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新村运动”；新农村建设；比较研究 
　　
　　论文摘要：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建设新型农村，是世界上所有国家或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新村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提高了农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和质量，有效解决了城乡发展失衡问题。相比而言，韩国的情况与青岛市有着更多相似之处，表现在农村建设运动的背景、所处地理位置及传统文化等方面。因此。对韩国新村建设经验的分析总结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具有更多的启示意义。 
　　 
　　一、韩国“新村运动”及其经验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韩国在迅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地区发展出现严重失衡，“三农”问题愈发突出。为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韩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了“新村运动”。1962～1971年，韩国政府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重点扶持和发展出口加工工业。wwW.11665.com韩国出口加工贸易的突飞猛进带动了其工业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一日千里。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韩国的农村经济却裹足不前。城市居民和农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1962年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到1970年则下降到61％。而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这种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普遍存在，并呈不断扩大之势。城乡生活的巨大反差，迫使大批农村人口尤其青壮年劳动力离土离乡，涌入城市。大批青壮年劳动力流往城市后，农村健壮劳动力已所剩无几。据韩国开发研究院统计，到1978年，韩国农村中妇女劳动力占45％，而50岁以上的劳动力高达30％。农村劳动力的老龄化、弱质化，农业生产后继乏人以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等，致使部分地区的农业生产几乎陷于崩溃的边缘。农业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渔民的生活环境恶劣、发展意识差且信心不足以及农业发展基础条件落后。在这种背景下，韩国政府于1970年发起了全国性乡村建设活动——“新村运动”。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下达了这样的指示：通过农渔民、关系单位、指导者之间的合作，寻找让农村自助、自立、振作的方案。本着“摆脱贫穷是我们的责任”和“辛勤汗水能致富”的信念，决定对农村进行全面扶持、改造，在第三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了“农渔村经济的革新开发计划”，被称为“新村运动”。 
　　 
　　(二)韩国“新村运动”的历程及内容 
　　新村运动就是从乡村实际出发，开展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的运动，不仅是指摆脱贫穷，而且还包含精神改革以及要营造现在和未来美好生活环境的含义。其基本目标是促进农渔民树立“勤勉、自助、合作”精神，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渔民的生活水平。新村运动的基本内容涵盖精神启蒙、环境改善、增加收入和经济开发等诸多方面。70年代的“绿色革命”，完成了粮食的自给自足；80年代的“白色革命”，使在塑料温室中培育四季农作物成为现实；而在90年代，通过加强各种农副产品的竞争力，韩国已经做好了向着21世纪生命科学农业进军的准备。时至今日，韩国“新村运动”已开展30多年，大体可化分为五个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明确的目标和具体内容。 
　　1、奠基起步阶段(1970～1973) 
　　1970年4月22日，在“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家乡”的口号下，新村运动拉开了序幕。1970年10月起，韩国政府为全国每村免费提供335袋水泥，要求必须用于村里公共事业，大大提高了农渔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如果按户计算，每户可得到4袋水泥。按当时价格折算，相当于政府拨给每个农户4000韩元左右的资助。这项示范工程以整治江河支流和小水库、修理公共水井、整修落后的房屋、桥梁涵洞、河堤马道、村级公路等“十大建设项目为中心”，参加者达720万人，完成385000个项目，不仅名副其实地激发了农渔民和农渔村“只要行动就会成功”的信心和“必须去干”的积极性，而且也使政府大受鼓舞，产生了“能做到”的决心。除此以外，韩国政府还组建了“新村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新村运动中央协议会”，各道、郡、邑都设有相应的协议会，实行垂直领导、管理和指挥，形成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全国性网络。此外，中央政府还批准组建了新村运动中央研修院，以培养大批新村指导员，由他们组织带领村民进行村里各项建设活动。每项工程在经过全体村民的充分讨论协商后开办。在推进“新村运动”的过程中，政府根据各村的资集水平、劳动效率、村民相互配合能力以及工业产品开发能力等进行综合评比和考量，把全国34656个村划分为基础村、自助村、自立村三种类型。村民参与程度最低的村属于基础村；参与程度最高的村叫自立村。政府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各不相同的开发计划。到1973年，韩国农村中的自立村有2307个，自助村约13834个，基础村为18415个。通过这一时期的改善环境运动，韩国农村的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极大地振奋了广大农民积极向上的合作精神。 
　　2、自发拓展阶段(1974～1976) 
