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怪愚是中国现代著名报人，《力报》是湖南办的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它先后经历长沙、邵阳、沅陵三个发展时期。严怪愚型塑了《力报》，《力报》成就了严怪愚。严怪愚办报重视副刊，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主张记者深入基层。他发表在《力报》上的作品重点关注儿童、青年、底层民众疾苦，宣传团结抗战。严怪愚和《力报》团队深受湖湘文化影响，又诠释、传承和发展了湖湘文化。
［关键词］ 严怪愚；力报；新闻；湖湘文化
［中图分类号］ g210.9［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8—1763(2012)03—0028—05
yan guaiyu and “li bao”
xiang changshui
（marxism institute changsha university of science ＆technology,changsha, hunan 410114）
abstract:yan guaiyu is a famous newspaperman in the modern china, and “li bao” has national influence, its address is in hunan, which passed through three development periods, that is, changsha, shaoyang and yuanling. yan shaped “li bao”, which made yan got achievements. yan’s concept and views about managing newspaper was putting importance on newspaper supplement, emphasizing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newspaper and advocating that newspapermen must have good quality. yan’s articles on “li bao” reflected his concern, such as putting importance on children, on young people , on the underlying in society and persisting in antijapan. yan and “li bao” were deeply affected by huxiang culture, who interpreted, inherited and developed huxiang cultural in turn.
key words:yan guaiyu；li bao；news；huxiang culture
20世纪30年代，湖南报业看似一派繁盛，仅长沙一地，就有几十家通讯社，几十种报纸，但敢于直言、愿为民说话的极少，有全国性影响的更是凤毛麟角。www.11665.Com其中，《力报》以敢于担当、敢揭真相的风格独树一帜，脱颖而出，名闻全国。《力报》的兴衰与严怪愚（1911—1984）息息相关。严怪愚（湖南邵东人），是我国现代著名报人，“人称新闻怪杰，是中国八大记者之一” 伯己：《和严怪愚在一起的日子里》，《人物》，2001年第9期。。从1932年秋任《中山日报》和《晚晚报》的学校通讯员开始，到1952年离开湖南通俗读物出版社为止，他在新闻界沉浮二十年，但是，真正确立其在我国新闻史上地位的是在《力报》的十年（1936—1945）。1955年他被划为“胡风分子”，1957年划为“右派”，1979年被平反，1984年3月去世。可以说，是严怪愚型塑了《力报》，《力报》成就了严怪愚。他在《力报》的经历大放异彩，深刻影响了湖南乃至全国新闻业的发展。他和《力报》团队身上充分展现了湖湘文化的精神特质，推动了现代湖湘文化的发展。一 严怪愚与《力报》的兴衰
