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古代自传由于伦理、政治、礼法、个人名利等方面的因素而呈现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为己讳”的书写现象，从而造成了古代自传情感上的自夸倾向与内容上的失真。破除古代自传创作中的隐讳原则，遵循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对今天的自传创作仍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自传；隐讳；自夸；失真
　　中图分类号：k81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2-0139-06
　　真实是自传的生命与价值所在，但中国古代自传由于多方面的原因隐讳了许多事实真相。这种隐讳现象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孔子就提出了隐讳原则。《论语·子路》篇载：“叶公语孔子日：‘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日：‘吾党之直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孔子认为，父子当有一方犯过时，另一方应当替对方遮掩、隐瞒，而不应当去主动举证或告发。“父攘羊”本为违法行为，为什么孔子不赞同儿子去告发呢?孔子应是为维护家国一体的宗法体制的稳固而主张“父子相为隐”的。换言之，孔子从为政治国的高度出发认为子孝父慈的孝道伦理重要过某些有损人伦之义的律法。南朝皇侃《论语义疏》对此的解释深得孔子本义：“孔子举所异者，言为风政者以孝悌为主。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宜应相隐，若隐惜则自不为非，故云‘直在其中矣’；若不知相隐，则人伦之义尽矣。”吕思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一文也认为在孔子心目中人伦之情比法律更能维系人心，安定家国：“民之侍法以自安者浅，侍其情相联系以为安者深，故圣人不肯求法之必行，而使其民相纠告，知其所获者小，所丧者大也，圣之至也。WWW.11665.cOm”“父子相为隐”原则的内涵与外延在后代都有所发展，且对古代史学、文学等方面影响深远。汉代公羊学派将“父子相为隐”原则拓展为“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史家究竟应为尊、亲、贤隐讳些什么呢?《春秋谷梁传》作了回答：“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即凡是有关尊、亲、贤的羞耻、罪过、不足之处都应隐而不言。此后，隐讳成为饱受争议的史书书写传统。正直的史学家挞伐隐讳原则，坚持善恶必书，如司马迁撰写《史记》“不虚美，不隐恶”；有些史学家撰史时则隐讳曲饰，如陈寿《三国志》对西晋统治者隐恶溢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对隐讳理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方面其对隐讳源流进行了总结：“肇有人伦，是称家国。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亲疏既辨，等差有别。盖子为父隐，直在其中，《论语》之顺也；略外别内，掩恶扬善，《春秋》之义也。自兹已降，率由旧章。史氏有事涉君亲，必言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另一方面他首次总结并提出了有关自传的隐讳理论：“然自叙之为义也，苟能隐己之短，称其所长，斯言不谬，即为实录。”当然自传的隐讳有着伦理、政治、礼法、个人名利等方面的复杂原因，刘知几未作深究，兹分述之。
