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学界对于“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形成了“冲突论”和“功能论”两种主张。在中国，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不断弱化似乎正成为事实。实际上，不能过度解读和指责“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发挥作用弱化”的问题，要想发挥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必须进行系统的改革。
　　关键词：高等教育；阶层复制；精英循环；社会流动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038(2012)03-0043-05
　　时至今日，学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重要性已经降低，但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给出答案。例如，是高等教育本身还是高教系统影响社会流动?高等教育如何影响社会流动?这些问题必须得到清晰的回答，否则高教本身就会遭遇不必要的压力，高教改革就找不到清晰的出口。
　　一、隐匿的对话：高等教育“阶层复制论”与“精英循环论”争论的回顾
　　毋庸置疑，现代社会存在分层现象，而高等教育就是一种影响社会分层和流动的文化资本。围绕“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这一问题，学者们虽然没有正面交锋，但是还是出现了“隐匿的争论”。
　　1　高等教育是“阶层复制”的工具：“冲突论”的主张
　　在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看来，教育几乎就是优势阶层维持自身地位的隐性工具，“出身于上层社会地位的学生，由于其本身已处于上层地位，大学校教育对其代内流动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尤其是对那些并不占有社会文化资本的下层阶级的学生的代际流动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美国社会学家大卫·斯沃茨就将“正式的学校制度”视为“有助于维持不平等的社会制度”。www.11665.cOm梅塞尔也提出：“精英群体明显的阶层界限‘文化屏障’有效阻断了其他阶层向这个阶层的流动，为精英阶层的利益和维持他们特有的生活方式提供了最有效的保护。”新韦伯主义者柯林斯，引用韦伯的观点对当代社会教育制度进行了分析并指出，“教育的资格正被用来限制角逐社会和经济有利地位的候选人的一种稀缺资源，并且将这些有利的社会地位卖给教育证书的持有者。”很显然，高等教育是“阶层复制”的工具这一判断，是在深刻反映既有分层结构及其冲突的立场上做出的。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贵族”白一开始就具有竞争优势，他们凭借较好的文化资本较为便利地获得教育机会和社会地位。
　　2　高等教育是“精英循环”的中介：“功能论”的主张
　　有一部分学者从“功能论”视角，即“对于不同的社会位置，依其功能的不同给予不同的报酬的看法”，将高等教育视为“精英群体产生于非精英群体”这个“精英循环”过程的重要中介。国内学者认为，“教育已经被当代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看成是改善他们自己的经济地位和获得地位、声望的一种工具。”有学者在一些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国家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得出“获得了教育的人容易走在最前面”的结论，其实，这一点索罗金在1927年就已经证明，“教育在获得职业以及改变命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关于国外学者对高等教育如何调节社会公平，促进社会流动的研究，陈卓做了一个较为系统的总结，正如上世纪40年代贺拉斯·曼恩和沃勒提出“教育是社会平衡的工具和社会地位指标”的论断。用美国社会学家詹克斯的话讲，就是“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地位就越高，收入也就越多。”
　　二、高等教育影响社会分层的“中国版本”：文凭信号的弱化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逐渐由“社会流动的良币”转变成今天“求职的入场券”，文凭推动社会流动的边际效应逐渐降低。
　　1　大学生从哪里来——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公
　　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选拔的功能，这也就意味着，生活在社会中下层的人们有机会通过这条渠道向上流动。但是，从现有的研究来看，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改革并没有解决教育机会不均的现象。
　　有学者做过调查，1990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3.75人，农村为3.23人，城乡差距为10.52人，到了1998年城市每万人口高等院校录取人数为19.63人，农村为6.07人，城乡差距为13.56人。1990-1998年间，城镇高考录取率平均高于农村10个百分点：1999年扩招以后，差距继续保持并呈扩大趋势，而且重点大学录取新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有所下降。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招收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呈下降的趋势。北京大学1999年新生中农村学生

