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的国家发展模式应具备有效性、效率性、效益性、创新性和影响性五个特征。按照这五项标准检验，“中国模式”还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尚未定型且有待成熟的发展模式。针对现阶段“中国模式”所具有的特征以及实际运作中面临的问题，有必要从政府主导、自主创新、发展布局和文化软实力等方面着手，提高其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关键词： 中国模式； 验证标准； 特征； 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 d03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973(2012)03-0054-05
　　verification，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 of “china model”
　　yang ni
　　(school of government,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 mature development model should be remarked with five features, i.e. effectiveness, efficiency, cost-benefit, innov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model. considering these indicators,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 is still developing, unformed and immature. in view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sent “china model” and challenges accompanied with china’s development, it’s necessary for “china model” to improve its ability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dominance of government, autonomy and innovativeness, layout of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e’s soft power.
　　key words: china model; verification and indicators; characteristic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学术界对“中国模式”是否成立存有争议。WWW.11665.CoM有学者提出，“中国模式”的提法尚为时过早，应称其为“中国道路”或“中国经验”。笔者认为，三者都是中国在现代化、全球化背景下为自身发展所做出的一系列战略和策略选择，其核心区别在于对其发展程度和影响程度的不同认识。较“道路”和“经验”而言，“模式”的发展程度更高、影响更广泛，也更具备研究价值。本文试图对所谓的“中国模式”进行验证和分析，以回答下面几个问题：“中国模式”是否可以称之为一种发展模式？如果是，在它的演变过程中，这个模式又存在哪些特征？其中哪些特征有利于促进其可持续发展，解决中国的发展难题；又有哪些特征需要进行扬弃或改进？
　　一、“中国模式”的验证：五项标准
　　《辞海》对“模式”的定义是:亦译“范型”。一般指可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换言之，是从不断重复出现的事件中发现和抽象出的规律，是处理、解决问题的一种经验的总结。只要条件相同或相似，按照该方法就能处理、解决相同问题，得到相同或相似的结果。例如东亚模式，是东亚各国（地区），以发展经济实现工业化为目标，成功创造的落后国家（地区）经济高速发展，赶超发达国家的共同的成功做法或经验。目前普遍认可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五种——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东亚模式、拉美模式。不难发现，它们正是具备了相当的有效性、效率性、效益性、创新性和影响性，才成为了一种成熟的发展模式。下面将按照这五项标准来检验“中国模式”能否成立：
　　（一）发展模式的有效性——是否成功解决了发展中的棘手问题
　　一种国家发展模式，其主要目的是为有效解决国家发展过程中的棘手问题。在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其发展模式在以下的四个方面体现了卓越的有效性：一是经济长期的高速增长；二是贫困人口数量的下降；三是社会相对稳定；四是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
　　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经济已保持了30多年的强劲增长，年平均gdp增长率高达9.8%，远远高于3%的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再从人均gdp来看，198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300多美元，28年后的2008年超过了3000美元。在此期间，中国使近3亿多农村人口摆脱了赤贫，2亿多（就地或异地）实现了非农化，且没有发生波及较大的社会动乱（革命、起义、暴动、灾荒等），也没有导致较大规模的对外移民、殖民、战争、侵略。同时，中国还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调整，提出了新的发展战略，走上了全面协调可持续之路，开始为构建和谐社会，或者说一个更加民主法制、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充满活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而奋斗。这可以说是自英国工业化以来，甚至是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1]与此相伴，中国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力也

日俱增，国际地位不断提高。特别是2008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使中国良好的国际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完美呈现。
　　（二）发展模式的效率性——是否快速高效地解决了发展中的问题，达到预期目标