　　新村运动在农村取得成功之后，从1974年起逐步扩散到各大城市，成为全国性的现代化建设活动。改革重点从改善农村环境与农民居住条件转变为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了增加农民非农收入，1972～1976年韩国政府又推出了“第二次增加农渔民收入计划事业”，又称“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主要开发禽类、养牛、水产养殖、香菇等林产品21个品种。以郡(县)为单位，在全国137个地区开展，参加农户75万多个。政府从财政、技术上给予了大力支持，各地区因地制宜，发挥各自优势，广开生产经营门路。如平原地区，大力提倡种植经济作物、果树、蔬菜等；山区则发展牧业、林业，开发经济作物等。同时，政府还鼓励农村就地建厂，对产品进行初加工和深加工，达到增产增收的目的。为提高粮食产量，实现大米自给，1972年韩国开始在农村推广普及高产水稻新品种“统一稻”的种植。政府从科学育苗、栽培、管理等诸多方面给予技术上的大力支持。粮食增产、粮价上升、经济作物的种植等使农民收入有了明显提高。1974韩国农民的收入已基本达到城市工人的收入水平。1967～1976年间，韩国农民家庭收入由12456韩元增加到96355韩元，增幅达774％。这期间韩国城市工人收入从20720韩元仅增加95980韩元，增幅为463％。农业生产连年喜获丰收，广大农民的收入普遍得到大幅度提升，是这一阶段“新村运动”的主要成果。 
　　3、自发主导阶段(1977～1980) 
　　1977年是韩国第4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政府把这一阶段农民收入目标定为140万韩元，又把“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事业”扩大为“建设新村运动，增加收入综合开发事业”。为大力发展农村工业，扩大生产，政府将原来以家族式的小农经营的单一产品扩大到以县、邑为单位的生产基地，形成生产、销售、加工为一体的综合经营。农村工业多数为出口加工厂，如农产品或水产品加工厂等。农村工业的发展，农民非农业收入明显增加，原来预定1981年达到的农村自立目标，提前4年于1977年就已实现。全国34656个村有98％成为自立村，基本消灭了基础村。1978年农村企业达到384个，1980年增加到790个。 
　　4、自发建设阶段(1981～1988) 
　　这一阶段，韩国政府大幅度调整“新村运动”的政策与措施，广大农民在政府引导下自发地开展农村现代化建设。政府的工作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全国性新村运动民间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做好协调与服务工作，为新村发展提供必要的财政支持、物力支持和技术支持。新村运动的培训和宣传教育工作转交民间组织承担，鼓励农民积极调整农村产业结构，进一步发展多种经营，提高农村金融和市场流通的效率和农民收入，以此引导农民自发地进行农村现代化建设。这一阶段，尽管政府的主导作用有所弱化，但农民自发建设新农村的热情并未减退，农民的生活水准开始普遍接近城市居民生活水准。 
　　5、自主管理阶段(1988～　) 
　　1988年以后，韩国的“新村运动”开始进入一个农民自主管理和自我发展的阶段。此时的“新村运动”也带有鲜明的社区文明建设与经济开发的特征。这一阶段，政府的工作重点是教育广大农民自觉抵制各种不良社会现象，加强国民道德伦理建设，培养村民的共同体意识，强化农村的民主与法制教育等。在这个过程中，“新村运动”初期为启动农村经济和文化活动而建立的相关政府机构及其职能逐步弱化，而有助于推进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组织机构、活动的内容和形式，如农业科技推广和培训组织、农村教育机构、农协、物资的流通、农村综合开发、农村经济研究等组织机构应运而生，为传承和彰显新村运动的价值理念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韩国“新村运动”的主要经验 
　　韩国的新村运动取得的巨大成就令世人瞩目。这种农业现代化运动，既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扩大了农村劳动力的就业途径，又快速缩短了城乡差别，实现了农村的繁荣和稳定。纵观整个运动，有许多成功的经验。 
　　1、以精神启蒙为先导 
　　精神启蒙是韩国新村运动的核心，精神启蒙主要是指农民教育及通过机制的建立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韩国农民缺乏个性和开创精神，带有浓厚的宿命论色彩。为此，韩国政府通过一些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宣传口号，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迸发出来，释放出了无穷无尽的效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新村培训院，其主要职责就是培训“新村领袖”。其培训方法和内容主要是：强调“精神”培养、请成功者介绍经验、政府官员进行政策说明、实地考察、研究讨论、制定计划等。另外，他们把参与相关工作的公务员也派到研修院，与“新村领袖”同吃、同住、同培训。培训院是新村运动中一个成绩非常突出的机构。 
　　2、长远着眼，小处入手 
　　上马的都是切实可行的小项目，如修路、修井、修塘、拉电网。从1973年始，政府的投资全部转向遍布全国农村的细小项目，见效快、动员群众广泛。而且，项目的上马并不依靠领导人主观决断，都由专家设计，是现代科学和理性决策的产物。并且在实施中，能及时对方案进行修正。 
　　3、政府的主导作用 
　　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靠分散的决策方式来发展经济与社会不仅周期长、成本高，而且极有可能丧失发展时机，因而必须依靠政府主导的纲领性决策模式。整个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在政策目标的确立、政策推进的组织领导、资金的筹措与安排、技术的开发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4、以农民为主体 
　　韩国在开展新村运动中，始终坚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始终激发国民的进取精神，引导国民进行自我教育，主要依靠农民自己来实现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目标。坚持以农民为主体，实现村民自主自治。从渔村内部出发，以农渔村民为主体掀起自律运动，以人为主体的相生运动，通过人与人的网络，将邻里与邻里、村庄与村庄联系在一起；把农渔村到城市、农渔村问题到城市问题联系在一起。 
　　5、利用区位优势因地制宜 
　　韩国根据当地农村发展要求、农业生产条件，把农民摆脱贫穷作为立足点和出发点，进行新农村建设。比如，春川市北山面富贵里通过开发樟脑、土产蜂蜜等当地特产，使其成为固定高收入品种；原州市好楮面梅湖里采用无公害农村养鸭法，并且修建绿色农村体验馆；洪川郡瑞石面检山二里用灵芝带动“山林复合型经营新模式”；另外还有山菜村、鲜花新月村、豆花村、高寒区白菜村、桃园洞村、山葡萄村、土雇米村等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生态村。充分分析当地情况，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是开发特色农村提高农民收入的有力途径。 