比例比1998年低近3个百分点，清华大学2000年的新生中农村学生的比例比1998年低3个多百分点，北京师范大学2002年则比1998年下降了8个百分点。就全国来看，到2003年农村适龄人口大学入学率只有2.7％，远低于城市入学率的26.50％。
　　如果以更细化的阶层为分析单位，可以看出不占优势地位的社会阶层，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较少。例如，农业劳动者和无业者家庭的大学生辈出率仅为0.62、0.41，这远低于公共事务管理人员、私营企业主阶层的3.83、5.81(见表1)。由于农业劳动者在全国从业人员中所占的比例较高，大学入学率显然与这个比例呈现“倒挂”状态，从统计数据来看，大学入学机会几乎与社会阶层地位呈反向关系。很多研究都表明，在重点高校中，来自较高收人家庭的学生比例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国家管理干部子女进入重点部属高校的机会是城乡无业失业人员子女的17倍。
　　2　大学生到哪里去——就业机会的失衡
　　表面上讲，大学生就业难，体现了文凭对促进社会流动作用的贬值。据统计，2012年，中国内地高校毕业生人数再创新高，将达到680万人，比2008年增加120万人。“2009届大学毕业生半年后的就业率约为86.6％，比2008届高1个百分点，但仍比2007届低0.9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每一年毕业期，都会有30％左右、数量达200万左右的毕业生无法实现初次就业，加上往年积累的未就业的毕业生，这种压力还将持续存在并有加剧的趋势。在教育成本与预期收益不平衡的情况下，社会中下层家庭的学生或者面临“被迫辍学”的压力，或者主动选择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例如，“在2009年。尚有84万应届高中毕业生没报名参加2009年的高考。”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湖北也约有2.6万名学生弃考。这些放弃高考的高中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直接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相对于能够读大学的同龄人，“读书改变命运”已经大打折扣，他们向上流动的通道也越来越窄。从就业性质来看，在事业起步的选择上，大学生面临机会上的不公和向上流动的困难。仍然以“城乡户籍”为统计标准，“城市户口，就业的可能性很大，并且这个可能性在5％水平上显著。即，城市户籍更容易找到工作，这与城市背景的学生社会关系更广可能存在一定关系。” 从大学生的阶层来源来看，出身于社会弱势地位家庭的大学生比其同辈群体更加难以就业。“麦可思一中国2009届大学毕业生求职与工作能力调查”项目组对50万大学毕业生的调查显示，家庭阶层对其高等教育结果有着明显的影响。在“211”院校中，农民与农民工子女入学时以576分的平均分领先于管理阶层子女的557分，但其找工作则要艰辛得多。从学生毕业后半年的就业状况来看，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有35％的毕业生未能就业，远远高出管理阶层子女15％未就业的比例。在就业质量上，2008、2009两届毕业生中的农民与农民工子女毕业半年后平均月薪在各阶层中分别排在倒数第一、第二位。可以看出，“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的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越高，说明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受高等教育之后的结果也不均等”。近年来，“富二代”、“贫二代”、 “权二代”等词语的泛滥，不同程度反映着就业机会的不公。
　　三、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何以弱化：从“入口”到“出口”的两次调节
　　为何在大多数研究者看来，高等教育成为“阶层再生产”的工具?本文从高等教育的“生命周期”出发，从高等教育的“人口”调节和“出口”调节来解释。
　　1　“入口”调节：“社会分层+高考制度”的首次过滤
　　社会分层影响教育分层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学者曾经判断，“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社会阶层稳定性的提高，社会分层对教育分层的影响作用有可能增强。”@事实也是如此，那些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家长，很容易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孩子的能力和取向。有研究表明，“家庭文化资源具有一定的代际传递性，而且越是优势的文化资源，其代际传递性越强。”除此以外，优势阶层利用其他资源干预着子女的教育选择，“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之后，优势家庭通过购买学习资料、课外补习，聘请家教等方式增加子女的教育投入。不仅如此，在划区就近入学的政策规定下，通过交择校费、购买学区房、迁移户口、走后门托关系等方式使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这些都是其他阶层无法做到的。在录取之前，由于社会关系狭窄，关于高考分数、大学布局、专业设置等信息的来源较

少，那些负担较大的阶层，往往在择校、专业选择上无法获取更有利的信息。
　　高考制度是影响高等教育机会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以考定终身”的制度设计，“致使所有考生家庭会动用一切资源确保考生获得高分。这种过度依赖家庭社会资源的高等教育选拔机制，对于社会处境不利的人群而言，胜出的概率较小。弱势群体代际间的长期自我复制，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陷阱”；二是事实上存在的教育市场化，高额的收费使得弱势阶层子女在面临高等教育选择时遭遇很大困难；三是录取制度设计上存在缺陷。例如，“同分录取”的政策，表面公平，却并没有照顾城乡差异，与此同时，“保送生”、“综合评价”等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受到的干预，实质上造成了一种‘腐败’参与的再分配，导致高等教育机会更多地流向某些特定的阶层”。