　　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是“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中国不仅30多年来gdp年均增长率高达9.8%，人均收入和人均gdp的增幅也非常高。“据统计，英国从1780年起用了58年使其人均收入翻了一番。德国从1780年起用了43年，美国从1839年起用了47年，日本从1885年起用了31年，韩国从1996年起用了11年。”[2]28 中国在1978－1987年期间只用了10年，就实现了人均收入翻一番。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经济基本上达到了7年或者8年翻一番，人均gdp在2002年突破1000美元后的第四年，2006年达到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仅两年后的2008年又突破3000美元，2010年达到4382美元。美国前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曾评价，工业革命期间，欧洲的平均生活标准在40年中大约提高了50%，而在中国，人均生活标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要上涨100倍！中国用20年的时间经历了欧洲人用两个世纪才完成的同样程度的工业化、城市化和社会转型。[3]可见，正是中国模式的超高效率使得中国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日新月异。 展模式的效益性——是否用较小的代价换取上述效果
　　1. 从经济代价来衡量中国发展的效益。与“拉美模式”付出的“失去的十年”的惨痛代价相比，中国强调自主性的发展模式从未让经济发生大起大落的震荡；与“东亚模式”下的各国不同，中国在其发展过程中成功抵御了1997年的金融危机。
　　2. 从政治代价来衡量中国发展的效益。与前苏联所采取的“休克式疗法”的发展策略不同，中国采取的是渐进式发展。在其发展中从未发生过像俄罗斯那样对政治体制造成颠覆性影响的政治事件，而是对经济、政治体制进行增量改革。
　　3. 从社会代价来衡量中国发展的效益。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进程中不断进行修正，在发展的不同阶段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重要方针战略，对缓解发展中的各种矛盾起到了积极作用，维护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四）发展模式的创新性——是否相异于已有模式
　　简单来说，中国所走的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所体现出来的创新、自主、务实、发展等特性使其明显不同于原有的五种模式，彰显出了其独特一面。与西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莱茵模式、北欧模式和拉美模式相比，首先，在所有制方面，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是实行以公有制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其次，在政府与市场关系方面，市场经济受国家调控和干预的程度要强大得多。另外，与东亚模式相比，虽然在政府主导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但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上有着根本的区别，中国奉行马克思主义，中国不实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三权分立”。
　　（五）发展模式的影响性——是否造成了广泛深远的国际影响
　　回顾以往的五种发展模式，无一不对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建立在雄厚经济实力基础之上、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的典范，具有悠久历程，对现代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东亚模式则让东亚多个民族国家和地区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工业化，成功摆脱落后的地位，追赶上发达国家，领跑亚洲；拉美模式曾使得拉美众多国家一定程度上使恶性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一度实现了经济繁荣，虽正面效果只是昙花一现，随后付出了惨重的经济、社会、政治代价，被证明是一种失败的模式，但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是无可置疑的。
　　相形之下，“中国模式”除对自身解决发展问题卓有成效外，对外同样也具有宝贵的价值，如拓宽了民族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丰富了人类对社会发展规律和道路的认识，促进了全球化时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发展。[4]59然而，由于它存在的时空存量仍然较小，模式本身诸多的独特性以及该模式还在不断调整、发展等原因，一些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对它还处于观望阶段，没有迈出实质的效仿步伐。因此，客观来说，中国模式的影响力还没有充分表现出来。但我们不能因此一点否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它的有效性、效率性、效益性、创新性等方面足以证明其存在的基础，至于影响力广度的问题，只能说明中国模式并没有完全成熟和定型，尚未得到普遍认可。
　　由此我们

可以得出对“中国模式”的验证结论：中国模式是一种处于发展中的、尚未定型且有待成熟的发展模式。然而，也正是由于它尚处于发展中一些典型特征开始显现出来的同时却尚未定型成熟的阶段，在我们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成的背景下，我们更有理由也更有必要对其特征进行审视，以强化有利于中国持续发展的特征，扬弃或改进失当之处，使中国模式日臻完善和成熟。
　　二、中国模式的特征分析
　　（一）政府的主导性
　　中国经济的腾飞，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政治社会的发展……这些成果都是在一个具有卓越行政能力的政府的主导下完成的。这种主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在发展意愿和发展方向方面所体现出的国家意志和强力导向。如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中，邓小平提出了分“三步走”发展战略；到1995年的十四届五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再到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了21世纪前五十年的奋斗目标。
　　2. 在动员社会力量、调配资源方面体现出的强大领导力和效率性。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0级大地震，中国并未被震倒。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强大政府能力的支持下，生命的营救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中国速度、中国力量、中国精神和中国透明度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和赞誉。
　　3. 在宏观调控方面体现出的主导地位。这主要指的是对两方面关系的调控，即对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调控和对政府与社会关系的调控。在发展之初，市场经济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社会发展方式确实赢得了发展的速度、成果和稳定，但随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日趋发展和其内在客观规律的要求，以及政府主导模式存在的固有弊端的逐渐显现，这种主导模式开始面临挑战。