　　一、伦理因素与自传的隐讳书写
　　自传所叙述的事实可分为自我事实与他人事实两类。自传涉及到他人他事时也多有隐讳，并且自传对他人特别是尊、亲、贤者的书写忌讳更甚于正史列传。如果自传对尊、亲、贤者的不体面之事不加隐讳则会备受责难。如刘知几就曾批判王充自传彰显长辈之恶：“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对王充彰亲之过的行为进行批判者不乏其人。清杭世骏《论王充》文日：“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日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日幸哉有子若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王)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2册)清王龙文《史佩》“王充”条云：“呜呼，叶公证父攘羊之说，犹见非于孔子，若王充者，其可谓非妖变之尤大者乎?末世无父之言，充盖作之俑也。”(《清代诗文集汇编》第282册)可见在自传中彰亲、尊、贤者之过会因为触犯人伦教条而背上不忠不孝不敬的罪名而备受批判，因此作家们不得不采用隐讳书写策略。
　　古代自传为亲者讳的现象较多。如苏辙自传《颍滨遗老传》言：“父日眉山先生，隐居不出，老而以文名天下。”(《全宋文》第96册)隐居一般被视为淡泊名利的高尚品

德，但苏洵并非如此，相反其一直在积极求取功名。欧阳修《苏君墓志铭》言：“(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岁余，举进士再不中。又举茂才异等，皆不中。”(《全宋文》第35册)可见苏洵至少参加过三次科考，惜皆未中。苏洵以后虽未再应举，但先后上书欧阳修、文彦博等谋官。父亲多次应举未中与屡屡请托求官，毕竟不是光彩的事，苏辙将此隐讳不言而将父亲的乡居生活形容为“隐居不出”，显然是为亲者讳，是儒家隐讳文化使然。
　　再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谈及丈夫赵明诚被罢建康府时仅写道：“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罢，具舟上芜湖。”(《全宋文》第174册)李清照在此隐讳了赵明诚罢官之因，史书却记载了其夫叛敌当前“缒城宵遁”的耻事：“御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已被命移湖州，弗听。……迟明，访明诚，则与通判毋丘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遁矣。”又如明代黄周星自撰《笑苍道人墓志铭》言：“(笑苍道人)初生时为楚湘周氏计取阴抚之，故以黄为周。至崇祯丁丑，道人生二十七年始得遇本生父母。”黄周星说自己刚出生时被养父“计取阴抚之”，虽对身世有所透露，但详情则隐讳不言。叶世珠《阅世编》却记载了颇多隐情：“楚诸生周逢泰者，……与元配张龃龉，客游长沙，纳妾涂氏，张大恚，诉于父叔，讼诸官。周族好事者，从而附和之，生不胜忿，乃弃田宅，掷青衿，独与涂避居金陵，适与黄氏为邻。