《力报》与严怪愚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每个阶段都活跃着他的身影。《力报》从创刊到终刊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长沙《力报》时期。1936年春，严怪愚所在的《晚晚报》被查封。于是，他和一干人就开始筹办《力报》。9月15日，《力报》创刊。严怪愚担任《力报》的副刊兼采访主任（雷锡龄任社长，康德任总编辑）。严怪愚当时初出校园、心怀理想，组编稿时“敢于暴露黑暗，抨击时政，宣传新思想新文艺” 谌震：《严怪愚传略》，《严怪愚文集》，长沙：岳麓书社，1999年，第4页（序言部分）。。在《力报》创刊不久，鲁迅和段祺瑞去世，由《国民日报》总编辑罗心冰（笔名壶公）的文章《鲁迅与段祺瑞遗嘱的评价》引发了严怪愚与他之间的公开论战。严怪愚以《力报》为阵地与他严辞交锋，时间持续一个多月，最后是年仅25岁的严怪愚战胜资历甚老的罗心冰。这次论战大大提升了《力报》的知名度，也让读者记住了严怪愚的名字。严怪愚在论战中立场鲜明，认同鲁迅的风骨和品格，并以鲁迅的话——“一个人不可以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 严怪愚：《傲慢与偏见——遥悼海萍》，《严怪愚文集》，第268页。规制自己一生。抗战全面爆发后，严怪愚被派赴徐州前线采访，“开湖南报纸派战地记者的先例” 谌震：《严怪愚传略》，《严怪愚文集》，第5页（序言部分）。。 “文夕大火”后，省政府主席张治中拨款3000元并
发交通工具将《力报》全部财产从长沙迁往邵阳。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 2012年
第3期 向常水:严怪愚与湖南《力报》
第二阶段，邵阳《力报》时期。邵阳《力报》于1938年12月15日创刊，出版期数衔接长沙《力报》，办报原则和方针遵循旧章，办报团队基本不变，严怪愚续任原职。不久，严怪愚辞副刊主任职，由侯佩璜接任，自己则以“西南特派员”身份前往重庆等地采访。随后，报社内讧，总经理张稚琴带着部分人办起了桂林《力报》，社长雷锡龄则计划筹备衡阳《力报》。只是这三张《力报》彼此间没有任何瓜葛和牵连。此时邵阳《力报》危机凸显、难以维系。1939年暑期，应康德之请，严怪愚返回邵阳，随即对报社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取消社长制，改为经理制，由康德任总经理，严怪愚任总严怪愚主导《力报》，坚持团结，坚持抗战，触怒了国民党当局。1940年3月，康德的文章《邵阳县党部在干什么？》成了《力报》被查封的导火索。5月上旬，省主席薛岳指示邵阳警备司令查封，理由竟是“言论荒谬，内部复杂”，严怪愚等人被捕。获释后，他们去找国民党省党部理论，要求复刊，但省党部开出条件，要求《力报》必须“听薛长官的话”，被严怪愚等严词拒绝。
邵阳《力报》时期，严怪愚披露汪精卫通敌叛国消息、揭穿广西“模范省”假把戏和捅破“湘北第一次大捷”谎言，在当时都产生轰动效应，引来众人瞩目。1938年12月29日，汪精卫飞抵河内，发表“艳电”，向重庆方面劝降。对此丑事，重庆方面打算捂盖子，冷处理，严禁报界披露。但实际上早在1939年2月，此消息已在坊间流传。4月6日，国际新闻社的范长江找到时在重庆的严怪愚，给他一束资料，并说“这是震动国际的新闻，重庆各报不能也不敢发表，《力报》远在邵阳，天高皇帝远，你是不是可以冒点风险，抢先发表？” 严怪愚：《邵阳<力报>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1986年第3期。严看完材料，非常气愤，当晚写成通讯《汪精卫叛国通敌前后》，发加急电报传回报社。