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美国实验小说的干将约翰·巴思(barth, john，1930－，) 发表《路的尽头》（the end of the road）。巴思在马里兰州的剑桥一带长大成人，其大部分作品亦描写此地的生活。二十八岁那年，巴思出版《路的尽头》，小说写了贾各勃·霍纳和伦尼以及乔·摩根三人之间的十分荒诞的人生冲突。很显然，巴思把这个关于友情和爱的故事，变成了一个关于人的本质与背叛的悲喜剧，也是关于思想与通奸的滑稽剧。霍纳其实一直想逃离生活，逃离生活正常的轨迹，但他却没有方向，也没有动机，他最后还是要逃离，他只有站在路的尽头，从来就没有方向。
　　巴思的小说叙事也是现代主义走到路的尽头的暗喻，这也是巴思对现代主义做出的逃离。他无法去讲述一个人对抗现代社会的故事，现代主义者还有自我本质，还有对人的存在的目的性的把握，小说的叙述要切入的是人的意识深处，去探究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到底有多么复杂和微妙。但在巴思这里，霍纳就是一个病人，他与理性、本质之类的存在者格格不入。他走在路的尽头，甚至没有回望走过的道路，《路的尽头》是否也可以读出一种喻意？或者一种象征性的暗示？那条路的尽头，是这一类美国青年的人生道路的迷惘与走到尽头无路可走的状况，是否也是巴思对现代小说的理解？甚至在大量借用欧洲存在主义哲学的情形下，这条路能通向何方？这部小说无疑充满才华，也无疑是美国现代小说对人物的内心、性格以及存在的微妙关系充满魅力的表现。但巴思这部小说的叙事、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以及命运的走向，背后有着存在主义哲学在起支配作用。如果没有这些哲学，巴思的写作如何在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1951）、克鲁亚克《在路上》（1957）之后另辟出他们这一代小说家的蹊径？但是，从小说技术或艺术的角度，这部小说的结尾处实在有些勉强，甚至有些糟糕，那个“路的尽头”，是在哲学的引导下才出现的，按照哲学的推论，霍纳就只有走在路的尽头——霍纳走在尽头，当代小说也就只有走在尽头——这背后是海德格尔或萨特在起作用。如此精彩的叙述，也不得不走向“尽头”，走向哲学或者宇宙通灵论。
　　事实上，存在主义的支撑并不能太长久。1967年，巴思发表文章《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那个时期，美国最激进的实验小说家和批评家，如巴塞尔姆、苏珊·桑塔格都在讨论“小说的死亡”，这或许是现代以来文学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美国的实验小说家无疑把小说的艺术形式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其内在哲学（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小说的下一步道路却方向未明。
　　但十三年后，巴思又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填补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replenishment,1980)。该文本文由论文联盟http://收集整理的中文译文，1981年发表在上海的《外国文学报道》。巴思在《填补的文学》中认为他十三年前说的小说艺术形式的枯竭被人误解，他所说的“枯竭”本意是“高雅现代主义(high modernism)美学的枯竭”，而并非“叙述可能性的枯竭”，他现在则认为“文学永远不会枯竭”，因为他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和意大利的卡尔维诺等人那里，看到填补的希望。但是，经历过形式主义、存在主义、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等的“挪用”，北美当代小说还是在门罗这样的很单纯地回到西方传统的心理描写经验的小说中获得肯定。美国当代小说也是历经曲曲折折，包含对自身的怀疑和挑战，终究又回到自身最熟悉的艺术经验中，更为坚实地踏在浪漫主义的根基上，并“逃离”进人的内心深处，文学的高妙、神奇才能熠熠闪光。
　　三、 逃离：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新故事
　　“逃离”是否可以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也构成一个故事？
　　显然，“逃离”在中国当代乃至于在中国现代文学中都不是一个主导故事，甚至连边缘的故事都构不成。更准确地说，中国现代以来的文学就是努力克服了“逃离”的倾向，并且逐步清除了“逃离”的可能性，从而建构起中国现代文学，建构起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美学规范的文学。在主流文学史的叙述中，只有现实主义才是值得肯定的创作方法，也只有在这一意义上，作家及作品才能获得肯定性的价值，才能被叙述为现代文学的一部分。
　　要用“逃离”来检视中国现代那些举足轻重的作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视角，因为逃离不是其主导姿态，而聚集是大势所趋。中国现代文学就是一个逐步聚集的文学，就是从无数同仁社团聚集到革命旗帜下的文学。当然，我们也可以用文本修辞性读法，从鲁迅、郁达夫、茅盾、巴金、沈从文、张爱玲、路翎、胡风……这些作家那里，读出一个“逃离”的蛛丝马迹的谱系，但这显然也要花费太多的论证周折，本文无法做这样的尝试。本文也不想去论证自从194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开始建构民族国家的叙事，直至新中国成立，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名下，文学如何建立起统一体。随后发生的驱逐是一个接着一个，胡风被驱逐出革命文艺队伍，那被认为是一个（一代）文艺家的噩梦。再如右派一代的中国作家群，文革后被称之为“归来一代”，那是一个群体，终于他们又回来了，回到了共同的旗帜下。他们的总体感觉是终于又回到革命集体，劫后余生无论如何都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分享辛酸的喜悦需要集体认同。在精神压力依然强大的时代，需要聚在一起才有热量，才有抵御压力的能量。王蒙的《海的梦》就清晰地表达那种重归集体的“意识流”。在所有的青春被废弃掉后，归来的右派担忧的依然是被抛弃的命运可能会重演，只有急切表达全身心融入集体，才能让心里踏实，让组织信任。
　　在1980年代后期及至1990年代，中国当代小说有一个比较深入的重写历史的过程，这种历史反思无疑是必要的。当代小说重新去辨析二十世纪已经建构起来的那些经典叙事，很显然，因为对“真实”的辨析，它的思维方式本身还是依托于历史客观性，期待重建历史叙事。在这一集体的历史行动中，出现了不少相当过硬的作品。
　　在1990年代直至二十一世纪初期，莫言对中国现代史的重写无疑达到极致，他的《檀香刑》、《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的三部曲，写尽了中国现代的暴力、动荡和民族痛楚。对于莫言来说，他不断地寻求历史叙事的变异，不过，他还是在历史叙事的框架里运作，他还是要依赖历史编年体。他的主观性放纵的叙述也无法完全从历史给定的编年框架中突围出来，他还是抹不去那些历史大事件的厚重阴影。对于莫言来说，二十世纪对于他意味着中华民族最重要的一段历史，他要书写它，要写出它内在的困苦、绝望和不屈的变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