时周无子，涂急欲以得子抗张，知徐怀娠，贫不能举，因黄之姑，潜相订约，涂乃与周室密谋，伪为有娠。至弥月，徐既生公，黄姑夜抱以畀涂，周遂以生子告，事虽秘，然人言啧啧，楚湘间亦颇闻之。”可见养父母当年欲得子以争家产，便伪装怀孕，待“贫不能举”的黄母生子后，买走了黄周星假充己子，黄周星念及养父母抚育之恩而将此等不誉之事皆隐去。古代自传也有“为尊者讳”的现象。如明代王恕自传《石渠老人履历略》记载：“丙午八月闻内府有圣旨告示，禁约内官奏讨升官盐引、庄田、蟒衣等项数事，以为若禁得住，天下国家无有不治，但恐不能持久。乃上疏言……(疏)留中。却于侍郎马显乞致仕本上批云‘马显致仕，尚书王恕革了太子少保，也着致仕去’。盖忤左右意。”王恕上此奏疏是想坚定皇上禁止官员讨盐引的决心，岂料触怒昏庸的明宪宗，忠而被罢，其内心应有所怨愤；但不言皇帝糊涂与不辨忠奸，却言是自己忤逆了皇帝左右之人而触祸，是典型的“为尊者讳”。
　　二、政治因素与自传的隐讳书写
　　除了伦理因素，政治避难也是自传隐讳书写的要因。古代官场险恶，特别是党争、动乱、文字狱及改朝易代之际，文人、士大夫往往动辄得咎。出于对自身的安危考虑，自传不得不对敏感的人与事极力回避或曲写。
　　如苏辙《颍滨遗老传》言：“一日，介甫出一卷书日：‘此青苗法也。诸君熟议之。有不便，以告勿疑，’他日，辙告之。”(《全宋文》第96册，苏辙叙述王安石拿出青苗法要群臣商议，给人一种公事公办的印象。苏辙笔记《龙川略志》叙述却与此稍异：“久之，介甫召予与吕惠卿、张端会食私第，出一卷书，日：‘此青苗法也，君三人阅之，有疑以告，得详议之，无为他人所称也。”’可见王安石是在其私第所设的私宴上拿出青苗法要苏辙等讨论的，与宴者还有被苏辙多次上书斥为最无廉耻的吕惠卿。苏辙之所以隐去这些，有其政治上的顾虑。“熙宁变法”失败后，舆论一边倒的批判王安石新党。苏辙政治上与司马光一致，属于保守的旧党，因此他不愿因参加过王安石私第私宴而被人误会其与王安石新党有私交。鉴于党争的反复性，欲安度晚年的苏辙对此采用了曲笔隐讳。
　　在古代，文人士大夫卷入动乱纷争是有性命之虞的。清代王韬《搜园老民自传》中对自己亲近太平天国之事隐讳不言正缘于此。王韬对太平天国运动的态度前后矛盾，前期极力丑诋革命，后期则倾向于革命。后期他还多次深入南京对太平天国进行考察。其一则残存日记写到：“十一年二月朔日，作金陵之游，英国牧师艾君迪谨(约瑟)招余作金陵之游，不获辞。金陵久为贼窟。”王韬还曾上书太平天国将领，其《苏福省儒士黄畹上逢天义刘肇钧禀》一文为太平天国出谋划策，但这些《搜园老民自传》皆隐去。王韬不但对这段历史极力遮掩，甚至还把自已讳饰成一个策反

英雄：“老民密纵反间，使贼党互相猜贰，自翦羽翼，诸内应者多急欲见功，势颇可乘。”太平天国运动平息后，清廷曾多次追捕他，晚年的王韬只得对此隐讳回护，致使真实的历史与自我阐叙的历史有天壤之别。
　　再如明清之际的毛奇龄，他在自传中隐讳了其对明亡的伤痛。其《自撰墓志铭》写到了清兵入关时自己在逃亡过程中的两篇名作：“予倚醉扣檗赋《明河篇》，凡六百余言，及旦则淮上诸家传写殆遍。……作《白云楼歌》，已而邑人至者多知之。”其实毛奇龄逃亡过程中的名作还有一篇《续哀江南赋》。章太炎曾说毛奇龄“乃遍游齐、楚、梁、宋、郑、卫，作《续哀江南赋》万余言。”清吴廷华《西河先生传》亦云：“故于曲江园之会赋《明河篇》，于江南为《续哀江南赋》，于淮西作《九怀词》，于禹州赋《白云楼歌》，皆直抒其抑塞磊落之气。”(卷三七之二三页)爱炫才的毛奇龄为什么在自传中只字不提《续哀江南赋》呢?这也是因担心政治迫害而讳。清初文网严密，加之《续哀江南赋》如庾信《哀江南赋》一样是寄托故国之思，亡国之痛的。归顺清廷作了二臣的毛奇龄怎敢在自传中津津乐道有可能带来杀身之祸的《续哀江南赋》呢?