次日，《力报》在头版头条以《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汪逆实行降敌卖国》为题刊发。这篇电讯稿说：“汪兆铭在近卫宣言所谓‘建立东亚新秩序’诱胁之下，图作小朝廷之大傀儡” 邵阳《力报》，1939年4月19日。，并指出“汪兆铭先生倡导‘和平运动’是公开投降卖国的可耻勾当，也是片面抗战路线的必然趋势。日寇在华进行政治诱降，看来已初见成效，国人切不可等闲视之！” 伯己：《和严怪愚在一起的日子里》，《人物》，2001年第9期。消息一出，震动西南，轰动全国，“《力报》可说是早国民党国统区各报早半个月第一个发表这一消息的报纸。” 严怪愚：《邵阳<力报>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1986年第3期。
，严怪愚数次深入战地采访所谓“湘北大捷”。但奇怪的是：在前线并没有听到过什么炮声，进入眼帘的只是伤病兵满营、难民呻吟逃亡。为此，他写了报道《打清血针！打清血针！》，揭露说“所谓‘湘北第一次大捷’，实际上是‘湘北第一次大乱’，日本人一来，中国军队便退，遭殃的只是老百姓。日本人一退，‘中央社’便大吹法螺……欺骗人民，欺骗同盟国家” 严怪愚：《廿年记者生活琐忆》，《严怪愚文集》，第354～355页。。薛岳的政工处长胡越看到报道后破口大骂道：“严怪愚够什么格，竟敢批评我们来了……要他注意自己的脑袋！” 严怪愚：《廿年记者生活琐忆》，《严怪愚文集》，第354页。
同年，广西省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国防强大”、“建设繁荣”、“道德高尚”。为验证宣传内容的真实性，感受“模范省”之风采，严怪愚入桂采访。通过走访和收集资料，竟发现事实与宣传大相径庭，于是在《力报》上发表了通讯《春草遥望近却无》，大力“称颂”白崇禧：“广西的国防确实是强大，省城桂林有一架进口的暂时尚不能起飞的破军用飞机足可证明；广西的建设也确是繁荣，不睁开眼睛就看不到街上的乞丐，看不到衣衫褴褛的难民流入湖南；说到广西的道德那就更高尚了，要在离省城三五里的偏僻处，才可以看到暗娼和抽大烟的……如此模范，怪不得闻名遐迩了” 高原：《胸无城府，笔挟风雷——记严怪愚先生的记者生涯》，《严怪愚文集》，第545页。。
这几次报道使《力报》名声大震，使严怪愚在全国新闻界的知名度也大幅提升；同时，《力报》在读者眼中的风格日益清晰，在
全国业界也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第三阶段，沅陵《力报》时期。邵阳《力报》遭查封后，严怪愚四处游历。1942年初到了沅陵，决定与朱德龄、李宗理、冯英子等人筹划续办《力报》。到1943年春，《力报》创刊。报社领导成员有李宗理（董事长）、朱德龄（社长）、严怪愚（副社长）、陈永言（经理）、冯英子（总编辑），而实际上“怪愚是这个报的真正促成者和组织者” 冯英子：《哭怪愚》，《严怪愚文集》，第482页。。沅陵《力报》的风格和理念秉承既往。只是，沅陵《力报》因脱离了“国际新闻社”，其斗争性与邵阳《力报》相比要弱一些。社长朱德龄忠厚老实，不善理财，使《力报》始终在贫困中挣扎。李宗理又与朱德龄意见不合，矛盾时起。到1944年，李宗理不愿再与朱德龄合作，乃邀约严怪愚与冯英子另办《中国晨报》，沅陵《力报》仍由朱德龄、陈永言艰难维持。
严怪愚和冯英子等人筹办的新报，“所以要起一个《中国晨报》的名字，也因为有着把它办成全国性报纸的目标”。1945年1月1日创刊时，因受战事影响，出版地改到了晃县，3月底被迫停刊，5月初在辰溪复刊。《中国晨报》阵容比较齐整，文章观点鲜明、倾向明显，国民党当局形容它是“湘西的《新华日报》，禁止学生阅读” 冯英子：《哭怪愚》，《严怪愚文集》，第483页。。抗战胜利后，《中国晨报》决定迁长沙续办。在筹备复刊时，李宗理决定随王耀武出走山东，建议《中国晨报》随迁。严怪愚等人不愿前往，《中国晨报》也就此停刊了。