　　（二）改革的创新性
　　改革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不照搬照抄现成的发展模式；二是按照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实行增量式的、渐进式的改革；三是制度的内生性。
　　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是在学习模仿“苏联模式”，直到改革开放创新地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式宣告了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国内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与“苏联模式”的三个重大原则区别，即在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和如何构建新社会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对待商品市场和资本主义的问题上的区别；在发展观上是坚持“民本”思想还是坚持“国家至上”（实质是“君本”思想），是坚持科学发展，还是“唯意志论”发展的区别。[4]59 另外，在其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清醒地意识到了本国国情所具有的特殊性，明确不能照搬照抄西方发达国家新自由主义或是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模式，创新地开辟了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独创性地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改革力度方面，中国拒绝俄罗斯那样的休克式激进改革，转而结合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采取一种增量式的和渐进式的改革。同时，这种从具体国情和国际环境出发、自主自愿的改革又使得整个制度变迁过程具有了内生性的特点。在整个改革过程中也体现出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和制度创新不足等特点，需要我们引起重视。
　　（三）开放的自主性
　　改革开放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但如果把握不好开放的方式则有可能导致国家丧失国际竞争力。拉美模式就是这样的实例。拉美国家在开放国门，实施一系列经济放任自由的政策后，一些民族工业丧失了国际竞争力，政府失去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从而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社会矛盾激化，丧失了国家发展的自主权。因此，如何开放才能保证中国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保持主动权的关键在于开放过程如何保持自主性。
　　中国的改革强调“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的探索发展模式，拒绝任何外部强加的发展理念和途径。与此相关，注重民族化和国际化的矛盾统一，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保持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和本土优势，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5]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自主性地调整和有效发挥对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诸多方面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通过调整与国际体系的关系、与社会及市场的关系，国家对内对外获得了明确的自主地位；通过改革国家治理结构，国家提升了自主行动能力，从而把自主地位转化为现实力量，较好地实现了主

权的内外部维度的良性互动并相互增强，丰富了主权的实践内涵，在全球化进程中探索出一条富有特色的发展道路。[6]
　　（四）发展的务实性
　　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具有内生性特征，即转型的“内生性制度安排”。制度的内生性又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而中国选择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就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国生产力较为落后这一核心矛盾。[7]
　　1978年，针对在全国严重泛滥的“左”倾错误思想，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此后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结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代的开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猫论”更是强烈地体现了发展的实践性和务实性。1992年党的十四大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理论，并确定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就彻底证实了中国走出了意识形态的思想束缚，务实地包容、大力发展以往被认为只能资本主义才能搞的市场经济。这些意识形态领域的重大变化，无一不是针对中国社会现实做出的务实的、适应性的调整与修正。
　　然而，务实这种专注现实、崇尚实干、聚焦当下的精神，难免不能充分考虑到长远发展可能出现的问题，在平衡现实发展与长远发展的关系时，往往会偏重考虑发展的现实需求。“务实”的这种双重特性，使得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市场改革不断深化的同时，许多深层次的社会矛盾也开始累积并显现出来，比如生态环境恶化、区域发展不协调、贫富分化、腐败等等。
　　（五）文化的传承性
　　中国的发展蕴含了千年积淀下来的儒文化精髓。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儒文化的国家观和权威观，保障和促成了发展中政府主导模式的传承。学者张国庆曾指出，儒家思想中最具优势的国家观和权威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转化为“秩序原理”，在现代条件下再生并得到了合理的运用。表现为政府主导（指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得到了社会的较为普遍的认同和遵从，从而不仅有利于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社会生产的相对序化，而且有利于阶段跳跃式经济发展战略的推进。[2]30