　　以上几例都是担心自已受到政治打击而在自传中隐讳事实，也有为了子孙后代免受打击而采用隐讳书写的。宋代赵鼎因力主抗金，得罪了秦桧而屡屡被贬，最后竟死于贬所海南，但其《自记笔录》叙写被贬经历相当平静，根本未涉及他与秦桧的任何矛盾，文尾写道：“七月责授清远军节度副使，潮州安置。甲子十月移吉阳军。乙丑二月一日渡海，二十五日至吉阳军军。丙寅十一月得疾。丁卯八月十二日终于贬所，寿六十三。”(《全宋文》第174册，赵鼎自传作于病重将死之际，为何对受秦桧迫害事隐讳不言呢?《宋史·赵鼎传》记载的一则轶事显示了其心迹：“吉阳三年，潜居深处，门人故吏皆不敢通问，惟广西帅张宗元时馈醪米。桧知之，令本军月具存亡申。鼎遣人语其子汾日：‘桧必欲杀我。我死，汝曹无患；不尔，祸及一家矣。”可见，赵鼎自传隐讳自己与秦桧的矛盾有他保护家人免受政敌迫害的良苦用心。
　　三、传统礼法与自传的隐讳书写
　　古代自传对自我私生活，特别是爱情、婚姻生活多隐讳不书。这主要是由于传统礼法中有关男女关系的顾忌太多，如“男女授受不亲”、“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等。为维护礼教，自传描写爱情都会被认为是有违礼法。刘知几就曾批判司马相如的《自叙》不应当写其与卓文君私奔之事：“而相如《自叙》，乃记其客游临邛，窃妻卓氏，以《春秋》所讳，持为美谈。虽事或非虚，而理无可取。载之于传，不其愧乎!”即便是正常的夫妻关系，自传中也是不能坦然书写的。陈寅恪先生对此有精辟剖析：“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呢之情景，家庭米盐之琐屑，大抵不载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法国汉学家吴德明在《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自传》中也说：“中国作家在言说自我时，都是十分谨慎，非常要面子，只有一两个例外，其中最主要的无疑是写《浮生六记》的沈复。中国人从不对公众谈他们的私生活和隐情，即使是夫妻生活，也不谈他们的爱情与性生活。”
　　让我们通过古代自传中叙述隐私生活的几个例证来反观自传对私生活的隐讳情况。如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首开描写夫妻隐私生活之先河：“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札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叶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全宋文》第174册，)此段写出夫妻生活的情投意合与甜蜜幸福。再如明代张琦的《遗稽行实》：“娶吾妻，同甘苦，于夜读，妻以针线从之，夜久热盂酒歃以相劳。”此节描写妻做女红陪夫读书、煨酒慰夫的场面，充满温馨。又如沈复的《浮生六记·闺房记乐》：“遂与比肩调笑，恍同密友重逢。戏探其怀，亦怦怦作跳，因俯其耳日：‘姊何心舂乃尔耶?’芸回眸微笑。便觉一缕情丝摇人魂魄，拥之入帐，不知东方之既白。”沈复的开放确实惊人，竟然描写到了夫妻间的调情欢笑与性生活。这三段文字都大胆描写了夫妻闺房生活，放眼中国古代自传整体而言，都体现出对隐讳传统的某种

突破。但即使如此，突破也是非常有限度的。李清照写的是文人赏书品画的高雅生活，张琦突出的是夫妻同甘共苦的相扶品质，这些描写都在世人能接受的范围之内，也符合礼法；世人难以接受的就隐去了，如李清照就隐去了其失节改嫁一事，仅在其《投内翰綦公崇礼启》一文中有隐微暗示。(《全宋文》第174册)沈复描写“性生活”，自传中无先例，但即便如此，也是点到为止，极为含蓄；况且整个古代自传类似例子极其罕见。大部分自传中的妻妾连个模糊的影子都没有，作者仅交待一下她们的姓氏而已，更不要说叙写私生活了。 也有些自传大胆表白自己对异性或同性的爱。如南齐江淹《自序》：“常愿幽居筑宇，绝弃人事……则独酌虚室，侍妓三四，赵女数人。”又如明代张岱《自为墓志铭》言“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二人皆直言对美女的喜爱，张岱更暴露自己的同性恋癖好，独出流俗，但这些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且类似例子古代自传并不多见。从以上所举的几个反例来看，中国古代由于传统礼法的束缚，自传对私生活的描写极其谨慎，在一个实行一夫多妻制的国度很难在自传中寻觅到多少私生活的描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四、求名思想与自传的隐讳书写