沅陵《力报》时期，1943年10月17日的社论《不要拖》影响尤为巨大。该社论认为日本“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战略意在拖延时间，以战养战，“针对日本这一战略，我们最重要的是‘不要拖’，迫日本仓促应战”，接着质问国民党：“日本新帝国的万里长城还没有造成，难道我们要等他完工以后再望城兴叹吗？” 冯英子：《哭怪愚》，《严怪愚文集》，第483页。 10月25日，重庆《新华日报》予以转载。该社论戳到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痛处，令蒋介石“龙颜大怒”。26日，陈布雷致函新闻检查局，批评它把关不严致使《新华日报》转载《不要拖》一文；并转达蒋介石的指示，“奉委座谕：‘为何此种标题与内容任该报登载？前屡次指示对各报标题应特别注意检查，是否实行？应令检查局遵照查报。’” 冯英子：《哭怪愚》，《严怪愚文集》，第484页。国民党当局的反应从反面可以映照出沅陵《力报》的影响力和战斗力。
严怪愚是《力报》每个发展阶段的亲历者和关键角色，《力报》许多重量级的报道和评论出自他手。《力报》尽管迫于时局多次播迁，时办时停，但始终坚持为民说话、敢于直言、伸张正义的原则。二 严怪愚的办报主张
严怪愚痴迷办报，对《力报》钟爱有加。他在回忆录中对自己的梦想做如是描述，“作煤生意——我想赚一笔巨款，自办一张报纸” 严怪愚：《严怪愚文集》，第400页。。严怪愚长期办报，形成了自己独成一体的思考。
第一，重视副刊的力量。严怪愚似与副刊有缘。他写的第一篇文章《一个初期神经病的日记》于1932年发表在《全民日报》副刊《天心阁》上，投身报界后又长期负责《力报》副刊。在他看来，“一个报纸的好坏，固然由多方面的条件决定；但是在这些多方面的条件当中，报头和报尾，常常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严怪愚：《<力报>副刊发刊词》，《严怪愚文集》，第200页。。报头和报尾分别是指社论和副刊。副刊是传播思想、创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他以五四时期北京《晨报》副刊、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时事新报》的《学灯》巨大影响来说明副刊在推动文化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既然 “副刊是发扬文化的园地，文章一定要好，境界高，方得显出一个副刊的高下” 严怪愚：《从长沙新闻事业说到报人生活》，《严怪愚文集》，第75～76页。，那么副刊编辑就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而且，副刊文字不能娱乐化、消遣化，“副刊需要严肃性、思想性、知识性，但也需要趣味性。严谨过度，往往会失掉灵活性，而且编辑人员也太苦了” 严怪愚：《忆牧良》，《严怪愚文集》，第272页。。在他眼中，副刊是报纸展现自身风格、反映社会脉象的重要窗口，不能马虎待之。
第二，强调报纸的社会责任。报纸是社会公共领域的重要载体，“一份办得较好的报纸，往往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它载着一个时代的悲欢离合，愤怒和
激情，曲折而艰难前进的道路” 陈述征：《不只是我个人的怀念》，《严怪愚文集》，第492页。。严怪愚特别注重报纸在引领社会文化走向、思考国家民族命运方面的责任担当。《力报》关注民生、关注青少年、关注文化教育，充分说明了严怪愚在办报过程中注重国家社会之根本，重视人本。他曾回忆说，“我在旧社会干新闻工作近廿年，关心的大半是文化教育及青年方面的问题。社论、特写、通讯、散文、杂文、小说、戏剧都写过，但很少直接涉及政治” 严怪愚：《致某报编辑》，《严怪愚文集》，第340页。 。《力报》主张积极抗日、团结抗日，觉得“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已不容许我们去过幽默或消遣的生活了。报纸是时代的前驱和环境的推进者，我们的能力纵使有限，但是不可因为能力有限的缘故，而忘却我们的责任” 严怪愚：《<力报>副刊发刊词》，《严怪愚文集》，第202页。。《力报》揭露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拒绝刊登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社论《不要拖》，都是由于强烈的使命感在催促它去肩负起时代赋予的使命。