　　2. 中国的社会发展战略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和谐观”。儒家认为，“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这就是说，“和”即是美，追求和谐美因此成为了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追求自身、人类社会及其与自然界的和谐也因此成为了儒家文化的终极目标。[2]31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鲜明地提出和阐述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命题，并把它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项任务之一提到全党面前。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在注重经济、政治和文化建设的同时，也关注到了社会建设方面。和谐社会的纲领也是对儒家模式的回归，以达到“大同”这一儒家社会理想。[8]119
　　3. 中国的外交发展战略体现、推广了儒家思想。2003年针对国际兴起的“中国威胁论”等言论正式提出“和平崛起”的外交策略；2005年，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时提出，亚非国家应 “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 发展繁荣，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等外交发展理念充分体现了儒家“以和为贵”的思想，而“推广文化软实力”的发展战略则全方位地向世界推广了儒家思想。这预示着中国一种全新国际战略思维的形成。
　　三、“中国模式”的未来：挑战与可持续发展
　　（一）“中国模式”特征面临的主要挑战
　　1. 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资源的过度消耗对改革的创新性提出严峻考验。长期以来，在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的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下，经济的长期高速发展加剧了自然环境的恶化和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自2006年起，中国碳排放总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其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发达国家高4倍多,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对依赖传统高能耗产业的发展模式提出严峻挑战，中国面临发展的结构性变革。另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中国2009年空气污染年均pm10ug/m3值为98，比世界平均值大大高出27点，而水污染、土壤污染等自然环境等问题也日趋严重，使人与自然的发展矛盾更加突出。
　　另一方面，石油资源紧缺，国内石油供应不能满足国内市场需求，中国

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大国。“在新能源发展不成熟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的发展将严重受制于能源的紧缺和通货膨胀压力。”[9]
　　2. 区域发展的不协调对政府的主导性提出新的要求。区域发展的不和谐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和区域之间的发展不和谐两个方面。城乡发展不和谐主要体现在城乡之间长期存在的“二元结构”导致的城乡在收入、教育、医疗卫生等方面差距越来越大。以城乡收入差距为例，1978年城乡收入差距为2.57：1，到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15781.0元，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4761.0元，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为3.31：1。从绝对差额上来看，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人均纯收入多209.8元。2008年我国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995.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增加620.6元，不到城镇居民收入增量的1/3，绝对差额增加至11020元。过去的3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年收入的绝对额差距增加了近52倍。[10] 主要表现在东、中、西部发展的不均衡。其主要的历史原因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打破僵硬的计划经济体制,刺激经济效率，发挥比较优势的原则，按照“一部分地区先发展,一部分地区后发展,先发地区带动后发地区”的战略思路,采用了非均衡的发展模式，使得占据地缘优势和政策优惠的东部地区先于中西部地区快速发展起来。但随着时间推移，地区间差距不断拉大。以2011年各省gdp为例，排名最高的广东（52674亿元）比排名最低的西藏（606亿元）高87倍；而人均gdp最高的天津（84337元）比最低的贵州（16413元）高5倍。毋庸置疑，这种不均衡的发展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将制约中国未来发展的活力，对政府主导下的宏观调控能力提出考验。
　　3. 贫富差距的扩大对发展的务实性提出新的挑战。这主要体现在贫富差距扩大化的现象。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我国的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6年则升至0.496。
　　其原因有多方面，有历史因素，也有制度因素。历史原因方面，城乡分割的二元发展状态是造成城乡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制度方面的原因，“是初次分配存在不公平现象，按劳分配中行业差距过大，按要素分配比重偏高；是再分配不足，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的覆盖面与力度均不充分；是非分配因素膨胀，大量国民财富通过非规范与非法的途径流入少数人手中。”[11]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类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作出了全局性、战略性的回应。如何客观、辩证地看待前文提到的“务实”的双重特性带来的挑战，妥善处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不协调因素，是今后发展不容回避，需积极面对的重要议题。中国模式面临的这三大挑战，一方面体现了其发展的不成熟,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它目前存在的诸多不足，并制约着中国进一步发展。
　　（二）中国模式的可持续发展