　　由此来看，高考制度本身已经成为社会流动的第一道“过滤网”(见图1)。
　　2　“出口”调节：“社会分层+就业制度”的二次过滤
　　首先，社会分层与就业选择之间的关联已经日趋明显。有研究表明，“无论在改革前，还是改革后，中国城市社会阶层的继承性或复制能力远强于他们的流动性”。很多学者论证了“优势阶层、优势教育与优势职业”之间的紧密联系，在高校扩招之后。“中上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优势地位，必然动用各类经济、社会资本把历尽千辛万苦踏人高等教育门槛的下层大学生从优厚职位上排斥出去，即所谓社会流动潜规则的作用已经高于显规则(好的教育获得好的职位)的中下阶层”。因而，“在同样的教育水平，出身低微的高等教育文凭持有者较少能求助于亲朋来找工作。可以看出，大学毕业的青年随着父亲社会地位的升高而从事更加多样的职业，选择机会多。”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家庭背景越好，毕业时落实率、升学率和起薪就越高”了。
　　其次，就业制度在实质上弱化着高教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整体而言，中国工业化还未完成，信息化还未充分发育，产业结构升级的速度远远赶不上高校扩招的速度，造成大批大学生滞留低端就业市场。1992-2003年我国就业年均增长下降为不到1％，就业弹性从原来的0.477下降到0.177，2005年就业弹性系数仅为0.08。在这种情况下，不惜自降身价寻求就业的大学生，还传出其工资一度逼近农民工的新闻@。用人制度在社会流动中同样存在一些“反向筛选”的规定，例如一些大城市在招聘公务人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时，往往注明“本地户口”之类的条件，而且每年都会制定一些指标。这种考虑，一方面是为了避免引进外地人才时的繁琐手续，另一方面，也有充分利用毕业生人脉资源的考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人为的干预都对弱势阶层的大学生设置了向上流动的障碍。
　　由此来看，大学毕业生一方面整体面临由市场需求不足和人才供给过剩导致的就业压力，同时又要接受就业制度的“二次过滤”(见图2)。
　　四、在“条件论”和“系统论”中思考出路
　　针对“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功能”这个论题，要有条件的、系统的来考量。
　　1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一种“条件论”
　　“高等教育究竟能否促进社会流动?”这一问题需要置于特殊的条件之下，因为几乎没有一个社会是“公平的原初状态”。在不同的条件下(如国家政策变迁、就业制度等)，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作用表现出“强弱不同”的关系。
　　2　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是一种“系统论”
　　不应该将社会流动的责任与“纯化的”高等教育甚至大学教育联系在一起，作“单因子推论”。可以看出，单纯地批评“高等教育促进社会流动的功能弱化”，会使高教本身承受不能承受之重。人们接受高教的机会、就业的机会，不但受个人能力影响，还受家庭资本等因素的影响。如果再寻找更深刻的原因，则可以看出，国家政策的变化，对于“高教如何选拔人才、如何促进社会流动”显然是一个更有力量的影响因素。
　　3　高等教育既反映了某些优势阶层对优势文化资源的控制，也为其他阶层的流动提供了机会
　　高等教育制度会为不同禀赋和家庭出身的人，提供一个相对公平的流动机会。尽管家庭资本确实影响着大学生的就业选择，但是仍有为数不少的中下阶层的子女，通过高等教育脱离了原有的阶层，获得了向上流动的机会。
　　基于此，作者对下一步的研究，提出几点建议：第一，未来对该问题的研究，

一定要瞄准标靶，不能不加区别地将矛头指向高等教育本身。第二，既然是“条件论”，那么在短期内无法改变其他条件的情况下，学术研究应该务实地从“同类条件下哪些学生更容易获得高教机会”、“哪些学生更容易获得较好工作”等出发，寻找真正能够由“大学本身”掌握和强化的条件，为大学生的选拔和培养作出贡献。当然，对于大学来讲，应该重点关注“中间调节”，即调适不同阶层大学生的文化资本。第三，既然是“系统论”，就应该从全过程来思考问题。例如，在高教之前，均衡教育资源，减少现行录取制度对个体受教育权利的伤害；在高教实施阶段，平衡精英选拔与大众化教育的关系，给大学生足够的成长机会和空间；在高教之后，加快产业结构升级、破除就业制度的障碍，为学生向上流动创造条件。
　　综上所述。要保持或强化高等教育对社会流动的促进作用，必须从微观的大学本身、中观的高教系统和宏观的国家政策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改革。否则，过多的指责和期待，都会使高等教育不堪重负。
　　注释：
　　①[法]布迪厄，国家精英[m]，杨亚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567-568
　　②[美]大卫·斯沃茨，教育、文化与社会不平等[a]，陈金英译，薛晓源，曹荣湘，全球化与文化资本[c]，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415
　　③转引自钱民辉，教育社会学——现代性的思考与建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14
　　④[美]杭特，教育社会学理论[m]，李锦旭译，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3，417-420
　　⑤陈彬莉，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j]社会科学辑刊，2007，(2)：59-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