第三，主张记者深入基层。记者是报纸的眼睛，是架桥者，是连结报纸与社会的纽带。他主张记者应职业化，要知识面广，要深入生活一线，要有神圣的使命感。当时，长沙通讯社虽多，但“这中间有不少是新闻抄者同新闻造者。所谓新闻抄者便是抄训令、指令、报告及计划书者——会议记录；新闻造者，就是闭门制造新闻，懒得到外面去跑” 严怪愚：《从长沙新闻事业说到报人生活》，《严怪愚文集》，第74页。 。严怪愚却坚持身体力行，在行走中捕捉信息，发现问题。1938年春，他深入徐州战地采访，写出许多有影响的通讯，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们的新长城——黄河防线》、《亳州一老妇》、《劫后台儿庄巡礼》等；次年1月到广西实地采访，写了通讯《春草要看近却无》；秋季，他数次深入战地，写了《打清血针！打清血针！》、《在杨森总部作客》等报道，都是其重视实践、重视观察的写照。如果记者不深入社区、深入社会采访观察，就会使得“新闻来源大都取自各通讯社，自己一个字也不写，在新闻栏内，养成了一个懒惰而不求进步的心理，使阅读者分不出哪家报纸的好坏” 严怪愚：《从长沙新闻事业说到报人生活》，《严怪愚文集》，第76页。。要真正写出有价值的新闻、专访和特写，就必须知识面广、关注生活。范长江曾说，“一个新闻记者假如没有丰富的常识，没有胆识，不彻底摸清情况，到什么地方也捞不到一点东西的” 严怪愚：《廿年记者生活琐忆》，《严怪愚文集》，第347页。，严怪愚完全赞同这种看法。严怪愚采写的专访和“特写”以文化和社会问题为主，深度报道，深刻分析，需要相当的知识储备和理论视野，记者不能仅当记录员，更应成为专家。他认为，“一个新闻记者要采访一件事或访问一个人，假如对这件事，这个人缺少了解，照例发现不了什么问题，谈不出什么结果，一定会处于被动地位的。” 严怪愚：《廿年记者生活琐忆》，《严怪愚文集》，第347页。三 严怪愚作品的关注重点
了《力报》，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从某个角度看，《力报》的风格就是他的风格。严怪愚对时代和社会的思考通过《力报》表达出来，《力报》内容的倾向和偏好是严怪愚和《力报》团队精神品格的集中展示。
第一，注重儿童问题。严怪愚特别希望儿童快乐生活、健康成长。他说，“童年生活，有像黄金一样的贵” 严怪愚：《儿童健康公园速写》，邵阳《力报》，1937年4月4日。，但很多底层民众的小孩过早肩负生活重压，无法获得快乐。那些捡拾垃圾儿童，人称“垃圾虫”，打着赤脚、老不剃头，“永远是彩色的脸块子”，“双手呢，简直就是几根骨头斗起来的，手腕骨的尖瘦可以戳穿皮，就是用刻刀，也不容易剔出一丝肉来” 严怪愚：《湘流河畔“垃圾虫”》，邵阳《力报》，1937年4月4日。。那些乞讨的流浪儿，“他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颓败的种子……然而他们却永远被丢弃在社会的角落里。”“他们所住的，仍是有风有雨的天空下面、地皮上面的剩余当所……他们所穿的，仍是垃圾堆的布条……他们所吃的，是另一支人类口中的排泄物……他们没有妈妈，饿死了，也没有妈妈抚着小尸来恸哭” 严怪愚：《他们过着痛苦而流浪的生活》，《严怪愚文集》，第41～42页。 ，“乘汽车的小朋友不知道世界上有他们，他们也不知道世界上有小朋友可以坐汽车……他们中间，也
有天才，也许有伟人，也许有战士，然而我们，我们的社会都把他们遗忘了，都任由他们如蟋蟀一样的在我们的生活之外生活着” 严怪愚：《他们过着痛苦而流浪的生活》，《严怪愚文集》，第43页。 。