　　1. 一分为二地看待政府的主导性。如上所述，政府主导的发展使得发展意愿和发展方向体现出了坚定的信念和清晰的发展目标；在动员社会力量、调配资源方面体现出了强大领导力和效率性；在宏观调控方面体现出了主导地位。然而，如果在发展的不同时期都坚持政府在与市场关系、与社会关系中主导地位，则会阻碍市场和社会的长期发展，并造成其他发展问题。市场经济有着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在发展之初不成熟的市场,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确实可以赢得发展速度和成效，但随着市场和公民社会的日趋发展和其内在客观规律的要求，政府主导模式与二者间的张力日益拉大，政府主导模式所存在的固有弊端逐渐显现，因此，势必需要对政府主导性进行重新审视，需求各种关系的一种“动态平衡”。
　　因此，在看待政府主导性问题上，我们需要一分为二的对待。即一方面在意识形态上，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保证发展意愿和发展方向的稳定性和连续性，以及集中力量应对突发性事件和危机事件，发挥强大效力；另一方面，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时，政府应遵循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只在构建市场经济的良好秩序，以及在战略发展的高度对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等方面发挥宏观调节作用；在处理政府与社会关系时，应充分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培育良好的公民社会，从直接生产公共产品转变为间接提供公共服务。如此才能促进市场、社会良性的可持续发展。
　　2. 在开放进程中进一步强化自主性与创

新性。“一个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能否成功地达到社会现代化的目标，关键一点就是政府驾驭全球化的能力。”[12]18这种驾驭能力更多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自主发展和创新发展的能力。中国现在取得的国际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离不开多年来在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所秉持的自主性与创新性。然而，2008年袭来的金融危机警示我们：这种自主性和创新性亟需进一步加强。
　　本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主要是外资撤走、出口减少、经济下滑、企业倒闭，以及由此引发的失业增加，收入减少，消费萎缩等现象。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政策，而且对外经济依存度不断提高，高达60%以上。这就是说，我国经济增长绝大部分依靠外需而不是内需。这让笔者必须认真思考下面这两个问题：经过这场危机经济增长方式应怎样改变？消费模式应怎样改变？
　　可以说，金融危机暴露了中国模式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就是在30 年的高速发展中，没有培养起与之相适应的国内消费市场，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结构自主创新远远不足。因此，在增强自主创新方面中国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正如胡锦涛近日在山东考察时所强调的我们“必须痛下决心、狠下工夫，坚决打好转方式、调结构这场硬仗，为当前保增长提供强有力推动，为长远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3. 在强调发展务实性的同时兼顾发展的前瞻性与全局性。发展的务实性主要体现在发展思路的务实性和发展手段的务实性两方面。德国学者托马斯·海贝勒曾指出，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著特色。这种实用主义有四个特征：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承诺。[8]116在发展手段的选择上，更是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的“摸论”，务实地先实验，后推广。可以说这种发展的务实观念是中国模式得以摆脱前苏联模式和东亚模式发展思路桎梏的关键因素，也是中国模式取得一系列成果的重要原因。
　　然而，这种务实的发展策略在纠错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也让社会付出了不小的成本。如上所述的生态失衡、能源短缺、分配不公、差别扩大等矛盾的出现。
　　另外，实用的态度虽然具有很强的问题针对性、当下性，但无可避免地会缺乏一定的前瞻性、全局性。例如，在整个改革过程中明显体现出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制度创新不足的特点。与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匹配的制度、政策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我们在强调发展的务实性的同时必须要兼顾发展的前瞻性与全局性，全方位、系统性地继续创新。 传承儒文化的精髓，推广文化软实力。全球化是民族化与国际化的统一。“要真正保持中华民族的特色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它是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反之，越是发扬我们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就越能掌握全球化进程中的主动权。”[12]19在中国的五千年民主传统文化中，于今影响力最深的是儒家文化。前文强调了其“和谐”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战略和外交发展战略的重要影响。因此，进一步传承儒家文化精髓是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彰显民族特色、掌握全球化主动权的制胜法宝。
　　不仅如此，儒文化的精髓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核心所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观念和政策等方面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在国家影响力中至关重要。在国际交往中，作为一个国家的柔性力量，“软实力”具有强制硬性力量所达不到的效果，它具有影响、说服、同化、凝聚的功能。正因为如此，国家“软实力”在国际交往和国际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3]时下，中国的迅速崛起正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对东方文化、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担忧与抵触。怎样进一步传承儒文化精髓，推广文化软实力，化解西方的压力，就成为中国在国际舞台进一步发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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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校对：任山庆]