　　6、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农民收入 
　　为了提高农民收入，韩国新村运动采取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水稻新品种、通过财政补贴保护水稻新品种的价格、鼓励部分农户种植经济作物调整优化农业结构、政府大量投资扶持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等多种措施，效果明显。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逐步向农村地区扩散，农户收入中的非农收入所占比重逐步增大，到2004年，非农收入所占比重从1994年的35％增加到50％。与此同时，以农业产业化为动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发展各类新型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带动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市场，形成一个融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农业产业化体系，不断提高农业的组织化程度，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根本性转变。通过培育新型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将贸工农、种养加、农科教融为一体，增强城乡产业的关联度，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一体化发展。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比较 
　　 
　　(一)青岛市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概况　　韩国的“新农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于2005年正式提出。但事实上，在中国，特别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各级政府几年前便开始实质性地推进新农村建设。青岛市政府从2000年开始实行“二园一城”建设，通过建设农业园区，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通过建设工业园区，推进农业工业化建设；通过建设小城镇，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2004年的“七个互动”文件切实从城乡要素、农村劳动力、农业机械化、财政收入等方面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在2005年中央正式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后，青岛市提出了“深化七个互动”文件，以此建设较为完善的农村建设体系。2006年在全市农村全面推进“十八件实事”，2007年抓好“四百工程”，同时对全市农村加强基础建设，“五化”工程效果显著。2008年，青岛市重点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财政支持三农资金达20.4亿元。对青岛和韩国新农村建设进行客观的比较，有利于从中借鉴经验吸取教训，更好的推进青岛市的新农村建设。在建设内容、目标、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既有许多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差异。 
　　 
　　(二)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相似之处 
　　1、建设初期的思路基本相似 
　　1970年4月韩国政府号召开展以“勤劳、自助、合作”为主导精神的乡村建设运动，主旨表明了农民是主体，运动作用的对象也是村民，运动是否成功也要看村民。我国在2005年提出了“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参与的新农村建设”，建设思路与韩国基本相同。中韩两国的农村改革都特别重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并实现两个积极性的有机结合。尽管在农村改革的形式上存在很大差异，但其实质内容却都是赋予广大农民更多的自主权，目的都是更充分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将农民的生产潜力调动和发挥出来。 

　　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是提高农民收入，但是如何使农民增收，如何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却是一件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韩国新村运动初期，以大力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切入点，激发农民参与新村运动的积极性。与韩国相类似，2008年青岛市提出了以实施“五化”(硬化、亮化、绿化、净化、美化)建设为重点的村容村貌整治工程，开展“千村整治、百村示范”工程，每年扶持1000个中等收入以下的村实施以村庄道路硬化为重点的“五化”建设，到2010年使全市行政村基本实现“五化”目标。与此同时，推广清洁能源，继续扶持农村“一池三改”户用沼气、大中型沼气、秸秆气化集中供气工程建设。逐步扩大农村垃圾和污水集中处理系统建设。 
　　2、农村内部问题基本相似 
　　青岛市当前农村面临许多宏观问题，韩国在20世纪70年代也同样存在。比如：农村人口比重大、人多地少、农业基础设施薄弱、农业规模化经营小、农业机械化程度低、农村教育落后、农民文化素质较低等。1970年韩国新农村运动开始时，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45％，人均耕地0.071公顷。据2005年统计，青岛市农村人口占青岛市总人口的52.3％，人均耕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3、城乡发展失衡基本相似 
　　青岛市被形象的誉为小城市大农村，强工业弱农业。20世纪70年代初，韩国与青岛目前的状况类似，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起步阶段，在城市与农村、农业与非农业、大城市与小城镇之间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较大。1970年韩国农民收入相当于城市居民收入的75％，而2006年青岛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328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为6546元，仅为城市居民收入的42.7％。 
　　 