他主张孩子自由自在的快乐成长，父母不该让孩子替自己去实现某种理想。他认为孩子最宝贵的品质是诚实和勇敢，说“撒谎是卑鄙的行为”，“只有勇敢的人才能够老老实实；勇敢的人生活中没有秘密，所以他非常快活”，“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能够很快的改正自己的错误，这就是勇敢的孩子！” 严怪愚：《金丝雀》，《严怪愚文集》，第433～465页。
第二，重视青年问题。青年时期是人生的关键阶段，青年是民族活力的集中体现。严怪愚非常羡慕十月革命后俄国青年“那种奋发有为的精神，那种健康优裕的生活，那种刚毅刻苦的意志”，并时常对其产生敬佩之感。而国内青年“总是一天天在颓唐，在堕落，在散漫，在自己掘自己的坟墓，不免又有点伤心”。所以他希望“中国政府给青年一种良好的培植及改良他们的待遇，同时更希望中国青年变成有力量有勇气的青年” 严怪愚：《苏联青年》，《严怪愚文集》，第192～194页。。他认为“有太阳的地方才有青年” 严怪愚：《有太阳的地方才有青年》，《严怪愚文集》，第198页。，政府不能对青年猜忌和利用，应该给予自由发展的空间和应有的关爱。同时，他在1939年邵阳《力报》的一篇社论中呼吁青年要联系实际来读书，要有使命感。“我们的国家民族正处在水深火热绝续存亡的关头，我们的命运已整个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系在一起。”“有历史以来，任何时代的青年都没有比我们这时代的青年的责任重大，所以我们这时代的青年的生活也要比任何时候的青年的生活来得紧张严肃。”“我们在读书，在为国家民族读书，也就是为抢救国家民族的命运而读书” 严怪愚：《送弟弟妹妹们入学》，《严怪愚文集》，第196页。。他对“青年”有自己的理解：“‘青年’两个字，并不是一时拿来向人骄傲，一时拿来作向人摇尾乞怜的资本的。是青年，便得有青年的德性，有青年的精神，作事坦白爽直，待人纯洁真诚，不矫揉，不造作，不无故陷害或打击一个人，不轻易小视一种工作，挺着胸膛担任一切艰难，倒下，再起来，重新作起；碰到不合理的现象，打击他，不应该学习他！这才是真正的青年” 严怪愚：《致一个“青年”》，《严怪愚文集》，第217页。。
第三，关注底层民众疾苦。严怪愚从小“家庭生活是极端困难的” 严怪愚：《“文章只为稻粱谋”》，《严怪愚文集》，第403页。 。童年的生活经历使他后来爱打抱不平和揭露社会阴暗面，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对下层社会的受苦受难者深表同情” 谌震：《严怪愚传略》，《严怪愚文集》，第5页（序言部分）。。他立志要作“长沙社会历史的书记”。他发表在《力报》上的许多“特写”、“专访”反应了20世纪30年代长沙社会的社会面貌，是研究长沙社会史的宝贵史料。
他描写长沙街车夫的生活，目的只是“使一些住在高楼大厦中的老爷太太，小姐少爷知道他们的酒肉世界外，还有一个劳苦世界罢了” 严怪愚：《街车夫生活素描》，《严怪愚文集》，第34页。。街车夫为了糊口，价格低廉的生意也得接，“拖一个钱是一个钱，……不拖，连一个钱都没有呀！” 严怪愚：《街车夫生活素描》，《严怪愚文集》，第36页。他谈到靠拾捡废弃物为生的“垃圾人”时说，“人们认为无用而弃掉的破烂家伙，却都是他们的命根子” 严怪愚：《牛溲马勃败鼓之皮兼收并蓄》，《严怪愚文集》，第78页。。他从社会大环境来思考长沙妓女的百态生活，说“夜幕闭下的时候，都市的交响曲沉寂下去，随着而起的，便是二十世纪都市罪恶的陈列时期。许多劳苦群众云集的场所，日间是血汗市场，晚上便变成人肉市场”。很多妓女“她们的目的是想用自己的肉体供献给一个男人蹂躏一晚，再由男人袋子弄点钱，到明天买米买油……维持明天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生活” 严怪愚：《夜幕下的长沙社会低下层》，《严怪愚文集》，第114～115。 。因此，“不管人肉市场，人肉战场，假如你稍微有点天良，你一定不曾相信这是一个单纯的性的问题，这里面实在还寓有一个复杂的严重的而且沉痛的社会问题” 严怪愚：《台基的主人：用指头表示肉的价格》，《严怪愚文集》，第122页。。