　　古代自传的创作动机有很多，有的作自传以期留名，有的自叙一生功德以训勉子孙，有的表明志向，有的为人生憾事自我辩白，但大部分自传有着一个基本动机在内的复合动机。这个基本动机就是立传以求名。留名本身就是传这种文体的基本功能。孔子《论语·卫灵公》所言“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成为无数文人自我立传的思想武器。陈子龙《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一文更是道破古人求名实情：“无后世之名，圣人之所忧也。夫一时之名，不必有也，后世之名，不可无也。故君子不求名，而又不得不疾乎此。夫子若日：‘好名者，人之恒情也。’要留名最直接的途径就是自我立传。有些自传也直言不讳自作传的动机是避免湮没无闻。如元代顾仲瑛《金粟道人顾君墓志》：“今年四十有九，恐一旦倾逝，泯没无闻，……故先自志云。”清代蒋敦复《丽农山人自叙》言：“他日或以王事死，或为知己死，兵死，饥死，疾病死，俱未可知。子幼，恐后世无闻焉，自叙梗概如此。”常人也都认为自我作传皆为身后之名。如钱谦益《书(藕益道人自传)后》写到：“道人辞世之日，遗嘱诸弟子勿起塔、勿刻铭，茶昆之后以骨肉施禽乌，岂复有意于身后名哉?”钱谦益为藕益道人作自传动机进行辩解，认为其虽作自传但“岂复有意于身后名哉”，但这也恰恰折射出大多数读者认为“自传动机为求名”的共识。
　　既然自传的基本动机是求名，是为了让其人其事不湮没于历史长河之中，那么自传当中隐讳有损自我名声之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如元代杨维桢《铁笛道人自传》言：“泰定间，以春秋经学擢进士第，仕赤城令，转钱清海盐，皆不信其素志，辄弃官。”《自传》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陶渊明似的主动弃官的高士形象，但实情并非如此，杨维桢此处有诸多隐讳。宋濂《元故训大夫江西等处儒学提举杨君墓志铭》言：“天台多黠吏，凭陵气势，执官中短长。先以饵钩其欲，然后扼吭，使不得吐一语，世号为八雕。君廉其奸，中以法。民方称快，其党颇蚓结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可见杨维桢去天台尹(即赤城令)是为奸佞所害而被免官。转官钱清海盐之后杨维桢归家也非“不能信其素志”而弃官，据孙小力先生考证是因为丁父忧而归家，后又继丁母忧，后一直蹉跎十年，未被起用。可见杨维桢隐讳了被奸佞迫害免官与丁亲忧屡未被起用二事，把自己讳饰成了鄙视官场的高隐之士。
　　“人无完人。”只有瑕瑜并陈的自我形象才是最真实的。但大多数自传只写自己好的一面而隐讳了自已的不足，自我立传以追求千古留名也是要因之一。
　　五、余论
　　古代自传还有一些其他原因，如怕得罪他人、自我认识上的偏见等导致隐讳，限于篇幅，不再详述。隐讳原则给古代自传造成的影响颇值得注意。首先、儒家思想孕育出来的隐讳原则使古代自传在思想情感上普遍呈现出自夸、自我肯定的倾向，从而缺乏西方自传普遍具有的忏悔精神。这主因隐讳原则要求“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为

讳”，对尊、亲、贤、己的罪过、不足等都隐讳不书，自传能写的只有引以为荣的事，自传也就只能呈现出强烈的自夸倾向。日本学者川合康三也说：“一句话，中国文人写自传，归要到底是为了强调自己的正确。”可谓切中了中国古代大部分自传的要害。其次，隐讳原则造成自传的不真实。作者对自己与他人的行为有所隐讳，并且隐讳与曲饰在很多情况下如影随形，因而自传中呈现出的传主形象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片面、失真，甚至是歪曲的现象。要克服自传的这些不足，还得发扬刘知几《史通》强调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实录精神。在自传创作方兴未艾的今天，我们也只有发扬这种善恶必书的实录精神，大胆抛弃古代自传的隐讳书写传统，才可能在当代自传人物画卷中呈现出一个个真实、有个性与闪烁着人性光辉的鲜活自我形象。这也正是我们今天仍需审视隐讳原则与古代自传书写关系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
　　[3]吕思勉，吕思勉遗文集(下册)[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m]，北京：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