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这一时期的藏族文学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正如马丽华评价西藏文学时所言，如果“放在全国范围内加以平衡，如果同文学名著多，水平高，影响大的兄弟民族相比，要追上去，还需要藏族作家付出艰巨的劳动。如果就藏族当代文学的重要历史使命来看”，还“只是万里长征迈开了第一步，今后还是任重道远的。如果想较好地满足藏族人民和全国人民对藏族当代文学的高标准的要求，写出传世之作，还必须树立雄心壮志，才有可能把理想变为现实”。这一评价同样切合藏族文学的实际。
　　二、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及其文学启蒙旨归
　　20世纪80年代中期，藏族文化的现实发展需要与东西方文化交汇所产生的文化迫力，使得藏族汉语创作者处于民族文化的历史定位与价值重构的焦虑之中，在中国文坛“寻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藏族作家的汉语创作着力于对本族群的文化回归与推动上。在文学创作中，他们在自觉保持与政治意识形态方向一致的前提下，坚守民族族性文化传统，既保留作家个体的价值取向，又回归族群主体的立场，深入挖掘族性文化之根与信仰追求，用富有族群色彩的叙事与抒情来寻求族群个性的文学表达，从而开始了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二次转型。这是一次从政治启蒙到文学启蒙的转型。这次转型主要表现在文学根本观念的转型，意味着藏族汉语书写者以一种新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文学，以新的范型来重新审视以往时代的文学矿藏，表现出不同于藏族传统文学和17年文学的审美价值观念和深远浑厚的民族精神。藏族作家扎西达娃、色波的小说创作逐渐摈弃了叙事文学传统中讲求故事的逼真性、完整性等美学追求而悄然转向，小说倾心于讲述本质性的东西，不让读者的注意力转向对事件起因与故事结局、人物命运等的考察。这一新的小说美学价值追求全面取代了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诉求，具有鲜明的文学启蒙意识。由于青少年时代接受汉文化教育，扎西达娃、色波等作家虽然不会用藏语写作，却成为当代藏族文学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物，也成为高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旗手。与内地汉语写作相比，他们的汉文写作具有各自独特的风格，读者在他们的汉语小说里依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藏文化特色。在《骚动的香巴拉》等一系列作品里，扎西达娃把过去和现在、唤醒和解释并置在同一文本中，在藏汉两种语言和文化乖离产生的张力和空间里，通过脚注、解释、附言来填补这些空间，汉语不再是单纯的汉语，它成了理解藏语的参照。色波的小说在作品的精神意义层面和艺术技巧表现上独树一帜，他拒绝为读者提供引人入胜的故事，在族群现实生活中挖掘富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因子，深入挖掘本民族有关巫术、神话、传说、宗教等资源，充分运用荒诞、夸张、变形、虚构、想象等文学手法，用虚实相生的手法构建了一个个似幻非幻的艺术世界，为我们揭示了藏族现世矛盾困惑的文明冲突和众生百态的生存真相，还原了西藏的本来面目。色波作品神秘莫测的色彩，虚幻迷离的气氛自不待言，在他的笔下，在表现西藏（藏族）现代人生活的同时也反映了他自己关于生命意义的哲学性思考。扎西达娃、色波等人的小说美学追求，在文学形式、文学形象、文学意蕴等层面上使文学回归文学。
　　在诗歌创作中，这个时期藏族汉语书写者不断强化自己的族性意识，获得了作为一个藏族作家鲜明的主体意识。阿来面对自然山川的豪情，唤醒了对于生于斯、长于斯的古老本土的意识和意气风发的自我意识，把个体在空间中的旅程变成了在历史、文化中的徜徉。《三十周岁时漫游若尔盖大草原》不仅是草原为诗人独自举行的成年仪式，某种意义上也是诗人用心灵丈量藏族历史文化的精神之旅。
　　198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学转型，不仅仅是一种文学观念的演进和文学手段的革新丰富，也是藏族文学精英、文化精英运用文学对族群存在状态独具特色的审美阐释，在理性层面上深刻反思文明带给族人的福祉与文明对民族原生态文化和存在的遮蔽，在历史、文化与哲学的制高点上，呈现高原民族整体的存在境况，让全国乃至全世界的人都经由文学认识了藏族文化和藏人充满自然、质朴的生态现实，是新旧文明和文化冲突中藏人生存命运的艺术化真实写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藏族汉语书写者赋予文学的审美担当，为当代藏族（西藏）汉语文学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也印证了西方小说家埃内斯托.萨瓦托的名言：“在被哲学遗弃、被成百上千种专业分化了的现代世界中，小说成为我们最后一个可以将人类生活视为整体的观察站。”
　　三、当代藏族汉语文学的第三次转型及其文化启蒙旨归
　　当代藏族文学第三次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露出端倪，目前仍然在推进当中。1990年代以来，藏族汉语文学观念呈现出多元和流变的特点，表现为现代意识与传统观念并存及两者的冲突、融合。在整个1990年代里，藏族汉语文学创作中既有传统的东西，也有现代的东西，既有汉文化的影响，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美国文化学者露丝·本尼迪克特认为：“我们没有理由假定，任何一种文化都已抓住了一种永恒的健全精神，并会被作为人类问题的惟一结论而载入史册。甚至下一代就会认识得更好。我们惟一的科学方法是尽我们所能，把我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无数人类文化中的多样结构中的一例加以思索。”在1990年代全球化趋势和中国社会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商品大潮以及藏区的开放等事件和潮流中，藏族汉语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对本民族族性文化的思索和展演的角色，尤其是小说创作。无论是央珍的《无性别的神》，阿来的《尘埃落定》还是梅卓的《太阳部落》，作家们除了对藏族生活中蕴藏着的丰富性和历史文化传统保持了古老的激情外，发生在西藏、青海和四川藏区的独具民族风情的动人故事，也展现了一道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开掘了深厚的藏族文化沉积，表现了汉藏文化之间、中外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文化现象。央珍的《无性别的神》以一个人的心灵史和一个家族的兴衰折射出一个时代和一个民族的心灵史，颇具古典小说《红楼梦》的韵致。梅卓的作品中也可以看到更明显的汉族文化的影响，《太阳部落》情节的曲折跌宕，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甚至嘉措这个大侠形象的创作也明显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阿来善于用一种民间故事叙述者的语调讲述故事，深得汉文学的神韵。同时，藏族汉语作家的作品也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我们从央珍的小说中可以看见《呼啸山庄》《傲慢与偏见》留下的痕迹，阿来曾坦言他的创作受到不止一位西方作家，包括黑人作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