“外史”、“趣史”、“秽史”、“秘史”，什么“黑幕”、“现形”，什么“噫嘻卿卿我我”、“呜呼燕燕莺莺”之类，很难有什么严肃重大的使命，所以是“不健康”的。在这种形势下，张资平那些三角恋爱故事、王度庐那些武侠小说传奇以及一些肉体接触与恋爱的描写等，自然都被看作“不健康”或“色情”。康濯《水滴石穿》写了一个年轻寡妇的爱情，批评者认为：“不该写那么多爱情，无非是年轻的寡妇想男人，写那么多有什么意义!”在“革命”、“救亡”等宏大叙事面前，爱情描写被看成一些无聊的小市民的低级趣味，这是对感情的异化与错误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