　　(三)韩国、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差异 
　　1、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韩国新村运动起始于1970年，当时韩国处于工业化兴起阶段，而青岛市现在处于工业化中期，说明经济基础比韩国更为成熟。因此，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和主要矛盾也不同。韩国当年要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而青岛市现阶段要在解决农民基本生活问题的基础上，解决城乡差距、工农差距以及农民收入问题。 
　　2、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不同 
　　韩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是农村社区，例如，在包括劳动力和其他物质资料在内的各项投资总额中，以上的投资来自村庄及村民个人。青岛市甚至中国农村改革与国民经济整体发展的联系机制则是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除了土地属于国有且由农民承租使用、使用权一定年不变以及大型农业生产基础设施仍由国家投资建设外，其他所有生产经营性投入均由农村家庭联产承包户承担。 
　　3、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不同 
　　在农业工业化发展路径上，韩国是由集中到分散，而青岛市则是由分散到集中。韩国工业化初期阶段，过于强调工业的集中布局和规模经济效益，导致1970年代初韩国经济增长和工业化在空间上的严重失衡，制造业主要集中在首尔和釜山都市区。1973年韩国提出了“新村工厂”计划，通过一系列金融和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投资到农村地区。该计划一方面旨在通过农村工业化来提高农村非农业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另一方面则试图通过该计划达到促进工业重新布局，将首尔、釜山都市区的部分工厂扩散到农村去的目的。与韩国的制造业集中布局于大都市不同的是，青岛市的农村工业自发地在各区农村中兴起并得以长足发展。但是，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导致的规模不经济、工业分散布局形成的环境污染和治理的不便，成为制约地方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在2000年提出“二园一城”，以此引导乡村企业向工业园区集中。 
　　 
　　三、韩国“新村运动”对青岛市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一)以思想启蒙为先导，培养内动力 
　　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相结合，三位一体，相互促进。朴正熙政权意识到，不改造农民、振奋其奋发向上的精神就无法改善农民生活；而农民生活的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农民信心的恢复。“新村运动”把思想启蒙、精神改造作为起点，把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与人的改造有机结合起来，融入到农村开发政策目标的制定和实施中去。这种追求“软利益”的做法可能最值得中国学习。 
　　 
　　(二)以“输血”为主、“造血”为辅，拓展资金源 
　　资金是新农村建设的瓶颈，如何破解这道难题，在“新村运动”过程中，韩国政府把国外财政借款中的大部分用于农村建设，并为之匹配了完整的金融政策。因此，必须以政府投入为“催化剂”，有效激活社会各方的资金来源。 
　　 
　　(三)以政府为主导，进行统筹规划 
　　新农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规划，进行合理的设计，有序安排，突出重点，注重实效。以村庄建设为着力点，以国家财力为基础，注重实效，重点突出，循序渐进进行建设。在现阶段，可以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 
　　 
　　(四)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 
　　韩国的“新村运动”的起点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清理高利贷、复兴国民运动。从1970年正式开始延续至今，历时30多年。无论从政策目标的设计、实施的组织领导来看，都表现了计划性、连续性、稳定性的特征，避免了跳跃和动荡，为运动成功做出了保证。青岛市新农村建设，必须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努力推动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惠及基层、惠及农村和农民。一是要继续加大对农民的直接补贴力度，增加粮食直补、良种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和农资综合直补，切实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是加快转变畜禽养殖方式，对规模养殖实行“以奖代补”，落实规模养殖用地政策，继续实行对畜禽养殖业的各项补贴政策；三是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重点提高玉米、花生生产机械化水平，积极推进机械化保护性耕作及秸秆还田，扎实搞好农机化示范区建设；四是加快供销合作社组织创新和经营创新，推进新农村现代流通网络工程建设。选择有条件的镇村，进行土地股份合作试点，完善土地流转奖励补助办法，建立规范的土地流转机制，引导农民以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 
　　 
　　(五)根据区域特点和产业基础构建可持续发展模式 
　　韩国新村运动经验表明，新农村建设模式只有与乡村的人文环境、经济资源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收到应有的成效。 
　　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总体方向是改善生态环境，促进生产、生活与生态环境的和谐发展，但是根据各个镇村的区位、产业基础、建设进度等具体情况，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使青岛市新农村建设更加本土化、实用化，比如，城阳区实行市场带动型建设、莱西实行龙头企业带动型建设、崂山区实行产业带动型建设、城阳区夏庄村工业园带动型建设。最近青岛市在借鉴韩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合本市的扶持1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和10个“一镇一业”示范镇的举措，就是建立在适应本区域发展特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