正因为有着强烈的关注底层民众、同情弱势群体的情怀，严怪愚对卓别林
主演的影片《城市之光》倍加推崇，说“那里面写尽流浪者的痛苦与烦恼，写尽了富公的骄奢淫欲，写尽了一切下层社会的凄惨，然而他要你当时忍不住笑，回来便忍不住哭，”并评价卓别林道，“他生活在浮华的都市里，然而他所注意的是那些下层社会的痛苦，他所接近的是那些下层社会的生活” 严怪愚：《谈谈卓别林》，邵阳《力报》，1937年2月19日。。
他认为解决弱势群体的生活困境必须脚踏实地，从身边具体的小事做起，“对身边一个士兵，一个校役，一个粪夫，一个车夫，一个野孩……你不要厌恶他，最初你得同情他，然后想方法与他们接近，再告诉一个字，懂一件事，了解作人的终极目的，知道国家的大事。这样，求得的效力即算是很微小，然而你总算是尽了你的微小的责任” 严怪愚：《被忽略的群众》，邵阳《力报》，1937年2月22日。 。
第四，积极宣传团结抗日。《力报》在抗日期间，从社论到副刊一以贯之地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严怪愚认为文艺界能为抗战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1939年9月，他在观赏公演剧目《保卫卢沟桥》后激动不已，感慨道：“我看见舞台上被日本兵杀伤了的兄弟，不能不心痛；我看见被日炮炸毁了的墙垣，不能不流泪；我看见背井离乡四处逃难的同胞，不能不捏着拳头高叫：‘保卫卢沟桥！’”他希望戏剧界积极宣传抗战，“因为花呀月呀的戏剧，早已与这伟大的时代隔绝了，早已离开了广大的群众。” 严怪愚：《<保卫卢沟桥>观后：全民抗战！》，邵阳《力报》，1939年9月19日。 他觉得国防音乐表演能振奋人心，因为“唱的人，拖着歌喉在悲怆地唱；听的人，都屏着气息悲怆地听。几千颗心合成一个心随着歌声在战栗，几千条血管合成一条血管随着音波在交流” 严怪愚：《舞台艺术与国防音乐》，《严怪愚文集》，第104页。。“由音乐中，我们可以测验一个国家的盛衰，可以谱出一个民族的兴亡”。有一次，他听完《民族解放进行曲》《西洋镜头歌》《战歌》等国防歌曲后，说“有了这种歌曲在民间流行着，我相信，中国纵或被仇敌灭亡了，中国人民的精神永远是不会灭亡的！永远是有希望的！中国人民无论如何有那么一天，齐着心，协着力，踏着整齐的步子，唱着这种雄壮的歌曲把敌人赶走的。” 严怪愚：《国防音乐》，《严怪愚文集》，第126～128页。
严怪愚和《力报》团队敏锐把住社会脉动，从大局思考问题，用实际行动关注民生、抒写以人为本情怀，以报纸为纽带紧密联系社会、融入时代，共同演绎荡气回肠的精彩人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特质，他们才能发出符合民众期待、顺应历史潮流的声音，使《力报》名声大振，成为有全国性影响的报纸。
《力报》是时代的推动者和创造者，因而在现代湖湘文化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从严怪愚及《力报》团队身上，我们能充分感受到湖湘精神的强大生命力。湖湘文化自诞生以来氤氲绵延 ，为生活于其中的人们提供着丰富的精神养料，也塑造了湖南人的性格。湖湘文化敢为人先、“独立之根性”、坚毅执着的内在特质，充分体现在严怪愚身上。他第一个揭露汪精卫卖国投降的行径、敢与罗心冰公开辩论，展示出特立独行的品格。他揭露广西“模范省”伪装、戳穿“湘北大捷”谎言，可见他追求真相、服从真理的做人原则。他不惧危险、克难攻坚执著办《力报》，反映了他坚毅顽强的个性。湖湘文化深刻影响了严怪愚和《力报》团队，并在他们身上得到传承和诠释；他们又用实际行动发展了湖湘文化，在现代湖南历史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